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季 康
(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究中心， 江苏扬州 225002)
在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时期，扬州政局波动频繁，战火纷扰，但在全国近代教育发展大势的推动下，加之自身崇文重教的传统底蕴，其教育事业的进步也很明显。
1.教育政策的推动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不久即公布国民政府教育的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0-91，这是对传统“忠君”“尊孔”等封建教育理念的颠覆。“民国”教育部出台了新的学校系统，即“壬子学制”。1913年，将其修订为“壬子癸丑学制”。同期还陆续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等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对各类学校的建立、归属、学制、规范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919年，“民国”教育部开始推行分期筹办义务教育年限。江苏随之制定了《义务教育施行程序》，要求各县于1923年“同时举办，以儿童数之增加为期限数之正比”。后因水灾而推迟一年举行。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壬戌学制”。这些学制的调整与具体政策制度，为近代新式教育在扬州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2.行政制度的更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教育行政上也进行了制度更新。“民国”成立后，即撤销了各地的劝学所，改以学务课承担其职能。1912年3月，临时江苏省议会议决江苏都督府暂行官制，以教育事宜隶属民政司。“自光绪以后，以军政统民政，而教育附焉”[2]3。这也是一种临时举措。1913年，再改以各县署第三科负责教育行政。1914年6月，民政公署改为巡按使公署，设政务厅，厅下设教育科，专责其事。1916年7月，巡按使改称省长，教育科仍为旧制。同时，由省道尹委任各县视学。次年12月，江苏省设教育厅，执行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及各县负责办理教育事务的知事。不久，各县又恢复了劝学所。江都县劝学所设于董子祠内，时人因其脱离县署机关，称劝学所再设为扬州“教育行政机关独立之始”[3]。1923年，江都县政府成立了教育局，内设总务科、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等三科，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进行专门的管理指导，是当时教育行政的创新。
特殊的是此时扬州各县级教育行政机制分设了城厢与市乡两个系统。两者统属于一县教育行政之内，但有各自的学区分属。1916年，除城厢系统外，江都县的市乡教育系统分为十个学区，每个学区设有学董、学委各一人，“学委监察学务，学董则司财政”[4]，当然，无论城厢、市乡，全县学校都接受县视学的监督考察，共同构成扬州教育事业整体。
3.教育经费的保障
“民国”成立后，临时省议会议定以地丁银的六分之一、漕粮的五分之一附加税作为各县教育的财政经费。除了征收田亩附加税之外，各县还获准可以从学田、盐厘、茶宴、牛捐、房捐等各种捐税中获取教育经费。理论上，扬州教育事业的经费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这绝对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由于经费数额较大，款用支出频繁，江苏省要求各县设教育款产管理处，专款专理。1914年，江都县也遵照省令，设教育款产管理处，行使管理教育经费的职责，“凡属教育款产，悉归经理”[2]9，由于经费的使用中出现了一些争议与矛盾，4年后，该处撤销，教育经费使用与管理的权限复归劝学所。1923年，各县教育局成立后，教育经费的分拨使用则由教育局总务科直接负责。
十余年内，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1914年，江都县教育经费占到了忙漕附税的十分之三，总额为二万多元。而1921至1924年间，宝应县教育经费从9 510元增长至31 215元，三年增加了三倍多，增速可谓惊人。这些经费中除各县教育局提拔三成外，余归于各市乡教育事业支用。各市乡还另有杂捐之款，以为补充。
兴办学校是扬州各县教育经费支出的大头。扬州各公立学校的经费以省、县两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主。私立学校多自筹资金，除收取学生学费外，也接受政府的补助。如“民国”初年江都县内部分学校的经费拨付情况见表1：
表1 江都县部分学校经费拨付情况(“民国”初年)[5]2869
