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升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下一个十年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节点、观察点和入手点。目前，学界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讨论多囿于经济层面，缺少对社会层面的分析。事实上，经济和社会都有其发展逻辑，都存在着发展质量问题。如果说高质量经济发展是解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那么高质量社会发展则要解决社会样态、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的智慧化转型问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逻辑结果，隐含着技术演进的时代禀赋。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经历了“始于经济、融入社会”的词义转化。与此相关联，“高质量社会发展”仍是一个可根据不同所指进一步细分的不确定用语，其基本含义也需要一个较为规范的定义。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意蕴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可见，最初所言的高质量发展主要指高质量经济发展。它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再认识，也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时代特征的高度概括。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此时，“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扩充式转化，体现为未来发展的六大目标，即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是最高决策层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此时的“高质量发展”已经全面涵盖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更加契合我国新型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阶段特征。或许并非巧合，我国自1953年以来的历次“五年计划(规划)”也同样有一个“始于经济、融入社会”的转化，即从“五五”以前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转化为“六五”以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其中有两次重大转化，一是“六五”确立了经济和社会“双发展”思路，二是“十四五”融入了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要素。
事实上，经济和社会是相互嵌入的，而“社会”是发展质量更高的题中之义。一般认为，经济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要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前五个“五年计划”是这种“生产力决定论”的直接体现。它们“在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为我国“较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对发展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因此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可见，将“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体现了“社会”作为发展质量内在要素的更高要求。“十四五”规划将正在形成中的“高质量发展”的外延从“经济”扩展为“经济社会”，既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的客观事实，又承续了“六五”以来我国“五年计划(规划)”的认识成果，更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诉求。
(二)高质量社会发展的语义细分
在实际应用中，“高质量社会发展”是一个依不同情境而发生变化的既可定义又不确定的用语，这主要源于“社会”一词的不同所指。
1.“大社会”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所谓“大社会”，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此时，“社会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们为了共同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集合起来的群体、组织包括国家，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所以社会和人类社会一般具有相同的含义”[3]。这个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首先，它是指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总体性发展，既包括相对于以往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也包括社会结构转型、人文目标追求的契合度，还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现实目标与潜在目标的关联度等一系列总括性发展性状。其次，它采用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的整体论视角，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向作用，重视“物”与“人”的和谐关系，认为“高质量”是经济与社会、技术进步与人文指数的综合表现。最后，它兼顾“硬驱动”和“软驱动”的双重发展路径，既重视从技术进步到经济发展再到人文提升的发展路径，又看重社会结构、人力资源、文化因素的“另一只手”作用，尤其强调“硬驱动”与“软驱动”的良性互动以及发展目标的多元平衡。
