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文
长期以来，中西方领导学理论普遍关注领导者的正向影响力以及带来的积极效果。领导者的特质几乎都是与谦虚、正直、无私、韧性、真诚等积极的品质联系到一起，领导者的行为也往往离不开激励、关爱、引领、教导等正面的行为取向。
然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领导学的概念范畴中必然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从领导学理论研究的维度来看，无论是领导者个人的特质还是领导行为都是双面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光明的方面，也有消极的、阴暗的方面。负面领导因素往往是正面领导经验的借鉴，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两者还可以相互转化。从领导实践的维度来看，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和领导绩效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弱到强、由盛转衰、颓尽再兴的过程。古今中外一些伟大的领导者常常难以跳出“早期奋发有为、中期励精图治、晚期逸豫亡身”的领导力周期律，或在个人心理方面屡屡出现抑郁、分裂、暴力等病态人格，或在治国理政过程产生“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下治天下”“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等突出的问题。因此，要想全面地把握领导力演变的一般规律，需要从领导力的对立面出发，系统客观地研究负面领导的特征、表现与作用机制，真正为现实中的领导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近年来，西方领导科学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负面领导力（negative leadership）问题，提出了诸如辱虐型领导（abusive leadership）、厌恶型领导（aversive leadership）、破坏性领导（destructive leadership）、毒性领导 （toxic leadership）等概念。西方学者虽然研究了负面领导的内涵、结构、行为表现与作用机制等，但是却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第一，缺乏对负面领导形成机制的研究。西方领导科学重视研究负面领导的特征表现，大多忽视从领导者成长经历、决策环境等因素对负面领导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第二，缺乏对正面领导与负面领导之间转化机制的研究。西方领导科学的研究主要呈现“二分法”的特点，即把正面领导的特征与负面领导的特征截然对立，对正面领导不惜用魅力（charismatic）、愿景（visionary）、真切（sincerely）等溢美之词，对负面领导却极尽批判之意，既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没有深入阐释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第三，缺乏对负面领导的跨文化研究。中国情境下负面领导的特质、行为和情境因素到底有哪些？中国文化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高权力距离、“求名当求万世名”的长期主义导向、“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闭环思维、“外儒而内法”的治理传统都会影响到负面领导的发生机制，而当前西方领导科学中的相关研究远不能充分解释这样的问题。
正是因为负面领导是如此重要且具有鲜明本土性的一个概念，中国领导科学研究的起点理应是从历史深处的领导实践中去分析研究。在《资治通鉴》这本史学巨著中，我们看到既记载大量的优秀领导者的成功案例，也毫不避讳地探讨了负面领导的相关表现，这为研究负面领导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本研究试图对《资治通鉴》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弥补西方领导科学中对负面领导研究的缺陷。
在西方领导科学理论中，对负面领导的特定行为常常用自恋（narcissism）、侵略性（aggressive）、欺凌（bullying）、操纵（manipulate）、专制（tyranny）、诋毁（undermining）、迫害（victimization）等词汇来形容。在中国文化的情境下，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也都在探讨领导者的“禁区”，并且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领导者最容易出现的负面行为。
（一）负面领导特质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谈到了领导者的负面特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管子的观点，即认为“人君唯优与不敏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1]。管子认为，作为君主可以有很多缺点，但是最不可容忍的就是“优柔寡断”和“不敏失察”两项，前者会导致丧失追随者的支持，后者会导致错失成功良机。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三国时期著名谋士郭嘉的“十胜十败论”。虽然袁绍“相貌端正，威仪进止，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但是在更为重要的领导力特质方面与对手曹操却有着全方位的差异（见表1）。
