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徐义锋
(1.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2.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收藏家协会，山东 枣庄 277300)
《孔子圣迹图》(一般简称《圣迹图》)是表现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画。明、清时期，《圣迹图》已经独立成为一种绘画专题，有了较为固定的图谱。《圣迹图》版本可分成五大系统：一是正统九年(1444)张楷二十九事本系统；
二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何珣增补本系统；
三是万历十七年(1589)吴嘉谟《孔圣家语图》本系统；
四是万历二十年(1592)孔庙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系统；
五是崇祯二年(1629)孔胤植、吕兆祥《圣迹图》系统。曲阜孔庙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是五大版本系统中收图最多、影响最大的版本。
石刻《圣迹之图》的发起者为时任山东巡抚的何出光(1)何出光(生卒年月不明)，字兆文，号中寰，河南扶沟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进士。历任山西沃曲知县、监察御史，万历十九年(1591)奉命按察山东。当年秋乡试，出光揭发礼部官员为乡人泄密，惹怒礼部，夺其弹劾之权，外调镇守山西太原，再贬为宁州判官、山东乐陵及河北完县县令。，具体主事为孔子六十一代孙、曲阜知县孔弘复(2)孔弘复，字以诚，号桂窗，孔子六十一代孙，官曲阜知县，加都转盐运同知、东昌府通判，诰封中宪大夫。。由淮阳画工杨芝作画，吴郡章草刻石，曲阜县学生员毛凤羽汇校。原石现仍存曲阜孔庙圣迹殿(原称圣图殿)内，120石，每方长约60厘米，高38厘米，镶嵌在殿内北壁上。按石刻内容纵式排列，每排三石，共四十排(正中插有三幅其他的石刻孔子画像)。首石篆题“圣迹之图”四字。第二、三石为“史记世家”，署“汉太史公司马迁撰，宋朱文公熹纂”。四、五、六石为明邵以仁(3)邵以仁，字子任，贵州普安卫人。万历八年(1580)庚辰进士，授临桂县知县。万历十九年(1591)迁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云南兵备道副使。“圣图殿说”。七、八石为明张应登(4)张应登，字玉车，四川内江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初授彰德(今河南安阳县)司务，秉公执法，狱无冤滞。开万金渠，灌田万顷，邺地百姓，赖以为生。任湖北乡试主考，遴拔皆俊才。后补山东副宪(按察副使)。不数月，以治边人才调陇右，为权要忌恨，遂辞官归里。著有《奏议疏稿》，又辑《汤阴兵庙记》为《精忠志》。《四川通志》有传。“圣图殿记”。第九石为“先圣小像”(圣行颜随)。第十至第百二十石描绘孔子生平事迹。共有图112幅(含先圣小像)，内容前后连贯，编排有序。是古代中国篇幅最长、有完整故事的石刻连环画。石刻《圣迹之图》刻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原石早已磨蚀殆尽，不能卒读。传世有拓本、摹本、木刻本、无字本、石印本、改编本等多数，对此后圣迹图的绘制影响巨大，同时也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待廓清。
明张应登《圣图殿记》开篇便说：“阙里故有圣迹图若干幅，在枣梨，奈何不以贞珉寿，亦散在各庑，奈何不殿列而严奉之。巡按御史何出光览而念动，裒郡邑四千缗，辟庙后之隙，为圣图殿，图刻入石，为久远不磨计。知曲阜事、六十一代孙弘复，实肩厥役。”这里提出一个圣迹殿《圣迹之图》的底本问题。张应登说万历二十年圣迹殿石刻是以曲阜已有“散在各庑”的木板《圣迹图》为底本的。吴嘉谟(1570—1620)《孔圣家语图》自序也说：“岁丁亥(1587)，余师澹所杨公奉册鲁藩，过阙里谒孔林，获所传《圣迹图》，归而授予。览之，生平行概具见于绘帙中，昔日群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游，展册辄了了。”吴序证明万历十六年(1587)杨士经曾经在曲阜得到过《圣迹图》传本。
曲阜孔子博物馆现尚保留有明代《圣迹图》木版94版(5)山东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孔子圣迹图》，北京：中国连环画出版社，1988年。(或说101版)。但这套明板中包含经张应登提议才加入到《圣迹之图》中的“过庭诗礼”“克复传颜”“孝经传曾”“望吴门马”“三陇植楷”等图，刻绘时间显然是在万历二十年之后，是石刻《圣迹之图》的衍生品，而不是其底本。
曲阜孔子博物馆现尚存明彩绘绢本《圣迹之图》36幅，纸裱成册，无款，作者及年代不详。图前有清雍正年间谷程、卫支彰跋语。谷程跋语推测此图当为明成化、弘治年间作品。因此有学者推测此彩绘绢本或者便是圣迹殿《圣迹之图》的底本(6)孔祥胜、上官茂峰：《圣迹之图考析》，《荣宝斋》2006年第3期，第215页。。其实，此绢本绘图的跋语明显是写给扬州盐商王钦翁的。即便此图确实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作品，但至少清代雍正时期，此画尚未入藏孔府。(7)徐宗干(1796-1866)《斯未信斋杂录》“小浣霞池馆随笔(甲辰)”载：“昔日任济州时，得彩绘《圣迹图》一册，敬以赠孔上公。”(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第6页)可知此绢本彩绘《圣迹图》入藏孔府当在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因此此绢本《圣迹图》也绝不可能是圣迹殿《圣迹之图》的底本。
如上所述，石刻《圣迹之图》之前，已经有正统九年(1444)张楷二十九事本、成化二十一年(1485)何珣增补本、万历十七年(1589)吴嘉谟《孔圣家语图》本行世，阙里所藏《圣迹图》木版自当属其中的一种。明嘉靖戊申(1548)沈藩刻本《孔子圣迹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邓文质(8)邓文质(1462—1536)，字汝中，号文溪，绰号邓八斤，饶州府鄱阳县人，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进士，官至扬州知府、广西副使，有文名。“圣迹图跋”给我们提供了线索。邓文质“圣迹图跋”说：
“天生宣甫以寄斯道，谅非偶然。自昔群圣固皆异于众人，矧夫子尤异于群圣者，岂无异迹之可纪哉!甬东张中丞，即夫子诞生之始，迄葬祭之终，厘为懿图，凡若干而序赞之。吉府贤王复加增益，至三十有九。虽未能悉纪夫子神明之迹，而其颠末概可见矣。江都尹公才，寔宣圣云裔，偶有得其善本，喟然叹曰：先祖圣迹反有赖藩王、都宪与之襄成。顾予系出正宗，仰承祖训，领乡书而宰大邑，讵敢惜俸资不为先德侈哉!遂绣梓而行，而白予纪其事。(9)张楷：《孔子圣迹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邓文质跋追述《圣迹图》创始于张楷、增补于吉藩(误，实为何珣)的历史，记述了孔子后裔孔公才得到吉藩刻本后，“喟然叹曰：先祖圣迹反有赖藩王、都宪与之襄成。顾予系出正宗，仰承祖训，领乡书而宰大邑，讵敢惜俸资不为先德侈哉。遂绣梓而行”。也就是说孔子后裔孔公才是正德元年(1506)《孔子圣迹图》(已佚)真正的版主，邓文质的序是写给孔公才的，而不是沈藩。
