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劲，何敏燕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文心雕龙·练字》开篇曰：“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作为中华文化的“言语之体貌”与“文章之宅宇”，汉字以笔画、笔顺和偏旁部首为元件，将仰观俯察、远近取譬的所思所得铸入篆隶行楷之中，会意指事、形声并茂地构筑起中华文化的意义世界。旨在深入探寻并集中呈现“一字一世界，一字一意境”的中华字文化，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于2016年开启了“中华字文化”的研究计划，精选奠基华夏文明、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100个汉字，遵循“释名彰义—原始表末—选文定篇—敷理举统”的说解路径，对每个汉字进行“原生—沿生—再生”的源流清理和“字根—坐标—转义”的义理阐释，现已推出《中华字文化大系》丛书之首批成果《象：中国文化基元》《经：唐代的“经”学与“文”论》《“怨”的审美生成》《体：中国文体学的本体论之思》《神：中华文化的幽情壮采》《气化流行 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关键词“气”的跨学科阐释》《有所“止”的文明——中国文化关键词“止”考论》《“观”之观》等八种。
在文明互鉴的意义上，“一字一书”的《中华字文化大系》可与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的“批评新成语”(The New Critical Idiom)书系彼此呼应。自1995年起，劳特里奇出版社陆续推出《哥特式》(Gothic)、《神话》(Myth)、《性别》(Genders)、《正典》(TheCanon)、《记忆》(Memory)、《荒诞》(Grotesque)等专书，解读西方文化及文学中的关键词。当然，方法自觉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还可继续追溯至雷蒙·威廉斯于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颇为巧合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问世40年后，中译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6年再版，聚焦“关键字”的《中华字文化大系》也于同年依托武汉大学出版社启动。当“字文化”遇到“关键词”，以方块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结合汉字与汉语的全息性、生命化特质，在解诠“象”“经”“怨”“体”“神”“气”“止”“观”等汉字的过程中会通适变。我们知道，无论是从音、形、意关系来识别，还是按音素、音节、语素以区分，汉字(意音和语素文字)都有异于英文(表音和音素文字)。研究方法应是研究对象的“类似物”，据此而言，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会通适变无疑是必要的。那么，在汉语语境中“说文解字”，就必须留意辨析“关键字研究”与“关键词研究”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进而求同存异乃至聚同化异。当根柢槃深的“字文化”遇到方兴未艾的“关键词”，《中华字文化大系》通过“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开辟出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通变之路。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开创者，雷蒙·威廉斯致力于探询“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1]24，尤其关注词义在共时性层面的主流与边缘之分和在历时性层面的今义与古义之别。这一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旨趣，与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在译介后很快便为国内研究者所接受。周光庆先生曾提出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五个步骤：一是“上溯它们作为普通词的产生”，二是“考察它们作为关键词的形成”，三是“疏理它们作为关键词的潜在系统”，四是“追寻它们作为关键词的家族繁衍”，五是“通观它们作为关键词的中外会通”[2]。该方案以关键词的历史语义梳理为基础，进而延伸到考察关键词的词族体系和语际交流。
