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志 王志彬
内容提要 江苏籍华文作家可以是开放的概念，既包括籍贯、祖籍为江苏以及出生于江苏的作家，也包括曾在江苏生活、书写江苏以及与江苏关联密切的作家，还包括由于行政规划变迁、历史上属于江苏的一些作家。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史上，江苏籍华文作家可谓群星璀璨，华章藻蔚。从20世纪20年代至新世纪，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一直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作家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文学佳作屡见不鲜。江苏籍华文作家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发挥了引领作用。
学界一般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华人或华裔运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是一种因海外华人移民而生，因海外华人移民以多样方式反复‘跨界’而蜕变、成长的一种移民文学”①。世界华文文学源远流长，如果从清末外交官员、劳工和留学生的文学创作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假如从“下南洋”或明清宦游文人赴台的文学书写开始计算，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则更为久远。1949年之前，世界华文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境外延伸，与中国文学保持着“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关系，中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单向辐射的关系。然而，1949年之后，世界华文文学逐渐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形态，尤其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华文文学在由“中国性”向“本土性”转向过程中，逐渐成为所在国家的少数族裔文学，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之间表现为多元互动的关系。从地理空间而言，世界华文文学主要由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等区域文学构成，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它们鲜明地表现出华文文学“离岸流”和“外省书”的两种形态②。东南亚华文文学源远流长，但因之在寻求“南洋色彩”和自觉地“去中国”的追求中，陷入了疲惫与萎顿之中；
而北美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则以对世界文学的开放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拥抱而表现出强劲和活跃的发展势头。作为留学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在留学期间即开始了文学创作或翻译，形成了名盛一时的留学生文学。陈衡哲(1890—1976，江苏武进人)是江苏籍留学生，早在1917年留美期间就创作了《一日》《小雨点》，1927年创作了《运河与扬子江》等。但鉴于留学生的身份属性，或者一些留学海外的作家在域外进行华文创作，他们的创作并未内在地成长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借西方文明之风，构建萌生中的中国新文学”③。所以，本文学史把中国近现代留学生文学视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不列入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因此，从发展时段而言，世界华文文学主要涵括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南来”作家的文学，包括从内陆南迁香港、南洋地区，以及从香港赴南洋地区等作家的文学，如叶灵凤、徐訏、金枝芒等；
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代表作家有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
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大陆赴境外海外为主体的“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有张翎、虹影、周励、少君、陈河和葛亮等。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一批较为著名的华文作家，如林语堂、於梨华、白先勇、王鼎钧、洛夫、痖弦、林楠、刘荒田、顾月华、张翎、查建英、赵淑敏、高行健、苏炜、卢新华、少君、王威、严歌苓、薛忆沩、陈九、陈河、陈谦、李彦、宇秀、吕红、施雨、施玮、张惠雯、虹影、曾晓文、黎紫书、黄锦树、英培安、李永平、温任平、朵拉、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李长声、姜建强、华纯、弥生、林湄、章平、方丽娜、穆紫荆、老木、胡仄佳、张奥列等作家。在文学世界里，他们在“故土”和“本土”、“中国性”与“中华性”、“移民”与“公民”、汉语与外语间不停地“跨界”往返，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讲述“中国”“历史”“异域”“乡愁”与“奋斗”的故事，去探求人性与人类生活背后的秘密。经过不同代际作家们的努力，华文文学现已开辟成为特殊的汉语文学空间，成为一种有影响的世界性文学。
长期以来，开枝散叶的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共构了华文文学的“共同体”。在发展进程中，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彼此相互影响，世界华文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中国文学又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根本所在，世界华文文学是在继承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审美精神的基础上不断繁荣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面向全世界和全人类，以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之中。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江苏籍华文作家从来都没有缺席，他们表现得尤为活跃与耀眼。我们这里所谓江苏籍华文作家采取的是开放的概念，既包括籍贯、祖籍为江苏以及出生于江苏的作家，如叶灵凤、金枝芒、司马中原、余光中、郭枫、张晓风、萧飒、程玮、周腓力、宇秀、邹凡凡、周洁茹、葛亮等作家，也包括曾在江苏生活、书写江苏以及与江苏关联密切的作家，如纪弦、白先勇、陈若曦、严歌苓、穆紫荆等作家。由于行政规划变迁，我们也把属于“历史江苏”的一些作家也纳入观照视野，比如出生于今属安徽砀山的尉天骢等。