江都县政府还从两淮盐引中拨款资助了淮扬合一中学、运商旅扬中学、安徽旅扬中学等校。美汉中学、震旦大学扬州预科等办学机构主要依靠教会力量维持经营。乙丑公学、梅英公学等私立学校则完全自筹经费。除省立八中、省立五师等“巨无霸”学校之外，扬州各地公私立学校经费之间差距并不大。如1921年私立运商旅扬高等小学校的经费约为1 500元，与同时期经费较多的公立小学相仿。且扬州历来是崇文重教之乡，“士绅对于教育，不乏热心维护之人”[6]，他们的捐助也有助于扬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虽然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受战争、灾荒等因素的影响，扬州各地粮赋、捐税的征收并不正常，时有亏欠。1918年，因盐厘收入不旺，教费紧张，江都县政府甚至有人提出合并学校的建议。为此，江都县知事特呈请省长。经省议会议决，一度将田亩附加税二成增为七成。到了20年代，扬州教育经费的征收更加困难，经费使用时有入不敷出之虞，行政当局不得不随时增列征收款目。1920年，江都县教育经费预算总额为51 613元，市乡教育经费预算总额35 476元。“比较上年经费总额未见增加，惟现除议加茶捐外，并于中赀及登录税各加一分。”[7]当年，江都全县学校教职员因薪俸拖欠而全体请辞。县署第三科科长吴召封奉命召集扬城学界领袖十余人，议决所欠款项先由县政府向钱庄借贷补发，以救燃眉。次年，江都县教费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秋令水灾，田禾淹没，附税多半减收，淮盐停运，盐引捐项收入亦减”[7]，以致当年教育经费不能如期发放。虽经县知事筹挪款项，陆续补发，“如无根本整顿收款之计划，则有岌岌可危之势”[7]。1922年，江都县教育经费预算总额为105 000元。然该年教育经费“仅敷维持现状之用”[8]，加以上年附税、串捐、杂捐、田租等项征收均有短缺，以致教育经常费亏欠已达两月。1923年，教育经费征收形势持续恶化，江都县署收入来源一度断绝，“恐慌尤甚”[8]。江都县小学教员再因收入拖欠而罢教。8月12日，江都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用快邮方式催促县署拨款。江都县政府当局仿苏南等地他县做法，以地方巨绅担保，“向钱庄往来三万金为限度，以月收盐厘作抵押品，俾资按月给发教费”[9]。1924年，尽管该年扬州各地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教育事业投资，然经费拮据较上年尤甚。“入不敷出，年亏一年。”[6]至1925年，扬州各地教育经费不足已呈常态。该年江都县未受战争影响，且全年县教育经费已增至15万。但至6月底，该县教育经费已欠发四个半月。当年省视学按例巡察江都教育时，所至各校，“无不愁穷说苦”[10]。
客观而论，20世纪20年代，扬州教育经费的短缺虽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天灾频仍，税源不丰，但历年来教育经费支出递增的态势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扬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成立后，扬州的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得到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逐渐获得了民众的理解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一系列近代教育思潮的宣传效应也为扬州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增添了动力。
1.整顿私塾
由于当时部分民众对于近代新式学校缺少认知，并不信任，传统的私塾教育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时人曾对当时扬州教育生态有这样的评价：“论者多谓办教育(按：指近代新式学校教育)者，不能与社会以可信仰之道，故社会对于教育无感情。”[4]这导致传统的私塾教育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吸引了不少生源。1915年间，“江都教育尚未发达，城内私塾遍地皆是”[11]。1915年8月，第二次江苏省教育行政会议召开，会上曾专门议决整理私塾案，制定出整理私塾规程十五条。扬州教育当局随即通谕各私塾，限三个月以内完成改编，所有规程照私立小学章程办理。“如塾师不谙科学，准其聘同毕业师范人员合办，办满一定年限，办有成效时，得依照补助私立学校定章酌给补助费。”[11]尽管如此，长期的思维定式与教育习惯仍使民众对私塾抱有期望。拥有政策红利、财政资源与质量优势的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想在扬州深入人心，仍需要时间的积累。直至1924年，扬州各地乡村，“多半信仰私塾，不信仰学校，以致学校生徒数有反不如私塾生数之发达”[12]。事实上，这种情形也并非扬城一地所独有，江苏传统私塾教育的规模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仍与近代新式学校旗鼓相当，30年代后其占比方逐步下降，抗战后成为少数，但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些隔年皇历亦未能绝迹。
2.学校数量显著增加
清末就已出现在扬州的蒙养院(幼稚园)继续发展，各县都出现了新的幼稚园。1912年，宝应人王楷珊创立的私立勤业小学就附设了蒙养班(后改为幼稚班)。1913年，省立第五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开设了附属幼稚园，有教师2人，常年养育儿童约40人。其他如宝应县实验小学、宝应县第一、第二小学、高邮三所县立完全小学所附设的幼稚园等都是其中的成员。
