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青松
内容提要 王阳明晚年口授的《大学问》，高度浓缩了他生平讲学义理，堪称“阳明之心印”。在此文当中，王阳明依次回答弟子关于《大学》文本的提问，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心学”之思想精髓。所谓“大人”，就是发现了自己并非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进而认同于“万物一体之仁”的人，那是“我”的真实身份(“真己”)。“大人之学”旨在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保持觉知、安住当下，进而超凡入圣，达到“至善”之境。
《大学问》是王阳明于嘉靖丁亥(1471年)八月回答弟子关于《大学》文本的提问并允许钱德洪记录的文章，(1)王阳明关于《大学》的相关论述还有《大学古本傍释》《大学古本原序》《大学古本序》以及《答顾东桥书》等。显然，《大学问》是最为重要的一篇。此文高度浓缩了阳明生平讲学义理，德洪称其为“师门之教典”，(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3页。学术界亦视之为王阳明的“哲学纲要”(3)蒋国保：《论〈大学问〉乃王阳明哲学纲要》，《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或“晚年定论”。(4)朱雪芳：《〈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王阳明起初并不同意弟子将其录成文字，他说：“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3页。在他看来，“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6)徐爱：《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9页。因此，圣贤教诲最好是口口相传，以心传心，一旦录成文字，弟子或后学将执着于文字，从而舍本逐末，终无所谓。后来在弟子的一再请求之下，王阳明才勉强同意将其记录成文。《大学问》在历史上曾引发诸种歧解，(7)钱德洪就曾感慨说“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3页。现代学术界对它的解读则流于表浅。笔者撰写本文，旨在阐发《大学问》所蕴含之微言大义，力图揭橥阳明心学之思想精髓。
既然“大学”是指“大人之学”，那么，究竟何为“大人”？王阳明答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在他看来，所谓“大人”，就是那个发现并体验到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如果能够体悟到这一点，那么他将感觉到，普天之下的人乃是一家人，全体中国人乃是一个人。相反，“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8、799、799页。那个将自己认同于身体的人，不仅区分你、我、他，而且执着于作为身体的“我”，这就是“小人”。换言之，“大人”是指“真己”，(9)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小人”是指“假己”。王阳明进而分析，大人之所以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非由其主观意念所致，而是“其心之仁本若是”，其心性与生俱来就是仁的，其意识本来就是纯净的。
在王阳明思想当中，“心”相当于现代语境中的“意识”，但并非是指思想意识，而是意识本身，它体现为“知觉”“注意力”或“我在”。“仁”则是指意识的特性，也是对“万物一体”的另一种表达，它体现为“爱”“爱心”或“深爱”。当一个人的意识越来越纯净，他将变得越来越有爱心，作为个体意识的“我”也将越来越淡化，最终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说，“万物一体之仁”就是对纯净意识的一种描述。简言之，“大人”就是意识纯净而无染污的人，“小人”则是意识被染污而陷入昏沉的人。王阳明特别强调，并非只有“大人”才具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小人”的本然之心同样具有万物一体之仁，只是被私欲所蒙蔽，对此浑然不觉罢了。“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小人之心虽然拥有与大人完全相同的万物一体之仁，但由于对身体的认同与执着，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生命境界，将自己视为一个卑微的生物体。王阳明分析道：“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1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8、799、799页。小人认同身体，为欲望所驱使，为私利所蒙蔽，一旦遇到利害冲突，愤怒便溢于言表，甚至损物害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骨肉相残，于是，他那本来就有的万物一体之仁便逐渐被遗忘了。
可见，“大人”与“小人”的根本分野在于，是否因“私欲之蔽”而遗忘了自己的本性——“万物一体之仁”。小人认同这个身体，将自己视为完全分离的个体，视他人为竞争对手，时刻活在紧张、冲突、恐惧当中。然而，对他人的伤害，总是以伤害自己作为前提和代价的，故而，小人遗忘万物一体之仁，其结果必定是互相戕害。在王阳明看来：“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
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1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8、799、799页。在没有私欲障蔽的时候，即便是小人，其万物一体之仁跟大人也是相同的；
一旦有了私欲的障蔽，即便是大人，他的心也会像小人之心那样被分隔而变得狭隘卑鄙。在王阳明看来，是认同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还是认同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乃是凡圣之别的根本所在。相对于有形有相却容易损毁的身体，意识无形无相但亘古不灭，故而也至为宝贵。真正的智者亦即“大人”，就是了悟到自己“心之本体”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真实本性是那个纯净的意识(“万物一体之仁”)；
