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虹 崔耕瑞
内容提要：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文章以财政分权改革为切入点，选择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审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基准分析中，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中，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为：区域异质性中，沿海地区财政支出分权较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内陆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则存在反向抑制作用；
市场化水平异质性中，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较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则存在反向抑制作用。(3)中介效应分析中，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环保投入行为、市场分割行为以及投资偏好行为进而影响经济韧性。最后，依据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及最多的经济热度词汇就是“经济韧性”，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么，新时代下如何实现经济韧性的提升也就成为重要的思考议题。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分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中国经济发展当前取得的瞩目成就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财政体制改革的红利。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制度设计赋予地区经济发展强劲的动力，加快了经济动能的新旧转换步伐，强化了经济实现内涵与外延的双重增长模式。于此，不难推断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展开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影响的深入探讨。
韧性作为一个物理学的重要概念，首次被运用到经济领域是Reggiani等在进行空间经济系统研究中。(1)Reggiani A.,Graaff T.D.,Nijkamp P.,Resilienc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Networks & Spatial Economics,2002(2),pp.211-229.随后，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不断延伸，学者们从经济韧性的界定以及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拓展。经济韧性被描述为经济体系在遭受外部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以及转型力，它是在冲击过程中不断动态演化的。(2)Sunley,Peter,Martin,et al.,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pp.1-42.在这个动态演化过程中，经济韧性会受到产业结构、社会资本、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3)孙久文、孙翔宇：《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经济地理》2017年第10期。从产业结构来看，多样化产业结构更有利于提升经济的抵御性和调整性，并通过“新经济”形成循环激励效应，强化经济韧性；
(4)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财贸经济》2019年第7期。从社会资本来看，基于一定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会存在知识的锁定效应和互动合作效应，从而对经济韧性产生影响；
(5)叶堂林、李国梁、梁新若：《社会资本能有效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吗?——来自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1年第5期。从政策和制度环境来看，政府干预越少，越有利于市场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越能促进经济韧性的提升。所以，有必要探讨各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制度因素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财政分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因素，能直接影响到政府行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而会影响经济韧性。因此，探究财政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多方面影响上。在效率强化方面，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效率、(6)庞瑞芝、袁胜超、吕翠翠：《财政分权提高了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吗？——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准实验的证据》，《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区域创新效率(7)李政、杨思莹：《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8)余泳泽、刘大勇：《“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财贸经济》2018年第1期。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会被政府的过度干预、创新偏好、规则与分权相结合产生的棘轮效应以及要素扭曲效应所弱化。在结构优化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较明显；
(9)王立勇、高玉胭：《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直管县”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18年第11期。还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重工业化”投资偏向，引致产业结构失衡。(10)张浩天、李鑫：《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失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8期。在经济稳定方面，财政分权引致的央地关系博弈、政府支出波动、政府投资的非理性化以及债务规模膨胀等问题，(11)Mohanty M.S.,Zampolli F.,Government Size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Bis Quarterly Review,2009(1),pp.117-132.会带来投资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货币供给冲击，从而弱化了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造成经济波动。(12)林春、孙英杰：《纵向财政失衡会影响经济波动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国省级证据》，《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在科技创新方面，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存在科技支出竞争行为，这种“为创新而竞争”的行为弱化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动机，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带来区域创新能力和绩效的提高，(13)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财政科技支出竞争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基于研发要素流动的视角》，《财政研究》2020年第1期。但是这种作用会受到竞争激化效应、公共池效应和创新锁定效应的削弱，从而带来创新抑制效应。(14)何凌云、马青山：《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10期。在民生福祉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公共教育供给不足、(15)郑磊：《财政分权与教育服务提供的地区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公共服务失衡(16)田时中：《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等负面问题，但也会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和最低服务标准的设置，来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17)Shankar R.,Shah A.,Bridging the Economic Divide Within Countries:A Scorecard on t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Policies in Reducing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World Development,2003(8),pp.1421-1441.在绿色发展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会加剧环境污染，在发展经济和政府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在环境策略上的“逐底”行为，通过放宽环境标准打造环境规制“洼地”。(18)Kunce M.,Shogren J.F.,Efficient Decentralized Fis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A Dual Purpose Henry George Tax,Ecological Economics,2008(3),pp.569-573.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财政分权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也肯定了财政分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分权所发挥的作用越发凸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有韧性的经济体系来支持，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得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中不容忽视的显著特征就是有力的经济韧性支撑，使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霾圈”，这也突出了当前国家对经济韧性的重要强调。那么，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韧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如何实施有效的财政分权安排才能更有利于新时代下中国经济韧性的提升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本文尝试作出一点可能性贡献，采用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全面审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以期为加速实现“十四五”规划下财税体制改革有效服务高质量经济发展建设建言献策。