2.“小社会”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所谓“小社会”，是把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国家与社会”二分、“政治-经济-社会”三分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等。这个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是指与特定用法相对应的领域性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国家与社会二分视角下，社会是“国家概念之外的非政治领域，包括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安排、规则和制度等”[4]，这个意义上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是指作为国家管理对象的社会发展，包括以更高质量为指向的发展规划(如“十四五”规划)、发展实践及其高质量成果。在“政治-经济-社会”三分视角下，社会是除国家(第一部门)、市场(第二部门)之外的领域，而高质量社会发展主要指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和基层社区(第四部门)的发展特征，涵盖了除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余组织和生活领域。在“五位一体”视角下，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并列融为一体，高质量社会发展的目标更为集中，焦点是提高生活保障、改善民生水平，多体现为更高质量的国民教育、日常生活、劳动就业、人口服务、社会保障、健康管理等。
3.“非经济”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在我国，通常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框架下制定“五年规划”，此时的“社会”具有“非经济”含义，而高质量社会发展可涵盖除经济之外的诸多领域。首先，它包括了“小社会”语境下的高质量社会发展，如国家与社会二分下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社会”三分下第三部门和第四部门的发展以及“五位一体”下的高质量生活保障和民生水平。其次，它还包括国家和政治领域的部分发展目标，如更高层级的国家安全、更高质量的公共秩序等。此时，二分框架中原属“国家”的部分内容，三分框架中原属“政治”的某些领域，都因其“非经济”属性而被归并为社会发展。最后，它是一个可定义、可变化的发展领域，可收纳经济以外几乎任何“余下领域”，其具体领域和发展目标可因时制宜地进行内容取舍、规划设计和践行落实。
(三)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概念界定
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概念建立在“质量”概念之上。什么是质量呢？“质”就是性质或本质，而质量是指“质”的“量”，即“性质”的多少。在英语中，Quality(质量)兼有品质、特性、才能之意，同时也可译为“优质的”“高品质的”或者口语“棒极了”，可见其带有“良品”指向。站在哲学高度讲，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质变是由一种性质向另一种性质的突变，而质量是指事物的一组特性以其特定的关系在某一时空的呈现。在质量管理中，质量表现为客体的一组特性能够满足要求的程度。这里的“特性”表现为可区分的特征，包括物的特征如产品性能、感官特征如色彩、行为特征如礼貌、时间特征如准时、功能特征如速度等；
而“要求”就是人们的需求或期望，它可以是明示的(如在文件中阐明的或当事人明确提出的)，也可以是隐含的(如组织、当事人和其他相关方的惯例或一般做法)，还可以是必须履行的(如法律法规要求的或有强制性标准的)。在日常生活中，质量可泛指经济产品、社会成果、人的工作状态、社会运行状况等方面的优劣程度。总之，质量是依存于特定客体的，脱离具体事和物的质量是不存在或无价值的。同时，质量也是就特定时空而言的，不同时点、不同地域的质量命题隐含着相应的时代背景特征和国家民族特色。
以“质量”概念为基础，可引申出“社会质量”。1934年，库兹涅茨提出了GDP指标，此后GDP一直被用作社会进步的测量标准。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在对GDP进行一系列反思后形成了“社会质量”概念，用以衡量“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5]。“社会质量”概念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
二是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它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
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即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
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6]综合起来看，“如果着眼于社会体系、制度和组织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但如果着眼于个体，该社会的社会质量也可以通过其为个人提供的进入社会体系的机会、开放度，以及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来反映”[7]。
当我们从“质量”过渡到“社会质量”之后，就具备了讨论“发展质量”进而定义“高质量社会发展”的前提。笔者1997年曾说：“发展质量是指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时点上，社会在以其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满足其自身需要上所呈现的全部功能特性及其社会整体运行的优劣状态”[8]。比较而言，发展质量是对一定时点的社会发展状态和目标达成度的静态考察，而高质量社会发展则是对一定时段的社会发展过程及其目标契合度的动态考察。立足于当下的“新时代中国”时空，可提出这样的定义：高质量社会发展是指在新型现代化条件下，社会以智能技术为基础形成先进生产力、实现智慧化转型、获得充沛资源和优质成果，并以其高水平功能特性满足公众需要的演进过程。为了准确把握这个概念，需要全面理解以下三点：
第一，高质量社会发展是社会整体在新型现代化条件下的演进过程。很显然，高质量社会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社会变迁，其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新型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即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驱动机制。就工业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的分野而言，二者虽然都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却因主导技术是否智能而有所区分。在非智能技术主导的工业现代化阶段，技术和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以此为基础的发展手段存在“时滞”和“失真”问题，因而难以应对需要高时效、广覆盖的复杂发展情境。而在智能技术主导的新型现代化阶段，技术和工具已成为人“脑”的延伸，从而使“困难选择”不再困难，社会走上了更加高效和人性化的发展之路。