与之类似，《中华字文化大系》在“原生—沿生—再生”的源流清理和“字根—坐标—转义”的义理阐释中，同样借鉴了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尤其是在采用跨学科视野来解读边缘性意涵方面可谓“望今制奇”。从《气化流行 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关键词“气”的跨学科阐释》的书名就能看出跨学科阐释的必要性，因为，面对“气”这类中国文化元关键词，若不采用跨学科视野，将很难有效统摄宇宙天地之“元气”、人体生命之“体气”和文学作品之“文气”。或者说，若只限于哲学、医学或文学等某一学科的有限论域，恐怕很难发现“‘天—人—文’合气的宇宙大生命精神”，更不用谈“气论的现代转换”与“气论阐释的现代价值”了。跨学科视野有助于解读边缘性意涵，作者在“文以气为主”的主流论说之外，还发现“文以意/理/神为主，以气为辅”即是典型一例。关键词研究之所以聚焦词语的边缘性意涵，是因为其中往往蕴藏着未被主流形塑或遮蔽的观念与诉求。例如，雷蒙·威廉斯发现“standards”在“标准、规范”之外还有“旗帜”义，它有别于科技与物质层面的统一，而是隐喻一种“既不溯及过往的权威，也不接纳现存可度量的状态”的理想方向，从而对人文与精神领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倾向保持警惕[1]504-505。
与之相较，汉字边缘性意涵背后的政治倾向或许并不显明，却往往能折射出一时代之思想、知识与信仰。前述从“文以气为主”到“文以气为辅”的嬗变历程便标记出隋唐尚意、宋元主理、明清重神的时代风貌，而“文以气为辅”中的“气”看似淡出，实则内化为意气论、理气论和神气论的灵魂。又如，《“怨”的审美生成》聚焦“怨”这一负面生存体验自先秦至六朝，从伦理、政治到艺术，逐渐被赋予正面意涵直至“以怨为美”和“因怨成体”的审美生成史。该书在考察“怨”字情感色彩“由负转正”的过程中，还涉及“诗言志”“诗缘情”“诗可以观”“诗可以群”“六义”“四始”“文如其人”“诗能穷人”等诗学命题与文化现象。如其结语所言，考察“怨”的审美生成，虽重在明晰一个“意念如何发生”(朱自清语)，却也能烛照一隅，窥得“诗可以怨”“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怨下起兴”等中国文化及文论批判精神背后的智慧与境界。而某些看似默默无闻的汉字，却常能给中华文化的核心论题提供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有待重新审视。《有所“止”的文明——中国文化关键词“止”考论》一书通过梳理六经与诸子论“止”，发现“止”作为元范畴，化身为“止于至善”“叹为观止”“不可则止”“可以止则止”“知止不殆”等观念与标准，“既塑造了中国文学的性格，也道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命脉”，可以而且应该被经典化。
当然，梳理历史语义并非关键词研究的最终目标，因为《经籍籑诂》《故训汇纂》等字书对各个汉字的历史语义早有汇集。换言之，“望今制奇”的关键不是发现，而是如何解读发现。《“观”之观》一书发现，除了熟知的观看义项之外，“观”还有作为形容词的“多”和作为名词的“楼台”之义。前者如《诗经·小雅·采绿》“维鲂及鱮，薄言观者”之“观”，郑玄笺注为“多”；
后者如《楚辞·大招》“南房小坛，观绝霤只”之“观”，王逸注谓犹“楼”。不惟如此，作者还在《周易》“物大而然后可观”(《序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系辞》)，“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中寻得“观什么”(what)、“如何观”(how)与“为何观”(why)的源头，从而将“观”字的主流与边缘意涵均安置在中华元典之中。不妨说，新时代的“说文解字”借鉴文化关键词的研究方法，是“预流”，更是“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需要借鉴历史语义学的方法“望今制奇”，更需要结合汉字的造字理据“参古定法”。许慎《说文解字叙》简述了汉字从庖牺始作八卦到神农结绳记事，再到仓颉摹仿鸟兽蹄迒之迹的创生史。其中，仰观俯察与远近取譬作为先民体认世界的最原始方法，已通过符号、初文与偏旁部首进入汉字思维，浸润中华文化。
造字者“近取诸身”，由人之首、身、手、足四属与顶、面、颐、肩、脊、尻、厷、臂、手、股、胫、足之十二体出发，为天地命名，为万物立法。于是拟人作为方法，表现为“天，颠也，至高无上”(许慎《说文解字·一部》)的字义比拟和“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
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哲学比附，于“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和“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唐诗宋词中浅斟低唱，进而在诗文品评时“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酝酿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3]。