“中国式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的财政分权，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包含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和考核由中央政府决定，同时，中央政府也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方面有利于地方政府依据其具有的先天信息优势，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领导和支持；
另一方面会促使某些地方政府“向上负责”和“唯GDP论”行为，带来地方政府官员的“重生产而轻民生”倾向，引致那些具有高产出、高TFP增长率以及高回报等领域的重复建设、投资过热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环境恶化，弱化地方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应对冲击的能力。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式财政分权”会有效促进经济韧性提升。财政分权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辖区内经济韧性的增加提供可能。从收入分权来看，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收入自主权增加，其在税收征管上的相对弹性空间得以扩大。在税收分成比例既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会尽量扩大税基，展开税收竞争，并通过增收的财政激励效应改善政府运行效率。(19)孙瑞、台航：《财政分权与市场竞争——基于工业库数据的分析》，《财贸研究》2019年第10期。在税收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征管的资源效应和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20)兰竹虹、曾晓、辛莹莹：《产业竞争视角下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竞争效应”和“资源效应”》，《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2期。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韧性提升增势赋能。当辖区内资本相对劳动配置不足时，税收竞争还能带来增长效应，并对经济发展提质增效。(21)唐飞鹏、叶柳儿：《税收竞争、资本用脚投票与产业转型升级》，《财贸经济》2020年第11期。同时，招商引资也是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重要领域，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来刺激辖区内企业技术变革和设备更新，(22)吴延兵：《财政分权促进技术创新吗?》，《当代经济科学》2019年第3期。提升企业的转型力。从支出分权来看，分权下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得以明确，并对辖区经济发展负有连带责任，这会在某种程度上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改善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使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并通过财政支出的风向标作用引导公共资源配置，进而引致要素资源由低效率、低质量以及低标准的部门向高效率、高质量以及高标准的部门转化，提升辖区企业的风险抵抗力和冲击应对力。而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增加，会通过社会服务效应和私人投资补充效应来促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23)桑百川、黄漓江：《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 2016年第8期。进而平滑经济波动，增强经济韧性。
另一方面，“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过程中也会存在削弱经济韧性的可能。自二十几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观察来看，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发展所释放的红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分权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因其利己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收入分权来看，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治率水平提高，引致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激烈。过度的税收竞争会引发地方政府间对流动性经济资源的争夺，并通过要素空间配置效应、产业同质化效应以及过度投资激励效应扭曲资源配置，(24)蒲龙、杨高举：《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诱发过度投资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4期。弱化各产业部门的风险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在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还会对金融部门进行干预，引致金融资源错配，增大金融风险，造成金融冲击。此外，税收竞争还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或恶化，引致违规操作、寻租腐败甚至是“逐底”行为，削弱政府治理效能，弱化地方政府相机抉择能力。从支出分权来看，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增多，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会表现出强烈的竞争趋势，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总量上的竞争，还表现在支出结构上的扭曲。(25)康锋莉、艾琼：《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绩效》，《财贸研究》2011年第1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绩效的双重压力下，会更加倾向于投资短平快项目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引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重投资轻服务”，引发社会投资偏向和投资过热，造成经济动荡，削弱经济韧性。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挤出教育、科技等民生类支出，扭曲产业集聚，挤出社会信任，强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引致经济结构失衡，(26)唐晓华、李静雯：《财政分权、扭曲效应与制造业产业集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进而降低经济在冲击发生时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削弱经济韧性。
(一)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1)
其中，ER表示经济韧性；
FD代表财政分权程度；
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ε代表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经济韧性(ER)
对于经济韧性的衡量，大多采用敏感度指数(27)Martin R.L.,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2(1),pp.1-32.或者构建综合指标体系(28)苏任刚、赵湘莲：《制造业发展、创业活力与城市经济韧性》，《财经科学》2020年第9期。来进行表征的。本文在结合经济韧性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崔耕瑞的研究方法，(29)崔耕瑞：《数字金融能否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以及转型力四个维度构建综合的经济韧性指标评价体系(具体的指标构建体系见表1)。为了保证指标构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先将三级指标通过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权重赋值，最后采用移动加权法对经济韧性进行测度。
表1 经济韧性指标体系构建
2.解释变量：财政分权(FD)