第二，高质量社会发展要在智能技术基础上形成先进生产力、实现智慧化转型、获得充沛资源和优质成果。智能技术基础既包括单项智能技术，也包括多种智能技术的集成，由此可形成高质量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高质量社会发展要解决三大任务：一是形成先进生产力，即通过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工业经济形态升级为智能经济形态；
二是实现社会的智慧化转型，即通过智能技术禀赋和优质社会元素的相互生成，实现社会样态、体制机制、社会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智慧化转型；
三是获得充沛资源和优质成果，即在工业现代化成功解决“有没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为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充沛的物质资源和优质的文明成果。
第三，高质量社会发展应以高水平功能特性满足公众需要。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工业文明，其核心和基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的主要兴趣不在分配而在于增长，即所谓“人均产出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质量”“发展质量”论争使人们认识到：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不会通过所谓“滴入效应”自然转化为社会发展。但因当时的主导技术仍处于人“手”延伸阶段，经济发展也无法超越工业化形态，所以社会的发展质量依然指向“物”而非指向“人”。进入新型现代化阶段后，以智能化为基础的新经济机制和以智慧化为特征的新社会形态良性互动，耦合成一整套高水平功能特性。在这样的发展情境中，公众需求能通过更高水平的功能特性得到满足，从而达成高质量社会发展“指向人”的根本目标。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对应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每一时代的高质量社会发展都有其时代禀赋。从历时性看，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样态表现为不断优化的代内完善和先后继起的代际变迁，其背后的逻辑则是时代禀赋的转换和社会转型的发生。
(一)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时代禀赋
贝尔的“中轴理论”认为，社会是由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体系组成的实体，三个体系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不是某种社会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是由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复合而成的。其中，技术-经济领域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其轴心结构是经济化的资源分配途径；
政治领域是权力的分配以及个人之间、集团之间的矛盾调解，其轴心结构是经过动员的、有控制的或者自下而上的参与；
文化领域主要是表达象征和含义，其轴心结构是实现自我、加强自我的愿望。每个领域起支配作用的中轴原理不同，并且各有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因而会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和“概念性图式”。[9]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概念性图式的实质是某种中心结构，它是“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功能原理”，表现为隐含在经验关系背后的“趋中性”。[10]8-9按照贝尔的理论，前工业社会主要依赖原始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与机器”成为人类活动的轴心，而在此后的“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已被定尊为新轴心，表现出“作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的中心性”。[11]
贝尔是在“大社会”语境下提出中轴理论并用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其社会结构和概念性图式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政治-文化分型。深究下来，中轴理论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早期社会发展速度虽慢但契合度高，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通过一个具有共同特性的结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日渐分裂，这种分裂还会扩大。[10]12其二，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以至于贝尔将经济领域重新定义为“技术-经济”领域。事实上，科学技术既是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活动，又依存于社会并与社会相互生成，其中的一些颠覆性技术极具革命性，不仅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且会给当时的社会发展打上“高质量”印记。以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命为例：1780—1910年发生的蒸汽机革命将人类带进“工厂”时代，给早期工业化的高质量社会发展贴上了“机械化”标签；
出现在1911—1945年的电气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的能源机制，为新工业化的高质量社会发展打上了“电气化”印记；