表1 曹操与袁绍的“十胜十败”
在这段论述中，郭嘉全面地论述了不同领导者在道义、战略、治理、度量、谋略、德行等十个方面的差异，对负面领导的特质做出了精辟的归纳分析。在郭嘉看来，袁绍虽然贵为四世三公，在军事装备和士兵规模上占据优势，但是其负面领导特质最突出的表现是“器识缺陷”，即缺乏器量、格局和见识，体现为“外宽内忌”“高议沽名”“慈而不仁”。这些负面领导特质都极大地影响了袁绍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力。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决定曹袁两人命运的官渡之战前后，袁绍“不听从”的记载就有九次之多，而且多次对提出正确意见的下属进行打压、迫害，最终葬送了大好局面。
（二）负面领导行为
总体来看，《资治通鉴》既关注领导者对直接下属（君——臣关系）的负面领导行为，也关注领导者对普通民众（君——民关系）的负面领导行为，这较之西方领导科学理论更加全面系统。
其一是领导者对下属的负面领导行为。中国古代政治中非常关注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处理，如果君主不注重检视自身的领导行为，提升自身的领导威信，就不足以“与士大夫治天下”。在记叙唐代的历史中，《资治通鉴》非常推崇唐德宗时期名臣陆贽的政治主张，频繁引用陆贽的议论三十九篇之多，这在全书中非常罕见。《资治通鉴》唐纪第45卷记载了陆贽向唐德宗的上书。在上书中，陆贽提出君主有六项弊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2]，并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陆贽认为，君主如果事事都要超过臣属，那么就一定会喜欢巧言献媚之辞；
如果耻于闻过，必然就会拒绝臣属的正确意见，造成阿谀奉承之风盛行；
君主驰骋辩才，就一定会在言语将人折服，使得臣属噤若寒蝉；
君主炫耀聪明，就容易产生主观臆测，甚至用权谋来猜度臣属，就会造就“两面人”“伪忠诚”；
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
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可以说，陆贽提出的“君主六弊”是对“君——臣”关系中负面领导行为的高度概括，其核心就是要求领导者完成“祛魅”，回归真诚质朴，将“魅力型领导”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其二是领导者对民众的负面领导行为。《资治通鉴》中研究领导力，不仅是着眼于“君臣关系”，也有大量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从《资治通鉴》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优秀的领导者只有将领导行为的落脚点放在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之上，才能不至于出现政治方向的偏差，丧失执政的根本基础。那些有万世之功却无恤民之念的领导人物，最终都是招致民生凋敝、生死国灭的结局。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当中一名极具争议的君主。杨广区别于诸多亡国之君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是一个贪图享乐、无所作为的君主。杨广少年之时就“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
好学，善属文”[3]，即位之后也能团结身边的文臣武将，并雄心勃勃地主持了修运河、巡西域、征辽东等重大政治工程。然而，杨广视民众如草芥，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将千百万人民视作他谋求宏伟功业的工具。根据《资治通鉴》第183卷记载，由于杨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施政行为，隋朝后期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贼，生计无遗；
加之饥馑无食，民始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
而官食犹充，吏皆畏法，莫敢振救”[4]。最终隋朝仅仅存在37年就迅速灭亡了。从隋朝覆灭的教训可以看到，作为君主而言，杀伐之心不能滥施于民众，建功之志也不能脱离实际民力，必须要在“君民关系”上保持高度的清醒。
关于负面领导的生成机制，西方领导科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如Padilla（2007）提出，负面领导行为产生的原因除了领导者个人因素，还应考虑到组织环境和下属的影响，并将这个结构称为“毒三角”[5]。相较于西方领导科学理论，中国古代的领导思想更注重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来研究负面领导的形成机制。
（一）领导者早年生活经历
