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宬斐
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理念事实上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然而，2021 年12月9 日，美国为标榜自身的“民主先进性”，向全世界宣示其作为“世界民主领袖”地位而召开了一个“民主峰会”。在美国自身陷入民主发展困境的当下，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西方民主政治及其模式存在问题的持续讨论。历史地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民主模式确实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结构，其模式演进也趋于平稳。甚至在20 世纪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激发了西方国家对其民主制度自恋的程度达到了“巅峰”，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对民主追求的一种经典范式，正如福山所认为的一种“历史终结”。
自西方民主学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一书中提出以代议制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以来，经过西方学界和政界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与推进，古典民主模式基本上被置换为一种特殊的精英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以“代议制民主”模式取代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古典民主”模式，主要采取选举手段把“民主”从“人民当家作主”转换为一种只是选择统治者的方式。此后，“民主便逐步被简化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并进一步化约为选举民主。”1王宗礼、姜宝莲：《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及其批判》，《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亨廷顿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2[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6 页。把古典民主直接改造为“不时去投票的权利”3F.Fukuyama,La fine della Storia e l’ultimo uomo,Milano:R izzoli,1992,p.64.，这种选举式民主意味只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党执政和政府行政才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由此，西方民主表现为通过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代表的形式实现国家治理，以普选制、议会制和政党制为核心制度则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西方民主的“经典范式”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二战后，西方民主理论与模式彻底转向了精英式民主，这种民主模式在20 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世界上大搞民主输出，一些国家进行移植与效仿，从而掀起了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浪潮。这种精英式民主日益远离普通民众，逐渐简化为以政党竞争选票为内容的间接选举，选举政治成为西方民主的唯一形式，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困局，这种民主模式日益举步维艰。近年来，民主极化、政治极化、民粹等势力的不断崛起改变了西式民主的结构与功能，使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迈向了历史的关键拐点。美国的“9·11”事件、英国“脱欧”以及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标志性事件更加证实了西方民主面临的困境。当前，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民众普遍失望与不满，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弊端。拉里·戴蒙德认为，“当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成熟民主国家已变得愈发功能失调。”4王建新：《国外后民主理论研究：发展脉络、相关争论与学术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2 期。《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民主指数”报告认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2021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16 个发达经济体的1.6 万人和2500 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2021 年5 月，德国民调机构和丹麦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的“2021 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表明，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英国学者克拉斯、马丁·沃尔夫等先后发表文章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确实面临着重大危机，民主的制度根基已经动摇，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按其类型可分为强制度和弱制度。强制度指内聚性与约束性比较高的制度类型，制度内涵清晰，制度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效能性显著；
弱制度一般指制度的内涵相对模糊，内聚性与约束性不强，制度内各项规则彼此冲突，具有非强制性特点等。强制度与弱制度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在不同的环境与条件下可以转化。从西方民主发展进程来看，其制度设计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弱制度特征，在制度设计中并没有处理好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制度设计中存在过度的个人主义基因，选举民主衍生为“计划民主”；
制度中的“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时常发生冲突与割裂，制度执行中存在“党派之争”。
（一）“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的模糊
从希腊的古典民主政治发展渊源来看，民主的原初性不仅意味着“人民的同意”，更体现为“人民的统治”，即“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主权在民的原则。可见，“人民”和“统治”共同构成了民主的本质意义。民主学者萨托利认为，人民主权原则表现为“统治的民主”，即人民直接进行统治。人民同意原则表现为“被统治的民主”，从人民的角度来讲是人民被统治的民主，这种统治则是“得到同意的统治” 。1[意]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92 页。