江苏籍作家的海外创作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20年代，原籍江苏的金拓(笔名拓哥、梦苇、应平)南下马来亚，创办了《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他被誉为“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先驱者”。在《南风》创刊前，金拓已发表新诗《流波》、短篇小说《感冒》、独幕剧《咖啡店里》等。金拓的创作，可以视作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最早创作。20世纪30年代中期，原籍江苏常熟的金枝芒南下马来亚，后成为马华文坛从“侨民文艺”转型为“马华文艺”的标杆性人物。除金拓、金枝芒外，江苏籍华文作家主要还有：叶灵凤、卜少夫、曹兮、思果、张爱玲、徐钟佩、邢光祖、王临泰、司马璐、徐速、严庆澍、王敬羲、阿浓、易文、段彩华、司马中原、夏济安、蔡文甫、平鑫涛、纪弦、蓉子、郭枫、尉天骢、艾雯、李乐薇、水晶、施鲁生、沙漠、张明、杨御龙、朱沉冬、臧冠华、曾虚白、王平陵、周锦、何凡、余光中、朱学恕、庄因、於梨华、孟丝、朱秀娟、李黎、萧飒、逯耀东、木令耆、唐润钿、马以工、李男、金东方、王大空、冯青、陈端、周腓力、王周生、严才楼、任京生、李士勋、朱校廷、谭绿屏、王荣虎、谢馨、须文蔚、成英姝、周洁茹、宣树铮、顾月华、周励、薛海翔、卢新华、严歌苓、沈宁、王海龙、海云、施玮、王琰、宇秀、应帆、文章、高行健、程玮、丁恩丽、穆紫荆、李迅、常晖、冰夫、朱文正、海曙红、邹凡凡等。华文文学不仅包括各区域华文作家的作品，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群体和期刊等。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舞台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华文文学一支重要的创作劲旅，尤其在台湾地区，“江苏籍台湾作家在台湾文学方阵中处于排头兵的地位”④。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实绩突出，如余光中的诗歌、艾雯的散文、严歌苓的小说、张晓风的戏剧等，周励的留学生书写、施玮的灵性书写、严歌苓的中国和历史书写、宇秀的“在地”书写等，都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批作品如徐速的《太阳·星星·月亮》、蓉子的《青鸟集》《七月的南方》、白先勇的《台北人》《纽约客》、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高行健的《灵山》、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施玮的《红墙白玉兰》、宇秀的《我不能握住风》、葛亮的《朱雀》《北鸢》等作品闪耀于世界华文文坛。同时，江苏籍华文作家在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等方面也引领了所在地的文学创作，如叶灵凤的“香港风物”书写、纪弦的“现代派”、尉天骢的“乡土文学”等，催生了香港本土书写，台湾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大潮。江苏籍华文作家很多同时又从事刊物编辑、出版工作，如叶灵凤、徐速、夏济安、蓉子、尉天骢、平鑫涛、蔡文甫、郭枫、白先勇、周洁茹等，他们创办、编辑的《星岛日报·星座》《华侨日报·文艺》《皇冠》《文学杂志》《现代文学》《香港文学》等刊物在推动区域文学发展，培养文学力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创办、编辑的刊物又是不同区域世界华文文学眺望与交流的窗口。鉴于20世纪40年代前江苏籍华文作家创作实绩和文学影响较小，本文从20世纪40年代世界华文文学的真正兴起写起。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江苏籍作家纷纷南迁香港和南洋地区。以叶灵凤、卜少夫、金枝芒、曹兮、思果、邢光祖、王临泰、司马璐等为代表的江苏籍作家，在当地播撒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火种。他们的到来对当地的文化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许多作家都开辟了新的人生历程和文学事业，在当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重要影响。同时，这些作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居住地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当地新文学事业的进步。过去新文学的影响区域也伴随着这一时期作家的离散而逐渐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新文学的多元化共生。
可以说，江苏籍华文作家创作的起始是在一种极端的战争环境中展开的，许多作家都是在时代的浮沉之中完成了从中国现代作家向华文作家的身份转变。侵略战争导致普通民众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乱一些江苏籍作家也不得不踏上了这场流徙的艰苦旅程，而当时的香港仍属英国殖民统治，社会安定，商业发达，生活便利，氛围宽松，加上此时远离战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内地作家理想的栖身之地，香港也成为了20世纪40年代江苏籍华文作家事业最早开启的地方。这部分作家往往被文学史称为“南来”或者“南下”作家，他们一般已经在大陆文坛名声显赫或者小有所成，主要以左翼作家为主，当然也不乏右翼或自由主义者的身影。虽然这些作家之前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观念存在差异，但是面对民族危机，他们抗日救国的心愿却是一致的，保卫国家和抵御外敌的决心促成了中国文学界团结抗战的热情和勇气，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香港这座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城市也激荡起来。这些“南来”的江苏籍作家很快投入到了文学救国的工作之中，在香港复刊和新创了许多文学刊物，如叶灵凤和卜少夫分别借助《立报》平台，开辟了《言林》和《花果山》两个文学副刊。他们的文学活动使香港成为当时全国的抗战文学中心，而香港文坛由于这些“南来”作家的到来也一扫此前沉闷的文学氛围，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被带到了这片过去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江苏籍华文作家推动香港文坛进入短暂的活跃期，同时他们也引导和影响了一批香港本土的文艺青年，为香港文学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迅速沦陷，致使“南来”的江苏籍作家不得不离开香港，有一些作家选择继续南下，来到了南洋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如定居新加坡的曹兮；
还有一些作家辗转去了台湾，为光复后的台湾文学事业做出贡献，如歌雷和陶晶孙等人。当然也有依旧居留在香港的作家，但是他们已很难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工作了。香港文坛重新回到了万马齐喑的状态，江苏籍华文作家的创作也进入到了至暗时刻。
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很快挑起内战，文化上的白色恐怖专制卷土重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又无奈地选择避难香港。这次的作家“南来”规模比抗战爆发之后的上一次“南来”更大，除小部分作家是第二次“南来”，大部分作家是首次赴港。他们在香港积极开展文学活动，创办报刊，经营出版社，组织文艺社团、读书会、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香港本土青年作家。香港文化事业一时空前繁荣，出现了继抗战爆发之后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作家南迁的过程中依旧不乏江苏籍作家的身影，如周而复、韩北屏等人。
