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前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楚居》曰：
季连初降于騩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骄)山，宅凥(处)爰波(陂)。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伯、远仲。毓徜徉，先凥(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咸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便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必夜。至酓只、酓、酓樊及酓锡、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至酓艾、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勇及酓严、酓相(霜)及酓雪及酓训(徇)、酓咢及若嚣(敖)酓义(仪)，皆居乔多。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至焚(蚡)冒酓帅(率)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渭(溃)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郢，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庄)嚣(敖)自福丘徙袭箬(鄀)郢。至成王自箬(鄀)郢徙袭郢，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嚣(敖)起祸，焉徙居承(蒸)之野，蒸之野□□□，〔徙〕袭为郢。至龏(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乾)溪之上，以为凥(处)于章〔华之台〕。竞(景)坪(平)王即位，犹居秦(乾)溪之上。至昭王自秦(乾)溪之上徙居郢，郢徙居鹗(鄂)郢，鄂郢徙袭为郢。盍(阖)虏(庐)内(入)郢，焉复徙居秦(乾)溪之上，乾溪之上复徙袭郢。至献惠王自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凥(处)于澫，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吁。王太子以邦复于郢，王自吁徙蔡，王太子自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郢，郢复于，王太子以邦居郢，以为凥(处)于郢。至悼折(哲)王猷(犹)居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1〕
该篇共16支简，原无篇题，“主要叙述自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二十三位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内容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故定名为《楚居》”。〔2〕与之相关者，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之《王居》残简。〔3〕
简文所述自季连开始到楚悼王时期楚都及王居的迁徙情况，前者如穴酓迟徙于京宗，酓绎徙于夷屯等。至武王时，“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自此至悼王时，王居屡有迁徙。一般认为与上述穴酓迟徙于京宗、酓绎徙于夷屯一样，这些亦系楚都之迁徙，其实不然。
简文所记自武王至悼王王居迁徙所涉名“X郢”者有14处，若再加上“同宫之北”“蒸之野”“秦(乾)溪之上”及“章华之台”等楚王所迁居之地，已近20处。迁徙频率较高达5次以上者就有文王、庄王及惠王，4次者有成王、昭王及简王。从逻辑、情理和常识来看，如此反复如儿戏般乐此不疲地迁都当绝无可能，于事实亦不可行。然则简文“徙居/袭X郢”就不应理解为迁都，而系楚王居处之迁徙。〔4〕
简文上文在介绍楚人得名及祭之由来时分别云“抵今曰楚人”“抵今曰，必夜”，可见“抵今曰……”系一总体归纳概括性的文字，言下之意是自此形成定规，至今(《楚居》文本写作和形成之时〔5〕)没有改变。同样，简文云楚武王迁至疆郢，“抵今曰郢”，结合简文下文的叙述来看，自武王以至悼王，实未发生像穴酓迟徙于京宗及酓绎徙于夷屯那样大规模的迁都活动。其所迁者，并非楚都，而系王居，即楚王之居处，系限于一大的地域内小范围之变动。据上下文，王居所迁之名目繁多的各种“郢”，实皆系“郢”即楚都范围内的具体小地名。之所以皆称郢，应系王居所在而沿袭之称谓。春秋战国时期，凡楚迁都所至之处，均称为郢。顷襄王二十一年纪郢失陷，迁都于陈即今河南淮阳，1957年安徽凤台出土战国晚期的陈郢量(《集成》10364)〔6〕之“陈郢”，即系迁都陈后之称。