发生于1946—1975年的计算技术革命为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提供了信息手段，让“先发”国家的高质量社会发展增添了“信息化”标识。可见，划时代的颠覆性技术常常会带来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并确立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因而成为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动力和代际标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总是史上最新、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也就成了人类永恒的“未竟事业”。
1976年以后，以数据通信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持续发展，逐渐演化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革命，将当代社会推进到新一轮更高质量的发展周期。那么，现阶段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时代标识是什么呢？对应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三次颠覆性技术，本次技术革命的标识是“智能化”。德国“工业4.0”战略认为，这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即通过虚拟系统与物理系统的充分结合(Cyber-Physical System)，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最终建立起高度灵活、个性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这种高质量发展模式将使传统的行业界限逐渐消失，并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2014年，通用电气发布《未来智造》白皮书，认为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全球智慧是催生新一轮工业变革、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三大核心要素，有望全面重塑人类与技术的交互方式。2015年5月，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契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总的来看，“智能化”正在演化为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核心内容，是当下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时代标识。
(二)“省力”与“省智”的逻辑变换
为了解释网络社会的崛起，吉登斯使用了“脱域”概念，它指冲破物理性的生存域限，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2]并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对这些关联进行重组。其实，这种“脱域”现象早已存在，它在物化层面表现为“硬技术”的迭代，在人化层面表现为“软文化”的演进。从技术迭代角度看，人类奇思妙想和社会形态变化都汇聚于“工具”，它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更高质量。早在希腊神话时期，就有人对“人是工具的使用者”作过“天才的猜测”。[13]其后的技术发明和劳动工具，从斧的出现、犁的发明，到计算机、机器人的诞生，虽然都是“脱域”之路上的“一小步”，却终能汇聚成社会发展的“一大步”。从文化演进角度看，每一次技术进步、每一项工具发明都能触发“人是什么”以及人与工具的关系等问题，直至引发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数字人权等新文化思潮。以上两方面的交合，促成了“硬技术”与“软文化”的相互生成和迭代式演进，奠定了高质量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及核心逻辑。
在持续“脱域”的社会发展中，“高质量”的含义不断转换，而高质量社会发展则大体分为“省力”和“省智”两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从“省力”到“省智”的逻辑变换。其中，“省力”时期又分为手工时代、机器时代和电气时代。手工时代处于前工业社会，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都被囿定在手工工具上。由于手(和脚)代表着实践能力，因此人们总是通过“硬技术”去延长它，比如竹竿、大刀、长矛、羽箭都是对手的延长，马匹、渡船、车具则是广义之手(即脚)的延长。通过此类初级、简陋的手工工具和以人力、畜力、自然力作驱动的社会实践，逐渐确立了前工业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价值理性和“软文化”。进入机器时代后，人类开启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快速发展之路，手被枪炮、汽车、火箭以及各种重型机械等越来越能干的机器延长到极致。以这些“硬技术”为基础，出现了以福特主义(Fordism)为代表的工业大生产模式，形成了重视分工和效率、强调内部优化和流水线作业的工作体系，确立了主体性、工具理性等现代性“软文化”，使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质量。电气时代的来临更是将工业大生产推向极致，产生了以丰田主义(Toyotaism)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方式，它强调生产的社会化，使机器负荷和利用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为人们提供了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新样态。计算机的出现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省智”时期，如今已发展出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1946年2月14日，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诞生，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1969年，加州大学、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四台电脑按照分组交换原理连成了一个网络，打开了通向网络空间的大门。