孔公才(1458—1533)，字羲文(或误作“希文”)，号野舟，孔子五十八代孙，防西户，成化癸卯(1483)举人，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吕元善《圣门志》、正德《大同府志》、嘉靖《和州志》、万历《和州志》、康熙《江都县志》、《孔子世家谱》、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九十“子孙著闻者”第十五皆有记录。陈镐《阙里志》卷十四保留有墓志铭。正德元年(1506)，孔公才初仕扬州府江都县，有感于《孔子圣迹图》成书于张楷、吉藩等外姓之手，奋力捐出自己的俸禄，在江都县刻绘了《圣迹图》，时任扬州知府的邓文质为其题写了跋文。这就是正德元年版《圣迹图》。后孔公才致仕归乡，很可能将木版带回曲阜，献给了孔府。“嘉靖戊申(1548)春孟吉旦，潞庠姚生正贡之期西还，得《圣迹图》一册，谒予以献”(朱胤栘《刻孔夫子圣迹图跋》)。潞庠姚生将正德《圣迹图》献给了沈藩，于是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圣迹图》沈藩刻本。
我们有理由推测，孔公才正德元年本《圣迹图》，至少应是散在两庑的旧刻本之一，万历二十年孔庙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的底本之一。
张楷(1398—1460)《圣迹图》原为二十九事(10)张楷《圣迹图》二十九事为：先生小像、尼山致祷、俎豆礼容、职司委吏、职司乘田、学琴师襄、问礼老聃、在齐闻韶、晏婴沮封、退修诗书、夹谷会齐、诛少正卯、女乐纹马、匡人解围、丑次同车、宋人伐木、微服过宋、适卫击磬、西河返驾、楛矢贯隼、灵公问阵、子路问津、在陈绝粮、子西沮封、删述六经、西狩获麟、梦奠两楹、治任别归、汉高祀鲁。原图无题，上述四字题目为笔者根据主题擅拟。，有序有赞，无题。何珣(？—1485)增补九事(11)何珣增补九事为：麟吐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圣、命名荣贶、观器论道、化行中都、礼堕三都、作歌丘陵、跪受赤虹。原图无题，上述四字题目为笔者根据主题擅拟。，有序无赞，无题(12)陈东：《张楷圣迹图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第82-93页。。圣迹殿《圣迹之图》在何珣增补本的基础上增加为112图，内容自然是大量增加。
圣迹殿《圣迹之图》对张楷、何珣《圣迹图》的继承十分明显。张楷《圣迹图》卷首“史记世家”其实不是《史记·孔子世家》，而是朱熹《论语集注》序说，为节约《史记·孔子世家》而成。如张楷跋语所言“至于卷首总序，则全录文公所纂者，以其约而有断也。”取其简明，起到孔子年表的作用。圣迹殿《圣迹之图》予以承袭。
张楷《圣迹图》卷首“先圣小像”其实是一个败笔。这幅“先圣小像”或称“圣行颜随”是孔氏家族祖传画像。曲阜孔庙有两块石刻，一块“先圣小像”为孔端友(1078—1132)刻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另一幅“先圣画像”为孔瑀刻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前者据说是吴道子笔，后者据说是子贡传写、顾恺之(348—409)所摹。张楷《圣迹图》为“先圣小像”图配上了一首“述中庸赞”，辞曰：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高明配天，覆帱不偏。博厚配地，持载无外。四时错运，日月代明。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文孙子思，极赞先德。敬书卷端，以表圣迹。
明显是将孔子与颜回误认成了孔子与子思。何珣增补本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图1)。圣迹殿《圣迹之图》主持者是孔子六十一世孙孔弘复，对这幅“先圣小像”自然十分熟悉。因此，圣迹殿《圣迹之图》虽然仍以此图为首图，但是去掉了张楷的赞词。同治孔宪兰刻本《圣迹图》则另命名为“圣行颜随”，并注明说：
“颜子，圣门之高弟也。凡圣人之一言一动，往往默识心融，故于圣人之行止，多不离乎左右焉。”更正了张楷的错误(图2)。
图1 嘉靖沈藩刻本之“先圣小像”
图2 北大图书馆藏拓本之“先圣小像”
石刻《圣迹之图》基本沿袭何珣增补本的构图与配文格式，有叙事，无赞，另外为每图配上了四字画题。对何珣增补本三十八事全数承袭，略有拆分。张楷《圣迹图》之“夹谷会齐”“女乐纹马”原为一事二图(二图同一个叙事与赞词)，石刻《圣迹之图》将其拆分为“夹谷会齐”“归田谢过”与“女乐纹马”“因膰去鲁”四图。原叙事也相应分为四部分。
变化最大的是圣迹殿《圣迹之图》因袭了张楷《圣迹图》“在齐闻韶”的构图，但却把题目及叙事改成了“访乐苌弘”。张楷《圣迹图》“在齐闻韶”(图3)的叙事和赞文为：
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得罪，鲁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三家共攻昭公，师败奔齐。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太师语乐，闻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雅随风靡，音逐政浇。不图于齐，乃闻舜韶。声入心通，神会默识。食味尚忘，何况他事。
圣迹殿《圣迹之图》“访乐苌弘”(图4)在构图上与张楷《圣迹图》“在齐闻韶”基本相同，只是画题改为“访乐苌弘”，叙事则引自《孔丛子·嘉言》：
孔子访乐虹，既退，弘与刘文公曰：孔子有圣人之表，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与？刘文公曰：圣将安施？曰：尧舜文武之道或驰而坠，礼乐崩丧，正其统纪。孔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
图3 嘉靖沈藩刻本之“在齐闻韶” 图4 北大图书馆藏拓本之“访乐苌弘”
孔子“在齐闻韶”见于《论语》，载于《史记·孔子世家》。张楷《圣迹图》只有二十九事，“在齐闻韶”尚且入选其中，说明此事非同小可。圣迹殿《圣迹之图》竟然以“访乐苌弘”取而代之，以至《圣迹之图》112幅竟无“在齐闻韶”，不能不说是石刻《圣迹之图》的遗憾。
在构图上另一个明显变化则是“作歌丘陵”图的简化。“作歌丘陵”在明成化何珣增补九事中已经出现，描绘的是“子西沮封”之后，季孙氏来迎，孔子放弃周游，回归鲁国。构图稍嫌复杂(图5)。叙事说：
先圣六十八岁，在卫，季康子以币迎，归鲁。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坂，仁道在迩，求之若远。遂迷不复，自婴屯蹇。喟然回顾，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叹，涕霣潺湲。(13)歌词来源于《孔丛子·记问》。原文作“哀公使以币如卫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故夫子作《丘陵之歌》”。
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配文沿袭其旧，构图简化去了季孙氏来迎的马车及使节，代之以报归的奔马，并为此图配上了四字标题“作歌丘陵”(图6)，歌词变成了：
孔子在卫，季康子以币迎，归鲁。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坂，仁道在迩，求之若远。遂迷不复，自婴迍蹇。喟然四顾，题彼太山。郁确其高，梁甫四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叹，涕泪潺湲。(14)清代《圣迹图》避孔子讳，改“丘陵”为“邱陵”。