就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部分原本滞留香港的左翼进步作家大批“北上”，他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参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与此同时，原先活跃于内地的右翼作家则纷纷避走香港、台湾地区，甚至海外。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文坛逐渐形成了进步作家与反动作家的对立阵营，香港文坛也进入了政治分化最为尖锐的时期，此时的江苏籍作家思果、卜少夫、司马璐、徐钟佩、邢光祖、王临泰等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以不同的立场或多或少地裹挟于文学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
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创作是在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起步于香港却随着时代动荡浮浮沉沉，并逐渐在地域上向台湾和南洋地区流散。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战争及其所带来的创伤和思考是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书写的共同母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底色就是冲突与战争，作家对于战争的描述和思考也明显比以往和平年代要多。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散文家徐钟佩就以女性视角细腻地描写了战乱之中家庭的漂泊不定与个体生存的乏力。她的长篇小说《余音》更是以“拟自传”色彩和细腻的感情描写了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社会，透视人事变迁，从而表现整个时代的巨变。卜少夫在他的散文中表现了大量战争时期的生活细节与人生思考，如《轰炸》中对日本侵略者给重庆带来的灾难的痛斥，《小木屋生活》体现了作者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复兴关回忆》体现了作者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的爱国精神和必胜决心。其次，怀乡与离散的双向认同体现了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中华认同感。由于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主要是被迫离散于港台和南洋地区，其实依旧没有超出中华文化圈的范畴，所以这些作家一方面会在作品中表现思乡之情，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对于居住地的文化认同，甚至于文化上的熟识感。例如，叶灵凤在定居香港之后出版的《香江旧事》《能不忆江南》《晚晴杂记》《香港方物志》等作品中，很明显有一种故土眷恋与香港情怀的双向认同，家乡固然是回不去的乡愁，香港则是他真实生活的第二故乡。卜少夫的散文也体现了这种民族文化上的双向接受，在《我从香港来》中，作者对香港感情的表达就带有一种深沉而悲壮的历史认同感，香港成为了民族屈辱感的象征。而在《南京的泥土》中，卜少夫在去国怀乡、暌违家乡南京八年后，来到被侵略者蹂躏多年的国都，不禁思虑万千，感慨物是人非。最后，这一时期的文学意识形态对立氛围十分浓重。由于国共内战的重开，不同价值立场和政治观念的作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阵营。这种现象在香港文坛十分明显，江苏籍华文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时代政治斗争的浪潮之中。例如，司马璐创作了第一部瞿秋白传记《瞿秋白传》，但是由于他个人政治立场的偏颇，使得这部传记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客观史实的错误。由于他的错误立场，在香港的进步作家还与他进行过文学论战。曹兮虽然是以写爱情故事见长，但是他的早期经历又影响到了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在他的诸多言情小说之中都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偏颇。当然，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体现了时代的复杂性与作家个人的政治立场，这都是饱经沧桑的民族苦难与时代艰辛的文化表征。
20世纪40年代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基本上与中国大陆文学保持了一种同步呼应的关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延续。但是，这种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是伴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政治的巨变，大陆与境外海外华文文学的同步呼应被中断。一方面，政治环境的变迁导致大陆文学与境外海外华文文学的联系再无之前那样直接和紧密；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在离散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在地性”写作，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本土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香港地区依旧是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主要区域，北美地区由于华人侨民的增加也逐渐成为江苏籍华文作家的重要活动区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在性质上依旧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文学仍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体，但是在文学发展的走向上却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概而言之，虽然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在各个区域和各个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多元格局之中却依旧可以找寻到诸多共性。
