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伦，吴宇航
（1.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2.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从历史文化与岁时节点两个维度来看，六月六均是极其特殊的岁时节令。在历史发展中，其大量融入了其他岁时节令的文化传统以及民俗活动意义，从而在习俗上形成了混融的状态。六月六在历史传统上与火把节、伏日节庆相关，三者在“战国秦汉以下逐渐分为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节日……六月六是从伏日分化出来的。后世，伏日节俗基本上传承于汉族地区，六月六基本上传承于少数民族地区”[1]22。同时，六月六在习俗上又与七月七、五月五、三月三等存在杂糅，“六月六晒物的习俗移植于七月七的晒物习俗，洗的习俗又受到三月三、五月五节日沐浴习俗的影响。”[2]而在岁时节点维度上，六月六日又是传统观念之中“阳”之盛时。“从一月至六月，阳气由少阳转至老阳，从七月至十二月，阴气由少阴转为老阴。”[3]13也就是说，六月本就是阴阳转换之重要节点，而重六则进一步加深了六月六的受重视程度。
就习俗而言，六月六主要以“晒”“洗”及“祈福”为主。北宋时形成的天贶节①之文化传统渐行式微，后来六月六日节俗活动均已脱离其意,而转向了“曝书、晒衣、晾经”“浴象、祈福、祀田”[4]348等习俗，这种变化在地方志之中表现明显。在云南各地旧方志[5]中，“晒”仍占据主流习俗，并以“晒衣曝书”为主。此外，《镇雄县志》中还有独特的“晒鸡蛋”之俗：“有的晒鸡蛋，小孩煮吃。相传，暑天小孩‘歉六月’（消瘦多病），吃晒鸡蛋可免。”[5]751而后在昭通市大关一带还出现了“晒脚印”的特殊演变形式。
“晒物”之俗，源起物候，以六月之炙热晒除霉虫，故而“老儒破书，贫女敝綴，均须一晒。[4]353”在各地方志中，“晒物”均是最主要之习俗，有“曝衣、晒衣、晾衣、曝书、晒书、晒龙袍、晒经”等各种风俗，六月六也由之得“晒衣会”“晒书节”等别称。云南各地旧方志中的记载，与之相似，唯有“晒鸡蛋”作为特例而存在。
（一）晒衣曝书
岁时六、七月之时，潮湿闷热，物什易长霉生蠹虫，故有曝书晒衣之举。晒衣之俗，汉代已存，《西京杂记》云：“‘太液池西,有汉武曝衣楼’。后世逐渐演为一朝野、圣俗均参与的曝晒活动。一般人家取衣服被褥晾晒；
衙署则取轿围仪仗等晾晒。”[4]348《帝京岁时纪胜》云：“内府銮架库，皇史成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经史。士庶之家，衣冠带履亦出曝之。”[4]353晒衣者，上至皇宫内府，下至一般人家，均有此需。晒书亦如晒衣，乃除湿去霉也。潘亦隽《六月六日晒书诗》云：“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4]348同样，晒书之举，庙堂山林皆兴，涵括朝野。据载，清皇室档案馆“皇史成”便有晒书之举，“届时，亦将《列圣实录》《列圣御制诗文集》摆放殿外，使之通风。”[4]348。相同之物候条件催生共同之“晒物”之俗，不论是“晒衣”还是“曝书”，人们均以去湿除虫为目的和旨归，因而“晒物”也就成为了朝野、圣俗均参与的全国性习俗活动。