简文云，楚武王时，“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据简文，“郢”之得名乃源自武王居“疆浧”。“陂”即堤防、堤岸。《诗·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毛传：“陂，泽障也。”孔颖达疏：“泽障，谓泽畔障水之岸，以陂内有此二物，故举陂畔言之，二物非生于陂上也。”所谓“溃疆浧之陂”，即破疆浧之堤，可见疆浧乃水泽之地。“浧”从水作，结合简文看，“浧”本系水泽义。楚都“抵今曰郢”，“郢”改从邑作，一系表地名，二是由“浧”即水泽之本义而引申作楚都之专门称谓。〔7〕“浧”，《康熙字典》云“又于政切，缨去声。水名。一曰澱也”，“澱”即“淀”，谓浅水湖泊。《文选·郭璞〈江赋〉》：“栫澱为涔，夹潨罗筌。”李善注：“刘渊林《吴都赋》注曰：‘淀，如渊而浅。’澱与淀古字通。”《水经·汶水注》：“澱，陂水之异名也。”“淀”《玉篇》云“浅水也。一曰陂淀，泊属”，《文选·左思〈魏都赋〉》：“掘鲤之淀，盖节之渊。”张载注：“淀者，如渊而浅也。”“郢”即“浧”，亦即“淀”之含义，与楚都郢即今宜城和荆州一带水网密布的地理景观也相吻合。楚故地如今安徽合肥及其周边地区地名中多有称“X郢”者，“郢”应系沿袭之地名后缀。
简文用词很有规律，〔8〕颇值得仔细玩味。如称“X郢”者，皆系“郢”即楚都范围内具体小地名；
而单称“郢”者，则指楚都，如“抵今曰郢”“盍(阖)虏(庐)内(入)郢”，后者即指在今荆州纪南城之楚都郢。
再如凡言“徙居”“徙袭”者，皆系楚王居处而非王都之迁徙，而言楚都迁徙者，皆云“徙于”，如“穴酓迟徙于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区分非常清楚明确，绝不相混。由此可见，所谓“徙居/袭X郢”系楚王居处而非楚都之迁徙显明。通观全文，《楚居》主要也是记载楚王居处的变化而非楚都的迁徙，正如本文开头所引清华简整理者云，《楚居》主要叙述历代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
另如“徙居”“徙袭”亦有别。言“徙居”者，一般系由一地(郢)迁至另一新的地点(郢)，而言“徙袭”者，则由一地(郢)迁至原有之郢即王居之所在。
《史记·楚世家》：“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楚文王所都之郢，即今湖北荆州纪南城。《楚居》“至文王自疆郢徙居郢，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据简文上文“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可见与疆郢、为郢一样，免郢在武王旧都，文王“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皆系王居之迁徙而非迁都，则郢可能在文王所迁之都郢即今荆州纪南城一带。〔9〕前此楚王居处地及郢，应在今宜城一带。
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为郢”，赵平安指出即《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可对应1990年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为”即鄢，可以涵括鄀，《楚居》的“为”和《左传》定公六年的“鄀”相当。〔10〕据简文“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鄀系若敖酓仪所迁，在今宜城西南，昭王所迁之鄀亦即《楚居》之“为郢”即此，称鄀当与西周以降鄀国居于宜城一带有关。
简文“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乾)溪之上，以为凥(处)于章〔华之台〕”，“章华之台”即章华台，《左传》昭公七年：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
又“楚子成章华之台，原以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南郡华容县。”“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台今在华容城内。”在今荆州市江陵县东南监利市西北一带潜江市境内，考古发掘的潜江龙湾遗址可与之相吻合。〔11〕
因此，从简文本身所传递的信息来看，自武王至悼王王居迁徙所涉诸“郢”，以及“蒸”“秦(乾)溪”等地，皆在今宜城及荆州之楚都一带，“郢”前之地名，皆系今荆州及宜城境内之具体小地名；
“同宫”“章华之台”则系其内之具体宫殿名称，类似鄂君启节(《集成》12110-12113)〔12〕“王凥(处)于戚郢之游宫”的“游宫”。〔13〕
简文所记诸郢及地名多系具体小地名，部分可与文献记载相对应，如为郢、鄢郢、章华台等，有些则难以与文献对应或不见于文献，但总体上也并不妨碍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简文文本本身所传递的各种信息也可弥补这些缺憾。
今宜城与荆州一带，两周时期先后为楚都所在，二地相距约200千米左右，即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也并不遥远。据简文及有关材料，诸“郢”应系王居之邑，内有宫殿及护卫等相关设施(类似西周金文所记之丰还、郑还即畿内之县邑，详下文)，其营建之目的可能与军事安全、狩猎田游、陵园祭祀等有关。
宋代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出土的两件楚王酓章钟(《集成》83、84)及1978年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楚王酓章镈(C.65下2：6)(《集成》85)铭曰：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穆商，商。