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言：“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整合其童年时就已形成的性格。”通读《资治通鉴》可以发现，领导者的早年经历在其创业、守成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影响。卓越领导者的早年经历一般都在逆境中成长，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宣帝刘询、光武帝刘秀等一代雄主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艰苦成长环境。成长经历塑造了这些领导者杀伐果断、刚毅武勇的性格特质，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带有精神创伤和不安全早年经历的领导者更可能在掌权后滋生负面领导行为。
以秦始皇为例，根据《资治通鉴》和《史记》的记载，嬴政出生在帝王之家，但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不安定生活。在13岁继承王位后，又一直生活在权臣吕不韦的阴影之下，直到22岁亲政。一方面，嬴政承袭了秦国几代国君的远大志向，在成长过程中对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最终成长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资治通鉴》多次记载嬴政虚心纳谏、知人善任、改革创新的为政举措。另一方面，由于嬴政长期过着困苦压抑的流离生活，养成了他残忍孤僻、冷酷残暴的君主特质，一旦成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九五之尊之后，这种“补偿心理”迅速膨胀，对身边人狐疑猜忌，对民力索求无度，最终使得自身的领导力走向反面。
图1 毒三角（Poisonou Triangle）理论
当然，缺乏必要的基层生活经历和残酷环境历练也同样会让领导者形成相关的负面领导特质。《资治通鉴》记载西汉时期汉宣帝与太子刘奭一次著名的对话。太子刘奭生于深宫之中，不了解社会问题与群众心理，天性仁弱好儒，对父亲汉宣帝推行的“王霸相杂”的治国方略颇有微词。他劝告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6]听到这话，汉宣帝非常愤怒地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7]汉宣帝长于基层，遍尝人间疾苦，深谙国家治理之道。他认为一国之君必须采用兼容并蓄的思维，即在价值导向上用儒家的礼义廉耻来规范人心，这是王道；
在国家治理上用法家的政治技能来统御治下，则是霸道。只有王道霸道杂糅并用，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很显然，缺乏基层历练的刘奭难以体会父亲的良苦用心。果不其然，刘奭即位之后，在用人行政方面屡次出现优柔寡断的问题和政治上的幼稚病，整个国家也开始由盛转衰。
（二）领导者家庭风气的影响
在西方领导科学研究中，一直比较强调工作场所中环境对负面领导行为的影响，而忽视领导者家庭风气对领导者行为的塑造作用。事实上，领导者所处的家庭环境对领导者面对重大问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倾向都有关键性的影响。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领导者的家风问题。好的家风能够帮助领导者规避负面行为，而坏的家风容易助长领导者的负面行为。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西汉权臣霍光自汉武帝时代入宫开始到辅佐汉宣帝，一直是战战兢兢，克己奉公，颇有建树。但仅仅在去世两年之后，整个家族就覆灭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31篇“臣光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
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8]司马光认为，霍氏家族之所以败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太盛不知收敛，家风不纯，子孙不谨，骄奢淫逸。据《资治通鉴》记载，霍家的家风败坏的根源主要是霍光夫人霍显造成的，她穷奢极欲、崇尚浮华，生活荒淫无度，甚至为了达到权力目的，收买女医师淳于衍，毒死了孕娠中的皇后。面对妻子如此出格的行为，霍光却一直心存侥幸，隐瞒包庇，树立了错误的家庭“榜样”。霍光死后，整个霍氏家族更加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最终被汉宣帝灭族。霍光虽能克己，却不能束其家人，这是一代名臣最大的领导力短板。
从另一方面来看，好的家庭风气能为领导者降低发生颠覆性错误的机会。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贞观年间的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9]。长孙皇后虽然出身富贵之家，却拥有中国传统女性仁慈包容、恭敬和顺的持家之风，生活方面也简单朴素，甚至为了节省后宫运行成本主动缩减宫女的规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还能够广博见闻，多次在李世民举棋不定、处在犯错边缘的时刻献计献策。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长孙皇后又为李世民留下了“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10]六个方面的遗言，特别嘱咐李世民要任人唯贤，不要让外戚干政。可以说，长孙皇后的贤德品性和无私的心胸，为后世领导者的家风树立了高尚的榜样。