在云南各地旧方志中，“晒物”以“晒衣曝书”为主。所载内容与其他地方史料并无二致。民国11年（1922年）《元江志稿》云：“初六日为‘晒衣会’，士夫之家多于是日暴晒书籍、衣服。”[5]803清抄本《南安州志》载：“六日为‘晒衣会’，士夫之家多于是日暴晾书籍、字画、碑搨卷本。”[5]857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本《霑益州志》载：“晒书帙、衣服，以去虫蠹。”[5]788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续修顺宁府志》载：“六月晒霉黰②”[5]816。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南各地众多史料中，记载“晒物”习俗多在地方县志中，主要分布在今昭通、曲靖、玉溪、楚雄、大理、临沧等州市。而《云南通志》《云南府志》等大型志书中少有记载，昆明地区各方志中亦然。也就是说，昆明市周遭之曲靖、玉溪、楚雄均有记载这方面的习俗，唯有昆明各志中尚未记载这方面的相关习俗。作为云南政治文化中心，昆明与中原文化交流理应高于地方州市，但“晒物”之俗尚未记载于各史料中，这与昆明“春城”气候相关，年均气温变化不大且空气较为干燥前提下，“晒物”之俗并非必需之举。
（二）晒鸡蛋
除传统“晒衣曝书”习俗之外，云南各地旧方志中尚有独特的“晒鸡蛋”记载。《镇雄县志》载：“有的晒鸡蛋，小孩煮吃。相传，暑天小孩‘歉六月’（消瘦多病），吃晒鸡蛋可免。”[5]751“晒鸡蛋”已超越了“晒物”之俗的物理属性，并在文化心理上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就地方相关史料而言，之所以“晒鸡蛋”乃是因为“暑天小孩‘歉六月’（消瘦多病）”。换言之，“晒鸡蛋”不仅具有“药物”属性，而且具有“疗治”功能，因为“吃晒鸡蛋可免”。这便与前述“晒衣曝书、晾经曝银”等习俗大相径庭，“晒物”其实是为了杀虫去霉，其目的或功效是直接作用于“被晒物”的本身，而“晒鸡蛋”则不然，作为“被晒物”本身的鸡蛋并不需要晒霉，且“晒鸡蛋”的功用被转移到了人的身上。质言之，“被晒物”逐渐具备了特殊属性，在太阳照射下使其脱离了原来的物质形态，并被赋予新的身份和新的文化内涵，因而“晒”的过程也从物理意义层次逐步转向了文化心理的领域。
在具体的演进中，“晒鸡蛋”更是进一步脱离了原本“晒物”之俗，成为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意义活动。就笔者获悉昭通市大关一带资料来看，“晒鸡蛋”已具有了一整套成熟的仪式流程：
将鸡蛋在人的全身上下滚动，滚毕将之做好标识。容器（炊具）盛水，并将鸡蛋置于水中进行曝晒，直接将容器上火煮制，食之。
图1 昭通市大关一带的“晒鸡蛋”
此般程式显然已脱离了“晒物”初始的意义，并已具备了高度的人文化。程式上增加了“滚”的形式及步骤，将“滚鸡蛋”习俗融入其中，从而进一步增强了鸡蛋具有除患之功效，并“晒鸡蛋”之功用也随之增大，实现从免“小儿‘歉六月’”到为全家“除湿毒”。同时，置于水中进行曝晒的流程又显示出“晒”与“浴”合二为一的特点，这是六月六习俗混融特征的直接表现。
（三）晒脚印
除了“晒鸡蛋”，昭通市大关一带于六月六时节尚有“晒脚印”之俗：正午时分，撒灰于地，赤脚踩印其上爆晒之，说是可免沙虫。“晒鸡蛋”之俗，虽已脱离“晒物”物理属性，然终以实物接触为主，被“晒鸡蛋”需要人食用后方才产生效果。而“晒脚印”则不然，晒之于印，用之于脚。脚与脚印之间已脱离接触关系，但仍可以“免生沙虫”。以“晒脚印”而去脚疾的形式已脱离了鸡蛋之接触形式以及药剂功用，并已发展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所谓“免生沙虫”，假借接触巫术③之理念，以脚印代替足部，故而曝晒印迹可治愈留印物。
此俗在接触巫术观念的支配下，令想象联系取代了实物接触，以足之印记代替足部，是比“晒鸡蛋”更高层次的仪式化习俗。
图2 昭通市大关一带“晒脚印”
“晒物”既是各地六月六习俗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各地旧方志中最普遍的记载内容。其源于“晒霉”，即以六月伏天之阳除虫去霉，本来只是岁时节点上气候条件形成的社会风俗。《中国岁时节令辞典》载：