与幼稚园相比，近代新式小学有了爆发式的成长。“民国”成立后不久，仅江都县境内，就新办有江苏省第五师范附属小学校、县立高等小学校、国民小学校及一些私立、教会小学校数十所。1913年4月，一种新型的具有教育试验目的的全新小学——省立扬州中学实验小学成立，这所小学是“民国”较早举办的实验小学之一，代表着当时江苏省小学办学的较高水准。1914年，仅江都县即有小学70余所，其中高等小学7所。这一迅速增长的趋势持续了十余年。至1925年，江都县小学数量已达101所，分编为160余级。扬州其他各县的小学学校发展态势也与江都县相类似。如1924年，宝应县已有小学60余所，除公办学校外，另有私立鲍氏思补小学、私立朱敦睦小学、私立增设初级小学、私立旅宝小学等私立学校及县立女子小学校等，兴旺一时。
扬州各中等学校的发展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在公立学校方面，扬州两淮中学堂和扬州府中学堂合并为淮扬合一中学，后又改为省立第八中学。江都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改设为县立初级中学。其他还有高邮县立初级中学、仪征十二圩的淮盐扬子总栈公立初级中学等。在私立学校方面，有乙丑公学(1925年创办)(1)1925年，美汉中学停办，地方人士为免学生失学，遂创办该校。、梅英中学(1925年创办)、私立扬州中学(1926年创办)等校。另有天主教会所办的震旦大学扬州预科(1918年创办)(2)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升入上海震旦大学。及英国耶稣教会所办的崇德女学堂增设了中学部(1920年)等。在宝应等地则有扬州美汉中学宝应分校等中学。
扬州各地在师范教育方面出现了新的亮点。1912年，在江苏省长官公署教育司长黄炎培的倡导下，设立了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姚明辉，后为任诚。该校初设讲习科，后增加师范本科。以高小毕业生为招生对象，实施预科1年、本科4年的学制，并数次开设过学制2年的师范讲习所。1922年，该校停办预科，增设初中，设有数理专修科，专门招收两年制的中学及师范本科毕业生，主要为培养初中师资。扬州各县还陆续设立了江都、高邮、宝应等县立师范讲习所。1919年，为促进女子教育发展，倡导教育潮流，江都县政府曾开会决定：“如有余款，创办女子高等学校”[13]，可惜，后无动议。1923年8月，宝应县师范学校成立，首届招收学生40人，因种种原因，仅办理了3年。1925年，江都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改为江都县立师范讲习科，郭坚忍女士所办的女子公学添设两年制女子师范讲习科，两者皆同样未能长久，在2年后停办。1923年，江苏省政府教育厅以五所省立师范学校为母体，指导它们设立各自的乡村师范分校。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定址于高邮界首镇，该校是全国较早兴办的乡村师范学校之一，这所乡村师范学校主要为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学制两年。数年后，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合并进入省立扬州中学，界首乡师也随之成为省立扬州中学的乡村师范科，继续办学。
这一时期，江苏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1922年，全省已经有专科以上高校10所，占到了全国总数的1/4强。但扬州的高等教育事业几乎是空白，与周边的南京、南通、无锡、苏州等兄弟城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1913年，曾有扬州地方人士向省行政公署递交申请，拟筹设高等教育性质的扬州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办学规模、理念与“部订规程不符”[14]，未能获得教育厅的批准，这所学校只得“胎死腹中”。1923年，省立第五师范开设的两年制数理专修科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然名不正言不顺，障碍重重。1927年，该校只能弃办这一专修科。
此外，“民国”初期扬城地区还出现了几所实业教育类型的学校。1914年春，扬城的一些士绅以两淮盐引捐为经费，兴办了县立甲种商业学校。同年秋，在扬州的安徽籍商人于安徽商馆内联合创办了安徽旅扬甲种商业学校，但该校仅延续了一年，各方面几无建树。1922年，省立代用商业学校在江都县成立，教职员一共16人，学生138人，分预科一级、本科三级进行教学。美国基督教浸会医院创办了扬州浸会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培养专业护理人才。其他此类学校还有高邮商会私立乙种商业学校等。
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潮流下，至1919年前后，扬州各县的学校数已达到300所左右，学生数量突破万人。
3.办学条件的提升与制约
“民国”时期在短时期内的大规模教育投入，虽使扬州各地办学条件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办学要求，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张情况。