芸芸众生亦即“小人”，就是尚未了悟到自己真实本性的人，他认同并执着于自己是这个血肉之躯(“形骸”)。故而，小人与大人的区别，在根本意义上，只是关乎了悟真实本性，并不涉及道德善恶评判。“小人通过长期的修养，一旦了悟到万物一体，而个体性的小人只是一个幻觉，那么他就是大人。”(12)王颢：《王阳明良知之学大意》，谢青松主编：《中国传统道家经典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81页。在儒家看来，每一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潜力，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王阳明将这种“一体”之仁由人类推广到自然界的鸟兽、草木以至于无生命、无情感的瓦石。在《大学问》中，王阳明“通过心与物的感应关系来证明心物的一体性”，(13)陈来：《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深圳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他论述道：“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
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1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9页。看到孺子落井、鸟兽哀鸣、草木摧残、瓦石毁坏，之所以会触动一个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与人类的“心”(意识)本来就是一体的。王阳明从人类延伸至动物、植物、瓦石，对各种物类依次论述，说明意识具有感通性，它可以穿越时空，遍及一切。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以至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1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94，106页。这意味着，人与天地万物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贯穿于人与万事万物当中的意识，不仅完全相同，而且是同一个意识。
在王阳明看来，“万物一体之仁”体现为“知觉”(知道)，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94，106页。也就是说，凡有知觉处便有心，眼睛和耳朵之所以能够看和听，手和脚之所以能够知道痛或痒，就是因为知觉是“心”(意识)的功能。王阳明还强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7)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页。知觉乃是心之本体，也是孝悌之根本，当它体现为孝悌、恻隐之心，便是所谓的良知之呈现。换言之，良知体现为知觉，它不受时空的阻隔，遍及世间万事万物。“我”的本性就是这个“万物一体之仁”(纯净的意识)，甚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个“万物一体之仁”当中。一旦认识到自己乃是“万物一体之仁”，而非这个有限的身体，那么，作为个体性的“我”便消融了，个体意识融入整体意识当中，犹如一滴水融入整个海洋当中，他将体悟到，那个真正的“我”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一滴海水，而是整个海洋，那个真正的“我”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一片树叶，而是整个森林。最终，他将会发现，“我”不是这个有限受限且被欲望裹挟的身体，而是那个无限且纯净的意识(“万物一体之仁”)，“我”(意识)存在于一切之中，一切亦包容于“我”(意识)之中。换言之，一切能够知道和被知道的事物，都包含在“我”(意识)里面，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在“我”(意识)里面。通过“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一个人最终将了悟到，良知贯穿于万事万物当中，除了良知，别无一物，这就是“心外无物”。
总之，“大人”就是发现了自己并非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亦即发现了自己的“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那是“我”的真实身份(“真己”)。所谓的“大人之学”，就是要去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发现“吾心之良知”的过程。在王阳明看来，“至善”乃是“心之本体”，也是“明德、亲民之极则”，亦即，至善是明德和亲民的最高准则。与此同时，“明明德”与“亲民”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具体来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1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9页。简言之，“明德、亲民、至善”的关系就是：以“至善”为魂，以“明德”为体，以“亲民”为用。
其一，以“至善”为魂。关于“至善”，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19)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第22页。可见，至善就是“心”(意识)处于纯净的状态，不掺杂一丝一毫的污染，“止于至善”则是通过保持觉知、记住“我在”，让心复归于它的本来状态。在他看来，“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至善是明德与亲民的根本准则，犹如规矩之于方圆，尺度之于长短，权衡之于轻重。换言之，至善乃是 “明德之本体”，也是亲民之前提。
如何达到“至善”之境？王阳明指出，必须“慎独之至，惟精惟一”。儒家“慎独”之学，乃是一种修身的功夫，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必谨而慎之也。君子之慎独，强调不自欺，最重要的是自己意诚，因此，关键是要在吾心之上做功夫，去除思虑，虚心以待，保持觉知，安住当下。所谓暗室不欺，主要是不欺己，忠实于自己的身心感受，尊重内心的真实声音。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曾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
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2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在儒家那里，“心”分为两种，那个陷溺于欲望、充满着恐惧的浑噩状态，就是“人心”，那个至虚至灵、神妙不测的本来状态，即为“道心”。人心由于被物欲所蒙蔽，因此危险难测，片刻难以安宁，而道心虽然如同明镜，但幽微难明，易染尘埃。故而，一个人需要精心体察，专心致志，秉行中庸之道，以静制心，去除私欲，回归道心。