图5 嘉靖沈藩刻本之“作歌丘陵”
图6 北大图书馆藏拓本之“作歌丘陵”
此外，还有一桩“登东山憩大通岩”案，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万历二十年孔庙圣迹殿石刻为增旧本所未有而成。据张应登《圣图殿记》：“阅岁壬辰十月朔，应登按部而来，释奠告成以妥灵也。仍商之弘复，增旧图所未有者。如克复传颜、孝经传曾，道统正脉，不可不两图之也；
父母合葬、诗礼趋庭，孝慈大节，不可不两图之也；
登东山，憩大通岩，登泰山，与颜子望吴阊门，行乐之著者，不可不两图之也；
庙为杏坛故址，植桧手泽犹存，圣林并列三陇，子贡植楷交萃，不可不两图之也。共增定为百十二图。”也就是说《圣迹之图》在张应登的建议下又新增八图，新增八图的理由写得非常明白。“克复传颜、孝经传曾”对应现存石刻《圣迹之图》中的“克复传颜”与“孝经传曾”。“父母合葬、诗礼趋庭”对应现存石刻《圣迹之图》中的“合葬于防”与“过庭诗礼”。“庙为杏坛故址，植桧手泽犹存，圣林并列三陇，子贡植楷交萃”对应现存圣迹殿石刻中的“杏坛植桧”和“三陇植楷”。“登泰山，与颜子望吴阊门”，对应现存圣迹殿石刻中的“望吴门马”。唯独“登东山，憩大通岩”，在现存《圣迹之图》石刻中找不到对应的图画。
《孟子·尽心上》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山有两说，一说为平邑县的蒙山，古时蒙山也叫“东蒙”，也叫东山，山顶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碑。一说今曲阜南面邹城南之峄山。峄山之阳大通岩有“孔子教授生徒处”，岩之上方刻“真儒境”“圣贤遗像”，西岩下有“孔子燕居处”，山之东峰有“小鲁台”，石壁上刻“孔子登临处”“观东山小鲁”等字，是明嘉靖年间新造的景点(15)陈东：《峄山大通岩与明代心学遗存》，《齐鲁学刊》2020年第6期，第48-53页。。“憩大通岩”确实是荒谬无据，但“登东山而小鲁”至少应该在《圣迹之图》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存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百十二幅中确实没有“登东山，憩大通岩”，传世《圣迹之图》的拓本、摹本、翻刻本也都缺少此图。
是不是张应登序跋在前，后来具体施工中就没有此图呢？似乎也不对。清人戚学标(1742—1824)“至圣像像记”中说：
“圣迹殿五间，藏圣像及圣迹图诸石刻……圣迹图先系木刻，不知何人所绘，明巡按御史何出光镂之于石。万历间按察使某增为百十二图。如登东山息大通谷、登泰山与颜子望吴阊门，悉图之。绘手即拙，漫无考据。开卷数页，即纪圣人入平仲学，不可存也。”(16)戚学标：《鹤泉文钞续选》卷五“至圣像记”，清嘉庆十八年刻本，第12页。也就是说，戚学标见到过“望吴门马”“入平仲学”和“登东山息大通谷”。戚学标字翰芳，号鹤泉，太平县泽国(今温岭市泽国镇)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乾隆四十二年(1777)，掌教县城鹤鸣书院。次年，应曲阜孔继涵邀聘，至孔府任教，直至四十六年(1781)中进士。戚学标任孔府教席多年，所言可信度相当高。
如此，我们只能推测现存圣迹殿石刻已非万历二十年之旧，其后当经过重新绘制或修订。王培荀(1783—1859)《乡园忆旧录》回忆：“阙里旧有圣迹图刻板，明巡按何出光于庙后更建圣图殿刻石，监道张应登复增之，共一百十二图。今存七十二图。第图中器物多三代以后之制，如车驾牛有两辕，且设席棚，坐有墩、有案，案上列俎豆。未免失考。”(17)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五，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306页。如果说道光时期石刻只存七十二图，那么现在所见的百十二图自然是后来增补的。但现存石刻《圣迹之图》120石保存基本完整，没有改版的记录，也没有任何增补的痕迹。王培荀所言“今存七十二图”似乎更可能指的是“阙里旧有圣迹图刻板”，而非石刻。
孔庙圣迹殿自万历二十年创建以来，明末就有过几次修葺。入清以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也有大小不等的维修，但却没有任何修改或重绘《圣迹之图》的记录。1935年2月，梁思成奉教育、内政两部之命，考察曲阜孔庙建筑并制定修葺计划。梁思成在报告中描述说：“圣迹殿之创建，在孔庙建筑中是比较新近的。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创建圣迹殿，邵以仁为记，石刻《圣迹图》一百二十幅……《圣迹图》百二十幅，无款。现在诸石刻尚存，有玻璃柜保护。这殿在雍正大火的纪录中并未提到。由形制上看，其额枋、斗棋、平板枋、乃至瓦饰，都非若清式之肥笨，显然是万历原建无疑。”(18)《梁思成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3页。对照梁思成民国时期的描述，与现今圣迹殿的保存并无大的差异。有人说：“孔庙圣图殿中石刻文革中被毁，现展出之石刻系文革后重新恢复，其中许多刻石为遗失之后新刻制的。”(19)赵守祥、刘超：《孔子圣迹图》，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2年，序言页。查无实据，并不可信。
我们不能确定明圣迹殿《圣迹之图》是否曾有增绘或改绘，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圣迹殿《圣迹之图》的排列顺序已非故旧(20)据日人马场春吉《孔子圣迹志》，现今圣迹殿《圣迹之图》的排列顺序在1933年以前已是如此。。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现今圣迹殿《圣迹之图》部分石刻右下角保留有编号，如“观乡人射”为“二十五”，“尊君不驾”为“五十三”，“微服过宋”为“七十五”，“杏坛植桧”为“一百”等。这些编号与现今圣迹殿《圣迹之图》的排列顺序明显不合，与乾隆年间于敏中摹本《圣迹全图》(120图)的前后顺序不一样(21)于敏中绘：《圣迹全图》，北京：故宫出版社影印，2013年。，与明、清时期木刻105图本、石印104图本的顺序不相同，与彭初龄跋本《圣迹之图》的顺序也不一样(见文末表1)。
1935年，寓居天津的潘守廉(1845—1939，字洁泉，山东任城人)收藏到一套圣迹殿《圣迹之图》拓本(112幅)，据说是“万历年初拓，未损之本”，非常贵重。潘守廉为每幅图配写一首诗，加上序诗、绪言，总计115首，出版了《圣迹图联吟集》。潘守廉自序说：
“中国图画最古者，以武梁祠孔子问礼老聃为第一。其后则吴道子画孔子行道像。至曲阜圣迹图，与西方如来感应事迹，后先辉映，并垂不朽。特圣迹图创始于明朝，万历二十年曾建圣图殿，两壁石刻久经漫灭。而曲阜公府中所存清初木板，底本久印失真。守濂惄焉伤之，每欲发心，无从着手。上年在津肆忽得万历年初拓未损之本，合之曲阜旧图，共得一百十二幅。茫茫墜绪，忽现当前，亦可谓神灵之呵护矣。”潘守廉所得《圣迹之图》拓本今已不知所在，只有《圣迹图联吟集》流传于世。对照其中圣迹图的排列顺序，竟然与圣迹殿现存《圣迹之图》石刻编号顺序基本一致(22)《圣迹之图》120石112图，“圣行颜随”(先圣小像)为第一图(第九石)，无顺序号。潘守廉《圣迹图联吟集》因为“圣行颜随”没有顺序号，错误地将“圣行颜随”排在了“大夫师事”后，为第十四图。。《圣迹图联吟集》所记圣迹图编号顺序应该是最接近原石顺序的记录。
