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民
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其后两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明末清初人口大幅度减少和清中后期井喷式增长。17世纪中叶，中国人口一度因战争、灾荒、瘟疫等多种原因而出现大幅度下降。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因国家统一、政治较为稳定、社会相对安宁，城乡经济出现快速恢复与发展，人口随之出现井喷式增长。19世纪中期，中国总人口已达到4亿多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清代是中国农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城市人口绝对数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一直滞后于总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不升反降。19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仅6.9%，远低于宋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1)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更是落后于同一时期英、法、德、美等西方早发展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整体水平不高，发展也极不平衡，部分区域的城市化较高，个别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甚至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城市，而部分地区的城市却普遍出现衰落，城市化整体水平下降，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对20世纪以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起点，因而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数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研究高度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尤其是对清代前中期人口数量的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略作探析。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里，中国人口的发展极不稳定，出现过多次高峰与低谷，形成增长、下降、再增长、再下降、再增长的波浪式增长的特点。其中以东汉、南宋的增长和三国、元代的人口减少最为明显，在明朝建立后则一直呈稳步增长趋势，明中后期中国人口约1.6亿人。明末清初经过数十年的大战和灾害，人口大幅度减少，17世纪前中期，中国人口总量大约减少了40%，总人口下降至0.9亿人左右(2)参看姜涛《一七四零年前的清代人口》，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中国南北各省城乡都遭到战争及灾害的破坏，人口大幅度减少，经济残破，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3)卫周元《痛陈民苦疏》，收入《皇清奏议》卷1。，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4)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收入《皇清奏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5)刘余漠《垦荒兴屯疏》，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更是减少了90%以上，见表1。
表1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 (单位：万人)
由于缺乏科学的人口调查和统计，清初人口的准确数量成为一个长期制约学界的难题。不少学者曾主张“以丁折口”，并分别按1：4、1：5和1：6等若干种比例进行统计，因而统计结果差距很大，极不准确。1956年李询出版《明清史》一书时提出：“清代全国户口的官方统计是不可靠的”〔1〕，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1959年，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在《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做出过这样的结论：‘丁’在明清时代的绝大多数年代只是一个赋税单位，根本不是人口数据，与‘ 口’ 或实际人口数量当然没有任何比例关系。这一观点早巳为西方汉学界所接受，此书也被公认为经典之作”〔2〕。其后，中国大陆学者罗尔纲、姜涛、高王凌、程贤敏、葛剑雄、曹树基、张岩等对清初人口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姜涛认为：“‘人丁户口’的统计，与人口的实际增长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按一定的比例(即所谓‘丁口比’)折合成人口。”〔3〕他在《一七四零年前的清代人口》一文中提出：“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可能在0.8～l亿之间，即约相当于明代峰值人口的60%。具体地说，如1650年前后全国人口约为0.9亿人，1680年前后当不少于1亿，1700年时可能已超过1.3亿，而到1720年前后，则不应少于1.6亿，即已赶上或超过明代盛年的人口规模。”〔4〕张岩也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所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5〕
17世纪中叶，满清贵族通过战争为主的手段实现了中国的政权更替，建立了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清朝建立后，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措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重建社会秩序。经过近百年的修养生息，中国南北各地城乡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7世纪末，黄淮流域已“无寸土之荒芜”(6)盛枫《江北均丁税》，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卷30。。18世纪初，西南多地也无可开垦之地。与此相应的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的空前大增长。据统计，1762年中国人口突破了2亿人，1791年再次突破3亿大关，1835年又突破了4亿大关，至1840年已达4.13亿，1852年达到4.3亿〔6〕。与清初的0.9亿相比，200余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近5倍，增幅之高，绝对数量之大，增长趋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人口史上实属罕见。清代中期，中国人口的数量达到了秦统一中国以后人口的最高峰。