扬州的很多新办学校是租用民房进行教学的，也有一些学校借用以前学堂旧址进行办学，如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即创办于左卫街两淮师范学堂旧址。一些资金条件尚可的学校会选择新建校舍。其中有租建兼备类型的学校，如省立扬州中学实验小学新建了一批教室，“尚朴实合用”[15]，同时借用了梅花书院的旧址。南京国民政府还发起了庙产兴学运动，重点是将汉传佛教、道教的寺庙道观征用作为校舍使用。这些旧址上的老建筑大多并不符合近代新式学校开展教学活动的要求。省立扬中实验小学大礼堂是梅花书院旧屋，房屋规模虽大，但不能容纳全校儿童。“且光线因受两旁房屋之掩蔽，亦嫌过于暗淡。空气因后方无墙壁，故尚流通。但冬季不足避寒风，亦殊不适用。”[15]此外，缺乏宽敞的体育运动场地，这是当时扬州很多学校的通弊，江都第一区第二十二国民学校“校舍尚合，惟操场宜添辟”。办学场所的这些现实困难，没有阻止当时扬州的兴学热潮，且大部分学校的场所能够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较诸清末私塾、书院，已是改善许多。
学校数量增加的同时，扬州教师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各县教师数量约在100—300人之间，扬州城区教师有200人左右。因为学校规模都不是很大，各校教师人数亦少，一些教师在各校之间相互兼课的现象比较常见。宝应县城厢内，“城市小学教员颇多兼职，甚有一人而兼数校者”[17]。教师待遇也因学校性质不同而略有差别，一般国民学校(初等小学)主任教员月俸约20元，高等小学主任教员月俸40元，中学教员的月薪则根据工作量，在10-30元间。农村学校的教师待遇相对城镇教师偏低一些。经费紧张之时，教育部门首保城镇教育开支，“减费则市乡而不减城厢，于是人羡城厢而鄙市乡”[4]。
与清末相比，扬州整体师资水平确有提高，其中以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省立第八中学两校最为佼佼者。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任诚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曾赴欧美考察教育。任诚担任了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14年，“从一片荒地建设了一个理想的学校，影响到了江苏全省的教育”[18]111。他提倡科学教育不遗余力，尤其是对于基本科学的训练。“对于学生的身体，注重积极的锻炼，不注重消极的优柔保育。”[18]112他邀请了共产主义战士恽代英、国家主义派陈启夫、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国故派柳贻徵、中国民社党党魁张君劢等人来校演讲。教师中多有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南洋公学等校者，其中德才兼备如国文教员李涵秋、徐慕杜、叶贻谷、吴铁楼，数学教员陈怀书，物理教员谢芳晖，生物教员顾仲起，教育学、心理学教员曹刍、薛钟泰，音乐教员任子翚，美术教师吕凤子、杨洁馨等。同期的省立第八中学也不遑多让。1917年开始任职该校校长的李更生是著名的近代教育家，他倡导民众、科学的校园精神，以身作则，遵守校园规则，提出“教师以言教人，不如以身教人”[19]38。同时他注重延揽人才，真诚对待每一位教师，无微不至。有教师偶然染病，他“的的确确做到亲视汤药的地步”[19]96。坊间流传他曾经为了挽留因老母生病而辞职的董伯度老师，连夜冒雪过江前往常州，跪求董母。董母大受感动，敦促董伯度返校任教。不久，李更生与董母商议，将其家属搬迁扬州，彻底免除董伯度的后顾之忧。时人曾对李更生下跪一事颇有议论，认为一校之长不应如此屈尊，李更生慨然道：“我为学生而跪，何卑之有？况彼母亦我母也！教师是金，金中之金。”在他的感召下，朱自清、徐谟、陈赞清、韩忭明、桂邦杰、胡子濛、张震南、董伯度等一大批优秀教师任教省立八中。而对于滥竽充数、业务不精的教师，他也不徇私情，及时淘汰，“其教学不力者，悉被解聘；
新聘教员，乃凭能力，不顾人情”[19]95。此外，如省立第五师范界首乡师的校长黄质夫，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农业教育家、乡村教育家。
不过，师资队伍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在扬州大多数学校普遍存在。据1916年的相关调查，扬州小学教师的学历情况大致如此：“彼以塾师而充小学教师者，十之六；
以中学生而充小学教师者，十之三；
以师范生而充小学教师者，十之一耳。夫中学生尤具普通智识，果于教育稍加研究，尚不失为良教师也。至塾师则学识本无，流品甚杂。”[4]1918年，高邮县182名校长及教员的出身资历以未入学校者最多，占1/3；
师范传习所及讲习所毕业者占1/3弱；
高等小学毕业者占1/6弱；
短期专科及各专业学校毕业、中学毕业者各为1/13左右；
师范毕业者仅为4人[20]。
扬州曾组织数次中小学教师资历能力的检定工作。1918年，江都等7县对182名教师进行了检定。此后，几乎每年都进行此项工作，但直至1921年，在江都县举办的教师检定中，仍有临试规避不合格之教员达16人之多。教师的业务水平城乡差距较大，乡镇市乡小学教师水平堪忧，“市乡小学教员，稍有学识者，多不为也。彼不学无术者之滥竽其间，无足怪焉”[4]。这种情况与扬州新式学校教育发展较快有关，一时难解。