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少羽反，宫反。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据铭文，“西阳”为地名，该地有曾侯乙及其先人宗庙，应为当时或稍早时候曾都之所在。西阳的地望，屈万里认为在今湖北襄阳境内，〔14〕考古发掘表明，枣阳吴店一带当系春秋早期前段曾国政治中心所在，〔15〕亦即楚王酓章钟、镈所云之曾都“西阳”。〔16〕
楚王酓章即楚惠王(公元前488-前432年在位)，曾侯乙所处之战国早期，曾都在今随州安居一带，但西阳即今枣阳系曾国旧都所在，有曾侯乙及其先人宗庙，故楚王酓章“返自西阳……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今枣阳距离随州约100千米，曾侯往返两地之间应相当近便。
类似情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殷商时期。商末铜器版方鼎〔17〕铭曰：
据以上二例，尤其是东周时期其近邻曾国都城迁回今随州，而西阳即今枣阳旧都仍有曾侯乙及其先人宗庙之例，楚自武王以后历代楚王反复迁徙居处，与故都今宜城一带有楚故都宫殿及先人宗庙当不无关系。诸“郢”或即绵延分布于自今宜城至荆州之间，楚王往来于其间，履行行政、祭祀及田游等事务，皆颇为便利。
(2)老簋〔19〕：唯五月初吉，王在京，渔于大池。
(5)伯唐父鼎〔20〕：乙卯，王京，〔王〕祷辟舟，临舟龙，咸祷，伯唐父告备，王格，祷辟舟，临祷白旂，〔用〕射兕、虎、貉、白鹿、白狐于辟池。
(6)麦方尊(《集成》6015)：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会王京，祀。
(7)弭叔师察簋(《集成》4253、4254)：唯五月初吉甲戌，王在，格于太室，即立中廷，邢叔内右师察，王呼尹氏册命师察……
(8)寏盘〔21〕：唯三月初吉丁亥，王在，格太室，锡寏玄衣、黹纯缁巿、幽黄、銮赤旂五日、膺，用事。
(9)鲜簋(《集成》10166)：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朢戊午，王在京，禘于昭王。
(10)史懋壶盖(《集成》9714)：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在京湿宫，亲命史懋路筮，咸。
(12)伯姜鼎(《集成》2791)：唯正月既生霸庚申，王在京湿宫，天子伯姜，锡贝百朋。
(13)朕匜(《集成》10285)：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上宫……
(14)卯簋盖(《集成》4327)：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廷，荣伯呼命卯曰……今余唯命汝尸司宫、人，汝毋敢不善。
(15)王盂〔23〕：王作京中寝浸盂。
(16)士上尊(《集成》5999)、士上卣(《集成》5421、5422)、士上盉(《集成》9454)：唯王大禴于宗周，诞京年，在五月既朢辛酉，王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17)小臣静卣〔24〕：唯十又三月，王京，小臣静即事，王锡贝五十朋。
(20)奢簋(《集成》4088)：唯十月初吉辛子(巳)，公姒锡奢贝，在京。
(21)小臣传簋(《集成》4206)：唯五月既朢甲子，王在京，命师田父殷成周年，师田父命小臣传绯。
(22)寓鼎(《集成》2756)：唯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京，真□，戊寅，王蔑寓历，使谆大人锡作册寓□。
(24)六年琱生簋(《集成》4293)：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
(1)小臣宅簋(《集成》4201)：唯五月壬辰，同公在丰，命宅事伯懋父。
(3)元年师史簋(《集成》4279-4282)：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淢，甲寅，王格庙，即位，遟公入右师，即位中廷，王呼作册尹克册命师曰：备于大左，官司丰还左右师氏，锡汝赤巿冋衡、丽敡，敬夙夕用事。
“还”即县，“丰”“丰还”实一，系文王旧都，亦系宗周之一部分，在今西安西南丰水以西。〔25〕
丰邑既系文王旧都，武王迁镐后，离丰邑甚近，属畿内，丰邑仍为西周政治文化中心，故金文中屡见“王在丰”等记载，如：
(1)太保玉戈〔26〕：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
(3)裘卫盉(《集成》9456)：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丰。
金文中又屡见“王在郑”，如：
(1)懋尊〔27〕、懋卣〔28〕：唯六月既望丁巳，穆王在郑，蔑懋历，锡犬带。
(2)免尊(《集成》6006)、免卣(《集成》5418)：唯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邢叔右免，王蔑免历，令史懋锡免缁韨冋衡，作司工。
(3)大簋(六月大簋)(《集成》4165)：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郑，蔑大历。锡犓骍犅，曰：用禘于乃考。
(5)旂伯簋〔29〕：唯正月初吉辛未，王格郑宫，王锡旂伯贝十朋。
“郑”又称“郑还”(免簠)(《集成》4626)，即郑县，系王畿内“都”邑，内有“宫”“太室”等宗庙建筑，为宗周之一部分，穆王以后常居郑。〔30〕其地在今陕西华县西北。
与“王在郑”“王在丰”“王在京”等相对应的，金文中又常见“王在周”，如上述免诸器等：