在王阳明看来，至善乃是心之本体，若能复其本体，即为“止于至善”，“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2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799页。可见，大学之道就包括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并不是达成某种目标或者达到某种标准，而是“心”复归于它的本来状态，因为它就是至善本身。儒家将纯净的意识称作“至善”，而事实上，它本身既不善也不恶，既不美也不丑，既谈不上曲，也谈不上直，它是一元性的、整体性的，超越了世间所有具体的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换言之，至善是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善，也是明明德和亲民之“魂”。儒家将它称之为“至善”，道家将它称作“大道”，佛家将它命名为“佛性”。
其二，以“明德”为体。关于“明明德”，王阳明认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人，皆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在儒家看来，仁心乃是人先天便具有的光明德性 (“明德”)。“明德”意味着，“仁心”本身灵昭不昧，未受私欲遮蔽，当其未发之时，它就只是个纯然至善(“至善”)，待其发用(“至善之发见”)之时，它就作为“心之本体”而主宰意念的是非取向。王阳明说：“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2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799页。那个能够显现“明德”功能的“心之本体”，就是“良知”，亦即“婴儿意识”。(23)王颢：《王阳明良知之学大意》，谢青松主编：《中国传统道家经典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79页。
当然，仁心也可能被遮蔽。人心一旦“动于欲”“蔽于私”，则意识陷入昏沉，私欲被凸显，良知被遗忘，那个本来就有的“良知”也就随之失去其主宰作用。所谓“明明德”，就是发现自己那“人心一点灵明”，(2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页。发现自己本来就有的光明德性(“良知”)，进而将那个与生俱来的光明德性(良知)昭然揭示出来。一如阳明所言：“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2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799页。那些致力于修身之道的人，就是要去除私欲的障蔽，彰显光明的德性，进而返本还原，恢复其万物一体之仁，并非是在“心之本体”之外再去增减损益任何事物。可见，王阳明将“明明德”理解为通过去除私欲以发现自己灵昭不昧的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2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当我们处在一种警觉而放松的状态，时刻保持觉知，安住于当下，则意识逐渐清明，良知显现，义理昭著，这便是“存天理”。但凡有一丁点私欲萌发、意气不平之心生起，便及时被觉察到。正如阳光进来，黑暗便消失了，当智慧显现，愚昧便自动消除了，当良知显现，私欲便自然消退了，这就是“去人欲”。可见，王阳明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剔除所有不是“我”的事物，亦即知道的对象(“人欲”)，而最后存留下来的就是真正的“我”，亦即纯粹的知道性(“天理”)。通过“去人欲”实现“存天理”，在本质上乃是“超越自我、回归本我的过程”。(27)李承贵：《“心即理”的奥义》，《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南宋大儒杨简曾说：“教者，所以传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启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岂能于学者所自有之外，别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复其固有尔。”(28)杨简：《慈湖先生遗书》卷14，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756～757页。可见，儒家的修身之道，实际上就是一个发现之旅，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让“心”复归于它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向外寻求某种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其三，以“亲民”为用。关于亲民，历史上存在争论。唐代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将其解释为“亲爱于民”。宋代程颐、朱熹则将“亲民”当作“新民”，程颐曾作《大学》定本一卷，其中就将“亲民”改为“新民”，这里的“新”取“革其旧”之意。朱熹在《大学章句》“亲民”下引用程子注曰：“亲，当作新。”(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4页。王阳明则主张“宜从旧本作‘亲民’”，在他看来，“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3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在《答顾东桥书》一文中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3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70页。可见，真正的智者(“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之人为己亲，与他们感同身受，关爱呵护他们，这就是亲民。
如何做到亲民？王阳明主张，将仁德之心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进而扩展到天地万物，最终达到和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他举例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3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9页。关爱自己的父亲，再到关爱别人的父亲，进而关爱所有人的父亲，最终，一个人将领悟到，原来“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之父而为一体”，我的意识，我父亲的意识，别人父亲的意识，乃至整个天下父亲的意识，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尽管看上去不同，实则是同一个意识。如此，“孝”这样一种光明德性就彰明了。进而，“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关爱自己的兄长，再到关爱别人的兄长，进而关爱所有人的兄长，那么，一个人将领悟到，原来“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之兄而为一体”，我的意识，我兄长的意识，别人兄长的意识，乃至整个天下兄长的意识，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尽管看上去不同，实则是同一个意识。那么，“悌”这样一种光明德性就彰明了。