对于财政分权的衡量，林春、(30)林春：《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财政研究》2017年第2期。江红莉和蒋鹏程、(31)江红莉、蒋鹏程：《财政分权、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财政研究》2019年第12期。吕冰洋等(32)吕冰洋、马光荣、毛捷：《分税与税率：从政府到企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自给度分权以及税收分成度四个角度来进行表征的。从不同角度来诠释财政分权，他所代表的逻辑事实是有区别的，且单独采用一种或几种指标来衡量并不能反映出我国财政分权的综合水平，这就可能带来研究结果的偏误。故本文借鉴汤旖璆和施洁的方法，(33)汤旖璆、施洁：《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先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再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加权乘积法进行综合测度。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的计算均剔除各地区人口规模和GDP规模的影响，财政收入分权(fds)采用地方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地方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收入+中央人均预算财政收入)×(1-地方GDP/全国GDP)；
财政支出分权(fdz)采用地方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支出/(地方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支出+中央人均预算财政支出)×(1-地方GDP/全国GDP)。本文不仅从综合角度衡量财政分权，还将收入和支出所代表的不同逻辑事实纳入考察范围，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分别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
3.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产业结构(CY)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来表征；
基础设施建设(JS)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表征；
受教育程度(JY)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征；
环境治理(HJ)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征；
金融发展(FZ)采用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征。
4.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故这里剔除)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补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检验
表3列(1)—(3)分别是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0680、0.0777和-0.0514，且分别在1%、1%和5%的水平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作用受支出分权负向作用的影响，导致总体财政分权的正向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一是财政收入分权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收入自治率水平的增强，使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有效的税收安排和竞争来引导资源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和配置，并通过在税收征管上弹性空间的把控，为辖区内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进而改善辖区内的营商环境和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较高的财政收入分权也能够为辖区内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相对充足的财政资金保障，既有利于辖区内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为辖区内各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配套设施，促使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进而改善辖区的经济韧性。二是财政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政府依据辖区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发展需要等来安排和调整其支出行为。但是，支出分权水平的增加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承担事权的增多，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会加重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负担。加之“政治锦标赛”的政绩考核体系，以及传统“唯GDP论”的发展模式，会使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外延式发展模式，引发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削弱地方经济发展的抗冲击能力。同时，较高的支出分权会加剧地方政府干预金融部门信贷决策，引致金融资源错配，弱化金融部门作为经济发展源动力和补充的能力，降低经济在冲击发生时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进而削弱了经济韧性。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核心变量
对于解释变量的更换，这里采用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占比和扣除中央转移支付后的地方本级预算支出占比来分别衡量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并同样采用加权乘积法进行综合测度；
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更换，这里采用权重占比最高的转型力来替换(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更换核心变量回归结果
由表4列(1)—(6)可知，不论是更换解释变量还是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促进作用被财政支出分权的负向作用所削弱，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
2.更换估计方法
这里采用差分GMM对数据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5)。表5中列(1)-(3)显示，采用差分GMM对基准数据进行回归后，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促进作用被财政支出分权的负向作用所削弱，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
3.内生问题处理
本文采用财政分权滞后2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2S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5)。表5中列(4)—(6)显示，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促进作用被财政支出分权的负向作用所削弱，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更换估计方法和内生问题处理结果
(三)异质性检验
1.区域异质性检验
地理位置会影响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环境，进而会导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差异，带来不同区域在冲击到来时和冲击过后的不同表现，引致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影响的异质性。故此，本部分以沿海和内陆为界，探讨不同区域下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影响的差异(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6)。
表6列(1)—(3)是沿海地区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8、0.1294和0.2345，且分别在5%、5%和10%的水平显著，这说明沿海地区的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对比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的促进作用较大。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财政支出分权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经济建设责任，该责任越大，越能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有研究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效应，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同时，沿海地区的税源丰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所以，当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时，地方政府能够依据区位优势以及政治意图及时调整其财政支出方向，并通过民生性支出增加带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生产性支出增加引致扶贫减贫效应的发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产业间、区域间的协同和协调发展，促进财政经济良性互促机制的形成，进而提升经济韧性。
表6列(4)—(6)是内陆地区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1809、0.1655和-0.6857，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内陆地区的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税源较为贫瘠，而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使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压力过大，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财政支出所能带来的短期利益，引致公共支出结构失衡，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而轻民生”，引发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同时，地方政府支出的变动还会产生投资刺激，引发投资过热，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削弱了经济韧性。