由潘守廉《圣迹图联吟集》所保存《圣迹之图》的排列顺序来看，石刻《圣迹之图》“韦编三绝”为图二十一，排在图二十“退修诗书”之后，年代顺序有欠考虑之处。图二十“退修诗书”叙事：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定公立。季氏僭公室，陪臣执国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定礼乐，弟子弥众。
显然是孔子未仕时事。图二十一“韦编三绝”叙事为：
孔子自卫返鲁，鲁终不能用，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之勤，韦编至于三绝，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显然是周游列国以后的事。石刻《圣迹之图》“韦编三绝”的年代过于提前。明末及清代木刻圣迹图，如同治十三年孔宪兰《圣迹图》等，大都沿袭了石刻《圣迹之图》的这一错误排序。
现存圣迹殿《圣迹之图》将“退修诗书”与“韦编三绝”一起后移为图九十、图九十一。照顾了“韦编三绝”的年代，但明显与“退修诗书”的年代不合。
总结孔庙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原貌的标识性特点：在构图上以“访乐苌弘”替代了“在齐闻韶”；
简化了“作歌丘陵”人物构成；
在编次顺序上，存在“韦编三绝”前置的问题。
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完成后不久，毕自严(1569-1638)等人游曲阜，看到的景象是“近刻《圣迹图》亦佳，诸拓碑鬻书者充牣其中，人争市易”(23)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三“三叟同游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7页。。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流传甚广，有多种拓本、木刻本、摹本、石印本、删节本、改编本等传世。
(一)拓本
曲阜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原石虽在，但传世拓本却非常罕见。潘守廉所藏明拓本早已不知所踪。上世纪80年代，原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拓制五套，现存孔子博物馆。此拓本120石112图全，但因拓制时间较晚，图像已经非常模糊。
笔者所见皆为翻刻石拓本，且只有拓本流传，原石皆已佚，甚至不明其所在。有如下两种：
一是初彭龄跋113图本。山东枣庄二十八中学校园博物馆藏有《圣迹之图》拓本即此本。长46cm，宽33cm，序跋文字部分略有残缺，113图齐全。其中112图的构图、叙事及编排顺序与曲阜圣迹殿《圣迹之图》原始顺序基本相同。在“真宗祀鲁”之后新增一幅“康熙御诗”(图7)，图中无人物，只描绘了大成门与大成殿(殿门高悬万世师表扁)，龙纹方框内刻有如下文字：
当今皇帝御制诗：鸾辂来东鲁，先登夫子堂。两楹陈俎豆，数仞见宫墙。道统唐虞接，儒宗洙泗长。入门抚松柏，瞻拜肃冠裳。康熙甲子冬至过阙里。
此拓本有初彭龄跋文，可惜已残缺不全(图8)：
……有圣图……远慕思之……中土矣。予闻而骇然。已而……往迹之图典，于前后殿庭廊庑间蒐罗得百十五塊，核之……图上序跋三篇，嘱杜君倩工採石而补之。且函于府学明伦堂之壁……人之教求之心，不求之迹。图迹，末也。然而，尧舜桀纣俱图周庙，又有周□□扆图。夫子见而叹谓：水可知形，古可鉴今也。是羹墙犹不足矣。昔议礼□谓祀孔子者必易木主而肖像，胥是道也。滇人士时逢圣明，文教渐被，蒸蒸日上。予生长圣人之乡，不图于此邦重仰是图，集□阙，虽前此寿石之人莫考，而由梵宇而登之宫墙，俾嗜古之士摩娑起敬，是盖有数存乎其间欤？杜君以进士作令于会城，杂沓之地簿书鞅掌中犹能留心鉴古，其悦诚当非无素者。于其董役之竣而请跋也，乃欣然援笔而书之。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仲夏之望。
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云南巡抚、山左初彭龄敬跋。
初彭龄(1749—1825)字绍祖，号颐园，山东即墨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官编修、御史、云南巡抚、刑部侍郎、内阁学士，道光年间擢兵部尚书。该跋说到“滇人士”，且署“云南巡抚”，作于初彭龄任官云南巡抚时。史载初彭龄于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补授云南巡抚，嘉庆六年(1801)三月辞职回京(24)赵利文：《清代山东廉吏初彭龄生平考》，《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40-45页。。此跋文当即作于嘉庆四至六年之间。
据初彭龄跋文，原石当在云南(昆明？)某寺庙之内。初刻之人已不可知(25)曲阜圣迹殿《圣迹之图》的序言“圣图殿说”的作者署名为“万历壬辰季冬朔日，赐进士第、奉政大夫、山东提刑按察司佥事、奉敕整饬沂州兵备道、前广东道监察御史、兴古邵以仁撰、书”。《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乙未，升山东左参议邵以仁为云南副使腾冲兵备。”也就是说，邵以仁在万历二十年(1592)为《圣迹之图》作了序言《圣图殿说》后不三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升任云南副使。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是邵以仁将《圣迹之图》拓本带到云南的。。但由新增第113图注明“当今皇帝御制诗”来看，初刻年代应该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嘉庆初，原石散佚，会城令杜君只蒐集到115石。于是，倩工重新补刻，补足了120石之数，并请初彭龄新作此跋。
2021年8—10月孔子博物馆《圣迹之图——民间藏书特展》展出有“明万历二十年刻嘉庆六年补刻拓本”，也是初彭龄跋113图本。此本初彭龄跋保存较完整，但不知是否保留有“康熙御诗”。藏家未知。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大成至圣文宣王追封碑》拓本后所附《孔子行教画赞》册页，其实是《圣迹之图》拓片。墨纸尺寸33×46cm，残存23幅。经仔细对比，此拓本册页与初彭龄跋113图《圣迹之图》拓本完全一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迹之图》拓本(26)李云：《孔子“圣迹图”绘刻与收藏初探—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迹图”》，《长沙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四折册一函，长35cm，宽23cm。与初彭龄跋113图拓本相同，但缺少“初彭龄跋”和“康熙御诗”，只有112图。有不少学者误认为此即圣迹殿石刻本拓本。其实，二者之间构图虽基本一致，但文字书写上明显不同。圣迹殿石刻题词、序事等文字全部都是正楷书写。初彭龄跋本中“羵羊辨怪”“尊君不驾”“子羔仁恕”“宋人伐树”“楛矢贯隼”“受鱼致祭”“子西沮封”“观周明堂”“作歌邱陵”“商羊知雨”“骨辨防风”“观蜡论俗”九图的文字皆为隶书。
二是潍坊科技学院所藏圣迹图拓本。完整的有38幅，残缺不全的18幅，尺寸不详。赵守祥、刘超整理、中国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孔子圣迹图》卷首附照片30幅为：泰山观政、退修诗书、观乡人射、侍席鲁君、论穆公霸、归田谢过、昼息鼓琴、夹谷会齐、拜胙遇途、化行中都、猎较从鲁、四子侍坐、访乐苌弘、农山言志、问礼老聃、琴儆孺悲、太庙问礼、步游洙泗、学琴师襄、馈食欣受、职司乘田、舞雩从游、命名荣贶、射矍相圃、职司委吏、受饩分惠、入平仲学、不对田赋、俎豆礼容、知鲁庙灾(27)该书序言称“经与孔庙圣迹殿之刻石对照，尚多出韦编三绝一幅。”明显属检点失误。。