(2)免簋(《集成》4240)：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邢叔右免，即命，王授作册尹书，俾册命免，曰：令汝胥周师司林，锡汝赤韨，用事。
(3)免簠：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锡戠衣、銮。
(4)免盘(《集成》10161)：唯五月初吉，王在周，令作册内史锡免卤百辎，免蔑。
回过头来再看《楚居》所载楚武王以后王居所迁名目繁多的各种郢，其性质亦应与西周的京、丰京、镐京及郑还(县)与丰还(县)类似，皆系楚都即郢这一大的范围内邑之具体名称，即小地名。上揭史懋壶盖、伯姜鼎“王在京湿宫”，与鄂君启节“王凥(处)于栽郢之游宫”辞例完全相同，“京”与“栽郢”相对，“湿宫”与“游宫”相应，亦可佐证《楚居》的“X郢”与金文及文献的“京”“镐京”“郑还(县)”“丰还(县)”等性质相类，皆系楚都郢内之具体邑名；
与金文称“X京”一样，称“X郢”，系因王居所在。换言之，与“京”一样，“郢”系共名或总名，“X郢”犹如“X京”，则系其内具体地(邑)名。上述简文凡单称“郢”者，皆指楚都，金文及文献单称“京”者，亦指国都。《诗·大雅·文王》：“殷士膚敏，祼将于京。”朱熹集传：“京，周之京师也。”二者亦同。
与宗周相对应的，还有周人故地岐周。如保尊(《集成》6003)、保卣(《集成》5415)：
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诞贶六品，蔑历于保，锡宾，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会，王大祀佑于周，在二月既望。
“周”即周原出土西周卜甲和陶文的“周”，指岐周，〔31〕在今陕西岐山县境。
又史墙盘(《集成》10175)“武王则命周公舍宇于周，俾处”，唐兰将其语译为“武王则命令周公安排居住土地，让他住在岐周”，〔32〕“周”亦指岐周。《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周。”《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赵岐注：“岐周、毕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旧邑，近畎夷。”“岐周”皆指岐山下的周人旧邑，周人建国于此，故称。
宗周岐周之外，还有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也多见于铜器铭文的记载，如叔夨方鼎〔33〕“唯十又四月，王肜、大、，在成周”，盂爵(《集成》9104)“唯王初于成周”。
岐周、宗周及成周皆称“周”，与《楚居》云楚国自武王以后楚都皆称“郢”(“抵今曰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1)中方鼎(《集成》2751、2752)：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在夒真山。
(2)中甗(《集成》949)：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
(3)静方鼎〔34〕：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眔静省南国相，设居。
(6)宋叔鼎〔35〕：唯七月，辰在己丑，密伯至于呆，锡宋叔贝十朋、赤金二钣。
(7)不栺鼎(《集成》2735、2736)：唯八月既朢戊辰，王在上侯，、祼。
(8)达盨盖〔36〕：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执驹于滆，王呼巂趩召达，王锡达驹。
(10)师虎簋(《集成》4316)：唯元年六月既朢甲戌，王在杜，格于太室，邢伯入右师虎，即位中廷，北向，王呼内史吴曰：“册命虎。”
(11)长甶盉(《集成》9455)：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穆王飨醴，即邢伯、太祝射，穆王蔑长甶以逑即邢伯。
(13)蔡簋(《集成》4340)：唯元年既朢丁亥，王在淢。旦，王格庙，即位。宰曶入佑蔡，立中廷，王呼史敖册命蔡。
(14)曶鼎(《集成》2838)：唯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王若曰：曶，命汝更乃祖考司卜事，锡汝赤从巿、□，用事。王在，邢叔锡曶赤金郁。
综上所述，据简文文本的内证及殷商、西周及东周时期曾国铜器铭文材料所载之各种例证，清华简《楚居》所记自楚武王至楚悼王时“徙居/袭X郢”不应理解为迁都，而系王居即楚王居处之迁徙。与金文及文献“京”“镐京”等的“京”一样，“郢”系共名或总名，凡单称“郢”者，皆指楚都，“X郢”犹如“X京”，系楚都郢内王居之邑，内有宫殿及护卫等相关设施，其营建之目的可能与军事安全、狩猎田游、陵园祭祀等有关。“郢”前之地名，皆系今宜城及荆州楚都内之具体小地名。称郢系因王居所在，“郢”由“浧”即水泽本义引申而来。西周金文中常见“王在X”的“”应系“居”字异体，该字系表示王居之“居”的专用字。“X”部分系畿内固定的王居，其他多系王出行临时驻跸之所，类似后世之行宫。
注释：
〔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图版，第26-34、117-126页，“释文注释”，第180-194页。释文参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3；
季旭升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年，第274-350页，等等，不赘述。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0页。