旧时岁时风俗,即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曝晒物什，以防霉烂。因所晾晒的东西不同，又有曝衣、晒衣、晾衣、曝书、晒书、晒龙袍、晒经等称谓。六、七月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雨水较多,物什容易受潮发霉,故有晒霉之举，相沿成俗。所晒之物如一般家庭的衣服，杂物、粮食，读书之家的书籍，皇家的輦舆仪仗，等等，所谓“老儒破书，贫女敝綴”,均须一晒。[4]353
质言之，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文人学士之家，甚至皇宫别院，“晒物”均只是物理层面的杀虫去霉之意，物候是其直接推动力。伏天炙热的阳光使得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们有了共同的“晒物”习惯，正是“老儒破书，贫女敝綴，均须一晒”之俗语。但随着时间推移，此相沿成俗的“晒”之行为逐步人文化，不同的文化蕴意被附加其上，在“晒衣曝书”之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晒鸡蛋”“晒脚印”的习俗。自“晒衣曝书”“晒鸡蛋”至“晒脚印”，“晒物”习俗之物理属性逐步隐退，其人文蕴意渐显。不同节令习俗以及文化心理的融通，使得六月六“晒物”逐步呈现出高度人文化、仪式化的特点。同时，从衣服、书籍到鸡蛋再到脚印，所晒之物的变化显示出“晒物”习俗由物及人的特点，并逐渐成为疾疫防治的重点。
（一）晒物到晒阳：“晒物”习俗的人文化与仪式化
“晒鸡蛋”所融合的“晒”与“浴”，二者均有着共同文化心理上的原理：祛患。六月六与“伏日”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六月六是从伏日分化出来的”[1]22而伏日有所谓“辟恶”的传统。据《荆楚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6]从现实看，“辟恶”是除病去患之意。炙热物候下，汤饼之效，概属养生食疗之类。这与《镇雄县志》中“暑天小孩‘歉六月’（消瘦多病），吃晒鸡蛋可免。”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也就是说，“晒鸡蛋”本源自“晒物”习俗，是物候影响所致。然随着伏日“辟恶”传统的融通，使其开始逐渐人文化，文化心理因素逐渐增多。被晒之鸡蛋不仅超越了原本之形态，还拥有了与汤饼类似的祛恶除邪之功效。鸡蛋本是食物，固然营养价值不低于并非药物之类，而“滚鸡蛋”与“辟恶”视阈中，既成为了食疗之物，又具备了除毒去害的神奇功效。
此外，笔者认为“晒鸡蛋”之俗或还存在因俗语而衍生的情况，即使“晒、药、浴”之观念逐渐融合，然农家尚有大量物品可以一晒，不应是鸡蛋。鸡蛋不同于书籍衣物，其不会受到霉虫影响，其实与晒无关，因而选择鸡蛋是极其特殊的文化内涵。清《农候杂占》载：“六月六，晒得鸡蛋熟。”[7]其意本是天气炙热之拟化，这与鸡蛋本身无关。笔者认为，民间“晒鸡蛋”或存因俗语而讹之情况。在“晒物”传统中，“老儒破书，贫女敝綴，均须一晒”；
伏日“辟恶”文化中，“汤饼”等食物又被赋予了食疗之功效。此时，“晒得鸡蛋熟”的俗语使得鸡蛋同时满足了“晒”与“辟恶”之条件，遂成为了六月六中新的习俗文化内涵。
质言之，“晒鸡蛋”的独特习俗，集六月六混融而来的“晒”“药”“浴”“辟恶”等诸多仪式及其习俗，是六月六“晒物”习俗人文化过程中的主要表现，也是六月六习俗文化心理滚雪球式增加之体现。
而“晒脚印”之俗则在六月六“晒”与“阳”结合之下生发，并在接触巫术的作用下，不仅包含了“晒物去虫”的传统，还杂糅了古代阴阳观念。
六月六是岁时节令中极其特殊的存在，按照阴阳学说，此时为一年中的阳气之“老阳”时期，“阳中之阳”，乃阳气之至盛，而后则阴气渐长。“从一月至六月，阳气由少阳转至老阳，从七月至十二月，阴气由少阴转为老阴。四至六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平旦至日中’，是‘天之阳’，是‘阳中之阳’；