上述可知，亲民大致有三个步骤：首先，尊重自己，关爱自己。正如食物为身体提供滋养，仁爱为心灵提供滋养。爱的涟漪必须先从自己的内心泛出，才有可能恰当地向外流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缺乏内在的滋养，心灵将日渐枯萎，根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他“努力”去爱别人，很有可能会制造麻烦甚至带来伤害。其次，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孝悌是儒家最为重视的道德，被视为仁爱之根本。在王阳明看来，当一个人有“深爱做根”，(33)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自然而然地会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最后，将爱扩展到整个人类。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随着自己仁爱之心的不断扩展，最终，一个人将会发现，这个世界看上去有很多的“心”，实际上只有一个“心”，看上去人“心”各异，实际上每个人的“心”都是相同的，正如王阳明所言，“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3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70页。可见，亲民乃是一种修养方法，通过亲民，发现自己爱的品质，提升自己爱的能力，当自己的爱充盈之时，这份爱将自然播撒，由近及远，乃至扩散到万事万物当中，进而体悟到“万物一体之仁”。
其四，从“知止”到“能得”。关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王阳明也有精辟的阐释。
所谓“知止”，就是停止向外求取。“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3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页。由于人们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里面，因而习惯性地将注意力向外，试图从外在的事物当中去寻求，以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定理，因此在各个具体事物(客体)当中去寻求至善，这就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变得支离破碎、错杂纷纭，从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定之向”。事实上，那个至善并不在别处，它就在吾心之内。在《大学古本傍释》中，王阳明自问自答：“止于至善岂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3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2页。指出至善不在外边，而是在里面，只有“求之吾身”，也就是向内探索，才有可能发现它。龙场悟道之后，王明阳感慨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37)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7、1001页。圣人之道就在我的自性之内，向外在的事物当中去探求，犹如缘木求鱼，终将徒劳无功。在《大学问》中，王阳明指出：“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3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页。如今既然知道了至善就在“吾心”，就不必向外寻求了，注意力停止向外，这就是“止”。
所谓“有定”，就是“志有定向”。人心无主，则易受外境干扰，心有定所，方能不受诱惑。一个人明确了人生志向，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通过恰当的方法去努力。据说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答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并不满意这个回答，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39)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7、1001页。在他看来，读书人要立志向古圣先贤学习，探索生命的最终奥秘，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正如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一文中强调的：“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4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若不立志，犹如植树，不去深埋其根，只顾培土灌溉，徒然劳苦，终究无成。世上那些因循守旧，敷衍塞责，而最终堕落为品格低下、庸碌无为之人，都是因为没有立志的缘故。
所谓“能静”，就是“心不妄动”。心有定所，才能不受外境干扰，进而获得内心宁静，这就是“定而后能静”。充满思想的心灵是所有冲突的原因。思想布满乌云的心灵，制造出内在世界所有的冲突。事实上，只有屏蔽掉头脑中所有的游丝杂念，使自己处于最空虚的境地，真正的宁静才有可能发生。唯有此时，才能够看清楚世间万物的纷纭变化，进而顺应它们内在的发展方向。换言之，心若宁静，遇事才能知其根本，处事方能不惊不惧。王阳明就强调初学者宜多静坐，止息思虑，但也不要刻意，“是有意于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4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在他看来，“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4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81页。
