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杰 田树学
(1.辽宁科技大学 党政办公室，辽宁 鞍山 114051;2.辽宁科技大学 党委组织部，辽宁 鞍山 11405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绘就了“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大学治理的重要领域。高校肩负育人使命又兼具学科和人才优势，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把我国制度优势、治理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格局指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主体、阵地、内容、方式方法以及管理制度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的综合治网格局。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着力建构深蕴时代特质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格局，成为高校防范与化解当前网络舆论风险、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应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清晰展现了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并建成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人才强国等宏伟目标和路径。无论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还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质量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再是传统的一般层面“管理”，而是高质量的系统“治理”，进而满足“政治需求、量的需求、质的需求、文化需求、结构需求”五大类需求，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的变革。
(一)政治需求
政治需求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最重要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1]。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打赢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重大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网上乱象丛生、阵地沦陷、被动挨打的状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央以及教育系统先后出台了系列制度，切实加强了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相对于传统场域中意识形态植入的单一性和层次化，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具有链接现实和虚拟仿像、时空“脱域”的特点，在网络话语体系复杂多元的语境下唤醒高校师生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维护和心底认同，“缺位”风险骤增，“政治教化功能”压力较大。新时代，能否有效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关乎旗帜和道路，关乎高校安全稳定。
(二)量的需求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网络技术呈现迭代性发展势头。新时代，网络技术的迭代及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呈现出高流动性风险、高系统性风险以及高冲突性风险等特点，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交叠共振，社会治理生态发生着革命性变化，风险“叠变”、风险“乘数效应”激增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挑战[2]。现行的意识形态传播场域主要是依靠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站等平台形成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高校或其上级部门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场域;一类是由职业媒体主导的社会性质的专业意识形态场域;一类是广大师生自发形成的自媒体意识形态场域。无论是哪种属性及性质的意识形态场域，其在产生、传播、引领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都不容小觑，都是舆论场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都是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范围。
(三)质的需求
进入5G时代，信息处理已逐步实现海量信息聚集、加密传输传播以及智能算法推送，新型自组网络、匿名社交、加密社区使得信息个性化需求得以极大满足。看似“善解人意”的算法或应用，可以帮助大学生在海量信息中精准筛选出个体需要的信息，但也极容易造成个性化、圈层化的渗透，这种“投其所好”使得“信息茧房”问题愈发突出。“信息茧房”使得相同的意见、同样的喜好会不断被重复被获取，不同的观点、“多余”的信息会被技术过滤，在这种“作茧自缚”形势下，“信息偏食”者会愈来愈多，非理性的认知容易滋生，信息盲从的现象或有发生，高校主流网络意识形态的“出圈”“破茧”难度会更大，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受到严重威胁。
(四)文化需求
互联网创造了信息海量流动、自由快速传播的网络空间，不同价值取向、文化底蕴的大学生汇聚于网上，催生了一个多元价值共在的网络文化。如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非主流文化、恶搞文化、表情包文化等网络青年亚文化，在满足互联网空间下大学生群体的猎奇心理和求异心理的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网民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亚文化本身并不是劣质文化，但是亚文化衍生的“三俗”信息、煽动性或混淆是非的信息言论、良莠不齐的动漫游戏等容易被人诟病，侵蚀着原本面临“破茧”难题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3]。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传播方式、表现方式、传播内容等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文化异性，因此，抓住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这种特质，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其中，实现双线互动、共融，才能更好地让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导网络青年亚文化发展。
(五)结构需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关联治国理政并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求，反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有机系统的宏观性战略本质。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存在着引领功能弱化、批判功能弱化、监督功能弱化、凝聚功能弱化等一系列困境和挑战，反映出目前传统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网络快速发展的需要。比如治理法治化水平、治理主体协同水平、治理技术手段应用水平、应急处置机制响应水平等，要么存在认识不清，要么存在能力不足，要么存在效果不力，迫切需要治理制度的再完善、治理能力的再提升、治理方法的再创新，应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释放“最大正能量”，进而提升高校内部治理效能。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新时代，打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格局必须理直气壮地“抓”、科学规范地“管”、卓有成效地“引”，才能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4]。
(一)理直气壮地抓牢领导权
领导权是保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导的核心要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包含“由谁领导”“领去哪里”“领导什么”“如何领导”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回答了领导主体问题。高等教育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重点领域，要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在网络作品创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网络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网络新闻宣传等领域都要体现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回答了领导方向问题。意识形态具有的使命任务中举旗帜是第一位的，要始终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5]。“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答了领导核心问题。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始终是立德树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教育理念，把增进大学生网络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高等教育‘四个服务’”等回答了领导路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犹如“源头活水”，在理论阐释和价值澄清方面对于消解西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观念，发挥着统领和整合能力，回答了“中国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科学规范地把控管理权
管理权是保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有序开展的关键。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包含“由谁管理”“如何管理”“管理目标”等问题，管理权问题同样在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可以找到答案。“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回答了管理主体问题。高校党委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管理责任，高校各级党组织必须负起责任，担当作为，将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本职工作，纳入议事日程、规章制度、工作要点、工作会议、干部考核、绩效管理中，切实落实好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负责制。“构建意识形态大格局”回答了管理机制问题。在党委领导下，坚持党政协同、部门联动、分工负责，构建起相互适应、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协同管理机制，旗帜鲜明地站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对切实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回答了目标导向问题。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传播的内容却必须分清对错。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发挥校内职能部门、师生群体的监管职责，坚持“立”“破”并举，管好网络新闻舆论阵地、文创阵地、网课阵地、社群阵地等，打通舆论场之间的鸿沟界限，实现网络舆论从博弈、冲突走向互动、通融。
(三)卓有成效地掌握话语权