此后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被誉为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以来最伟大的“硬技术”，基本上解决了吉登斯所言的“脱域”问题。以温特尔主义(Wintelism)为代表的新一代生产方式基于“标准”而把产品分解为不同模块，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生产最优组合。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人类之手的延长，而是人类之脑的扩展和增容，成了人脑的“外挂”。它使社会发展的主导工具从内在禀赋上发生了质变，建构了信息社会和信息文化的新样态。2000年以后，智能化“硬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智能互联网和各种智能体的广泛应用尤其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集群式发展，人类“省智”之路再上台阶，开启了新一轮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智慧时代。
(三)走向更加“省智”的智慧社会
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主要依赖分立的信息技术和互不兼容的信息系统，虽有互联网这种可覆盖全球的信息架构，但因智能不足而处于“省智”的初级阶段。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将在人工智能、万联网络、量子计算、人类增强等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逐渐走向更加“省智”的智慧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在社会整体层面，将形成集海量智能技术于一体的社会架构。这属于“大社会”语境下的智慧社会发展问题，既涉及技术、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又触动国家政府、行业组织、社会个体等多元主体。有人预测，未来30年将出现一些颠覆性技术：比如，物联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这三大技术之间的合作将会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智能机器网络，从而在不需人力介入的情况下实现巨量的商业交易；
再如，由物联网连接的可穿戴设备将会把实时信息直接打入我们的感官中。[14]这些颠覆性智能技术的集成运用构成了智慧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高质量社会发展的时代禀赋。以此为基础，分散的人和物可以通过各类智能体联结成网，形成人、机、物交互的社会发展样态，实现知识运用和智慧转换的自动化。在智能“硬技术”支撑下，可以生长出智慧社会“软文化”，进而构建出智慧社会的总体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社会是一种集海量智能技术于一体的社会架构，智能体也因其自主性而成为构成社会的新元素。此时，智能体在功能上是人类个体器官的延伸，而人类社会又携带着整体性文化基因，从而使智慧社会呈现出技术与文化的双重优势。
在政社关系层面，将建立以智能体为中介的自主回应式运行机制。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回应型政府应该“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回应力”[15]。电子政务出现以后，各国都在尝试政务流程的网络化再造，但均未真正解决自主回应问题。理论上说，基于感知的智慧不一定要来自客观存在，也可以是运用中介系统的认知结果。从中介系统的角度看，口头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原始中介，文字也属于早期中介系统，经过电报、电话、互联网等中介革命，人类终于摆脱了f2f(面对面)的束缚。在社会发展中，“沟通工具的变革反映着科学技术的水平和时代的进步”[16]。目前，以知识自动化为基础的各类智能体已具备一定的自主回应能力，当其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后，有望获得真正的自主回应能力。放眼未来，各种智能体会遍布每个角落，其自主回应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大。当智能中介系统逐渐完善并贯通全社会时，某种自主回应式运行机制就应运而生了，它将使政社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
在日常生活层面，将产生个性化与多样化并存共生的智慧活动场域。无论多么伟大的颠覆性技术都要转化为工具革命并扎根于日常生活，这体现了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在社会发展的“省力”时期，人类通过一系列工具革命构建起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的社会活动场域，在越来越省力的同时确立了人本价值和工具理性，赋予日常生活世界以“现代性”。信息革命使社会发展进入“省智”时期，人类利用互联网建构了具有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以微信、微博、“群”为代表的“微生活”逐渐由非常态转变为新常态，成为高质量日常生活的标配。此时，“省力”已成为不必再言的必然要求，“省智”才是高质量日常生活的核心。在即将到来的智慧时代，不仅会根据社会成员设定的逻辑分化出巨量个性化场域，而且会在不同场域之间架设起可通约的自主管理系统，从而使日常生活呈现出个性化与多样化并存共生的智慧特征。
高质量社会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智慧化转型，其实践路径应该是技术、制度、文化的“三位一体”协同演进。为了达到此目标，既要在人工智能、万联网络等技术领域实现从跟随型到引领型的跨越式发展，也要在生产、生活、休闲等社会领域完成智慧化制度转型，还要在推进智慧文化建设的同时解决好“软实力”呈现问题。
(一)从跟随型到引领型的智能技术之路