18—19世纪，世界人口呈现出以中国为重心的不均匀分布格局。相关研究表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国的总人口突破4亿大关〔7〕。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口在“1852年达到4.3亿”。“1850年亚洲人口约7.5亿，世界人口约11.7亿。”〔8〕如果该统计数据可靠的话，那么19世纪中叶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人口约占亚洲人口的57%，占世界人口的37%。对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专著以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和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为代表，此外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多达上百篇，故而本文不再赘述。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叩开中国大门，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使中国内部原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兼之自然灾害频繁，如长江流域大水、浙江大疫、甘肃大旱等，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多达1500万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军，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对太平军作战，战争持续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导致中国人口大减，有研究者认为人口的减幅接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江西6省人口减少了约40%，其中浙江损失最为严重，人口减少约69%(7)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南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其时以长江下游为主的南方城市比黄河流域的北方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化水平在全国也最高，苏州、杭州等城市规模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居于全国前列，但是此次战争导致江南等地区人口大幅度减少，如江苏人口减少了54.6%〔9〕。太平天国战争波及500多个城市，包括武昌、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城市人口大幅减少，南京等城市人口在此二三十年后仍然是“城邑萧条,四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篙莱满目。”〔10〕“金陵平定已经三十余年,元气至今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11〕由于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从而使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有所下降。。
18—19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经历资本主义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的稳定为工业革命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世界主要国家的确立，新的经济制度和人口发展机制开始充分发挥其作用，世界主要国家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1700—1910年之间，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稳步而持续增长的趋势，是人口增加的高峰期。1800年英国人口为1450万，到1900年增至3820万人，增长近1.64倍；
1800年德国人口为2450万，到1900年增至5060万，增长近1.06倍；
1800年法国人口为2690万，到1900年增至4070万，增长近0.53倍。19世纪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在本国历史上都是最高水平。据王渊明统计，1750年，欧洲(包括俄罗斯)总人口为1.44亿，1850年为2.74亿，至1900年为4.23亿，150年间增幅达到2.93倍〔12〕，与19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数相当。20世纪初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也带动了人口的快速增加。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800年美国境内人口为530万，到1900年增至约7600万，百年间人口增加近13.4倍。17—20世纪初世界各主要国家人口数见表2。
纵观整个17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轨迹，虽然总体上看都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但中国人口的发展并不是以现代工业为支撑，而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不能支撑城市化的快速增长，因而清代的人口增长和分布表现出如下特点。
1.人口分布极不均衡
此一阶段，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故而人口分布和城市化发展也极不平衡。从长时段来看，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各省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有较大差异，并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国总人口比重中处于下降态势的有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而两湖、两广、云贵川和东北、内蒙等省区的人口比重则不同程度有所上升。20世纪初，人口数量最多、占比居全国首位的是四川，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12%，而17世纪中期四川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1%。20世纪初人口占比高的省区还有山东、江苏、湖北，广东，均在7%以上；
人口占比低的省区主要有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台湾等省区，都不到总人口的1%〔6〕。总体来看，20世纪初中国人口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11个省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
而西北和北方各省区人口比重仅为30%。
中国人口分布高度不均衡，不仅表现为南北不均衡，更表现为东南和西北之间的不均衡。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将“瑷珲—腾冲”划一条线，东南地区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3.8%，但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这条人口分界线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实际上早在清代和清以前就出现了。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条极不均衡的人口分界线，实因这条线也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与湿润地区的分界线，是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经济条件决定了人口的分布状况。
2.人口密度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人口分布密度也明显地呈现出区域间的巨大差异。人口密度超过100人/平方公里的省份共10个，都位于工商业发达并且已经出现新经济因素的东南地区，其中浙江为320人/平方公里，位居全国第一，比处于最低位的新疆高出50倍。而西北、西南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云南、广西、甘肃、陕西等地人口密度都不超过50人/平方公里，西部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四川也只有90人/平方公里，新疆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不到10人/平方公里，仅为6.37人/平方公里。这表明经过近2个世纪的发展，我国人口地区分布上这种东密西疏的状况并无明显改观，见表3。
