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烨［杭州师范大学，杭州 311121］
鲁迅首次提出“看客”这一概念，可追溯于 《呐喊》的自序部分。在文中，他指出“无论国民体格如何健全茁壮，然而一旦精神愚弱，便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是，“看客”一词正式登上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在鲁迅的诸多作品之中，“看客”一直是其极力描摹的群体之一，只是不同于对关键人物的精雕细刻，在对这群人的塑造上，他给予读者的信息少之又少：或无名无姓，或没有清晰的五官，更有甚者模糊得只剩下若隐若现的轮廓。然而，笔者以为正是他有意地模糊淡化甚至抹去了每一个具体、确切的看客个体，从而更能使读者聚焦于看客的整体形象，进而从他们身上提炼出一个时代的缩影，集中反映出他们性格的弊病与弱点，以达剖析因果、谋求出路之效。
在鲁迅的文字中，看客群体无疑是病态的。他们往往喜欢扎堆，也喜欢凑热闹，“张望”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旁观”是他们的基本准则。不过，倘若以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中病症的四个阶段为据，上述情形不过“疾在腠理”，而余下各病症仍能分出个轻重缓急、三六九等来。
（一）病在肌肤：爱管闲事好奇欲
在小说《药》中，鲁迅描绘了这样一幅有意思的画面：“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
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一人看则众人聚，一人动则众人乱。“一眨眼”“忽然”“突然”“轰的一声”极言速度之快，“一大簇”“一堆”“潮一般”“挤倒”极言人数之多。看客们不知或者根本不关心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遇事便饶有兴致地围上去，好奇地伸长颈项去张望。“爱管闲事、看戏取乐”的根已深深扎入每一个看客的潜意识，街头巷尾的每一丝异样，都能牵动他们“敏锐”的神经，激发起他们无穷无尽的好奇欲。在他们这里，看什么已然不重要了，只要有“戏”，什么都可以使他们驻足流连，只要“戏”在上演，人间处处是看台。
在小说《祝福》中，看客爱管闲事之风则更甚。在祥林嫂痛失爱子之后，鲁镇的老女人们第一时间闻风而至，非要听她讲这段与她们毫不相干的故事。她们簇拥在祥林嫂的身边，仅仅是为了从她身上搜刮些许欢乐，以装饰卑微惨淡的人生；
侧耳聆听她的痛苦，也只是为了满足好奇欲，以填补内心无聊浅薄的空白。然而，一个人的欲壑最是难填，无聊与浅薄也非一朝一夕可改变，因此她们那颗爱管闲事的心便永远跳动，至死方休。
（二）病在肠胃：全无心肝冷漠情
在散文《藤野先生》中，鲁迅同样提到了一群看客。在日本留学期间，霉菌学课上放映“时事的片子”，片中有一中国人因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捉捕，即将毙命，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倘若他们只是围着看也就罢了，可是身为国人，他们面对自己的同胞被处决，有的不是将心比心、一辱具辱，而是没心没肺地“拍掌”“欢呼”与“酒醉似的喝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鲁迅每每忆及此事，总是深恶痛绝。
而《祝福》中鲁镇的那群老女人，也同样全然罔顾邻里身份，仅仅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惜去揭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的伤疤。只不过她们“演技在线”，并未像上文的国人一样将喜乐形于色，而是一齐“流下眼泪”“叹息一番”。可是装腔作势之余，女人们的内心却无半点怜悯与关爱。于是，祥林嫂等待来的不是安慰和关切，而是她们满足而去的背影和来日的飞短流长。难以想象，在她们平素的闲言碎语、围观赏玩之中，曾寒过多少人的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不宁，家难安；
家不齐，国何在？然而，正如你我所见，看客们面对国之同胞受难，不会想着同气连枝；
面对家之邻居受苦，不会想着彼此扶持，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生死前的毫无敬畏和弱者前的毫无悲悯。其全无心肝、冷漠麻木之甚，令人瞠目；
而反映出社会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亦令人结舌。
（三）病在骨髓：磨牙嗜血残忍心
于是鲁迅掘入人物灵魂的深层，犀利指出：正是麻木的鲁镇人放任祥林嫂走向万劫不复的末路，他们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是的，如果说看客们的冷漠麻木、愚昧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足够残忍，更遑论鼓舌摇唇、言行无状之辈。当一个人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时候，他们不去拉扯、劝解、拯救，反而红口白牙、飞短流长，加速了可怜之人的堕落，其本人也与磨牙嗜血的“杀人魔”无异了。