首先，思乡成为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20世纪50年代，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在两岸政治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展开的。由于1949年之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量江苏籍作家滞留台湾地区，长期远离家乡的异乡漂泊，让这些作家思乡之情难以排遣，书写乡愁、回望故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共同选择。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借助这种溃退台湾的思乡情绪抛出了所谓的“怀乡文学”，强行以图解政治和公式化的文学创作为其反动政策推波助澜，在客观上阻碍了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思乡书写就变得十分复杂而微妙。例如，文学创作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司马中原和段彩华，他们均是以苏北故乡的生活作为文学怀乡的途径，但是这种对于旧中国北方民间社会的回忆性书写却明显带有“怀乡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让二者的创作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消减了艺术价值。相反，在一些江苏籍女性华文作家的笔下，这种思乡之情表达更为细腻与纯粹，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离乡之人对于故土的思念。例如，创作了台湾战后诗坛“第一本女诗人诗集”《青鸟集》的蓉子，她的诗歌之中就不乏真挚的怀乡之情，《梦里的四月》写就了青年人对于现实苦闷的无奈与对于故乡的思念。而创作了台湾战后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的女作家艾雯则以她的赴台军眷身份写出了漂泊异乡者的望乡之情。在《处处花香》中，故乡苏州是艾雯的精神依恋，身处乱世的她对故乡的人事景物有着深深的思念，她通过文字去回忆烟雨江南的味道，回望童年温馨岁月，一花一木、一人一事皆能勾起思乡之情。
20世纪60年代，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思乡主题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发展，并且衍生为一种更为宏大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这一时期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大多生活在台湾，例如张晓风的散文创作充满了大量寄托乡愁、乡思及寻根忆旧之作，其《饮啄篇》《花朝手记》《雨天的书》等都是作家对于幼年在徐州和南京生活的追忆。白先勇创作的“台北人”系列小说，以对旧时大陆各个阶层的追忆，拨弄了一段沉重繁复往事背后的乡愁。当然，这一时期的乡愁书写在一些作家“出走”西方的过程中发展为一种更为深切的文化乡愁，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崛起。台湾留学生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这源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很多台湾青年学子选择赴美留学，希望借助这种“逃避”的方式走出现实困境继而去寻找自我的存在意义。但是，这种“逃避”非但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反而在背井离乡的留学生活中又失去了自我民族身份的根基。於梨华早期的小说大多反映留学生漂泊异域的辛酸境遇和内心挣扎，一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让她赢得了“留学生文学鼻祖”的名号。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亦是体现了这种文化认同的焦虑与民族精神的疏离。朱秀娟的半自传体小说《破落户的春天》也是在旅美华人的心路历程中展现远离故土后难以抑制的落寞、失望和漂泊感。
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场浩大的留学潮仍然在不断持续，远在异域的思乡之情，弱国子民的屈辱之感，文化差异的深层隔阂，客居异国的飘零孤寂仍然是江苏籍华文作家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家乡、祖国和故土成为了这些留学生寄托自我民族情感的慰藉。此外，这一时期台湾岛内的政治戒严不断加强，这让那些久居台湾渴望了解故土的作家越来越感到失望与归乡的遥不可及。政治上的阻隔导致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普遍存在精神上的飘零之感。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明显能够感受到一种异域文化中民族身份认同的渴望与现实境遇阻隔的绝望之间所构成的文化焦虑。这种复杂情感的交织，让此时的怀乡书写从追忆式的情感体验提升到了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於梨华此时的创作转向最能体现这种民族认同意识的复苏。她在《傅家的儿女们》中对留学生的关注从“无根的一代”转向“觉醒的一代”，探讨了海外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余光中在经过早期“现代实验”期之后，也在探析诗歌的新古典主义道路，追求以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为背景，表现诗歌的思想主题、意象意境以及节奏韵律。李黎小说集《西江月》中对于左翼文学精神的海外赓续以及逯耀东食馔散文中以饮食作为彰显中华文化认同的媒介，都是对于思乡母题的时代演绎与内涵深化。
其次，现代主义文学在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中方兴未艾。20世纪50年代，由于台湾海峡仍旧处于“热战”状态，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行的“白色恐怖”专制统治，给台湾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带来了莫大的精神焦虑，加之此时盛行的“八股式”的“怀乡文学”和浓厚的意识形态钳制，让一些江苏籍华文作家开始探析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纪弦于1953年创办《现代诗》，夏济安于1956年创办《文学杂志》以及何凡、林海音于1957年创办《文星》，这三种杂志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汇聚了大批的作家，突破意识形态限制，为台湾战后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升了纯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地位。江苏籍华文作家无疑是这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中坚力量。纪弦是台湾现代诗学的播火者和现代诗派的开创者。赴台后的纪弦将早期现代诗创作的观念和经验带入台湾诗坛，组建了庞大的“现代派”诗人群，直接推动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
