孟晓丽
(阜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概念，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实施全面法治的思想。其中，在人才培养方面，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人才培养的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教育改革和法治人才培养，相关论述思想内涵深刻，前所未有地推动了法学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为新时期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更指明了前进方向。毋庸置疑，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是可信赖的高层次人才保障，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占据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主体地位。质言之，高素质法治人才关系依法治国建设的成败、关系我国在世界法治领域的话语权，不仅决定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成效，也是未来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新时代法学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功能，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的人民立场[1]228-229。这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决定了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专业的法治工作队伍培养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同时也是要求法治工作中相关人员全面修德的必然逻辑。
(一)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主体
人才历来是社会建设发展的主体，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则是法治中国的主要角色，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人才保障，处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主体地位。这种法治人才观体现了我国法治人才培养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联系。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要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发挥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这一关键主体地位的引领与表率作用。坚持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高素质法治人才观一改过去的人力资源数量论，优化为更加科学的人才资源质量论；
从仅关注法学专业人才这一少数主体，转变为“数量-质量”两个维度同样重视的人才观，实现了法学专业人才与非法学专业人才的相互配合与拉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长期的法治工作经验表明，坚持法治人才关键主体地位和提升各类人才的法治素养可以有效避免法治中国建设走弯路，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意义。
(二)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决定法治国家建设成败
法治人才培养决定着法治保障体系的落实，法治保障体系关系着中国法治体系建设成败，法治保障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着法治国家建设成败[2]。换言之，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决定了法治国家建设成败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而法治人才培养这一重要保障措施的根本在于“人”。这里的“人”不仅指法科专业学生，还要作广义理解，涵盖高校所有学生。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不应局限于法学专业的学生群体，而应致力于培养更多“具有法律信仰，兼备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是高校“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的新维度。一方面，社会层面的全面法治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在这些岗位上任职的法学毕业生只占岗位总量的一小部分。加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全国通过率目前较低，顺利通过该考试的学生也只是法学毕业生的一部分，这些毕业生在国家全面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属于“少数”，而非法科的毕业生占多数。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质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多数”。另一方面，“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又一重要向度，首抓大学生群体的法治教育，提高全民的法治素养[3]。只有全民法治素养共同提升，才能齐心协力建设出现代化的法治国家。综上，笔者认为新时代法治人才在外延上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法务人才；
第二是各行各业、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知法懂法的管理人才；
第三是全社会层面的法治公民。由此实现精英法治、管理法治、大众法治。换言之，我国的法治教育不仅仅培养专业从事法律事务的法治人才，而且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管理人才和法治素养的社会公民。以上三个层面是我国法治教育的综合目标，然而，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现状与上述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在新的发展背景和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探索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最为切实的基点问题就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状。现阶段，我国法治人才培养存在受众认知狭窄、德育引导不足、培养模式固化等亟待改革的问题。
(一)法治人才培养受众狭窄
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来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法学教育更是责无旁贷。为国育人的光荣使命下，法学专业学生未来大多数是法官、检察官、法学教师、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基于法学教育的专业特殊性，现阶段，法治人才培养受众狭窄，一般被定位为法科专业的学生。然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依靠少数专业的法治队伍中的立法、执法、司法人员，更要依靠于广大参与法治的辅助人员，由此才能做到全民守法，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法律、信仰法律，才能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的全社会全面的依法治国。