若要说解“象”“经”“怨”“体”“神”“气”“止”“观”等与人之形神、言行、举止息息相关的汉字，进而读解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便不应离开“近取诸身”的造字理据与用字方法。例如，“文体即人”的“体”，便是打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一把钥匙。《体：中国文体学的本体论之思》由“生命化批评”现象出发，以“生命本体意识”和“经学本体意识”为切入点，统合了文体理论和批评倾向中的重神、尚悟、求新，明道、美刺、教化，尊古、崇雅、尚简等观念及其实践。作者不但从拟人的视角重释了“文体即人”现象，而且着力剖析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两种“本体意识”，借助“意识”这一拟人化的修辞，实现了文体、文体学与文体学研究者的视域融合。在“元气·体气·文气”的脉络中，作为人体生命的“体气”居中，既可向前赋予宇宙天地以人的性格和情态(“诗性思维”)，又能向后论及文学作品的形体姿容与精神气质(“文如其人”)。近取诸身而承前启后，遂有“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中华气论。
造字者“远取诸物”，摹仿鸟兽蹄迒之迹；
解字者亦“引譬连类”，构拟鸟兽草木之喻。先秦儒道两家皆以水为喻，如：《老子》八章言“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比喻道；
《荀子·宥坐》载孔子论“大水必观”，亦以水比喻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志等君子品性。这种语录式的譬喻至南宋陈淳《北溪字义》而进一步专题化，其首篇解“命”便给出一则银盏注水的博喻：“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其中涉及水清、水浊、水清而不纯三类情况，而清而不纯一类又包括“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三种，分指天命不同。
譬喻解字一般用有形可感之象以喻抽象之物、事、理，依据已知和易知以喻未知或难知，个中缘由或如《韩非子·解老》所言：“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譬喻须假象，对此，《象：中国文化基元》一书从“以象比德”、“兴必取象”、“情隐象秀”三个方面归纳了从汉字之象到文学之象和书画之象的言说策略。以此验之，“止”作为最高准则的引申义(如“叹为观止”)和代表坚守、栖居、回归的终极义(如“止于至善”)，均能在足趾这一原始喻象中寻得“或行或止”的语义之源。又如，从西周“肇雍经德”到明清“经世致用”，“经”的经营、经籍、经典、经济等语义面相，皆脱胎于纵丝之织和川水之貌。不惟如此，解字者还可如陈淳释“命”一般自设譬喻。例如，历代思想家对“怨”这一负面生存体验的思考与言说，构成了“怨”字阐释史上的“干支线”(整体态度以“不怨”为主，以“可以怨”为辅)、“同心圆”(论说体系以“个人—家—国—天下”为基础逐层拓展)和“三足鼎”(儒之建构、道之解构和释之重构)。
汉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离不开作为认知方法的拟人与譬喻。作为汉语母语者，我们可能习焉不察，所以有时也不妨“借道”汉学家重审汉字。在他们的眼中，“山是宇宙中熄灭的火焰，火是熔岩中燃烧的山”[4]63，“势”如弩，似风，象水，乃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龙”，系兵家津津乐道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是福柯层层分析的“全景敞视监狱”的中心高塔，更是法国汉学家余莲之《势——中国的效力观》的“生命线”。
对于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而言，历史语义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标。正如余莲所言：“目标总是要以精炼浓缩的方式，重新找出这个文化中隐蔽的逻辑轮廓。”[5]1余莲正是借由“势”这个常见但看似缺少哲学内涵的字，于军事、政治、书法、绘画、文学作品、历史、哲学的跨学科视野中，发现其在思想底层如草蛇灰线一般的运作，进而以小见大地揭橥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特点——“任何事实都可视为现实的一个趋势，人们应该凭借它而且让它发挥作用”[5]6。诸如此类的“隐蔽的逻辑轮廓”表征为一个个汉字背后的意义世界，更彰显出汉字作为整体的全息性与孳乳性。