1960年3月，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继续引领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白先勇此时的创作逐渐开始走出先前《金大奶奶》《那晚的月光》等作品中那种主观意识和青春情绪的个人经验创作，追寻以现代主义的哲学意识思索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拮据与彷徨，如《上摩天楼去》《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等作品。陈若曦的文学创作则是以现代主义笔法表现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台湾劳动民众困苦求生的艰难与悲哀，如《收魂》《妇人桃花》以诡异的讽刺手法将台湾的乡土风俗地域色彩与现实的启蒙思想相结合，探讨现实世界中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当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非是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而是时代政治、文化场域和西方思想杂糅的产物，这场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文学本土主义的质疑，进而引起了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争。文学的民族性和在地性成为了乡土文学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攻击的主要工具，尉天骢强调现实主义的文学就是深深扎根于台湾乡土现实环境中的文学。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下的台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变导致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扭曲，提倡民族的写实主义文学就是直面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文学对于个体人生和家国命运的使命。这场论争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最终结果，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化与转向，城市书写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击手段。此时，朱秀娟、萧飒等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题材作品中延伸了对于现代城市化道路中诸多人性弊病的批判。甚至，尉天骢的创作虽然是以乡土文学作为底色，但是他的作品却不乏大量现代主义小说的技法运用。可以说，现代主义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但是它在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对话中逐渐具有了东方色彩，江苏籍华文作家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
最后，“在地性”书写成为了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普遍创作意识。这种“在地性”的追求可以被理解为江苏籍华文作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地域显现，因为此时的华文作家绝大部分仍旧生活在广义中华文化圈之中，长时间的远离故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此身安处是吾乡”的本土认同，这种本土认同依旧是对于同根文化的“在地”确指。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还是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它们的底色都是以本土书写唤起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例如，江苏籍华文作家艾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适应了在台生活，也深深地爱上了台湾，她散文中的在地书写越来越多。在《渔港书简》里，她以细腻温婉的笔调将苏州的风物与台湾的风土人情进行比较，在参差的比较之中表达对于故土与“居土”的双重认同。
这种“在地性”书写在香港文学中表现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之后，香港的地缘位置十分微妙，它既是传统中华文化圈中的重要区域，却又被英国殖民统治，既是国共两党拉锯与对峙的重要阵地，却又不属于二者任何一方的政治势力范围。正是这种现实境遇中的暧昧与含混，让香港文化呈现出一种杂糅的自我坚守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对于本土文学“在地化”书写的坚持。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是第三波“南来”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多以大陆过往的生活经验和香港社会现实为题材，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与香港文学的互动，同时推动了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江苏籍作家叶灵凤、严庆澍、徐速等人的创作体现了此时香港文学的“在地化”倾向。他们一边以文学回望故乡，一边又以文学守护香港的“本土”色彩。严庆澍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文学“在地化”中的一种雅俗共赏的通俗化文学趋向。这里的通俗不是世俗或者庸俗，而是以普通香港民众作为期待读者群体，故而十分讲究写作的传奇性与可读性。严庆澍以通俗文学的笔法创作了《某公馆散记》《人渣》《香港屋檐下》等作品，反映了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表达了对于香港市民社会的一种人文关怀。他的通俗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是一部畅销书，从蒋介石的家世与发迹一直写到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以通俗形式表达了香港作家爱国反蒋的政治立场。徐速是江苏籍“南来”作家中对于香港都市文化资源开掘较为深入的作家，他的作品试图从多个层面探析香港都市社会的复杂面貌，既有《恩怨》《春雨楼头》这种对香港战时题材的书写，也有《难民花》《钢笔荷花》《猴戏》这种对于香港底层人民的关注。这种“在地化”的书写可以被视为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在离散状态中对于自我灵魂之根的重构与中华文化体认的本土安妥。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一个极速变革的时代。中国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让这一时期的世界华文文学在作家群体构成和地域空间离散上都与之前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时代的差异性也同步地显现在了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时代的巨变并未撼动江苏籍华文作家的历史地位，反而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江苏籍华文作家地域离散情况加速，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格局产生了巨变。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许多生活在大陆的江苏作家开始选择移居海外，最初他们的移居目的地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大都以留学或访学为主。