话语权是保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失语”的前提。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包含“说什么话”“为谁说话”“如何说话”等问题，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此均进行了阐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了话语方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补足精神之钙”的重要性，无论到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强大的思想武器，必须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回答了话语导向问题。“以师生为中心”就是高校的人民立场，要始终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终极旨归，培养可堪重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6]。“培养群众性话语风格”回答了话语体系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维护好“中国形象”，说师生听得懂、乐意听的语言，实现教材话语、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向网络话语转化，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主流话语入脑入心。
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坚持综合施策，在主体、话语、技术、方法、制度五方面构建起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格局。
(一)系统化布局，激活协同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协同治理。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演化规律进行认知和掌握，总结归纳并着力解决当前治理面临的现实困难与短板。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坚持正确政治立场，明确高校各级党组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政治责任与领导责任，做好顶层设计、突出责任重点、加强述职考核、严肃追责问责，实现网络意识形态责任落实刚性化，推动建立党委全面领导、责任分工明确、师生高度认同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意识。二是加强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分工负责”协同机制和落实体系，无论是信息汇总反馈方面闭环管理、信息研判方面联合研判、信息处置方面多元联动、信息反馈方面互通借力，都能建立良性治理机制[7]。此外，构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与统战工作协同机制，在发挥党组织引导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党外教师、留学归国人员、少数民族群体、宗教信仰群体的教育引导，通过沟通、教育、管理、服务等方式及时了解思想动态，充分利用他们在国际角度与民族宗教角度视野的优势，征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意见和建议，实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与统战工作高度协同。三是强化信息共享。建立内外部数据信息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容量大、流通快等特点，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与政府、社会、其他高校间的资源整合、数据交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二)时代化跟进，优化话语体系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话语体系问题。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有其特殊性，但核心问题仍是主流价值导向问题。适应新时代所提出的纲领、政策和主张，要坚持优化话语体系，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一是突出网络方式。高校是网络信息传播频繁的场域，要想让青年一代互联网“原住民”成为全媒体时代的“故事员”“宣讲员”“网评员”，就要适应“互联网+”教育的新常态，善用传统媒体的权威优势，发挥新兴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转化网络教材话语，转化网络学术话语，优化网络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传播话语，优化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形成全媒体时代高等教育传播正向价值的新业态。二是建强传播主体。面对“全员”即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传播势态，既要建立一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正规军”，打造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信息技术人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新闻工作者、政工干部等官方“大V”“网红”，在“坚守作品”的同时，主动发声争取“流量”；
又要“吸纳”“转化”那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师生自媒体，引导他们坚持正确立场、传播主流舆论。三是精准对接客体。互联网时代，受众群体对信息的表达方式和播送内容有多样需求。既要借助大数据、优化算法，实现信息的精准定制，又要利用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直播、VR、AR等新业态，实现信息表达方式的个性化，切实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力和有效性。
(三)信息化跟进，凸显技术优势
新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应用的加速迭代，我国网民数量大幅增长，海量数据爆炸式呈现。当前，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监管、分析、处理等在外源性风险多元化的压力下呈被动状态。在这种被动状态下，高校需要进一步适应互联网技术与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信息化。一是加强舆情研判。密切关注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发展走向，整体掌握学校师生的思想动态，密切关注师生网络言行，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科学研判。依托大数据在信息收集、数据甄别、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对网络中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抓取、分类、比对，深度挖掘并有效掌握网络舆情所蕴含的价值内核，推演分析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将网络舆情的隐性风险转化为显性信息，降低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二是健全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意识形态动态监管预警体系，归纳总结网络数据信息的分析研判结果，并结合研判结果建立各级各类网络舆情分级数据库与相应治理方案，实现网络舆情动态监管。一旦识别出具有蛊惑煽动性质的网络信息，第一时间采取对应方案进行精准治理，避免网络舆情进一步发酵，限制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三是促进媒体融合。探索传统网络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的高度融合途径，加强信息发布渠道建设与创新，壮大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积极推动传统网络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优势互补，强化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占领网络意识形态新战场。
(四)科学化施措，提升方法效度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渗透态势，高校需要立足广大网络受众群体，科学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式方法。一是倡导刚柔并济。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管控过程中，要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稳定，同时，注重有效保障广大师生的情感释放与合理表达。要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对网络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思想防堵、理论封堵、技术围堵，并开展舆论疏导、思想引导、价值倡导，坚决抵制网络错误思潮，营造一个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二是做好防控并举。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综合工程，只要社会制度和社会阶层存在利益诉求差异，网络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矛盾就会存在。在长期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要想主动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要加强人防、技防、制防建设，加强源头治理，遏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性问题，提升防范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8]；
另一方面，要运用技术、法律等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掌控，实现依法治理、综合施策。三是注重标本兼治。在技术层面上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屏障，在制度、法律层面上对网络意识形态煽动、渗透等行为进行约束与惩治，及时解决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表象问题，深度挖掘表象性问题的深层次内因，提升意识形态治理效度，实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标本兼治。
(五)标准化建设，筑牢制度根基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在制度建设上要强化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保障，构建系统、科学、完备、高效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完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存制度难以与互联网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需求相匹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强化治理制度供给，做好治理制度“废、改、立、留”，进一步理顺学校现有制度，着力解决各单位之间相关治理制度不协调和重复设立等问题，强化制度设立向顶层、宏观、有序发展，是高校应对意识形态新挑战、补齐治理制度短板的有力举措。二是突出制度落实。强化意识形态治理制度的执行督查考核，建立健全“未巡先改、立巡立改”的巡察机制，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范围等，是确保各项治理制度落实的有力保障。三是强化制度配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制度体系还包括系列配套制度，不仅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协同，也要实现治理制度的协同，形成配套制度支撑、保障的制度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制度的可操作性、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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