对于这一悲剧的针砭，在小说《孔乙己》中也表现得同样突出。孔乙己每一次的不幸遭遇落在酒店众人的眼里，皆是上好的取笑材料。他们“赏鉴”着孔乙己屈辱的伤疤，使得他“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
他们讥讽他碌碌半生捞不到半个秀才，使得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他们嘲笑他腿被打断、狼狈不堪的模样，使得他露出乞求的眼色，像是在说 “不要再提”……
和祥林嫂一样，孔乙己的存在仿佛就是生来给人取笑的。在此起彼伏的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看客的卑劣和鄙薄，也感受到孔乙己身心所受的摧残和羞辱。鲁迅没有直接落墨于孔乙己的不幸，而是以乐衬哀，以喜审悲，以店内外充满的“快活的气息”，更衬孔乙己人生之可悲。
冷嘲热讽之至，挖苦践踏之极，于是许许多多的“祥林嫂们”“孔乙己们”就在屈辱和痛苦之中，慢慢走向“没有活路、不堪设想的境地”了。
至于看客群体的形成及其得病之由来，早已不是某一因果关系就能说清道明的了，结合鲁迅语言以及其时代背景，我们可知，“身染沉疴”的看客们实乃个人及社会因素杂糅下的复合型产物。
（一）主观原因：认识的局限与人性的扭曲
看客们长久地浸淫在封建礼教思想下，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仍处于未开化的蒙昧阶段。此外，除了百年如一日的男耕女织生活之外，他们的生活再无多少波澜，因此无奈地陷入琐碎与无聊的旋涡之中，更加轻易地为好奇之心所摆布、为周围人之看法举动所左右，进而产生盲目从众的心理且一发不可收拾。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为何每每一事发生，便总会有看客们扎堆围观的现象。
然而，虽然大多数看客的形成无非是生活无聊、好奇心使然，但也有一部分人却已然在这吃人的旧社会扭曲了人性。
看客们在腥风血雨面前哄笑喝彩、游戏人生的作法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与恣意，为求寻欢不惜猎奇，他们在人性上已魔怔、病态到了极致。譬如在小说《阿Q 正传》中，被斩前游街的阿Q 看着街道两边喝彩的人们，觉得他们的眼睛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皮肉，而且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了。阿Q一点也没察觉错。文中直言到，他们（看客）一路跟踪，最终的遗憾仅是“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简直是白跟了一趟。”有言道，将死之人，其言也善，所见亦真，鲁迅借阿Q 之眼，为读者呈现了这样面目狰狞的一幕，深刻揭露了在封建社会下人性扭曲之事实。
（二）客观原因：文化的束缚与政治的钳制
可令人费解的是，看客为什么偏偏止步于“看”？既然如此爱管闲事，又为何只隔岸观火？
“‘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梁启超曾在《呵旁观者文》中一针见血道：“此数语者，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可见，自古流传下来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之法，成了看客所秉持而坚守的人生哲理，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适用、甚至已失偏颇的儒家思想，成了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中庸无血性的重要培养皿之一。
此外，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即脱离群众性也是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如前所述，看客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无聊又极易盲从。在看到那些为革命殊死拼搏的人接二连三地惨遭毒手，封闭落后的他们会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反抗封建统治？在这种风雨如晦的乱世之中，这些底层看客的生存伦理是高于一切的。在他们看来，与其选择稍有不慎便会掉脑袋的新文化、新思想革命，倒不如继续依附着已经习惯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安稳过活。因此他们麻木冷漠、自私残忍的心理孕生，固有封建文化荼毒之因，但更多的是源于对封建制度与生存伦理的屈服。