1920年2月1日，“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藉谋发展教育一切事业”[21]，江都县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于公共体育场成立，莅会者280余人。这是扬州教师第一次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在随后的历次因教费拖欠而引发的罢教运动以及其他维护教师权益的斗争中，这个组织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
在“民国”教育部的政策要求下，扬州各近代新式学校的课程不断进行着调整。“民国”初期，扬州各校废除了读经科。袁世凯行“洪宪帝制”复辟期间，扬州各校曾一度恢复读经科，袁世凯倒台后，再次废除。这一时期，扬州各级学校的主要课程如表2：
表2 扬州近代新式学校的主要课程设置(1912—1923年)
1923年，依据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壬戌学制”，扬州各中小学校的课程再次调整。小学设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中学则取消了修身科，增加了公民、生理卫生科，改体操为体育(见表3)。
表3 扬州近代新式学校课程设置(1923年后)
这些课程的设置使得扬州教育脱胎换骨，跟上了全国近代教育的步伐，也使清代以来长期中断的科学教育再次回到了扬州学子的学习计划中。
“民国”成立之前，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指导下，扬州各地已有教育会组织，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民国”初年，江苏省教育会是当时全国教育会组织中最完备、影响最大的省级教育会组织，其下有英文教授研究会、小学教育研究会、理科教授研究会、体育研究会等各类研究会。扬州各县教育会参与了江苏教育会的一些活动。如1912年2月5—6日间，在省立第五师范校长任诚的主持下，江都、高邮、宝应、仪征、兴化、东台等6县代表集于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小学，成立了扬州师范区小学教育研究会。且扬州各县教育会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各县的财政资助，如江都县教育会每年可以从县政府获得360元左右的财政支持，这些经费足够组织开展一些教学研究活动所需。
在当时教育改革勃兴、各类教育教学思潮的推动下，扬州的一些学校也力争上游，自主创新，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领域进行了实验探索。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突出数理化学科，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实行双语教学，还增设了天文、测量、统计等课程，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自然科学视野。该校高年级教材直接采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预科教本，使其毕业生颇受这两所高校青睐。省立第八中学校长李更生对当时西方流行的教育理论论著进行学习与借鉴，在校园内大力推动教学实验，根据学生学习方面的特点，将学生编级为甲(文科)乙(理科)两组，实施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为先生所首创，实亦多年间全国所仅见”[19]127。他还提出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为了学生们听懂，最好讲慢些，讲清楚，深入浅出”“讲解用词用句，不宜太难，简明扼要”[19]116。省立扬州中学实验小学的低级幼稚园采用中心单元的设计教学法，高中级采用分组自学法，单级采用复式教学法。“编有六年单级实施概要，及中心单元设计教学做法。”[15]这些都是大胆而前卫的尝试。1919年后，在新文化运动及杜威等一批国外教育专家中国行的影响下，扬州学界探索教学新方法的风气更加浓烈。1920年5月20日，美国知名教育家杜威来到了扬州，入住何园，在浸会医院等处先后做了《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自动底真义》等主题演讲，受到了扬州学界的热烈追捧。也就在这个时期，启发式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近代西方流行的教育方法、教育管理方法陆续进入了扬城校园。如第五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扬州率先“吃螃蟹”，采用了道尔顿制；
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及“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教学模式，在扬州学校亦风靡一时。