进入90年代，由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与世界政治版图的巨变，移居人口的离散地域变得越来越多元，江苏籍华文作家几乎遍布全球所有人类居住的大洲，而移居的目的也千差万别，不再是单纯的以留学为主。在这个加速离散的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世界许多地方逐渐壮大，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除了传统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在东南亚、北美、欧洲和大洋洲陆续出现了优秀的江苏籍华文作家作品，这使得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局面变得纷繁多样，也大大拓展了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写作的视域，为之后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高速多元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地域离散的加速直接导致了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格局的彻底变革。20世纪80年代之前，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构成主体来自港台地区，他们大都是1949年前后离开大陆，逐渐经由港台在六七十年代又离散到北美和欧洲等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的政治高压开始解冻，两岸关系渐渐改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开始进入到“新世代作家”时期，既有对当时台湾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延伸与超越，亦有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复苏和发展，甚至进一步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拨中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此时各种文学流派竞相登场，佳作频出，台湾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进入到相对繁荣的时期。但是，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视域来看，大陆一批较早的移民作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台湾江苏籍华文作家群与江苏籍大陆新移民作家群之间的对标关系，而这种相互之间的竞合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演变为一种江苏籍大陆新移民群体的爆发和超越。这种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格局的巨变源于大陆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出现了，大量移民者居留于世界各地，这为来自大陆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从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传统与蝶变角度来讲，大陆新移民作家群体对于传统格局的颠覆也是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发展进步的标志。早期的江苏籍新移民文学与台湾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相似，多以表达文化冲突之下生存的重压、民族认同的困难和无限乡愁的苦闷为主题。但是，很快前者就跳出了后者的束缚，开始走出“无根”喟叹与认同危机，放弃边缘与中心的纠葛，或是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冷静审视移民群体的生活，或是尝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两种文化同时形成对话。例如，周腓力《一周大事》《洋饭二吃》《死有余温》《成功的秘诀》《风水轮流》等作品中虽然依旧延续了早期留学生文学的主题，但是他明显有一种文学艺术上的自觉，通过冷峻的观察、幽默的语言与后现代式的创作手法，理性地剖析了华人在美受歧视的复杂原因。王周生的长篇小说《陪读夫人》虽然是以留学伴读中的生存困境为主要内容，但是作家通过对于异域生活种种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矛盾的深入剖析，呈现出对东西方观念的一种理性思考。所以江苏籍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出现与作家离散现象的加速，不仅改变了江苏籍华文作家群体的结构，更持久而深远地影响了整个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主旨与走向。
另一方面，江苏籍“新移民作家群”产生并壮大，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新移民作家群”的概念诞生于美国华文文学界，它的出现最初是为了区别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台湾留学生作家群”，体现时代境遇中华文文学的新变。自此之后，随着作家移民方式、移民目的地的增多，泛指出于各种目的从中国移居国外，并用华文进行创作的作家，而“新移民文学”指的就是这些作家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文学作品。江苏籍“新移民作家群”包含于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大潮之中，并且逐渐壮大，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倾向和文学风格。
相比之前离散于港台地区，再由这些地区继续离散到世界其他地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这一时期的“新移民作家群”很快从民族认同、乡愁苦闷的传统主题中抽离出来。他们以平等的文化态度，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强化了自我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的体认。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与之前被迫离散的前辈作家不同，他们的移民过程虽则不易，但并非不自主。同时，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让政治的阻隔与地理的疏离不再是作家喟叹乡土的前提，过去充满五四悲情式的乡愁文学逐渐不再符合时代的风貌。相反，在多元认同中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与中华精神成为了更为契合时代的写作趋势。例如，以诗人谢馨为代表的菲华文学，不再只是沉浸于对故国的怀想，而是在逐步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积极勘探菲律宾的风俗风景与人情世故，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谢馨的诗作《王彬街》《手抓饭》《搬家》《哈露·哈露(HALO HALO)》等都是采撷菲律宾文化中诸多独特意象，表达新一代海外华人的多元认同。这种多元认同的文化驳杂其实暗含了这一时期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化自信，能够在中华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协调自我的精神认同。散文家庄因的《杏庄小品》《八千里路云和月》《山路风来草木香》等散文集或是借对身边事物的描绘，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行比较；