对照上述30幅照片，潍坊科技学院所藏《圣迹图》拓片与曲阜圣迹殿石刻112图、初彭龄跋113图本版式皆不同，没有顺序编码，画幅宽，线条细，布局舒朗。在构图细节上也不尽相同。由现所知30多图，不包含有石刻《圣迹之图》独有七图中的任何一图来看，我们怀疑这套拓本不是直接来自石刻《圣迹之图》，而是拓自木板阴刻《圣迹之图》，不是112图，而是105图简本。
(二)摹本
清乾隆时期于敏中(28)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一字重棠，号耐圃，江苏金坛人。清朝重臣，出身簪缨世家。乾隆二年(1737)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在乾隆朝为汉臣首揆执政最久者。其次女嫁给孔子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封一品夫人，民间传说为乾隆义女。写绘《圣迹全图》是圣迹殿《圣迹之图》的摹本。《圣迹全图》板框高12.8cm，宽7.9cm，共计112幅。为乾隆十二年(1747)于敏中担任山东学政时期所绘，后来献给了乾隆帝，此后一直藏于清宫。绘图上方有蝇头小楷叙事，无标题。末页署款“乾隆丁卯长至月臣于敏中敬书”(29)于敏中绘：《圣迹全图》，北京：故宫出版社影印，2013年。。
于敏中《圣迹全图》是以石刻《圣迹之图》拓本为底本摹写而成。二者相比较，区别在于《圣迹全图》无四字画题，构图及叙事文字也间有不同，并重新安排了图画顺序。于敏中是抱着一种审视与批评的眼光摹写《圣迹之图》的。在明显有歧义的地方，于敏中都加上了按语。不合理的构图，也予以改正。从中甚至可以嗅出乾嘉学术考据的味道。如石刻《圣迹之图》“步游洙泗”叙事为：
鲁城东北有洙泗二水。夫子立教，与弟子游其上。步一步，颜子亦步一步。趋一趋，颜子亦趋一趋。
于敏中《圣迹全图》叙事基本相同，最后加上了按语：
臣谨按：《史记》《家语》《阙里》《陋巷》诸志俱不载此事。《庄子》步趋之文，亦与此不类。仍从旧图说录之。
石刻《圣迹之图》“灵公郊迎”叙事为：
孔子至卫，灵公喜而郊迎。闻孔子居鲁得粟六万，致粟亦如其数。夫灵公于孔子接遇以礼如此，于是孔子于卫有际可之仕矣。
于敏中《圣迹全图》叙事改为：
孔子过蒲，适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其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臣谨按：《史记》所载孔子初适卫，卫人致粟六万，无郊迎事。后再至卫，灵公郊迎而问伐蒲。前后相距四年。旧图误以两事为一。兹从《史记》更正。
石刻《圣迹之图》“题季札墓”叙事：
季札，吴王寿梦幼子也，能让国。昭公二十七年，吴使聘齐，其子死，旅葬赢博间。孔子往观之，嘉其适旅葬之节，达幽明之故，曰:延陵季子其合礼矣。及札卒，孔子游吴时，过其墓，题曰:延陵季子之墓。
于敏中《圣迹全图》叙事简化为：
季札墓在江南江阴县申港。有孔子石碑古篆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臣谨按：史传不载孔子遊吴事。旧图所引无可考据。所在《檀弓》文又与此无涉。但碑刻有此。谨从志乘录之。
石刻《圣迹之图》“琴歌盟坛”叙事：
孔子出鲁东门，过故誓坛，历阶而上。顾谓子贡曰：兹臧文仲誓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于敏中《圣迹全图》叙事注云：
孔子出鲁东门，过故坛，历阶而上，顾谓子贡曰：兹臧文仲誓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臣谨按：《史记》《家语》俱不载盟坛鼓琴事，而歌词亦不类圣人语。因旧图所有，仍列之。
据查“琴歌盟坛”孔子所吟歌词显然非先秦歌词，而是宋释惠远《颂古》四十五首之四十一。难怪于敏中叙事中予以删除。
构图与《圣迹之图》明显不同的有“泰山问政”“礼堕三都”“望吴门马”“楛矢贯隼”“脱骖馆人”等图。叙事虽然相同，但二者的理解明显不一样。自张楷始创《孔子圣迹图》，圣迹图中的孔子一行是以牛车周游列国，后世各种孔子圣迹图无一例外，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自然也是如此。“五乘从游”描绘的是弟子公良孺以私车五乘从游。公良孺所随的五乘为马车，孔子所乘依然画成牛车。“脱骖馆人”叙事：
孔子之卫，过旧馆人之丧，入哭之哀。出命子贡脱骖以赙之。
“骖”自然应是马。但石刻《圣迹之图》依然将其画为牛(图9)。唯有于敏中《圣迹全图》中的“脱骖馆人”(图10)画的是马而不是牛。
图9 北大图书馆藏拓本之“脱骖馆人”
图10 于敏中摹写本之“脱骖馆人”
(三)木刻105图本
圣迹图木刻本主要有明末木刻105图本和清孔宪兰木刻105图本。其底本皆来自曲阜孔庙圣迹殿石刻，为《圣迹之图》112图的简略版。
明末木刻105图本《圣迹图》有简、繁两种版本，排列顺序与石刻《圣迹之图》原始顺序相同，只是缺少“合葬于防”“鲁国大治”“尊君不驾”“祖配郊祀”“哀公问政”“论人五仪”“杏坛植桧”七图(30)“木刻版大部分仍采用石刻图画，删去了石刻版的《合葬于防》《叶公问政》《尊君不驾》《说人五仪》等10幅。其余少部分做了改动，删去了些许不必要的景物和人物。”(周赟：《中华图像文化史·儒学图像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第49页)皆属检点失误，或以讹传讹。。简、繁两本构图基本相同，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刻画风格上有简朴与繁缛的不同。简本画风粗犷、简朴(图11)，繁本画风细致、繁缛(图12)。
图11 《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之“儒服儒行”
图12 同治孔宪兰本之“儒服儒行”
曲阜孔庙保存有明末《圣迹之图》木刻板101块(现存孔子博物馆)。1988年，由山东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中国连环画出版社选取其中94图，原版再刷出版，是为《连环画丛书·孔子圣迹图》。因木版磨损严重，画面大多模糊不清。图画顺序为编辑者重新编排，已非原版旧序。《连环画丛书·孔子圣迹图》第88页，木刻版画面文字极度模糊不清。整理者参考1923年北平民社版《圣迹图》，将其误标为“孔子延医”。
据孔子博物馆最新调查，明刻木版现存57块，纵29.5cm，宽51.5cm，厚2.8厘米，重2 106克。四块刻版双面文字，首块一面篆字“圣迹之图”，余皆为楷书跋文。53块木版图绘103个故事情节，其中50块是双面雕刻，另有3块为单面，枣木材质，部分有虫蛀，大部分尚保存完好……几百年间，经过多次印刷，木刻本图画轮廓已趋于平面化，画面和字迹多有漫漶(31)杨孝瑜、孔亚君：《曲阜藏孔子圣迹图探析》，《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第36页。。
《哈佛燕京中文特藏》中有《大明万历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册页)一卷，有图105幅，另有《史记世家》《圣图殿说》和张应登跋。登记年代为万历十九年(1592)，作者为何出光、孔弘复。经笔者对照，此《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正是上述孔子博物馆所藏明代木版的印刷品，构图相对简单，为明末木刻105图本中的简本。