表6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地区异质性
2.市场化水平异质性检验
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促使政府职能不断向服务型转型，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相应地，税源也更为丰富，进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的资金支持和较为充足的财政保障。因此，考察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的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以非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水平，以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均值的中位数为基础，小于中位数的为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大于中位数的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市场化水平异质性
表7列(1)—(3)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的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1156、0.1624和-0.6235，且分别在5%、1%和5%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的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竞争也越激烈，相应地，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策略互动也越明显。从收入分权来看，税收自主弹性空间的增加会促使地方政府采用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政策来吸引优质企业入驻，提升辖区的竞争力。同时，收入分权水平的增加也为辖区公共品供给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有利于辖区内营商环境的改善，为辖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环境支持，进而有利于辖区发展能力和抗冲击能力的提升，增强经济韧性。从支出分权来看，在竞争激烈的刺激下，支出分权的提高，会加重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任务，引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短平快”趋势，导致财政支出向生产性支出偏向，挤占环境、科技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而生产性支出规模的扩大会引发“产业偏向”和“城市偏向”，不利于资源要素的跨行业、跨产业以及跨地区的流动，加剧结构失衡和市场分割，进而削弱了经济韧性。
表7列(4)—(6)是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的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1165、0.0878和0.2442，且均在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的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韧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对比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的促进作用较大。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企业竞争的程度相对较低。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热情，并通过税收竞争、支出竞争以及策略互动等方式引导企业竞争，刺激企业产品提质降本、生产提效增速，进而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并最终带动经济韧性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与收入分权相比，支出分权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有利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居民和企业诉求的满足，并通过生产性支出的增加来实现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通过民生性支出的增加来实现惠民效应和涓滴效应，不断引致“规模报酬递增”以发挥“促发展”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经济韧性。
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明显的“权责下放、财权上移”的特征，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失衡，财政收入分权滞后于财政支出分权，引致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催生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是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34)甘行琼、李玉姣、蒋炳蔚：《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革》2020年第10期。而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是否是通过地方政府行为来影响经济韧性的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本文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们采用构建递归模型进行检验，具体的模型构建如下：
(3)
(4)
(5)
其中，LGB是地方政府行为，采用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环保投入行为、市场分割行为以及投资偏好行为来替换。具体的计算方法借鉴林春和孙英杰，(35)林春、孙英杰：《纵向财政失衡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LGB_kj)；
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节能环保支出占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LGB_hj)；
采用扩大100倍的市场分割指数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LGB_fg)；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行为(LGB_tz)。
(一)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8是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由表8列(1)—(3)可知，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8列(4)—(6)显示，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且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表3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这说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即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进而影响经济韧性。经计算，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406、0.0237和0.0413，均大于0，这说明财政分权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对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经济建设能力的增强，激发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促进科技投入的增加。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会激励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进而提升辖区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抗冲击能力，促使经济韧性提升。
表8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二)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9是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
表9 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9列(1)—(3)可知，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表9列(4)—(6)显示，地方政府环保投入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表3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这说明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即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进而影响经济韧性。经计算，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047、0.0018和-0.0036，这说明总体来讲财政分权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对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而言，财政收入分权会增加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来促进经济韧性的提升，而财政支出分权会减少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行为来抑制经济韧性的提升。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一是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预算收入增加，从而能够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保障，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环保投入，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引致地区产业环保建设加快，引导僵尸企业、高污染企业以及产能过剩企业的优质发展，带动资源向高端产业流动，促进多元化产业格局的建立，进而有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二是财政支出分权的增加，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而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事权支出的增加会激化地方政府谋求财力增加的动机，此时，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通常也是高产出、高TFP增长率以及高税收的产业，正是地方政府青睐的对象，以此就会导致地方政府通过放松环境规制标准、给与优惠政策等方式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不利于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进而降低经济韧性。