所谓“能安”，就是“从容闲暇”。当头脑不再妄动，那么一个人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从而进入宁静的状态。一旦心不妄动而能保持宁静，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从容不迫、闲暇安适，接受并安住于当下的所有境遇。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曾问他：“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王阳明答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43)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5、22页。一个人即便身体忙碌，心也能始终保持从容自在，只要让心成为主人，头脑成为奴仆，那么事再大也举重若轻，事再多也有条不紊。这意味着，心若安定，则遇事从容，身忙而心闲。
所谓“能虑”，就是“详审精查”。王阳明指出：“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惑，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4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801、802页。一个人若能心不妄动，保持宁静，安住于当下的各种境遇，那么，一旦有任何念头产生，它是善念还是恶念，内在的良知自然会觉察(知道)到这一切，进而去除意识的染污。所谓的“虑”，并非头脑的深思熟虑，而是“心”之本来状态，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记忆，没有情绪，没有联想，没有感知，没有注意力，甚至没有意图。“虑”意味着时时保持觉知，恒常记住“我在”。
所谓“能得”，就是“至善可得”。在王阳明看来：“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4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801、802页。一个人如果能够时时保持觉知，记住“我在”，则意识清明、感知灵敏，那么，他的分辨就没有不精确的，他的处事就没有不恰当的，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离开自己的中心，也不会违背内心的法则。所谓“至善可得”，并非是指获得某种至善之物，而是意味着回到了至善本身，达到纯粹“在”的状态，那恰恰是“明德之本体”，也是“我”的真心本性。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是发现“吾心之良知”的方法。(46)《大学》中的八条目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只是阐释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王阳明就是通过阐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诸范畴内涵，借以论证和阐明认识、修养与践履工夫。(47)方国根：《王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及其精神维度》，《学术界》2014年第9期。究竟何谓修身？王阳明答曰：“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4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801、802页。修身的本质是修心，也就是为善去恶。事实上，身体并不能自动地为善去恶，而是那个灵灵明明的“心”在起作用，通过“心”这个“灵明主宰”，身体才能够辨别是非、为善去恶。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上下功夫。
其一，格物：“格其心外之物。”关于格物，朱熹有言，“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因此，“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他主张通过观察世间万事万物，在探究各种具体知识的基础上“穷其理”。王阳明持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5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5、22页。进而言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5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0、800、801、802页。可见，王阳明所说的“物”并非外在之物，而是心中之“物”，亦即心所知道的对象，包括形色、声音、气味、滋味、触感、思想和情绪。事实上，一旦离开这些对象(“物”)，心或知道者就无法显现。而头脑的习性是对事物加以区分和评判，这也使得心或知道者变得分裂。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5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5、22页。所谓不正，就是对事物有区分、有好恶、有评判，而不能平等地看待它们。“格”这个字接近于现在的格式化，即不加区分地抹除事物的差别性，从而恢复它们的共同性。一个人若能每时每刻保持觉知，在事事物物当中都直觉到、直观到“良知的在”，(53)王颢：《王阳明良知之学大意》，谢青松主编：《中国传统道家经典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83页。那么，他的思想和行为就没有不恰当的，这就叫做“归于正”。可见，“格物”即是“格心”，“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不正以归于正也”，(5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正其不正者”来达到“归于正”。简言之，“格物”就是不执着于外物，剥除具体对象，使得真心显露，回到真实本性。
《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21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