《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画面右下角有数字编码，由此可见其编排顺序(木刻所无七图除外)大致与石刻《圣迹之图》原石序列相同。第82图文字部分模糊不清，但前五行第一个字分别为“孔、幤、歌、其、若”则清晰可辨。对照同治孔宪兰本《圣迹图》，不难推断此图标题应该为“作歌丘陵”。
明末木刻105图繁本全本现已无存。民国四年(1915)王任刊《圣迹图》应该是其残存。王任自序言：
“同治初年，先大父玉泉公游姚江，见圣迹图六十页于市中。因明绘明刻，索价甚昂，解衣质钱赎之以归，装裱成就，储之书箧，五十有余年矣。任思珍藏是图，无裨于世，若刊印流传，庶庸知庸行之大道，极愚夫愚妇而皆能，孔教振兴，化行俗美，秉礼之邦，不难与列强并驾，岂非是图之明效大验欤！特典质借贷，印刷千册，以启大众尊圣之心，思其于斯世斯民，或有裨乎！”王任底本得于同治初年，据说是“明绘明刻”，但只存60图(缺页包括“夹谷会齐”“归田谢过”等，但保留有“礼见南子”)。王氏得到的底本可能是册页，编排顺序已经打乱，故而民国四年刊本顺序也非常混乱。
乾隆六年(1741)，朝鲜燕行使李益炡(1699—1782)带回去一部《孔子圣迹图》。1743年，朝鲜国王英祖下令朝鲜画师摹写，以作为教育世子、世孙的教材。此摹写(彩绘)本《圣迹图》原有二册105幅，现仅存61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有55幅，成均馆大学博物馆收藏有5幅。原图册顺序已经打乱，就现存各图构图来看，应该是摹自明末木版105图简本。
同治十三年(1874)孔宪兰《新刊圣迹图》的底本当为明末木版105图繁本(32)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同治二年(1863)某宗教刊本《孔子圣迹图》(附八十五贤像)100图本，较105图本少“琴儆孺悲”“礼坠三都”“因膰去鲁”“五乘从游”“子西沮封”。编排顺序与上述各家亦多不同。最为特殊的是将“汉高祀鲁”改为“文帝祀鲁”，原因不明。。孔宪兰，字芳谷，号谢庭，同治元年(1862)恩科举人。同治十年(1871)任巨野教谕，后任新泰训导。孔宪兰在曲阜有自己的刻书铺——会文堂。同治十三年(1874)由会文堂刻印出版了自己改编的《新刊圣迹图》。孔宪兰《新刊圣迹图》卷首为“史记世家”和孔宪兰“新刊圣迹图记”，记中说到：
粤自圣迹殿建设以来，历世相沿，代为增修。至圣先师诞降之初，历聘之终，言行问答之故事，常变顺逆之遭逢，无不详明切究，绘为全图，镌刻于石，以垂永久。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师儒士庶，瞻庙貌者来仰此图，望而知所考据，登堂恍闻其声，入室如见其人。迄今二千余年，历历如昨。嗜古后学谁不肃然起敬乎！夫敬之必爱之，爱之必口讲而指画之。低徊留连之间，不觉抚摩而嘘噢之。以故积日成月，积月成岁。虽以玉石之坚，不能无薄蚀云。兹值庙工落成，殿宇辉煌。兰从事末役，目击情动。尤恐年湮代远，迹象愈晦，博学汲古之士考证无从。用敢付之梓人，依绘旧图，施诸枣梨。原原本本，炳若日星。庶至圣先师之事迹，愈久而愈新，亦弥远而弥盛。
序文说是直接参考圣迹殿石刻，“依绘旧图，施诸枣梨”，但孔宪兰刻本只有105图，而不是112图，说明其底本当为明末木刻105图本，而不是石刻《圣迹之图》拓本。但孔宪兰本首图改“先圣小像”为“圣行颜随”，改“山梁叹雉”为“山梁雌雉”，说明孔宪兰本在制版时也确实参考了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
孔宪兰《新刊圣迹图》构图、画风与明末木刻105图繁本基本一致，在细节上更加丰富，且略有奢华繁缛之嫌(图12)。在圣迹图的排列顺序上，孔宪兰刻本与明末105图本有三处明显的不同(见文末表1)：
首先是将“羵羊辨怪”放在了“夹谷会齐”与“归田谢过”之间。早期张楷、何珣本《圣迹图》“夹谷会齐”与“归田谢过”是一事二图(两幅图共有配文)。圣迹殿《圣迹之图》始将其一分为二，但二者依然是先后相接。明末木刻105图本中二者也是前后相连。孔宪兰本将“羵羊辨怪”夹在二者之间，明显是不了解圣迹图的演化历史。
其次是将“过蒲赞政”放在了“义诛正卯”和“待席鲁君”之间。“过蒲赞政”画的是孔子称赞子路治理蒲城，圣迹殿《圣迹之图》的“过蒲赞政”是放在“宋人伐木”和“忠信济水”之间，认为是孔子去鲁之后的事。孔宪兰本将其放置在“义诛正卯”和“待席鲁君”之间，则认为是发生在孔子仕鲁期间(33)从史实考证角度看，孔宪兰将“过蒲赞政”放在孔子执政时也没有错。《史记·孔子世家》“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孔子周游过蒲时不可能是子路执政。。
第三是将“赦父子讼”排列在“宋人伐木”之后。“赦父子讼”当为孔子为司寇时事，“宋人伐木”则是孔子去鲁后周游列国时的事。二者在时间关系有颠倒之嫌。
孔宪兰《新刊圣迹图》的另一个特点是将传统圣迹图“读易有感”的标题改为“读书有感”，但原叙事不变，依然是：
孔子读《易》，至损益而叹。子夏问曰：何叹焉？损者益，益者缺。吾是以叹。子夏曰：学者不可以益乎？曰：否。非道益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若损其自多，虚以受人，故其益之能久也。
鉴于古代《易》《书》有别，此一更改不无可商之处。
1904年(朝鲜光武八年)韩国孔在宪摹刻的《孔夫子圣迹图》也是以明末木刻105图简本为底本的，该书木版现藏韩国京畿道乌山市华城阙里祠。卷首宋秉璿(1836—1905)“圣迹图序”云：
孔在宪，夫子七十六世孙也。辛丑(1900)秋，浮海入中华，抵宁海府(今山东烟台牟平)，得孔昭谦(34)孔昭谦，字豫生，牟平一区孔家疃人。光绪丁酉举人，曾任寿张教喻。见于清泮等编：《牟平县志》卷七文献志“乡宦表”，济南：山东印刷局印本，1936年，第47页。家所藏吕圣符手定《圣迹图》百八，度而来不可为一家之私珍，将锓梓以广其传，使其族在焕求弁文于余。
是图开板宏大(37×27.5cm)，但收图并不是序言所说的108图，只有105幅。仔细对照可知，此图绝非“吕圣符手定”，底本亦当为明末木刻105图本，在排序上又受到了孔宪兰刻本的影响。尤其是将“羵羊辨怪”置于“夹谷会齐”与“归田谢过”之间，明显地保留了孔宪兰本的特点。
(四)无字本
无字版是以明末105图繁本为底本的，但只有图画，没有画题和叙事文字。推测《圣迹图》无字本当为入清以后明版的再刻版。可能是因为明原版中文字有问题，如“夹谷会齐”“归田谢过”等叙事中就有“夷狄之乐”“夷狄之道”等敏感词汇，清初再刻本只刻印了图画部分，文字部分一概缺如。
据说孔子博物馆现存清木刻本97块，纵53cm，宽51cm，近正方形，重量4 362克，均为单面雕刻，多为两块木板拼接而成。雕刻线条明晰，无文无赞无标题，仅保留图绘故事场景(35)杨孝瑜、孔亚君：《曲阜藏孔子圣迹图探析》，《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第36页。。
1993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长阳县图书馆收藏的《圣迹图》。此藏本版高32.4cm，宽50cm，仅刻有图像，原无题目及说明文字。今存题目及简单说明为后人以墨书补写。长阳县藏本收图百幅，除木刻105图本皆无的“合葬于防”等七图外，尚缺“因膰去鲁”“丑次同车”“宋人伐木”“圣门四科”“梦奠两楹”五图。经国内版画家、版本学家鉴定，“认定为晚明徽派名工之作品”(36)徐孝宓：《圣迹图》，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前言页。。对照其构图，与王任刊本《圣迹图》为同一版本，同为明末木刻105图本的繁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一套无字版《圣迹图》，仅存第2册，60图。原编次已乱。对照可知收图当同105图繁本。