现代化经验表明，高质量发展的一次机遇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后来居上，比如德国对英国的超越、美国对欧洲的赶超，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起飞”。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目前仍走在对“先发”国家的赶超途中。回过头看，由于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的时间窗口恰好与信息时代相契合，更由于我国在几个关键时刻都作出了正确选择，才成就了今天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挑战者”地位。1956年，在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中，钱学森等人力排众议，将计算机技术列入重点发展领域，奠定了我国在起跑阶段的基础信息能力。“地球村”形成之初，王选发明的照排技术以及多位学者的输入法研究使汉字越过了互联网高门槛，也使中国成为网络世界的重要成员。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着如何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络强国，把信息技术置于社会发展的引领地位。智慧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抓住下一个风口的新机遇。为了实现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需要以信息时代的成功经验为基础，着力做好以下四件事情：
其一，在关键时间点进行国家决策。这是我国决策体制的一个传统优势，也是屡试不爽、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2015年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就沿用了这种决策模式，它跟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一样，都契合了智能化发展趋势，都是在推进智能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中美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巨变，中国的智能技术面临近乎冷战的发展环境。但越是这样，越要理直气壮地推进《中国制造2025》及相关发展战略，决不能因某个大国“不爽”或国际形势变化而自打折扣。
其二，发挥顶级专家对科技发展的预判和引领能力。国家决策必须充分信任和依靠一线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顶级专家。事实上，将专家意见融于国家决策正是我国决策体制的一大特点。历史上，“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对“十二年科技规划”的贡献证明了顶级专家的眼界。现阶段，一百多名院士、专家参与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的能力。在下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更需要相信科技工作者对智能技术的预判能力，充分发挥顶级专家对科技发展的引领能力。
其三，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迭代逻辑。无论是国家决策还是专家指引，都要按科技规律办事，而不能采用“运动式治理”的套路。具体到操作层面，一是在尊重科技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在前面，即依靠专家预判能力赢在“起跑线”；
二是要依靠先进技术手段和一线实践经验尽可能缩短技术迭代周期，即利用后发技术优势、足量应用场域(案例)以及大量工程师的在场经验赢在“途中跑”；
三是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扶持创新行为等措施尽早孵化出“下一代”技术，即利用材料替代、功能迭代等方法赢在“提前跑”。
其四，做好从跟随型到引领型的发展模式转换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追赶者”，所有经验都是“赶超型”的。面对智能技术，中国需要从追赶者向超越者甚至领先者的角色转换，而新角色需要新的技术范式和发展模式，这对国家能力是一次大考。因此，应当十分珍视5G技术研发、高铁技术创新等为数不多的成功赶超案例，从成功经验中抽取出新范式。
(二)从人-人关系到人-机-人关系的智慧制度转型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主导技术与制度形态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在漫长的“省力”时期，主导技术是分立发展的，生产、生活也是分隔自洽的，社会制度的功能是调整人-人关系。在手工技术主导下，人类只能制造出彼此分立的简陋工具，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也是因地而异、自然多样的，如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生产制度和工作制度、教育制度和学习制度以及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等，越是往前追溯就越呈分隔形态，价值理性成为调整人-人关系的伦理基础。而在工业技术主导下，机器大生产造就了大范围规范体系和普遍性制度形态，社会制度越来越具有工具理性，但仍以人-人关系为调整对象。到了“省智”时期的信息时代，代码规则开始介入规范体系，出现了人-机-人关系的雏形，人类开始尝试解决对“缺场”关系的规制问题。在即将到来的智慧时代，借助越来越“聪明”的互联网和智能体，会形成人与智能体相嵌合的复合主体关系。此时，不计其数的社会主体、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被无所不在的智能体勾连起来，终将孕育出可调整人-机-人关系的智慧制度形态。为迎接这一充满未知的制度转型，至少要做到如下诸点：
第一，重视智能技术和智慧工具的政策引导。在国家层面，要特别重视技术政策的引导作用，运用技术评价、技术控制等手段对智能技术和智慧工具进行方向性调控。从技术评价角度看，智能技术包括智慧性、安全性、创新性、合伦理性等属性，相关指标的内容、权重和位次可体现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从技术控制角度看，不仅要保证智能技术和智慧工具符合公序良俗，更要确保所有智能体的“人造物”本质。为此，应坚守人类中心主义底线，尽快制定如“机器人三原则”那样的智能技术守则。
第二，探索新生产方式下的市场规则和工作模式。目前，温特尔主义被认为是最“省智”的生产方式。由于市场总能把先进技术纳入增殖轨道并适时确立新规则，因此温特尔生产方式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智能技术改造成与智慧时代更加适配的生产方式，如以标准为核心的智慧模块生产方式；
二是被新一代生产方式所取代，创新出某种以智能体为基础的智慧生产方式。无论哪种可能，都需要积极探索新生产方式下的市场规则，造就一批新企业制度下的顶级公司。同时，还要对智慧时代的工作模式进行前瞻性思考，如哪些行业正在被颠覆、哪些工作可能被取代等，探索能够与智能体“共事”的新工作模式。