一些教师也主动适应形势，自我提升，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宝应县第一区第十二初级小学的国语教员元昱多以比喻启发学生。上课时“以碗碟之正放喻月之圆缺，儿童颇觉有趣”[22]。私立朱氏敦睦小学教员刘蓉镜教授语文时，针对不同学级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讲授“打秋千”三字，教一、二年级学生时，“先讨论其音义笔顺，后由儿童自习，教者发问”[23]，给三、四年级学生讲授“放风筝”时，“先由谈话引起动机，然后出题，方法甚合”[23]。这些方法生动活泼，效果明显。与清代私塾、书院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
“民国”初期，在通俗教育运动的热潮下，扬州各地陆续举办了一批近代通俗教育机构，为扬州社会带来了一股新风尚。
1914年，高邮县办通俗教育馆。1916年，扬州通俗图书馆面世，该馆馆藏图书主要来自停办的两淮中学。1919年，仪征县通俗教育馆于鼓楼成立。1928年，于扬州府学尊经阁的旧址上，江都古物品保存所成立了。扬州普通图书馆已有中文藏书1万余本。1929年，吴庚鑫创办芸智通俗书报社，下设演讲、编辑、体育、音乐、文牍等内设机构。
表4 高邮县社会教育机构一览表(1918年)[23]
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创办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半年后改名为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全国平民教育运动一度成为教界潮流。次年，江都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在县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者数百人。至1926年后，逐渐停止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扬州各地近代通俗教育场馆的建设不断推进，且质量、数量都有显著提升。江都、高邮、宝应等县都建立了公共体育场等一批民众体育活动场所。1921年，芸智通俗书报社改为江都公立通俗教育馆。5月，高邮县图书馆成立。一批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被改造成为公共图书馆。各县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通俗教育场馆经费的支持力度。江都县每年拨给县立通俗图书馆约300元、公共体育场约1 000元、公立通俗教育馆约120元。
除了开通民智、普及文化，通俗教育机构还负有戏剧改良、社会风化之责。江都县通俗教育馆于1924年新春之际，致函扬州著名的大舞台剧场，搬出江都县署曾发下的“(戏剧)如有涉及淫秽及或有妨道德者，应即前往纠正，或请行政官厅取缔”的训令，指出本馆人员近日至剧场观戏，发觉“扮演之剧情，已不免有乖厅令”，要求剧场切实改良。该函甚至还将剧情中“男女合演”，斥为流弊，认为“尤足使观客之情感冲动”[24]。
“民国”成立后，扬州各地近代教育事业确有发展，但并非一蹴而就，“清之末，创办学校。吾邑得风气之先，父老晓然知教育为立国之本”[4]。辛亥光复伊始，扬州各地社会行政皆紊乱难定。经数年整理后，元气渐复，教育发展才得以复振，“旧有学校，既已开办。未设之处，推广亦多”[4]。
虽然兴学有成，但弊端仍存。江都县教育局长陈冠同曾坦言，由于种种原因，江都教育事业存在严重弊端：“十余年来，表面上由数十校增至百余校，经费由五六万扩至十一万有奇，究其实际，半属腐败，非但设备不完，甚或有校无生，坐食干俸。”[25]尽管近代新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林立，师生众多，但源于贫穷与家长愚昧，失学儿童仍在扬州大量存在。近代新式教育中也存在着教育空间失衡、受教育学生男女比例失衡及部分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社会教育领域也存在此类情况，所办事业大多重形式，轻内涵，缺乏实效。陈冠同对此有犀利的批评：“本邑社会教育，亦属有名无实。图书馆之书籍，多不完全”“体育场之陈设，亦欠周备”，[7]等等。图书馆只有旧书若干，“久已名存实亡”[7]。1921年，省视学费玄韫巡查江都公立通俗教育馆，考评指出：“该馆设备较前未见添置，房屋亦欠清洁。”两年后，省视学问荣生更是直斥江都通俗图书馆：“有馆无书，年支经费二百四十元，于教育事业毫无裨益。”[8]这些虽是个人评价，亦不无偏激，但管中窥豹，可见当时扬州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缺陷。
近代新式学校与传统私塾、书院的管理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且由于学校新办，各方利益尚未调和，难免会产生一些争端。1917年2月，因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方规定遵照阳历新年放假，而于阴历年内即谋开课，导致学生不满，发生了有人向学校食堂饭菜倾泼煤油一事，“学生厨役相率扰攘，顿将平日肃静无譁之地变为评理之区”[26]。这一类事件时有发生，反映出当时教育管理模式的更新与教育传统之间的矛盾。