〔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图版，第69-78页，释文考释，第203-214页。
〔4〕关于这一点，整理者的意见可为代表，其后赵晓斌(守彬：《从清华简〈楚居〉谈“×郢”》，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77)、辛德勇(辛德勇：《〈楚居〉与楚都》，收入《旧史舆地文编》，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等也提出过类似看法，但在具体细节上意见则不尽相同，下文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不具引。
〔5〕赵平安认为应以楚肃王(公元前370-341年)时期成书的可能性最大。详赵平安：《〈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文中均简称“《集成》”。
〔7〕此前周宏伟也有类似论述，参见周宏伟：《云梦问题的新认识》，《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8〕此前魏栋对《楚居》有关辞例已有较细致的研究，详魏栋：《清华简〈楚居〉阙文试补》，《文献》2018年第3期。
〔10〕赵平安：《〈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迁郢于鄀”考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1〕湖北省潜江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潜江龙湾——1987～2001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1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0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辛德勇以为“郢”“有可能一直保持核心京城的地位”，而某郢“应该具有比较浓重的别都、陪都甚至行宫色彩”(辛德勇：《〈楚居〉与楚都》，收入《旧史舆地文编》，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与本文意见类似。
〔15〕方勤：《郭家庙曾国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16〕详黄锦前：《从枣阳郭家庙墓地的发掘看楚王熊章钟镈的“西阳”》，罗家祥主编：《华中国学》2019年秋之卷(总第13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8-141页。
〔19〕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铭图》”)05178，第11卷，第168、169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一〇一：2。
〔21〕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4、105页。
〔22〕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铭续》”)0456，第2卷，第152-154页。
〔23〕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2218-2220页。
〔2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3页。
〔25〕详黄锦前：《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文史哲》2017年第6期。
〔26〕《铭图》19764，第35卷，第373-374页；
陈鹏宇：《太保玉戈的出土时地及铭文释读》，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十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彩图一。
〔27〕《铭续》0791，第3卷，第64、65页。
〔28〕《铭续》0880，第3卷，第179-181页。
〔29〕《铭图》05147、05148，第11卷，第101-104页。
〔30〕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3-374页。
〔31〕李学勤：《斗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
〔32〕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33〕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第39-42页，第9页图一二。
〔34〕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第85页图一，第86页图四。
〔35〕《铭续》0218，第1卷，第270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图234，图版187。
〔37〕参见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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