表3 清代不同时期各省区人口密度 (单位：人/平方公里)
续表3 清代不同时期各省区人口密度 (单位：人/平方公里)
3.各省区人口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极不平衡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各省区的人口增长幅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增幅最大的省区是四川。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四川人口先是大规模减少，然后再逐渐增加，250年间增加了4700万，增加了近50倍，人口增加的数量相当于20世纪初英国的总人口。其次是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山东和江苏，都增加了2000多万人口。人口增加数量最少的是宁夏，250年间仅增加17万人，其余如青海、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的增加数也都只有数十万人〔6〕。
从人口增长速度看，东北地区和四川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辽宁人口增加近64倍，吉林人口增加54倍，黑龙江人口增加40倍，四川的人口增加50倍；
台湾地区增加14倍，广西和湖南增加8倍，贵州和云南增加了近7倍，湖北、广东和河南增加了6倍左右；
西藏、青海、陕西、山西、新疆、福建、宁夏人口增加都不到1倍〔6〕。
综上可知，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人口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发展极不平衡，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别特别突出，各省区人口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也极不平衡，出现多次高峰与低谷。此一阶段中国人口的增长为20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中国城市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时代的中国，城市人口以工、商、士、农、官吏、军队及家属等群体为主。长期以来，城市的政治功能为主要功能，在多种原因制约下，大部分城市的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经济规模普遍不大，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对农村剩余劳动者的吸纳能力不强，城市化拉力非常弱；
而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水平的维持和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故而农村对劳动力的拉力巨大，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外溢，对城市化发展影响十分突出。
清朝建立后，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清统治者实施修养生息政策，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城市经过重建，大多数恢复了生气和活力，城市人口逐渐增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部分开埠通商城市出现新的发展动力，现代工商业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大量就业岗位出现，从而提高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动力，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相继发生变化，城市化整体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由于缺乏准确的人口统计，因而关于清代中后期城市化水平都只能根据相关人口资料推算。胡焕庸等认为184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为2072万人，占总人口的5.1%；
1893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增至2351万人，上升到6%，50年内，城市化水平仅增加了0.9%〔13〕。美国学者施坚雅则依据人口级数、城市行政级别、城市的经济水平以及相关地方志和《支那省别全志》关于城市规模的记述、城镇的邮政级别和通航及铺设铁路的情况等研究了晚清的城市化，认为清中后期城市化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总体来说比较缓慢，不同区域的增长差别巨大，如长江中游上游、西北、华北、云贵乃至东南沿海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很小，均小于一个百分点；
但长江下游的城市化增长较快，1843年至1893年，长江下游城市化率从7.4%升至10.6%，岭南区域则从7.0%升至8.7%(8)参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但整体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
20世纪末以来，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质疑，曹树基较早提出不同看法，他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一书中对19世纪中后期的城市化作了研究，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9%左右。“清末全国城市人口为2685万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7.1%。”〔14〕曹树基也认为中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有所不同，他在《清代北方城市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一文中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就施坚雅关于晚清城市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同时对北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论证，认为1893年中国北方不同省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总体水平低于南方。参见表4。
从表4可见，1893年(光绪十九年)北方各省的城市化整体水平仅5.8%，不仅低于当时中国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也低于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方城市化6.5%的发展水平。另外，北方不同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山西最高，城市化达9.3%，其次是直隶和新疆，皆为8.3%。“1910年直隶人口约为3732.8万,回溯至1893年,大约为3396万,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3%。”〔15〕“1893年陕西、甘肃两省城市人口分别为53万和27万。同年陕西、甘肃两省城市人口分别为6.6%和4.6%。城市人口比例虽较清代中期有所提高,但在陕西,西安一城占全省城市人口一半以上,在甘肃,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已较清代中期大大减少。”〔15〕山东的城市化水平最低，1893年仅为3.4%。
1893年(光绪十九年)北方的城市人口较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净增加了63.2万人，117年间仅增加了10.92%；