所谓全息性，是指汉字有别于单纯的表形或表音文字，“能呈现独立甚至全息的意义，一字一世界，一字一意境”(《中华字文化大系·总序》)。如若仿拟陈寅恪著名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说，便可谓“凡解释一字，便可见一世界”。例如，作为以少总多、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感知方式，“观”涉及体、意、法、用诸面相，进入生活而化作俯拾即是的常语：临歧路曾迟疑观望，入都市而叹为观止，常有走马观花之感，终须返观内照之法。“关于‘观’的一切文化现象蔚为大观、叹为观止”——甚至连对“观”的赞叹，都离不开“观”这个字！“观”如此，“象”“神”“止”等亦然。“象”兼顾思维与言说，可谓“中国文化基元”；
“神”遍涉感知、认知与致知，洞见“中华文化的幽情壮彩”；
“止”默默浸润着六经与儒道释思想，使中华文明成为“有所‘止’的文明”。
所谓孳乳性，语出许慎“字者，言孳乳而浸多”的原初规定，李建中教授结合“文字乃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三个层面，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化的血缘关系，揭示中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文心雕龙·章句》有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总序》概说了汉字六书对汉语文学的孳乳：汉字象形之于汉语的形象性和意境化，汉字指事之于汉语的秉笔直书，汉字会意和假借之于汉语的比显和兴隐，汉字转注之于汉语互文，汉字形声之于汉语声韵，皆可如是观。首批八种“解字”还具体分说字与字、字与文化的孳乳关系。例如，《经：唐代的“经”学与“文”论》一书采用“总—分—总”的形式，以“经”和“文”两个关键词为焦点，从初唐、盛唐与中晚唐三个阶段，就唐代既融通三教又勾连雅俗之“经”，既统摄情志又汇通造境与事功之“文”，“经”“文”互动关系及其承衍脉络，以及唐宋“经”“文”转型等论题展开论说，力图透视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文”关系，包括经学对文论的制约与文论对经学的反作用两个方面。其中，“经”的孳乳性衍生出“经正文成”的文化结构：初唐经学新定则文论昌明，盛唐经学融通则文论清丽，中晚唐经学领主则文论归辅。
以全息性与孳乳性为视角重审字文化，方块字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呼应。于是，说解“象”“经”“怨”“体”“神”“气”“止”“观”者虽各有侧重，却在不经意间形成多组互文关系。“神用象通”是“象”的运思方式，而“气盛化神”又构成“神”的概念谱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更是关联“文”“气”“体”三个关键字。单个汉字的全息性与汉字之间的孳乳性又在两个方面相互影响。
一方面，一个汉字可以关联其他概念形成某一论域的“小宇宙”。例如朱自清的《诗言志辨》看似四章并列，其实是以“诗言志”为中心，扩展到“比兴”“诗教”“正变”以及“缘情”“美刺”“诗妖”“文变”等词语。由此，元关键词、重要关键词与一般关键词构成若干个引力结构，有“自转”亦有“公转”。“诗言志”作为中心“譬如北辰居其所”，“比兴”“诗教”“正变”以及“缘情”“美刺”“诗妖”“文变”等“众星拱之”。以元关键词或曰中心意念为北辰，为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
另一方面，汉字与汉字亦可构成“双子星”式的互文关系。如前所述，《经：唐代的“经”学与“文”论》虽然有时不得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多数情况下还是统筹兼顾，“枝生一根，同归故里”。正如著者所言，“‘经’与‘文’二者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是孤立存在的两个独立个体，不是互不影响、毫无干涉的两个范畴，正相反，‘经’与‘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始终相互影响，交织辉映。”“经”与“文”的关联互动不是基于我们常说的“对待立义”，而更像是“互文见义”——“经学”之“经”与“文论”之“文”实乃互鉴、互证与互补。因此，在某些论题上，常用的“对待立义”研究范式恐怕并不适用。
“关键词”的中西语义均暗含钥匙之义。瑞典汉学家林西莉曾言：“不管一些字在不同的合成字中起何作用，它仍然保持自己的特征和鲜明的形象。一旦人们记住了它们理解了它们，它们不仅会成为了解书面文字的钥匙，而且也是了解现实的钥匙，从它们最初成形时的现实，到现在的状况，都能迎刃而解。”[4]350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把钥匙。丛书主编李建中先生曾结合汉字语根深邃、语境重要和语用鲜活三个特点，提出“追根—问境—致用”的“汉字批评法”，作为中国文化及文论研究纲领[6]。我们欣喜地看到，“字以通词，词以通道”的《中华字文化大系》如其总序所言，正在“为‘文化’的释名章义，为文化研究的选文定篇，为文化理论的敷理举统，乃至为文化史的原始表末，提供新的路径并开辟新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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