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他希望通过格竹来明白竹子的道理，进而领悟圣人之理，结果大病一场，一无所获。王阳明37岁在贵州龙场，才最终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55)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2、1007页。格物并非是从吾心之外去探究万事万物当中所蕴含的天理，而是平等而不加区分地看待一切对象，使心统一。倘若将心和物割裂为二，区分主观与客观并对立起来，去格所谓的心外之物，那就是错误的格物。王阳明所说的“格物”，就是要改正这种错误的心物关系，明白一切事物皆为心镜中之幻影的道理。正如《楞严经》中所言：“若能转物，则同如来。”(56)《楞严经》，赖永海、杨维中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54页。真正的智者能转万物，而不被万物所转，随心自在，处处真如。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曾将心比喻为镜子：“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通过格物的功夫，“如磨镜而使之明”，让自己的心虚灵不昧、明觉精察，进而“随感而应，无物不照”。(57)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11页。
其二，致知：“致吾心之良知。”“心”(意识)的功能是知道。人生而能“知”，具有知道的能力，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拥有感知、知觉的能力，这个知道的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或者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在王阳明看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故谓之良知”，不必学习、无需思虑就能知道，这个本来的知、最初的知，就是良知。所谓“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5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致”就是达致，“知”就是知道。在知道具体对象的同时，探寻正在知道的知道者，剥除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找出贯穿在一切事物当中的相同性，这就是见物而求见心，亦即“致知”。在王阳明看来，最初的“知”就是“良知”，因此，“致知”就是“致良知”，亦即注意力注意到它自身，换言之，不仅知道具体对象，同时也知道知道者。通过恒常不断地努力，对这个不虑而知、不证自明的良知反复体会、扩充，时时保持觉知，记住“我在”，进而发现“吾心之本体”，亦即自自然然、灵昭明觉的那个主体。王阳明解释说：“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凡是有任何念头产生，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善念，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如果不是善念，心中的良知也自然知道。“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59)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尽管小人行为造作不善，甚至达到无恶不做的地步，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会有意地掩盖自己所做的恶行，并极力证明并宣扬自己所做的善事。由此可知，即便是“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6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书魏师孟卷》，《王阳明全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愚者和小人并非没有良知，只是良知暂时被遮蔽、被遗忘罢了。正是基于此种理论，王阳明认为教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6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书魏师孟卷》，《王阳明全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对于王阳明来说，致良知“既凝结了其人生体验,又是其长期创造性思考的升华”，(62)杨国荣：《王阳明的哲学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乃是“其全部哲学的最终归结”。(63)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事实上，探索生命的最终奥秘，发现“吾心之良知”，也是生而为人最为重要的使命所在。
其三，诚意：“诚意只是循天理。”王阳明极为重视“诚意”，他多次强调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6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古本原序》，《王阳明全集》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4页。“大学工夫只是诚意”。(6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在他看来，《大学》的根本要旨就是“诚意”工夫，“工夫到诚意，始有著落处”。(6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就是以“诚意”为主来阐释《大学》文本，以“诚意”来统领并融会贯通之。(67)黄一洲：《王阳明“诚意”“致知”的思想内涵——以解释〈大学〉为例》, 《学理论》2019年第5期。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熹解释说：“诚，实也。意，心之所发也。”(6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5、8页。心(意识)一旦运作，就产生意念，包括思想和念头。对于这些来来去去的念头，不加掩饰，保持觉知，即为诚意。在王阳明看来，良知的存在是诚意的前提。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即便没有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知觉也会知晓这一切，他即便欺骗了世间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欺骗自己的知觉，这便是良知在起作用。人在闲居独处的时候，最容易心猿意马，正是这些游丝杂念，左右着人们的判断，牵引着人们的欲望，让人们陷入欲望的泥潭。故而，“诚意”的关键就在于“慎独”，(69)王阳明说：“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只在格物上用，犹《中庸》之‘戒惧’也。”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3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保持小心翼翼，觉知到当下的起心动念。