但北方农村人口净增加了2242.8万人，117年间增加12.27%。由此可见，由于北方农村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培育增加的速度，因而城市人口虽然增加，但城市化水平却反而下降了。
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城市人口总量有大幅度增加，但由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全国总人口增长过快，因而尽管清中后期城市人口有较大数量的增长，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未得到很大提高，相比历史上多个时期不升反降。参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到，2000余年来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由于两宋时期所辖区域并非全国疆域，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只是全国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据推测两宋时期宋辽金夏的城市人口总量超过唐代)。清代城市人口达到中国农业时代城市人口数量的高峰，1893年全国城市人口为2685万，是唐代城市人口总数的2.5倍、北宋的2.3倍、明代的2.2倍。虽然清代城市人口的绝对数有大幅增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是清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却因全国总人口的迅猛增加而下降。1820年(道光元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9%，为南宋时期城市人口比重22%的三分之一，与城市人口总量的增长成反比。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而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世界人口数量的大爆炸，也使世界主要国家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欧美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工业革命结束了城市工厂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代之以机器大工业，使城市的经济活动社会化、生产专业化朝着更为广阔的范围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工厂企业为寻求利益最大化和增强竞争能力，在地域空间上出现了向资源能源较为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的趋势，这种集中趋势直接影响着近代城市的扩展和区域城市的分布格局。同时，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原有的城区已经不能容纳更多的工厂企业，因而工厂企业向郊区移动也成为新趋势，成片的工业开发区相继在城市周边出现，城市空间迅速膨胀。同时轮船、铁路和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变革和运输条件的改变，为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经济要素和人口的流动提供了新的条件，跨大区域的全球性市场体系伴随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而逐渐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工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农业生活技术也出现巨大进步，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由此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城市人口的后备军，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世纪后期，矿产物资工业化和电力革命的出现为城市供养日益增多的人口提供了物质保障，为人口向城市大量聚集提供了前提条件。19世纪中后期英、德、法、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出现爆炸式增加。详见表6。
表6 19—20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城市人口 (单位：万人)
19世纪是英、德、法、美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世纪，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与总人口增长趋势呈现出的一致性发展趋向。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表明这些国家逐渐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19世纪是世界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世纪，世界城市化出现发展加速的趋势，“世界城市人口从1800年占世界总人口3%上升到1900年的13.6%”〔16〕，百年间世界城市人口总量达到2.3亿人，新增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欧洲以及北美洲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德、法、美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与总人口呈现出一致性增长的发展趋势，表明这些国家逐渐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其中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在1900年城市化就达到了75%。
19世纪末中国总人口虽居世界第一，城市人口总量也达到3000万左右，但城市化水平却很低，仅为7%左右，城市人口只占世界城市人口的11.5%，与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5%的比重形成巨大反差，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可见中国工业发展滞后，也充分表明中国仍然处于农业时代。
19世纪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200余年间，中国城市化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呈现出时代的特征。
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
中国在经历了南宋的城市化高峰之后，在将近7个世纪中，城市人口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至19世纪上半叶达到最低点。19世纪中叶以后，城市化率才开始出现缓慢的回升，1893年城市人口占比从1820年的6.9%上升到7.1%。但是与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仅为同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的十分之一。
中国城市化率增长缓慢，与世界城市化发展潮流相脱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口总量决定的，即清中期以来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全国人口增长太快，因而尽管城市人口总量也有相当数量的增加，但因滞后于农村人口的增长，故而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部分省区甚至出现倒退，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直隶的城市化水平是8.3%，比乾隆年间的12.5% 低了4.2个百分点〔15〕。