然而，鲁迅之所以着大量笔墨于看客，绝非其偏狭刻薄之故，更不是因丧失民族自信而一味否定弃绝国人。他曾在文章中剖白心迹道，他之所以书写不幸人之不幸，无一不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毫无疑问，那些看客便隶属于“不幸之不幸人”的群体，罹患病苦而难以疗救。虽然现实中他们的病症轻重不一，但鲁迅深知倘若讳疾忌医则“不治将深”的后果，那么与其不管不顾到最后病入骨髓悔之晚矣，不如当机立断，阻断病因。因此，他对“看客”不吝笔墨，其根本目的在于揭露与批判，更在于唤醒与拯救。
（一）内寻出路：反客为主
《说文解字注》云：“客，寄也，乃与‘主’相对、寄人篱下之意。”一个本能直立行走的人为何不选择行端坐之态直走自己的康庄大道，反而选择以一副奴颜媚骨之姿旁观他人生活。鲁迅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他之所以对看客横眉冷对，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他们其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及他们身上所附着的劣根性的“深恶痛绝”。一言以蔽之，他希望看到的是看客们堂堂正正地做回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行尸走肉般地做别人的观众。
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将“看客”定义为体格健壮而精神愚弱的人，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前文所述《药》中的一段比喻：“（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这一比喻无疑是形象而生动的。鸭子的最鲜明特征便是肉质肥美而行动迟缓，而它们需要有素的训练而绝非饲料的喂养。看客群体亦是如此，他们亟须精神的拯救而非身体上的滋养。医者治病，文者正心，所以鲁迅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章启迪民智、唤醒国民，让他们从呆傻蠢笨、只会嘎嘎乱叫的鸭子，进步成昂首阔步、一唱天下白的雄鸡。
（二）外辟出路：拆毁戏台
在鲁迅看来，看客之所以存在，自然是还有“好戏”在上演，因此，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扭转一个群体枯索的精神，而是要阻源截流，一改社会积弊已久之风气，以达重振乾坤之疗效。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将如今病态的社会比作“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而在其中熟睡着且不久都要闷死的人里便躺着拥有庞大基数、“身染沉疴”的看客群体。鲁迅不愿意看到他们从昏睡入死灭，却不觉就死之悲哀，于是通过“看客”这一类形象的艺术创作，“大嚷起来”，希望能惊醒一些人，动摇铁屋子的根基。
然而，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文化根基，又岂是一人一时一力便能动摇的？在那个悲凉的时代里，鲁迅深谙其道，但却依旧凭借着满腹才气，从不惮于前驱。他一心为民族气节呐喊，是希望此举能够唤醒当今社会中麻木就死的人们，进而重塑精神；
他写下近乎拆肉剔骨般的文字，是希望此举能够打响拥民主反专制、拥现代反封建、拥科学反迷信之战，进而破毁这个害人吃人的时代，拆除这个流毒千年的戏台！
唯有如此内外兼施、双管齐下，方能达成“自然六合内，少闻贫病人”的夙愿。
“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穷极一生致力于劣根性问题的思考与疗救。他认为欲构建“最理想的人性”，当从改造劣根性起；
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当从启迪民智、解放思想起。而看客们恰恰是他这条路上数量最多、根基最牢固的阻碍，因而由此处落笔，鲁迅是有其深刻剖析和深切考量的。而这些剖析与考量，曾给那个时代迷茫的人们送去光和热，而放到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立人”仍然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图。
鲁迅着笔于看客，终究还是服务于看客；
从百姓中来，终究还是回到了百姓中去。“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将心意寄托给人民，将心血奉献给祖国，用一生追随着“毁坏铁屋的希望”，其思想价值已不单单局限于某个时代，而是早已成为华夏儿女的精神栋梁和文化瑰宝，融入民族血脉，化为永不磨灭的民族魂。即便陨落，余光也能跨越时空，辉映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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