(三)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10是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
表10 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10列(1)—(3)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增加，而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减少。表10列(4)—(6)是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市场分割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财政分权、财政收入分权以及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表3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这说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经计算，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085、-0.0120和0.0374，这说明总体来讲财政分权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对经济韧性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财政收入分权会刺激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的保护行为来抑制经济韧性的提升，而财政支出分权会削弱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行为的动机来促进经济韧性的提升。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一是财政收入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激化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并通过干预资源流动来设置要素流动壁垒，形成“诸侯经济”以保护本地产业发展。这种保护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也会弱化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应对冲击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企业增长动力不足和产业结构失衡，削弱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二是财政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使地方政府在支出安排上的自主性增强，这有利于地方政府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互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吸引区域间资源的流入，弱化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的意图；
而贸易互动的展开，有利于企业分工的细化，倒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加速区域市场整合。此时，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有效的策略互动实现区域间要素配置的优化，削弱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以进行地方保护的动机，推动经济韧性的提升。
(四)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11是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
表11 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11列(1)—(3)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表11列(4)—(6)是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偏好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的回归系数均小于表3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在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影响经济韧性的作用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表3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行为不是财政支出分权影响经济韧性的传导途径。经计算，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140和0.0057，均大于0，这说明财政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房地产投资行为对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其经济逻辑可能在于：财政收入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保障，这势必会引致财政资金向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行业流动，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虽然地方政府增加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导致行业间发展失衡，但也会带来积极的引导效应和涓滴效应，刺激诸如新型建材、家装设计以及家电等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推动经济韧性的提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基准回归分析中，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财政收入分权是促进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是抑制作用。(2)在异质性检验中，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并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分权方面，而财政收入分权的显著促进作用没有改变。具体为：区域异质性中，沿海地区财政支出分权较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内陆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则存在反向抑制作用；
市场化水平异质性中，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较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则存在反向抑制作用。(3)在中介效应检验中，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行为、环保投入行为、市场分割行为以及投资偏好行为进而影响经济韧性。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做好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工作，不断细化央地政府间的支出责任，避免央地政府在支出责任上的缺位或重复。在保证地方政府职能与责任相匹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地方政府的预算安排和管理，做到“以收定支”，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二是实行差异化财政分权强度策略。对于不同区域，可以依据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基础等方面来设置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并建立财政分权强度调节机制，使财政分权的强度能够有效契合地区经济实情。比如，对于沿海地区，可以适度加大财政支出分权的强度，以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
而对于内陆地区，可以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分权水平，降低财政支出分权水平，以弱化支出分权的反向作用。三是规范并优化地方政府行为。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应在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决策，并对投资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寻租等行为的出现；
对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应在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观和政绩观的基础上，强化资源流动和市场融合的重要性，引导区域间资源联动机制的建立；
对于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行为，应在不断扩大科技投入规模的基础上，优化科技支出结构，加强科技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并引导企业科技创新的增加，建立政企科技创新激励互促机制；
对于地方政府的环保投入行为，应在不断增加环保投入的基础上，建立环保投入长效机制，并通过环境规制强度来调节辖区内企业结构，鼓励清洁生产，限制高污染企业，推动辖区产业结构多元化和绿色化，提升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