清代中后期城市化水平增长缓慢，也与城市化的内生动力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力，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使绝大多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
而传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对农村的辐射力十分薄弱，因而手工业和商业的产业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中国传统经济的这一现象深刻地折射出农业时代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变更的制度性落后对中国城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自然经济体系是不可能支撑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因而导致19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2.清代城市人口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波动较大，相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然滞后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增加，城市人口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达到2272万人。此后百余年间城市人口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增量不大。据相关研究者估计，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国城市人口总量只有2685万人〔14〕，也就是说在117年间中国城市人口仅增加了413万。此一时间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与灾荒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山西城市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是由于光绪二年(1876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因特大旱灾所发生的大饥荒导致人口大减；
江南地区城市人口大减少，则与太平天国战争有着直接关系。
而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人口出现迅猛增长态势。1800年英国城市人口仅有377万人，1900年则增至3820万，百年间增加了10倍；
德国城市人口增加趋势与英国相似，1800年为294万人，1900年增至2752万人，百年间也将近增加了10倍；
法国城市人口也从1800年的323万人增至1900年的1628万，增加了近5倍；
美国城市人口增长更是奇迹，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仅有32.2万人，1900年则增至3016万，百年间增加了93倍。西方主要国家之所以在这100年间城市人口能够快速增长，关键在于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现代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从而为城市人口增加奠定了雄厚基础。
中国城市人口在此百年间增长十分缓慢，关键原因则在于缺乏工业化的支撑。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现代工业虽然开始起步，但数量少，仅分散在少数几个开埠通商城市。从个体城市来看，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升了城市的拉力，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如上海在19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总量不大，绝大多数传统城市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传统工商业为主，占区域经济主体的仍然是传统农业经济，因而这些传统城市对人口的聚集性效应极弱，缺乏拉力，不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口，这充分表明清代晚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
3.省际城市人口分布差异明显，城市人口东密西疏
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省际城市人口分布差异明显。据不完全统计，1776—1893年，中国内地各省之间的城市人口变化明显，有15个省的城市人口排位顺序在百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参见表7)。
表7 1776年、1893年不同省区城市人口 (单位：万人)
从表7来看，1776—1893年城市人口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江西和四川，江西的城市人口排名由1776年的第4位下降到1893年的第12位，四川的城市人口则由排名第9位上升到第3位。从各省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看，变化也较明显，1776—1893年变化超过1个百分点的行省有8个，其中浙江和直隶最为明显，浙江的城市人口比重则从1776年的10%上升1893年的13.7%，直隶的城市人口比重从1776年的12.5%下降到了1893年的8.3%；
从各省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减情况看，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直隶、河南、山东、新疆等省的城市人口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四川变化最为明显，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63万；
山西、陕西、甘肃、江西4省的城市人口呈下滑趋势，其中山西城市人口净减少约33万，这与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丁戊奇荒”有着直接关系；
而江苏城市人口基本保持不变，其原因并不是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光绪十九年的百余年间城市人口没有增加，而与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江苏城市人口大幅度减少有关。具体见表8。
从表7、表8可以看到，清代城市人口分布在百年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不同省区的城市人口总量和占比都有十分明显的变化，但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各有其原因。总体来看，在1776—1893年的百余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分布除省际差别较大以外，宏观区域分布差别也大，呈现出东多西少、东密西疏的特征，与全国人口分布格局呈一致性，但西部各省由于城市人口总量增加，占全国城市人口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如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四川等省的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由于新疆、甘肃和西藏的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总量小，因而西部8个省区城市人口占比尽管从13.51%增长到了23.72%，但并未改变全国城市人口东多西少、东密西疏的大格局。
表8 清代各省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比重 (单位：万人)