(二)法治人才培养德育引导不足
传统教育模式中在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过度强调培养法治人才的专业能力，尤其重视法律理论知识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导致部分法治人才的政治素质、伦理道德和个人道德素质下滑，在校期间就出现了唯分数、唯排名、唯奖学金等不良取向，长此以往，未来走向社会之后，面对利益、金钱、权力和私欲的诱惑，也很难保持原则、底线。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标准不仅是德法并举、德才兼备，还要以德为先、德育为先。因此，高觉悟的道德修养是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基本规格和要求之一，只有一辈子坚守信念、追求品德高尚、信仰法治，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坚定的守护者和实践者[4]。从传统法文化视域观察，“德治”“民本”是我国法治队伍建设的传统哲学根基，传统官箴文化中的“清、慎、勤”也是当下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5]。注重德行、专注修德的理念一直根植于传统育人文化之中，立德树人是一项总体而宏观的育人要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培养党和人民事业所要求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鲜明政治立场的社会主义人才的初心，无疑是不变的[6]。
(三)法治人才培养模式陈旧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日渐固化，陷入“通俗化”和“精英化”两种教育观的争论之中，并曾在实践中产生了“言必称英美”的法学教育怪相。我国法学教育方向和学科体系建设、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等出现了过度“西化”的问题[7]。尤其在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没有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体制机制、国情现实，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法治治理的现实需求，没有认真总结我国长期积累的优势和经验，失去了民族底气和文化自信，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在这样固化的发展模式之下，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也发生了一定的偏差。
上述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更好实现，无论是法治人才培养理念、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具体的方案设置，都存在认知单一、重理论轻素养、创新性程度不足的问题。要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新时代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进行梳理，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理念指明了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其次，要深入国情实践，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情况出发，理解学生的心态和诉求，直面线上教学、线上实习工作面临的困境，找出现阶段制约德才兼备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因素，分析现有机制和模式问题。如此，才可能培育出具有适应时代变迁能力的学生，实现法治人才助力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
为全面依法治国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新时代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培养，201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要“更好发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8]。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领域的人才培养进行了重要指示，从双一流政法类高校的法学群体到“双非”高校全体学生的逐层递进，从法学专业到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多层次法治人才培养结构，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法治人才培养的量化、质化思想和德才兼备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为回应时代所需和社会关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一)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引领，以普通高校为基础
面对当前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的轻道德熏陶重知识传授、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等问题，以中国政法大学为引领的双一流高校，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专业、跨理论实践、跨学院学校、跨国家地区”的“四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毕业生发展状况良好[9]。上述问题几乎是国内法学院存在的共性问题，虽然其他高校无法简单复制该模式，但是可以从上述人才培养四个维度获取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中所必需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模式创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法学建设学科的法治专业人才培养固然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地方普通高校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因为该类高校占据着我国高校数量的半壁江山，加之，“双一流”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该类高校在改革进取中也有跻身“双一流”高校的可能性。在国内“双一流”政法类高校的引领下，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可以通过跨校学生交流、学分互认、假期夏令营、跨校师资指导、教师到名校访学进修、线上虚拟教研室指导等具体措施，使得全校师生开拓视野，体验不同校园文化、掌握法学学科前沿，紧跟国家大政方针，不断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学校德才兼备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改变原有单一模式。同时，积极回应数字时代法治保障需求，在传统法学院基础上，积极筹办人工智能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科学大胆进行高校法学新文科建设探索与实践，为改变原有陈旧模式注入源头活水。再如，开设“网络与数据法学”等新文科课程以培育学生及时掌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法律治理的前沿专业知识，顺应我国数字时代法治实践需要[10]。
(二)以法学专业为中心，非法学专业同向同行的培养机制