王阳明甚至强调“修身功夫只是诚意”，乃至于说，“君子与小人之分，只是诚意与不能诚意”，(70)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3、982页。大人与小人之别，就在于能否做到“慎独”，亦即保持觉知。(71)王阳明将其表述为“戒慎恐惧”，他在《传习录》中说，“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王阳明论述道：“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耳。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7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一个人若想辨别善恶以使自己的念头变得真实无妄，其关键就在于保持觉知，在思想和念头产生时就觉知到它。若是善念出现，心中的良知立刻知道，如果此时不能真心实意地喜欢它，甚至背道而驰地去远离它，这就是以善为恶，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相反，若是恶念出现，心中的良知也立刻知道，如果此时不能真心实意地去讨厌它，甚至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这就是以恶为善，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恶的良知了。倘若如此，即便心里明白，也跟不明白是一样的，那又如何能够使自己的念头变得真实无妄呢？如今对于良知所知的善念或恶念，都保持觉知，真诚应对，这就是“诚”。在王阳明看来，“诚意只是循天理”，(73)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页。而天理存在于人心。事实上，一个人对自己保持真诚，不欺骗自己的内心，那么他的人格将越来越整合，意识越来越纯净，如此，他才能够尊重内心的声音，活出真实的自己。“诚意”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内心，而非将它交给外在的境遇，一个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而非屈从于外在的情况。
其四，正心：“心之本体无不正。”关于“正其心”，王阳明强调，“心”并非是指“那一团血肉”，而是能够知觉(“知”)、能够视听言动(“行”)的意识。“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74)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所谓的心，是能够视听言动的，能够主宰身体的。具体而言，“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
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
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75)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4、79～80页。心乃是身体的主宰，主宰身体的感知与活动功能，眼睛之所以能够看，耳朵之所以能够听，口舌之所以能够说，四肢之所以能够动，都是由于有“心”(意识)。“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
汝心之听，发窍于耳；
汝心之言，发窍于口；
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76)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人之所以能够视听言动，皆是由于有意识(“心”)，如果没有这个意识，耳目口鼻都无法运作，身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王阳明还指出：“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77)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4、79～80页。进而言之，“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则死”。(78)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心”(意识)乃是身体之主宰，“心之本体”即意识的本来面貌，也就是纯净的意识，那个是“真己”，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日用而不知，须臾不可离。可见，“我”的真实身份(“真己”)并不是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而是那个能够视听言动的、主宰身体运作的纯净意识。身体将逐渐衰朽，乃至损毁，意识则不生不灭，亘古长存。儒家的修身之道，就是去除意识当中所有的染污，从而恢复澄明的意识，最终透过澄明的意识，直观自己的真心本性。
何为“正心”？王阳明解释说：“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79)⑧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1、803页。修身之要，就在于端正自己的心。心乃身体之主宰，心的禀赋就是性，(80)王阳明指出：“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
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页。性本来就是善的，因此心之本体原本没有不正的，但是自从头脑的意念产生之后，心便逐渐偏离了正道。世人为头脑所控制，让意念(思想或念头)占据了主人的位置，由此，“心”习惯性地被外在的人、事、物带走，游离不定，四处漂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孟子·告子上》)。所谓正心，就是矫正“心”的这种错误习惯，让它回到恰当的位置(此时此刻)。可见，正心就是让心回到当下，重新做主人，让头脑为我所用，让头脑为心所用。
总之，在王阳明看来，《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乃是“孔氏之心印”。(8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1、803页。实际上，王阳明晚年教导的《大学问》，在客观上浓缩了阳明心学之精华，堪称“阳明之心印”。王阳明认为，“大人之学”旨在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保持觉知、安住当下，进而超凡入圣，达到“至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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