4.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先秦直到清代，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等级除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城市行政级别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从先秦时期开始，由于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国的城市就以政治功能为主，秦以后更形成了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对城市规模的大小产生了直接影响，此一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
清代城市按行政等级可划分为都城、省会城市、府级城市、县级城市四个等级，而按照人口等级则可划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多个层级。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层级有着直接的关系。都城无疑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清初顺治年间北京城市人口就已达到55.6万人〔17〕，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至98.7万人〔18〕。清中期全国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北京，这充分反映了农业时代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定律所发挥的作用。各省区城市人口规模最大的是省会城市，大部分人口在5—20万人之间〔19〕。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例外，如山东省济宁虽然只是府级城市，但城市人口却一度超过了山东省会济南，乾隆末年达到10.5万人(9)王道亨重修(乾隆年间)《济宁直隶州志》卷三《里社》。，而省会济南只有5万人(10)乾隆《历城县志》卷三《里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济宁虽非省会，却是清代河道总督驻地，河道总督为正二品官员，而山东巡抚只是从二品官员(11)《钦定大清会典.官职四》，乾隆二十九年。；
另外，济宁作为漕运枢纽，来往人流量和物流量巨大，推动了城市人口的聚集，故而济宁城市人口规模大于济南，也符合城市行政等级决定城市规模的定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后期，随着运河河道堵塞，漕运受阻，济宁的城市经济出现衰落，人口也大幅度减少，而济南作为省会的虹吸效应增强，故而城市人口规模开始超越济宁，此后差距更是不断拉大。
总体而言，清代城市的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有着密切关系。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政治中心优先增长定律并未改变的情况下，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定律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部分行政级别不高的城市如上海、天津等被迫开埠通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节点，由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相继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就是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定律发挥重要作用的例证。与此同时，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定律仍然起作用，北京作为都城，其城市人口仍然保持领先状态〔18〕。各省省会在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定律作用下，其政治力量的虹吸效应同样也推动着城市人口扩张，故而大部分省会仍保持着本省人口规模最大城市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中国越来越多的“传统型”政治城市在外力的推动下发生质变，向“现代型”综合城市转型，支撑城市发展的经济结构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向现代经济转换。城市经济形态的现代性逐渐增加，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人口构成也发生变化，由过去以行政官员、地主等非经济人口为主，商人、手工业者等经济人口为辅的构成模式，向以经济人口为主、非经济人口为辅的构成模式转变。如上海在开埠前仅是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县治城市，道光十年全县人口仅为24.7万人。上海开埠通商后，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在1852年即达到54.5万人，1910年更增至130万人〔20〕。虽然个别开埠通商城市打破了城市行政中心优先发展定律，但从全国来看，这一定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至今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该定律的影响。
中国城市在历史上虽然历经曲折艰难，但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历代的都城人口规模都居于世界领先，特别是汉唐时期，更是长期居于世界前列，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南朝建康、唐朝长安等城市人口都在60—100万之间，北宋汴梁、南宋临安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人以上〔21〕，元明时期的北京城市人口也都在80万人以上〔17〕。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导致中国城市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如北京城市人口在17世纪中叶为55.4万人，到19世纪末增至112.9万人〔18〕。此一时期，各省除了省会以及部分府级城市有一定程度发展外，绝大多数府、县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变化较小，有的府、县级城市在19世纪以后甚至还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早期现代化阶段，开埠通商城市在外力强制性牵动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外国商品的冲击导致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开始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少数城市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非农人口增加，与现代经济相关联的各行业从业人口增加明显，尤其是新型工业企业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口大幅增加。现代工业和商业服务企业创办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人口产生了重要的吸引力，起到了拉动城市化的重要作用；