而七至九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日中至黄昏’，是‘天之阳’，是‘阳中之阴’。”[3]17物候又决定了伏日前后的六月六气温高、光照强，二者双重合使得“晒物”之“阳”同时具备了太阳之阳与阴阳之阳的属性。于是，六月六就成为了一年当中阴阳转换的重要之时间节点，它既是阳之末，也是阴之始。这种双重文化内涵使得六月六时节“晒物”之“晒”，也同时具备了“注阳”的文化内涵，“四时阴阳是万物的根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了，才能长寿。”[8]由于人之身体亦阴阳和合而生，故其阴阳之消长也与天地四时同。
概言之，“晒脚印”继承了“晒物”除虫之俗，在阴阳观念的支配下，借助接触巫术而展现。其标志着六月六时节云南“晒物”习俗已从第二阶段的“晒鸡蛋”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文化意蕴，并已形成高度仪式化，与早期“晒物”习俗截然不同。
（二）除霉到祛患：“晒物”习俗与疗疾防疫
起初之“晒物”，或“以去虫蠹”或“以防霉烂”，均以“所晒之物”为中心。而“晒鸡蛋”“晒脚印”则不然，二者都将人置于首位。前者糅合理疗养生之理，将鸡蛋视为药物之属；
后者借助阴阳学说，以巫术行为而达到“免生沙虫”之效。从“除霉”到“祛患”，如何认知与防控疾疫逐渐融入到“晒物”习俗中来。
“晒鸡蛋”之俗因伏日“曝药祛病”的影响，四川方志中也记载关于六月六方面的史料，民国16年（1917年）重印本《广安州新志》载：“‘三伏日’，曰伏天合医曝药，晒水浴小儿却病。”[9]307其意很直白，药与水的结合使得病患，尤其是小儿之病可以得到祛除。这得晒、浴、病三者之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明显整合。而六月六所处时间节点小儿又易患病害，据民国31年（1942年）铅印本《西昌县志》载：“六月六，龙晒骨”，是日俗以儿童出外，恐遇蛇不利。”[10]372。与此同时，夏日又存“夏气”，夏气又名赤气，先民认为其适万物生长然对人有害。汉蔡邕《独断》有曰：“夏至之日，离卦用事日中时；
南方有赤云如马者，离气至也，宜黍；
离气不至，日月无光，五谷不成，人病目疼。”[10]376小儿易病而“晒、药、浴”加入可以去除病害，这直接使三者相融通。“晒鸡蛋”正是合理取用了三者之关系，遂而形成了集多俗于一身的形态。
总的来说，“晒鸡蛋”中的鸡蛋尚停留在医药范畴，其俗只是将“药理”属性赋予了被晒之鸡蛋，从而达到鸡蛋可免暑天小孩之“歉六月”。而这种鸡蛋的“药理”属性并非虚构而来。鸡蛋，在《本草纲目》[11]中谓之“鸡子”，味甘性平，具有“祛热、镇心、安神”等功效。所以“晒鸡蛋”祛患是以药理为基础，在融通“曝药祛病”等习俗的情况下产生作用。
而“晒脚印”则与之大相径庭，其所晒之“脚印”本与人之身体无任何联系，在接触巫术的作用下，方才将二者连接在一起。脚印不同于鸡蛋，它自身并无药用价值，且并不直接与人产生有形之关联，其所谓能“免生沙虫”乃阴阳糅合之结果。
“沙虫之疾”多生于阴湿，故而以阳治之糅合了中医经络与阴阳观念。在中医经络中，手足十二经络④乃经络之主体，其在体内与脏腑相连属，阴经属脏络脏，阳经属腑络腑，一脏配一腑，一阴配一阳，形成了脏腑阴阳表里属络关系。对应于阴阳气血循环之上，阳经负责阳气之注入，由四肢之末端流向身体之五脏，是身体阳气进入的主通道。《灵枢·终始》载：“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阳经气血，源始于四肢之末端，由四肢流向六腑而终于五脏；