湖南宁远文庙《圣迹之图》是孔子圣迹图中唯一的壁画(37)欧利生等编：《孔子五十一事——宁远文庙圣迹图释》，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环绕宁远文庙大成殿四周外墙，55幅(其中两幅为“史记世家”文字)，制作年代不详。虽说是壁画，其形制也不是佛道教大型壁画，还是仿照圣迹殿石刻的样式，只不过是画在了大成殿四周而已。
图13 宁远文庙壁画之“先圣小像” 图14 宁远文庙壁画之“先圣之像”
宁远文庙壁画《圣迹之图》只有四字画题，无叙事文字，而且四字标题多有错误，并有擅自拟题的现象。如“麒麟生书”(麟吐玉书)“季司乘田”(职司乘田)“襄子问益”(学琴师襄)“修诗定礼”(退修诗书)“弥观名射”(观乡人射)“子对田赋”(不对田赋)“习射相圃”(射矍相圃)“独点沂对”(四子侍坐)“子贡存鲁”(命赐存鲁)“鲁季羵羊”(羵羊辨怪)“遗鲁遂行”(女乐纹马)“贱渔知德”(放鲰知德)“灵公同车”(丑次同车)“宋人拔树”(宋人伐木)“五乘徙迁”(五乘从遊)“子闻弦歌”(武城弦歌)“克己复礼”(克复传颜)“孝经传鲁”(孝经传曾)“叔孙获麟”(西狩获麟)“哀冢别归”(治任别归)“朝圣拜师”(真宗祀鲁)。因此我们怀疑当为一文化水平不高的画匠所为，其底本即上述无字版《圣迹之图》。
最为荒唐的是，该壁画将《圣迹之图》卷首的“先圣小像”(圣行颜随)拆分成了“先圣小像”和“先圣之像”两幅。将绘有颜子的“先圣小像”放在大成殿正门右边，作为《圣迹之图》的开始(图13)；
将绘有孔子的“先圣之像”放在《圣迹之图》最后(图14)，位置于大成殿正门左方。显然，画家是将圣行颜随当成了成年孔子与少年孔子。
1932年4月，军阀曹锟(1862—1938)得到一部105图《圣迹图》摹本，甚是喜欢。请著名画师重摹，由夏寿田(1870—1935)录其“笺注之文”，出版了一套《重摹圣迹图》。由跋语可知，此《重摹圣迹图》实为乾隆时期朱阔(1690—1762)(38)朱阔，字沧树，号愚谷，直隶肃宁人，雍正八年进士，官夏县、祁县、高平、汾西、沁水等县知县。改编本，而朱阔改编的底本正是明末无字版圣迹图。朱阔不知有圣迹殿《圣迹之图》，也没见过明末木版《圣迹图》。朱阔看图识事，想当然地为此《圣迹图》增加了四字画题，并注明典故出处，添加了叙事文字(见文末表1)。
好在孔子事迹尽人皆知，朱阔新增四字画题，如“入平仲学”“学琴师襄”“问礼老聃”“访乐苌弘”“农山言志”“治任别归”等，有三分之一弱与《圣迹之图》石刻原四字画题不谋而合。更多的是故事相同，但标题各异。如“尼叶标祥”(尼山致祷)“玉书兆圣”(麒麟玉书)“喜绝韦编”(韦编三绝)“七日始诛”(义诛正卯)“礼见小君”(礼见南子)“告天受玉”(跪受赤虹)“歌门伤梦”(梦奠两楹)“太牢崇祀”(高祖祀鲁)等。
其中至少有三个明显是理解错误，命题及叙事自然也随之错误。一是将“克己传颜”误作“问官郯子”。《圣迹之图》无“问官郯子”，康熙时期的《圣迹全图》始有此图。二是将“作歌丘陵”误认作“楚申冉由”。“作歌丘陵”虽在张楷《圣迹图》中已经出现，图中季氏使节率一队车马迎孔子归鲁。石刻《圣迹之图》将之简化为孔子师徒牛车之前一骑飞奔而去(图6)。朱阔不识此图，命名为“楚申冉由”，叙事云：
《檀弓》：孔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由。以是知丧之不欲贫也。
三是将“题季札墓”误认为是“题比干墓”。《圣迹之图》“题季札墓”叙事：
季札，吴王寿梦幼子也，能让国，昭公二十七年，吴使聘齐，其子死，旅葬赢博间。孔子往观之，嘉其适旅葬之节，达幽明之故，曰:“延陵季子，其合礼矣。”及札卒，孔子游吴时，过其墓，题曰：延陵季子之墓。
构图作孔子在墓碑前题字状。朱阔未见此叙事，误认为是“题比干墓”，叙事曰：
《地舆》：卫辉城北有殷太师比干墓，墓前树碣，题“殷比干墓”。盖宣圣手书也。
(五)石印104图本
近代石印104图本《圣迹图》有两种：一是宣统元年(1909)孔庆塘石印本《圣迹图》；
二是1934年北平民社版李炳卫序本《孔子圣迹图》。两者共同的特征是在105图本的基础上去掉了“礼见南子”一图，用“孔子延医”替换了传统的“作歌丘陵”。
孔庆塘(39)孔庆塘(1859—1918)，字文池，山东省滕县东龙冈村人，孔子七十三世孙。幼习举子业，长为童子傅，默默无所闻。乃掷笔从戎，投效淸新军，充司书，继入武备学堂，与河间冯国璋相友善，后留学德国学习炮法。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入北京，两宫仓皇西狩，孔庆塘任新军管带，以中途扈跸有功，不次拔擢，累官至山西大同总兵。宣统元年，调署云南普洱总兵。民国成立，首任山东省济宁道尹。见魏棣九：《孔庆塘先生事略》，《山东文献》1986年第12卷第3期，第31-32页。石印本《圣迹图》印于宣统元年(1909)，收图104幅。卷末跋云：
阙里圣迹图石刻，制禁私刻，故世无真本。而书肆枣梨，流传讹误……庆塘自分支滕阳，兵燹迭遭，家道中落。乃弃文肄武，厕足戎行。南北奔驰，凡数十载。颠沛变乱不一经，遗失损伤非一事。独敬藏原拓圣迹图，在在保存，幸赖无恙，岂鬼神之为呵护欤？抑亦至诚所感格也。今春谨订篇幅石印，分奉寅好。
孔庆塘说其《圣迹图》是根据“原拓圣迹图”付印，但就其收图104幅，与105图本内容几乎相同来看，其底本当来自明末105图本。由孔庆塘以孔子后裔的身份“谨订篇幅石印”来看，有理由推断孔庆塘刻本不收“礼见南子”是有意为之。孔庆塘石印本卷首附有自订“孔子年表”，在圣迹图的排列顺序上变动较大。如“论穆公霸”“观周明堂”“观器论道”“拜胙遇途”等图的时间顺序与前此石刻、木版圣迹图的编次皆有不同。最明显的是“韦编三绝”的后移与改“作歌丘陵”为“孔子延医”。
如上所述，“韦编三绝”最早出现于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紧接“退修诗书”之后，时间关系错误。此后明末105图繁、简本、同治孔宪兰本、朝鲜孔在宪本，都沿袭了这一排序。孔庆塘印本将“韦编三绝”移到了“读易有感”之后。从事迹时间顺序上看，如此排列似乎更合理些(见文末表1)。
“作歌丘陵”始见于何珣增补本《圣迹图》，圣迹殿石刻《圣迹之图》标题为“作歌丘陵”，并对其图作了简化处理。哈佛藏《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第82图(图15)，文字及标题部分虽然模糊不清,但由其前五行第一个字分别为“孔、幤、歌、其、若”，对照同治孔宪兰本《圣迹图》，不难推断其图标题也应该是“作歌丘陵”。韩国孔在宪光武八年《孔夫子圣迹图》本沿袭此图，位置不变，可能因为底本字迹模糊，只有绘图，标题及文字处空白。
图15 《孔圣夫子周游列国全图》之“作歌丘陵” 图16 孔庆塘印本“孔子延医”
孔庆塘本《圣迹图》可能也是因为底本文字及标题模糊不清，于是石印人员便发挥想象，见图面有一人快马向前飞奔，擅自将标题改成了“孔子延医”(图16)，文字叙事部分则推测残存字迹，胡乱改为：
孔子寝疾，啮发有玉币，为禘鲁郊社。孔子歌曰：遴遴兆泽，巍绝其坂。谊道在迩，求之若远。遄返不复，自婴运蹇。喟然四顾，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细连。枳棘绕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叹，涕泪潺湲。
“孔子寝疾啮发有玉币为禘鲁郊社孔子歌”十七字是什么意思，引自哪里，无人知晓。歌词的前半部分“遴遴兆泽，巍绝其坂。谊道在迩，求之若远”，也不知所云。
“作歌丘陵”作为孔子结束周游返回鲁国途中的歌吟，一直以来排在“子西沮封”之后，“作猗兰操”之前。孔庆塘印本改名为“孔子延医”后，仍在原来的位置就不再合适。于是，孔庆塘本将“孔子延医”后移至“梦奠两楹”前。“梦奠两楹”叙事的起始便是“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正好与“孔子延医”相衔接。