但总体上在北洋政府时期，扬州教育事业不断地进步，尤其是20年代后，产生了很多新的气象。1923年，江苏省教育厅视学问荣生在报告中提及江都县教育成就，称：“江都县教育从大体上观察，视淮扬道属各县较为发达”[8]。这个评价较为中肯，客观反映了民初扬州教育事业进展。十数年间，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学生，仅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小学即毕业学生千余人，“成为苏北有名学府和江苏省中小学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27]120。在一些热心认真、积极业务的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扬州教育界出现了一批办学质量较好、社会声誉较高的学校。这些学校毕业生的质量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如江都县立第一小学办学“成绩斐然”[8]。宝应县第一区第十二初级小学获得省视学“全县小学中比较最为优良”[17]的赞誉。甚至有学校名闻江淮，跻身江苏名校，受到求学者的追捧。如省立第八中学培养出胡乔木、朱物华、王葆仁、朱恩隆等杰出人物。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虽以旧扬州府属各县为主要招生区域，但整个江苏省都有学生投考该校，其毕业生也服务于全国各地。
扬州也有不少学子在这一时期踏上了海外留学的路途。1919年，仪征人吴南轩出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后曾任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校长。1923年，仪征人许心武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旋入依阿华大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河南大学校长等职。1924年，扬州人许幸之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学习美术。仪征人柳大纲求学辗转至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这些仅是当时留学海外扬州学子中的几个代表。同时期，亦有学成归国者，如1912年仪征人卞寿孙在布朗大学毕业后回国。这些留学异国的学人也是民国初期扬州教育发展与变革的组成部分。
近代新式学校的学生逐渐成长为一股有社会影响的力量，对扬州社会的发展、进步事业具有独特的作用。1917年1月28日，在新胜街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洋花厅，扬州近代第一个学生联合组织“扬州学生会”成立，程善之被推为主席。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列强的践踏，国家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五四运动爆发后，扬城的学生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宣传活动。此外，省立第八中学等校学生还在城厢内外张贴“中国将危”等警示标语，发动同胞购用国货。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商业中学等学校的学生，组建了扬州学生联合会，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发扬民气，恢复国权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当年7月，扬州旅外学生会也致电全国，倡言救国方法，包括解散“安福部”、恢复国内和平、提倡救国储金、继续抵制日货等建议。7月15日晚，扬州学生联合会讲演部十余人在观音山做通宵演讲，至16日晨7时方止，内容为“抵制日货”“国与国民之关系”“亡国惨痛”等，“听者总计万人”[28]。10月10日，扬州学生联合会举行全城范围内的提灯游行。10月15日，担任日货检查员的扬州学生联合会学生在钞关外码头查获了一批日货，为31箱茶杯、洋皂、火柴等物。为教育市民，次日，对这些物品进行了公开的集中焚毁。1920年4月25日，扬州美汉中学学生罢课，要求驳回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之通牒，交涉闽案、苏案赔偿、严惩凶手等。
此后数年间，扬州学界都组织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1921年5月4日，扬州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五四运动纪念式，出席者有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等校的师生，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环城游行。1923年3月28日上午，为抗议日本拒绝将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归还中国，扬城众多学校师生集中于公共体育场，举行对日示威大游行，“沿途白旗招展，歌声悲壮，见者动容”[29]。一些学校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宣传科学知识与进步思想。如省立第八中学出版了月刊《智识界》，内容分思潮、科学、卫生、杂俎、校闻等类，以期改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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