阴经的气血，源于五脏流向于躯干，在四肢末端与阳经交接。”[12]与此同时，在阴阳观念中，所谓生病乃阴阳之不和而致，“阴气来源于饮食，阳气来源于‘苍天之气’，阴气的任务是充实内部，阳气的任务是固守外部，阴阳不和就会生病。”[9]138六月之时，阳气至盛，此后阴气渐长，因而六月六正合阳气之注入。足有三阳经，乃阳气注入之通道，今取六月之极阳，经足而注，身体五脏之阳得以补。以经络为径，阳气注入意味着阴湿得以去除，以达到免生沙虫之目的。
从衣服、书籍到鸡蛋再到脚印，是“晒物”之习俗从“除霉”到“祛患”的不断演化推进，在此过程中，其物理属性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心理因素的逐渐增强。对于人的疗疾防疫成为了“晒物”习俗之核心，而起初之“以去虫蠹”渐而隐退。值得注意的是，“晒鸡蛋”依据药理基础而作用，“晒脚印”借助巫术阴阳而实现初衷和愿望。
“晒物”习俗在云南各地旧方志中大量记载，以“晒衣曝书”为主的内容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而“晒鸡蛋”与“晒脚印”则是六月六“晒物”习俗之演变，“晒鸡蛋”融通了“晒、药、浴”等各种文化，并不断人文化，是六月六习俗混融性的集中表现。而“晒脚印”糅合阴阳学说及接触巫术呈现出高度仪式化则体现出人们对岁时节令所付诸之期许。
作为六月六代表“晒物”之俗充分体现了岁时节令兼容并包的特点，“千百年来，各个时代不断给节日注人新的内容，保留其合理内核，同时又不断出现变异。”[13]23从“晒衣曝书”到“晒鸡蛋”再到“晒脚印”，“晒物”习俗在不断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均反映和体现出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今之“晒物”，人们并不追求其具体功效，不论是除湿去虫还是驱恶免患，其本质是健康美好之期许盼望。在六月六“曝晒衣服”，“不仅是为了防止衣物发霉防虫蛀，更是希望通过晒衣服的方式‘祛除晦气’，这样晒过的秋衣冬衣穿上去之后就会保佑他们接下来的日子顺顺利利，寄托了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14]225同样，在“晒脚印”习俗中，其“免生沙虫”以及阴阳调和并非最终目的，其意乃与自然同步，不断随之调节自身。古人赋予岁时节令以生命，认为“春，喜气也，故生；
秋，怒气也，故杀；
夏，乐气也，故养；
冬，哀气也，故藏。”[15]63“晒物”之举正代表和象征着顺应四时之变，调节以至阴阳协同之美好期许。
表1 云南各地方旧志中的“晒物”记载
注释：
①天贶节，系天日京师禁屠一天，皇帝亲率百官行香于上清宫。参见乔继堂、朱瑞平编：《中国岁时节令辞典》，第348-3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凡是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这叫做“接触巫法”。一个人的脚印，衣物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术其上，它便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将受影响。参见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第84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④ 手三阴经：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
手三阳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
足三阳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
足三阴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