另外，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由于受到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因而在全国城市人口整体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些城市却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大部分城市则因新的经济未发展而传统经济解体、经济重心转移和交通路线改变等多重原因，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北方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衰落尤为突出(12)参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总体来看，19世纪后期中国大城市较前有所增加，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然较为滞后。1900年，全世界共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302个〔22〕，而中国超过1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只有39个〔23〕，这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体量极不相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沿海沿江主要城市人口发展较快
在农业时代，中国主要城市集中分布在内陆地区，沿海城市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沿海沿江地区的主要城市有较大发展，典型城市有上海、天津、广州、宁波、南京、武汉、重庆等，这些城市的发展既与中国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更与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雄厚，交通设施较为完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人口较为密集，所以这一区域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密集区。清乾隆年间南京城市人口可能已达85万人，杭州城市人口也达到50万左右〔24〕。乾嘉年间扬州城中商民杂处，其人口多达数十万(13)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6《职官·名宦》。。广州城市人口也达到约50万人〔25〕。鸦片战争前苏州城市人口已增至近百万〔26〕。这些地区一旦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城市的活力就得到激发，上海、天津、南京、汉口等城市开始逐步建立起以工业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相关研究表明：“1893年该区域城市人口数为15689000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68%。”〔27〕
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沿江城市相比中国其他区域的城市有着更加优越的区位条件，故而更容易参与到全球经济贸易和产业分工链之中，与国外城市在多个领域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上海在开埠前仅是一个县级城市，全县人口仅24.7万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开埠后，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急剧发展，城市人口规模也快速扩大，咸丰二年(1852)城市人口增至54.5万人；
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130万人〔20〕，一跃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其他东部沿海重要开埠通商城市的人口也普遍出现快速增加，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天津城市人口约为20万，光绪三十二年(1906)增至45万人，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60万人〔28〕。鸦片战争之前武汉人口约有30万人，宣统三年(1911)达到80万人左右〔29〕。道光二十年(1840)重庆城市人口约为10.5万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加到30.2万人，宣统二年(1910)达到了34.7万人〔30〕。此外，沿海地区的汕头、福州、营口、大连、青岛等，沿江地区的南通、九江、沙市等开埠通商城市的人口都有显著增加，相继进入大、中城市的行列。
2.铁路沿线地区主要城市人口发展也较为迅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不断加深，西方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方式也随之传入中国。由于铁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所以作为侵略工具和资本输入进入中国、在中国陆续建设后，对中国的交通、经济甚至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筑铁路，更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交通运输线路，给城市的配置以至它的职能以重大的影响”〔31〕。铁路的修建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改变了社会分工，使时空距离发生巨大变化，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铁路节点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大大增强。正如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所言：“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动力”〔32〕。一些原本闭塞的小市镇随着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而快速发展起来，如东北地区的沈阳、哈尔滨、开原等城市，华北和华中的唐山、石家庄、济南、郑州、蚌埠等城市以及西南地区的昆明、河口等城市都因铁路的建成通车而出现较大发展。
东北地区的铁路以中东铁路为主干线，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城市群。沈阳作为清朝的陪都，一直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但城市规模并不大，但成为东北地区铁路交通枢纽后城市发展动力骤增，人口迅速增长。1909年沈阳城市人口为16万人，1912年沈阳至山海关铁路建成通车，仅两三年时间城市人口就达到25万人〔33〕。哈尔滨是因中东铁路修建而由几个自然村发展起来的城市，1900年哈尔滨人口为2万人〔34〕，1905年就增至10万人〔31〕。开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于1899年设立了火车站。火车的到来使这个原本较封闭且规模不大的城市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工商业重镇，1909年城市人口达到26万人〔33〕，成为清末东北地区的大城市之一。
华北地区的城市也因铁路建设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距天津东北120公里的唐山，在1878年开矿修铁路以前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仅有几十户人家。由于清政府在此开矿，其后唐胥铁路通车，唐山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矿业城市，城市人口迅猛增加，1910年达到5万人〔35〕。华中地区的蚌埠原来是一个边远乡集，清乾隆十九年开始在此地设蚌埠镇，人口不足500人。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由于这里地处铁路与淮河的交汇点，水陆交通的繁荣促进了蚌埠商业、物流业和工业的发展，人口也随即迅速增加，1911年蚌埠城市人口增至约7万人〔23〕。
此外铁路沿线地区的满洲里、大连、青岛等城市人口也因铁路建设而显著增加，相继步入大、中城市行列。
3.内陆地区主要城市人口也有一定发展