1934年，北平民社版影印出版了李炳卫等整理编辑的《孔子圣迹图》。卷首李炳卫序言：“上年春，予为民社图书馆蒐集中外古今地图之际，无意中获得《孔子圣迹图》百余幅于书肆。其笔法工隽，迥异寻常，确系名家珍藏之品。虽稍有残蚀，而精华伟丽幸依然全也。展阅之余，起敬再四。因商于曹锡珍、成集三诸君。旁采资料，从事汇编，敬谨影印。”
北平民社版《圣迹图》的底本也是是明末105图繁本。孔祥林先生将孔庙现存木刻101版与北平民社版《圣迹图》相对照，发现 “一百幅画图中，除《五龙二老》一幅画画面相同、方向相反外，其他九十九幅大部分完全相同。少部分略有不同，或增减人物，或增减器物，但布局并无不同。文字说明只有几幅个别不同。如《泰山问政》一幅将“子贡”改正为“子路”等，其他全部相同。木刻编页多不清晰，能辨清的二十六幅与民社编页也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民社本是以孔庙木刻本为底本经过精细加工而成”(40)孔祥林：《孔子圣迹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年，前言页。。孔祥林先生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其实，民社本与孔庙木刻版的差异首先是105图繁本与简本的不同。孔庙木刻版是简本，民社版所据底本为繁本。两者在细节上自然略有不同。“五龙二老”画面方向相反(见图17、图18)、“泰山问政”文字的不同，都是明末木刻简、繁本的差异。
其次是民社版底本是残本，缺少“礼见南子”和“作歌丘陵”两图。推测民社版的“作歌丘陵”是用孔庆塘本的图画填补的，因此“作歌丘陵”也变成了“孔子延医”。但与孔庆塘本将“孔子延医”排列在“梦奠两楹”之前不同，北平民社版《圣迹图》的“孔子延医”依然遵照明末木刻105图本的编次，依旧排列在“作歌丘陵”的原位置——“山梁叹雉”和“作猗兰操”之间。如此以来，在北平民社版《圣迹图》中孔子的疾病显得有些突兀。
图17 孔在宪《孔夫子圣迹图》之“二龙五老” 图18 民社版《圣迹图》之“二龙五老”
民社版缺少“礼见南子”或许是底本残缺，或许是有意为之。联想到1929年6月，曲阜二师学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轰动全国，民社版《圣迹图》有意舍弃此图也可以理解。“子见南子”是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发生的故事，传统圣迹图上“礼见南子”位置于“适卫击磬”与“丑次同车”之间。北平民社版《圣迹图》将此缺页替换成了“沐浴请讨”。“沐浴请讨”的叙事为：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事当在孔子归鲁之后，传统圣迹图都是放在“西狩获麟”之后的。北平民社版《圣迹图》用其顶替“礼见南子”，放在“适卫击磬”与“丑次同车”之间，在时间序列上明显失当。
(六)改编本
民国三年(1914)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孙毓修(41)孙毓修(1871—1922)，字星如，号留庵，别署小绿天主人，江苏无锡县人。为县诸生，不赴乡试。尝就读南著书院，至苏州从美国女教士赖昂学英文。光绪三十四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编辑、译员，并主持涵芬楼购买古书之事。编《圣迹图》是石刻《圣迹之图》的删节本、浓缩版。孙毓修《圣迹图》序言说：“尝览《唐宋名画录》，有《圣迹图》。知古者良工写画，必取其有补于世道人心者而作焉，非苟然而己也。今其画亡矣。后人即怀此志，然不求古本，即凭近世之画师依稀想象，而摹吾夫子之衣冠道貌，是亵也。后见元人王孤云手画《圣迹图》，布景设色，皆非近世所有，穆然如见，燕居申申，与夫一车两马，悲天悯人，栖栖遑遑之概也。孤云生当民国前七百年，其所据当是唐宋古本，而非依稀想象以摹吾夫子衣冠道貌也可知。顾其画，自降生至于崇祀，讫十幅而止。证以《史记·世家》，则其事之遗漏者多矣。继复得明万历时石刻圣迹图，其气象无不与王孤云本相似，而画迹之详，较逾十倍。其序跋谓：万历以前传有木刻，因木之腐不如石之坚，故以易之。是知此虽刻于明，其所依据者犹是唐宋旧画。诚古本之独存者也。凡刻本书，愈旧愈佳，而况于画乎?”或以为孙书扩展自元王振鹏《圣迹图》，其实是误解。孙毓修《圣迹图》收图32幅，皆选取自石刻《圣迹之图》。或袭《圣迹之图》旧名，或重新命名，分别是：昌平降生、俎豆礼容、入平仲学、营葬父母、学琴师襄、金人缄口、受职家臣、阳货馈豚、分禄门人、矍相观射、沂水春风、过庭诗礼、令赐存鲁、化行中都、鲁国大治、夹谷会齐、克己复礼、鲁公问政、匡人解围、临河返驾、忠信济水、骨考防风、学分四科、问津指迷、道惟忠恕、绝粮陈蔡、退修六艺、与曾语孝、世业光昌、获麟绝笔、弟子追慕、万世尊崇。
其中“营葬父母”(即合葬于防)“鲁国大治”“鲁公问政”三图皆后世木刻105图本、石印104图本所不载，当为直接取自石刻《圣迹之图》拓本。其构图也基本来自《圣迹之图》而略有简化。如石刻《圣迹之图》之“合葬于防”，绘孔子于坟前跪拜的图像(图19)，孙毓修《圣迹图》“营葬父母”图中只有坟墓，不见跪拜的孔子(图20)。
图19 哈佛藏拓本《圣迹之图》之“合葬于防” 图20 孙毓修编《圣迹图》之“营葬父母”
“道惟忠恕”一幅为孙毓修《圣迹图》的独创，为前此圣迹图所未有。此外，孙毓修为三十二图都配有新撰的叙事文字，如“万世尊崇”：
“自汉以来，自帝王以至于士庶，莫不诵法孔子。汉封公，唐封王，明嘉靖时改称至圣先师。至今从之。各县并为立庙，春秋致祭。岁逢圣诞(今教育部定为每岁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学校休业。孔氏子孙世封衍圣公。凡此皆以寓尊崇之意也。惟后人能躬行其言，则为尊之至耳。”教育意味浓厚。孙氏32图《圣迹图》自民国三年(1914)发行首版后不断再版，1920年有线装本，1935年有彩绘本，1940年有中英文对照本(甘作霖译)，至少有六版，影响极大(42)孔德成编、中国文教出版社(台北)1957年版《孔子圣迹图》在台湾地区影响很大。该《孔子圣迹图》“先圣小像”至“真宗祀鲁”图96幅，较104图本少“麟吐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圣”“礼见南子”“作歌丘陵”(孔子延医)“琴吟盟却说坛”“望吴门马”“紫文金简”等8幅；
变“跪受赤虹”为“玉币为禘”。编次依照新编孔子年谱。。
孔庙圣迹殿《圣迹之图》石刻120石112图，是在何珣《圣迹图》增补本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底本很可能是孔公才正德年间木刻本《圣迹图》。石刻《圣迹之图》以“访乐苌弘”取代传统圣迹图中的“在齐闻韶”，在“韦编三绝”的排列上也存在时间错乱等问题。石刻《圣迹之图》有拓本传世，但更多的是翻刻石拓本。初彭龄跋113图拓本是目前所知覆刻年代最清晰的石刻拓本，但覆刻原石所在却不得而知。于敏中摹写本112幅，对石刻拓本原图多有考正和批判，构图和排列顺序也多有不同。明末木刻105图本有简、繁两种，较石刻《圣迹之图》少“合葬于防”“鲁国大治”“尊君不驾”“祖配郊祀”“哀公问政”“论五人仪”“杏坛植桧”七图，同治孔宪兰本、韩国孔在宪本皆以此为底本而成。木刻105图本还有无字本传世，直接影响到宁远文庙《圣迹之图》壁画和曹锟《重摹圣迹图》。宣统孔庆塘104图本、北平民社版104图本皆为石印本，较木刻105图本再少“礼见南子”一图，并误将“孔子延医”替代了“作歌丘陵”。民国三年(1914)孙毓修《圣迹图》32图直接来源于石刻拓本，为《圣迹之图》系列至简本。
表1 石刻《圣迹之图》版本系列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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