或是借日常生活的感性认知，探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异域之思。施玮的小说对于死亡哲学命题的文学书写潜藏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层对话。她在《红墙白玉兰》《世家美眷》等作品中，各式人物，或直面死亡，或回避死亡，或顿悟了死亡与重生、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奥秘，这种死亡意识的文学书写其实是建立在融通中西文化之后的超越之思。
在跳脱了身份焦虑与文化乡愁的惯性写作之后，江苏籍“新移民作家群”的写作趋于移民境遇的现实主义书写与异域反刍式的历史回望。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现实与历史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异域中反思母国的历史文化，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反映人性的恒常与人生的终极之问。来自无锡的澳洲华文作家海曙红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她将个人生存境遇、澳洲生活体验与往昔宏大历史进行文学整合。她的第一部长篇日记体小说《在天堂门外》是由自己在养老院工作期间的日记整理而成的作品。作家并未囿于日记体的限制去倾诉移民生活的苦闷，而是将视线对准了养老院里众多老人与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以一个东方人的视角，观察与思考西方的养老问题，以及种种衍生问题，尝试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索生命的价值、尊严与归宿，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了哲理性的生死之辩。而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水流花落》中，作家以自叙传的风格对自我的个人史与家国的宏大史进行了交织式的书写，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体现了作家对于移民群体精神史构建的努力与对于移民在新大陆无根之感的历史反刍。周励的现实主义书写则是从另一个向度体认进行中的历史大潮对于个体生命经历的冲击。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的时代背景中记录下时代的面影和人物心理，客观再现了中国新移民走向并渐次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时描写了个体对历史、文化以及生命存在的深层叩问，在双重文化身份思索之中渗透着个体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理解。来自南京的欧华作家谭绿屏在其散文创作中往往将海外生活见闻与国内往昔生活的追忆交织在一起。在《橱》中，作家将自我艺术追求的个体精神史与动荡年代的宏大历史和游学德国的个体艰苦奋斗史相糅合，在个体生命与历史和异域的拮据关系之中讲述了作者一代的青年如何在改革开放后奔赴国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而文章中的“橱”其实也成为了一种个人生命的超越性隐喻。
可以说，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史是一部承上启下而又孕育新变的历史，江苏籍华文作家以时代精神和自我体认的微妙关系彰显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可能与历史深度。
进入新世纪以后，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迎来了重要的收获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嬗变与融合，整个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开始以更加包容、多元和进步的姿态沐浴新世纪的荣光。新世纪以来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江苏籍华文作家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作品数量剧增，文学佳作屡见不鲜。这一时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伴随新世纪的到来也产生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既是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传统与时俱进的结果，又是新的历史境遇中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应时而变的扬弃过程。
江苏籍华文作家群体的组成结构更加多元化。这种变化是伴随着大陆赴海外留学或定居人数的增加而产生的，新世纪以来大陆的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改善，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水平逐渐提升。这使得为数众多的大陆学生拥有赴海外留学居住的机会，许多华文作家就是来自大陆的留学生，部分作家在留学或移民海外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这些具有大陆背景的留学或移民作家持续产生，其中江苏籍华文作家所占比重较大，因为江苏省是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这也为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涌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江苏籍华文作家群体在新世纪以来的这种组成结构的变化为世界华文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呈现出更为缤纷多元的群体姿态。