（三）领导制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发现，在诸多制度环境中，君主终身制及其带来的自我纠错机制的缺失，对负面领导行为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君主终身制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典型特征。现代领导科学的研究发现，即使是雄才大略、魅力四射的领导者一旦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总是会被权力腐蚀。通览《资治通鉴》可以发现，许多优秀的领导者所犯的重大错误都是在生命的最后3～5年。比如三国时期东吴的君主孙权，年少时老成持重，被曹操称赞为“生子当如孙仲谋”，到了晚年却变得性格暴戾、好大喜功、迷信鬼神，特别是在立太子的过程中反复无常，导致朝堂派系林立，攻讦不断。北齐的开国之君高洋在即位之初被誉为“英雄天子”，对内能够治国安民，对外能够战无不克。但是，正如《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高洋“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11]。在掌握权力之后开始“自矜”，很快从一名受人景仰的领袖成为了残暴杀戮的暴君。再如，唐玄宗李隆基自幼就聪慧过人，即位之后勤于政务、关心国事，还选拔任用了一大批贤臣良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唐朝从中期的动荡之中逐渐解脱，向着繁荣和富强发展。然而，“开元盛世”的辉煌让李隆基很快就开始松懈了，他不仅在生活方面追求奢靡享乐，更是在用人方面丧失了判断力，最终，深受玄宗信任的安禄山谋反，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唐朝元气大伤，自此走向衰落。
出现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就是古代君主终身制带来的自我纠错能力缺失，最终导致权力的泛滥。从领导制度的层面来看，以上失败领导者所处的时代都缺乏科学的监督制衡制度、谏议建言制度和接班人选拔制度，或者即使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如唐代的谏议制度非常的发达），但是君主仍然凌驾于制度之上，这样造成失败结局就不足为奇了。
借鉴历史经验，不仅要分析总结领导规律，深刻理解负面领导的特征与形成机制，更要掌握其转化机制，让后世领导者规避负面的领导行为。《资治通鉴》为此提供了四个方面的负面领导转化路径。
（一）修炼兼容并蓄的领导特质
在实践中，任何一种西方的领导情境理论都无法全面地描述领导者实际工作的复杂性。领导者面对的矛盾是复杂多变的多难问题，比如在领导风格上是追求本色还是善于变色？在成就动机上如何平衡野心与雄心？在科学决策上是如何取舍逻辑与直觉？在国家治理上如何权衡事功与民力？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兼容并蓄的领导特质，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
2012年7月15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图为馆藏珍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亮相。
中新社记者 苏丹 摄
通览《资治通鉴》可以发现，一流的领导者都具备兼容并蓄的领导思维。比如刘邦“性明达，好谋，能听”，既有通达世事的智慧又有谦恭下士的胸怀；
曹操“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
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既有静如处子的娴静又有动若脱兔的机敏；
李世民“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既能够有文治上的宽松，又能有武功上的坚利。无独有偶，西方领导科学经典理论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比如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认为，最高层次的领导者身上具有两大矛盾的特质：低调谦逊和内心坚强。这些领导人为人谦虚，做事务实，却从不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然而不论遇到什么挑战和困境，他们强大的心理和顽强的意志让他们从来不在困难面前动摇。这一发现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的领导特质具有相同的理念和视角。
所以，正面领导包含着某些负面的领导因素，而负面的领导因素也一定含有某些正面的领导潜质。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会执着于修炼某一项领导特质，也不会去有意规避自身在某一方面的负面特质，而是正确审视真实的自我，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并运用管理机制来限制自身的权力和弱点。一言以蔽之，优秀领导特质关键在执其两端用其中，达到兼容并蓄、通达圆融的境界。
（二）力戒致命的负面领导行为
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领导特质并无绝对好坏之分，但是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历史经验都证明，某些负面领导行为是对家国兴衰是有致命影响的。比如，在重大决策时刚愎自用、在接班人选拔上朝令夕改、在选贤任能方面任人唯亲都是必将招致失败的领导行为，明智的领导者必须通过严格的练习和躬身实践来戒除。