德才兼备法治人才目标的实现依赖于高校所有专业与学科的共同努力，高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动法学教育的改革创新，提升法治人才培养质量。应将所有的大学生都纳入法治人才队伍，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法科专业知识时，可以同步辅修其他专业的知识；
同理，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学习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改变以往法治人才培养受众狭窄的困境，具体来说，在校生可以通过双学位与辅修专业培养模式、通识课学习模式、选修课模式等多种形式开展同向同行的法律知识学习，提升法治素养。以双学位教育为例，法学双学位教育是指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可以是其他专业学生选择法学双学位，也可以是法学专业学生选择其他专业的双学位，双学位一定程度上适应教育部新文科的建设趋势。理论上在修满相应学分后就能获得法学学位证书，但实际上能够授予双学位的高校并不多，2021年4月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及联合学士学位项目申报》通知，明确双学士学位申报范围限于“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11]。由此，有条件的高校可以继续巩固发展双学位模式，其他国内高校可以结合学校实际采取灵活度更高的辅修专业培养模式、通识课和选修课模式等。例如，面向所有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通识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通识课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课堂、进头脑的任务，将自我锻造成有温度的国情法治大课，通过全面普及该通识课，同样也能逐步达到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三)双阵地：高校与实务部门齐头并进、协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讲话和论述内涵丰富，围绕法学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指出了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要建构法学院校与实务部门合作育人的“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新机制，这即是时代要求、实践要求，也是国际通行做法[12]。具体路径一般是政府、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部门选派理论水平较高的专家到高校任教，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1]177。这是一种同步实践教学，将人才培养过程中先“知识”后“实践”的传统关系优化为“同步与同时”的关系，将实践教学从一种检验手段提升为人才培养的核心抓手，从人才培养的终端环节提升为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建立模拟互联网法庭、模拟人民检察院、模拟公安局等，开设相应的司法实践课程，学生足不出校即可参与仿真司法实践的全过程，开创了新型“司法实务全流程仿真”同步实践教学模式[13]。高校法学相关专业要与实践基地(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建立实践性教学联动机制，在实际互动中逐渐塑造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
若说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理论阵地，实务部门则是实践阵地，要同时发挥好“双阵地”协同作用，处理好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为本”“法治为民”的价值立场指引下，高校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使法学教学活动聚焦于中国实际、着眼于中国问题、贴近区域现实，关注民情、促进实务问题的解决。以皖北地区为例，该地人口众多，近三年阜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0万人以上，排在全省16个市中首位(1)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民众的法律需求基数庞大，学校法学教育要与皖北法治需求接轨，培养学生关注民生的意识。服务民众的情怀，进而潜移默化地完成德才兼备的教育使命。可以结合皖北法律焦点和现实需求，如农民工讨薪难、家庭暴力高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困境等问题，加大对学生的德育引导力度。通过“司法实务全流程仿真”教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律诊所、家事法律诊所来具体剖析其中的法律难点，不仅在实践教学环节中讲解皖北地区法治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而且利用现实场域、鲜活案例来训练学生的德育感知能力。此外，学生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之后，面对知识迭代更新、现实工作任务愈加复杂化的困境，只有不断保持理论知识的学习，才能持续提升政法工作队伍的业务本领。因此，要不断完善在职教育培训体系，提供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育培训机制[14]。保持专家学者、公检法职业群体、律师、其他法律服务职业群体同堂培训、共同交流的长效机制。
(四)互融式：以研促教，糅合三大课堂优势
构建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长效培养机制和科学培养模式依赖于每一个教学设计的落实、依靠于每一次有效的师生互动，可以通过“理论课堂、实务课堂、特色课堂”的探索与实践，即理论课堂的基础教学保证、实务课堂的改进教学安排、特色课堂的创新延展，糅合以上课堂优势落实德法兼修培养模式。同时，发挥以研促教、科教相长，实现科研、教研共同进步。具体言之，首先抓好理论课堂教学主阵地，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渠道，让所有学生参与线上线下课堂，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全程全员参与，优化组建案例研习营、项目培养池等新模式。道德品质的提升主要依赖于现实场域的实践性锤炼和精神场域的反省式沉思，由自我和社会约束共同养成，德育仅靠传统课堂理论讲授的单一路径，效果十分有限。需要摒弃“课上讲、考前背、考后忘”的老一套，把完善德育培养模式的重点放在健全和完善实践德育工作体系上，以案例研习营、项目培养池等新举措来进行德育的最新尝试，探索“理论+体验”的特色感知教育，对学生及时考评，给德才兼备的学生提供推荐就业、升学的机会，以激励学生德才兼修。其次，充分发挥实务课堂的改进作用，学生在情感上能否认同和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德法兼修理念关乎教学的成败。其中，教学设计是关键，优秀的德法兼修教学设计需要在实践中触发学生的心灵感悟，听取学生对授课知识点的评价、对如何进行课程授课的建议，在实务课堂中不断修改，才能最终得到学生认同，实现效果良好的德育情怀。特色课堂是一种创新延展课堂，基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疑难困惑组建学生研讨小组，通过学生研讨答疑。同时，吸纳品学兼优的学生参与相关法学类科教研项目，实现德育、理论、科研和教研的深度融合，挖掘学生的研究潜力，提升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应用能力，在科研项目的调研中体察社会民情，在文献阅读中深化理论认知，以研促学，将法治素养内化为个人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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