江苏籍华文作家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华文作家组成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这一时期作家群体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与之前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有较大的不同。之前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往往存在一种心态上的“边缘人”状态，他们的作品大多涉及与居住国之间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困难现象，这种边缘心态也表现为一种远离家乡在异国遭受歧视的思乡之情。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赴海外定居的大陆江苏籍作家逐渐增加，他们并没有之前江苏籍华文作家的飘零感，而是由于各种机缘选择定居海外，所以新世纪以来的华文作家普遍没有写作中的“边缘人”情结。相对于过去所在意的是否可以文化融入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意识中反而被淡化或者直接表现为一种不融入的态度。他们在各自的居住国往往会形成一种文学的聚集关系，相应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纷纷被建立与组织起来，成为了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文学协会组织。这些作家往往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他们更加趋向于一种流徙式的生活方式，在各大洲之间旅行居住成为了一种作家找寻生命意义和写作契机的惯常生活方式。所以，融入与否，抑或是否被异质文化所接纳，在他们看来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写作本来就是立足于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故而，新世纪以来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往往倾向于回避自己的异乡客身份，或者是将居住国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参照系，审视和重识故国的文化价值，他们的作品也更加关注从人类的普遍性和人性的普适性出发探索人的存在意义，并且新世纪以来移居境外、海外的大陆江苏籍作家与母国之间仍旧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甚至他们的作品发行与受众群体也依旧是立足大陆的文学场域。
江苏籍华文作家们用文字书写了一代代境外、海外江苏人对生命理想的追寻，再现了他们在境外、海外的心路历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灿烂星河里，江苏籍华文作家以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学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祥地，中华文化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不竭资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情怀使世界华文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地传承和发展着中华文化。江苏文化底蕴深厚，“它是沿海文化和内地文化的融汇，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叉，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交融”⑤。江苏文化既有江南园林水乡的秀丽之美，也有苏北平原刚劲辽阔的雄壮之姿。江苏籍华文作家的人生经验是丰富的，视野是开阔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深受江苏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带着江苏的山水和文化走向世界，在异乡，他们又不断地回望故乡，在文字中思念故乡的风土风物、人情故土。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不仅将耳濡目染的江苏地域风景、风情和风俗尽情地倾泻笔端，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呈现了浓郁的江苏地域文化特色，在书写江苏中继承和创新江苏书写。同时，他们也以江苏地域文化确认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江苏籍世界华文作家的地域文化书写是明显的，如叶灵凤笔下的南京、镇江书写，司马中原、段彩华笔下的苏北江淮平原书写，尉天骢、郭枫、张晓风、逯耀东笔下的徐州书写，以及艾雯、冯青笔下的苏州书写等。他们通过对故乡风俗人情、故土风物的追忆慰藉浓厚的乡愁，安顿漂泊的灵魂，守望脚下的土地。久居香港的叶灵凤，“他怀念家乡的笋脯、野菜、晚香玉和樱桃，他想念家乡的盐水鸭、菱角、香肚，甚至微小如豆豉生姜、凉面和火烧的情调，自然他也向往南湖、扬州、玄武湖和杭州风光”⑥。思果心里忆念的常常是自己的故乡：“我住过四季皆夏的关岛，也住过没有冰雪的香港，但是心里总是喜欢故乡镇江那样四季分明。”⑦冯青的梦里念里都是故土苏州，“午夜/什么才能解渴呢？/最好回苏州去/骑匹小毛驴/不要带书僮/七拐八拐的走进/青石弄堂//纸窗里/一把明晃晃的火/新橙如刚开脸的新妇/甜净的笑/在白脂玉盘里脆响/而切橙的小刀/确曾在黄河的冰上/磨过/想那时/爱情总在霜与马蹄间踌躇/把你的墨香留在屏风上的/应是那/持杯的手吧！”⑧江苏籍华文作家们对故土文化的思念与挚爱，在字里行间里跳动着。
江苏籍世界华文作家文学创作诞生于战乱迁徙之际，起步于孤寂阻隔之境，成长于风云变幻之时，最终成熟于时代新变之中，半个多世纪的江苏籍世界华文作家文学创作虽然老成持重，但又历久弥新，家国情怀与文学担当从来都是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底色与初心。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是江苏文学史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们今天以文学史的形式，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地域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发展面貌，呈现多元共存的江苏籍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思潮流变与文化情怀，呈现江苏籍华文作家的生命体验、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就是要为江苏文学史、世界华文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江苏文学存在的确指与价值贡献。历史不可磨灭，历代江苏籍华文作家对于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贡献也应该被以文学史的方式铭记。
①王列耀、李培培：《海外华文文学“跨界”动向与意义》，《福建论坛》2020年第7期。
②刘俊：《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离岸流”还是“外省书”？》，《文艺报》2020年8月14日。
③宋园园：《北美华文文学母题审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④陈辽：《江苏籍台湾作家：台湾文学方阵中的排头兵》，《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⑤陈辽：《新的士风，新的交融，新的独创———地域文化在江苏籍台湾作家作品中的呈现》，《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黄蒙田：《小记叶灵凤先生》，载方宽烈编《凤兮凤兮叶灵凤》，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⑦思果：《四季》，载《思果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1页。
⑧冯青：《天河的水声》，尔雅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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