第三，确立“人-机-人”场域的日常生活规范。在“省智”阶段，人-人两端型生活场域正在转换为人-机-人三端型新场域，因此要确立相应的日常生活规范。近年来，智慧程度不一的智能体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适应这类“不速之客”的加入，从简单的智能违章执法、楼宇人脸识别，到复杂的智能客服、订票系统，各种“人-机-人”场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造着社会生活。因此，应当尽快达成最基本的智慧生活伦理，建立最大公约化的“三端生活准则”，进而确立新生活模式下的日常生活规范。
第四，构建“智慧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网络治理也已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智慧时代，智能体的不断加入使治理体系越来越智慧化，势必形成“智能体+国家治理”新架构，它把原有的主体间(人与人)关系转换为人机耦合的多元治理体系。从演化的角度看，这是运用智能技术再造而成的国家治理新形态，而如何构建“智慧时代、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将是我国走向智慧时代的巨大挑战。
(三)面向智慧社会的文化建设及“软实力”呈现
许多人认为，人类在信息时代以后将走向文化趋同，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将逐渐减少和削弱。确实，我们已感受到英美文化的网络力量，也看到少数族群文化的“网无力”显示出小国和弱势文化在信息化大潮中的无奈。在网络时代之初，有人预言中国文化将因“输入法”门槛而消亡，很多人在网络狂欢中失去了对汉语的信心。在汉字输入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文化虽然成功迈过了网络门槛，却仍未能显示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有了长足进步，更借助网络优势不断取得像“中国式抗疫”这样的巨大成功，使得国民越来越有归属感和自信心，中国文化也渐呈勃发之势，开始展现出较强的软实力。进入智慧时代后，智能技术与万联网络的紧密结合将把文化竞争推进到智慧化新高度。最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把“对华竞争”定义为“文明冲突”的思潮。如此一来，如何面向智慧社会来推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的姿态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将成为与智能技术发展、智慧制度转型并列的重要议题。为此，要全力做好下面几件大事：
其一，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深刻认识智慧时代的精神内核。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内核，如农耕时代的价值理性、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以及信息时代的复杂性思维。智慧时代虽然存在不同文化的彼此竞争，但同为地球人的“彼此”也存在着共同的时代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同意把文化竞争等同于文明冲突，也不愿意走向中西对抗之路，而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生成智慧时代的基本精神。可以预期的是，智慧文明将全面重塑哲学、伦理、思想、语言、艺术以及社会生活，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共同内核，占据智慧社会的制高点。
其二，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积极推进中国文化的智慧化转型。在同一时代精神之下，会形成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的生态格局。其中，扎根于中国的智慧文化应该是历史文化和智慧精神相互融合的文明成果，是智慧精神内核赋予中国文化新禀赋、传统文化精神获得智慧新内涵的产物。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看，中国特色智慧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智慧社会的延伸、转型和发展，它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原生内核并完成了在智慧时代的创新再造。在此问题上，不能有“中国特色智慧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与智能技术的结合”这样简单、机械的想法，而应采取实践的生成性观点，通过智慧工具和智慧生活去体尝、设想、创造，用十几亿人的行动推进中国文化的智慧化转型。
其三，立足国际竞争前沿，切实呈现好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尽管含有意识形态霸权意蕴，但仍被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目前，网络已成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新领域，智慧文化也将是软实力竞争的新前沿。从文化生态看，中国文化应该是能够与“他者”平等对话的“我者”，其中的可通约元素将演化为全球智慧文化的组成部分。但站在错综复杂、西强东弱的文化竞争前沿，仍必须切实解决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呈现问题。为此，要不断增强我国智慧文化的意识形态能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域内价值认同和域外吸引能力，确立其在外交领域的合法性和道德威信。
其四，立足中国国情，极力避免智慧文化建设中的不良心态。智慧文化建设需要以良好的国民心态为基础，这就是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17]。因此，要尽快治愈流行于网络的各种病态心理：比如崇洋幼稚病，它源于鸦片战争给国人留下的阴影，又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强化，发展至今已形成“精日”“精美”“精英”等多种心理偏好；
再如盲目自大症，表现为“逢洋必反”的各种“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
又如文化虚无论，认为技术是硬道理，文化是虚无的；
另如精英文化观，偏爱“高大上”的精英文化，排斥网络草根文化。有效地解决了这些心态问题，就夯实了建设中国特色智慧文化的心理基础，健壮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国民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