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内陆城市受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交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于沿海沿江地区城市。19世纪后期，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在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兴起和发展，而对内陆城市的影响较微，这些地区的城市仍然以农业为经济基础，整体发展较为缓慢。相关研究表明，1893年中国内陆地区的重要城市数量仅为195个，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
城市人口数为201.5万人，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8.6%〔27〕。
清代内陆城市以西南地区的成都、昆明和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代表，这些重要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借助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优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都远不能与沿海江城市相比。如乌鲁木齐在乾隆中期建立后，经过数十年发展，城市人口才达到1.5万人〔36〕。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省会，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虹吸效应发挥作用，城市人口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至2.3万余人。清前期，西安因战争等原因城市人口大减，仅为5.5万人左右。后因成为陕西省省会，聚集力增强，至清末城市人口达到30万人〔24〕。兰州经过“同治回乱”，城市人口受损严重，但由于采取多种措施对城市进行重建，至1909年城市人口增至5.6万人〔37〕。四川省会成都在清初几乎成为一座空城，经过200余年的发展，至同治八年(1869)城市人口达到22万人左右，1910年更达30余万人〔38〕。另外，宜宾、泸州、贵阳、开封、呼和浩特等内陆重要城市人口在清末也达到10万人左右〔23〕。
总体来看，清代内陆地区大多数城市发展普遍缓慢，不少城市停留在低发展水平，甚至停滞、衰落，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黄河沿岸部分府级城市的人口在清中后期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如宁夏府城人口从乾隆年间的1.7万人降至光绪年间的0.25万人，其他如平阳、巩昌、临洮、渭南等府城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内地城市整体处于发展滞后状态。
与之相反，17—19世纪是世界城市人口飞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19世纪之后，西方工业国家的城市人口出现跨越式发展，部分城市甚至发展成为超大型城市。参见表9。
表9 19—20世纪初欧美主要城市人口数 (单位：万人)
14世纪中叶，西欧只有4个号称巨型的城市，城市人口均不超过10万人〔21〕。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相比明显落后，14世纪中国经历了元明两朝，元大都和明朝的南京和北京都是规模宏大、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然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欧美等国家的资本、工厂、企业和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西欧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增长速度惊人。1800年，伦敦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00万人，1910年更增至450万人，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1790年，纽约只是一个人口大约5万人的小城市，1900年就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城市。欧洲的其他重要中心城市，如柏林、巴黎、莫斯科等城市人口也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超常增长。
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至20世纪初清朝覆亡的2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政治上看，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东北地区、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纳入到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之下，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经济上看，清代是中国农业时代的最后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从人口数量上看，清代人口不仅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且一度占世界人口的1/3至1/4，城市数量和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14)何一民《清代城市数量的变化及原因》，刊于《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何一民《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1期。。
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将中国纳入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启动，城市化也出现新趋势，但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缓慢，因而城市化的内生动力较弱，城市化水平增长十分缓慢，相比唐宋时期不升反降，更是远低于欧美等正在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不同省区的城市受到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发展并不平衡，沿海开埠通商城市和铁路交通沿线城市发展较快，内地省区和传统交通沿线城市则出现相对衰落。
17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变动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以及半殖民地现代经济都不能支撑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只有走独立工业化的道路，才能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
猜你喜欢 城市化世纪人口 《世界人口日》青春期健康(2022年13期)2022-07-18人口转型为何在加速 精读英语文摘(2022年4期)2022-06-05世纪赞歌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21年7期)2021-10-1320世纪50年代的春节都忙啥文史博览·文史(2020年1期)2020-03-12My School Life中学生英语·阅读与写作(2019年4期)2019-05-09人口最少的国家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8年3期)2018-06-221723 万人，我国人口数据下滑引关注领导决策信息(2018年10期)2018-05-22世纪中国梦老友(2017年11期)2018-01-18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人间(2015年21期)2015-03-11雕塑的城市化雕塑(2000年3期)2000-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