从领导理论的角度来看，领导者的基因、激素水平可能大部分是天生的，但是领导行为更多是后天教育和培养的结果。《资治通鉴》中提出了“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12]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是克己致用的典范。著名的唐史专家范祖禹在他所写的《唐鉴》中，对唐太宗一生的功业有过一段品评。他认为李世民“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13]。也就是说，范祖禹认为李世民能够从一名悍勇的军事将领成长为臻于郅治的政治领袖，关键因素是“力于为善”，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和实践历练，加上本来就非常出色的领导资质，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因此，领导者要正视自身在领导行为上的短板，特别要注重在实践学习中最大限度地使自身行为符合领导规律，在重大问题上避免产生颠覆性错误。
（三）实现“祛魅”与“赋魅”统一
西方领导科学理论已证实魅力型领导的负面影响。负面领导很少发生在平庸的领导者身上，而会成为魅力型领导的常见病。因此，现代领导者要“为道日损”，不断为自身的魅力做减法以至达到“抱朴归真”的境界，也要“为民赋魅”，不断为下属和群众增强自信与动力，以达到“人皆可为尧舜”的境界。
《资治通鉴》第193卷记载了名士孔颖达与李世民的对话。孔颖达认为“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应当“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而如果“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14]。李世民深纳其言。孔颖达认为“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是领导者应有的境界。领导者要学会把智慧隐藏起来管理众人，而如果本人英明神武无所不通，只能使得众人丧失独立思考与工作的能力。历史上唐太宗因容貌威严气场太强，底下人心理压力太大，“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15]。由此可见一斑。又比如刘邦，并不是一个过于有魅力的领导者。他的所有重要决策，几乎全来自部属们的决议，在刘邦身上，很难找到指点江山、予智予雄、指示机宜的历史记述，这都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功能。
因此，领导者要意识到，最大的领导魅力不是源自于自身，而是被赋予在每一个下属及民众的身上。学会“祛魅”和“赋魅”的辩证法，是领导者永处不败之地的最大法宝。
（四）构建务实管用的制度支持
历史雄辩证明，光靠领导者自身修为和自我觉察是很难避免负面领导行为产生的，必须要依靠切实有效、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
一是构建民主协商的政治决策制度。如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特别是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以匡正皇帝的过失。在《资治通鉴》中，多次可以看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些心血来潮的决策被门下省谏官驳斥的例子。只有领导者带头进行民主协商决策，才能够确保制度的生命力。
二是树立奖励担当直言之士的用人制度。如东汉初年的洛阳令董宣因为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奴仆白日杀人，不惧权贵的地位面责公主过失，就地捕杀其奴。因为此事，董宣被迫向公主叩头谢罪，但是董宣两手撑地，颈项强直，誓死不从，留下了“强项令”的美称。针对此事，光武帝刘秀并没有加以责罚，赐给董宣三十万钱，并在其死后银印禄绶，用大夫之礼安葬他，树立了官员队伍敢于坚持原则、担当作为的用人导向。
三是营造领导者良好家风的制度支持。中国古代有着深刻的家风传教、家训规劝的传统，这对负面领导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观察《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如东汉时期的马援、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五代十六国时期的李嵩都对自己的后代进行了制度性的家训规制，这也使得这些领导者能够将自身的优秀领导经验和人生体悟传之于世，更重要的是将一生中的失败教训做出系统总结，使自己的负面领导经验成为后世规避的对象，最终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注 释
[1] 黎翔凤.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32.
[2] [3][4][6][7][8][9][10][11][12][14][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21,1861,1862,872,872,824,201 6,2018,1963,673，2044，2045.
[5] Padilla, A,Hogan , R,and Kaiser, R B.The toxic triangle:Destructive leaders,susceptible followers, and conducive environment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7, 18(3):176-194.
[13] （宋）范祖禹.唐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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