按照卢梭的理解，人民主权原则是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当代议制民主出现的时候，卢梭十分担心代议制民主会对人民主权造成侵犯，造成民主异化，所以他十分反对代议制民主。卢梭视域中的人民同意原则，并不是指政治主体对某种事务的简单表达，这里的同意原则应当是人人都是主人，都能够平等参与决策，以自己的行动影响政治生活。西蒙斯认为，“同意”并不单纯是指人民对国家统治表达某种积极态度或“赞成的倾向”，而是确立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A.John Simmons,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essays on Rights and Oblig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2-135.人民通过履行权利和义务对国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人民是统治者，只不过它所统治的是人民自己（也即自治）；
后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与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不同的只是人民同意了自己被统治。”3马德普：《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区别、困境与误读》，《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5 期。
在民主制度设计中，卢梭比较重视人民主权理论，他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民主制度设计中的首位，认为人民民主是其根基。到了斯图亚特·密尔的时代，密尔对经典民主理论进行了另外的理解与阐释，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改造，把其改造为民众通过选举代表，通过代表决定国家意志的代议制民主方式，由此创设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从此，社会政治精英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开始代表社会民众，替他们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原则也就此旁落。到了熊彼特时代，民主制度被进一步改造简化为民主选举制度。从此，“人民当家作主”被彻底替代，西方民主也被人们名正言顺地视为选举民主，传统意义的民主转变为达到一种目标的制度安排。“人民的统治”被置换为“人民的同意”，“人民的同意”又被替换“精英的统治”。在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中，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授权，就是把属于人民拥有的权力让渡出来，委托给通过选举出来的那批人代为行使，这样一来，人民主权与人民同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被割裂开来，由此“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1参见田文林：《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光明日报》2021 年12 月10 日。在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中一直没有解决好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这也导致西方民主在发展中一直遭受人民权利异化的困境。不论民主制度被怎样改造、怎样发展，人民主权“这一视角迄今为止仍然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并塑造着民主的制度和实践”。2[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 页。因为，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民的统治，是永远不可缺失的。
（二）民主设计中的个人主义基因困境
自由作为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之一，主要指社会民众有能力和意志自主表达意见、观点和参与公共事务，不受外在干扰。由于民主制度主要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个人自由主义是其精神支柱。从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一些启蒙思想家高举民主大旗，积极倡导主体性和理性，彻底推翻了腐朽愚昧的神权政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民主政治。人们在对主体与理性的探索中发现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从此，个体得以确立、建构并日趋完善，人们追求个体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个人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民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人类开启了走向自我意识独立性的征程。
由于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中十分重视自由理念，特别强调人的自由与平等，崇尚个人权利至上，自由主义也逐渐变成以个人和自我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然而，人们对自由的过度放纵和无节制，不仅损害了社会，也伤害到自身。弗洛姆指出人类由于对自由的盲目崇拜，因而导致“自由使他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3[美]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第46 页。人的自由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社会秩序为前提的，否则就会陷入人人皆敌人的境地。史蒂文·卢克斯清醒地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或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缺乏必要的制度和规范。”4[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泰勒十分担忧无节制的自由可能会进一步助长相对主义、主观主义，从而导致“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论”。5[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66 页。当今，西方社会屡屡出现激进政治、极端政治和否决政治，实质上就是自由主义无节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自由主义是西方式民主赖以生长的文化基因，因而也造成了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在西方社会中，自由民主制度不仅没有限制资本权力的垄断，反而放纵资本，资本自由成为了自由民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随着自由民主在世界各地泛滥，一些国家把民主制度简单地视为一系列政治自由指标，对资本监管和财富再分配缺乏有效举措，造成了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财富不均。
（三）选举民主衍生为“计划民主”
从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这种政治精英的民主论调已经普遍为学界所接受。亨廷顿指出，“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6[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6 页。把本来十分复杂的民主政治制度简化为一种票决方式，对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的民主实质理论进行肢解，民主变成了一锤子买卖，人民变成了选民；
把人民决定权与选举权进行位置调换，用选举的方式巧妙收回人民决定和参与国家事务的实质权利。西方民主在演进中被不断设计与改造，已经完全变成熊彼特式的竞争性民主。这种民主模式重视程序，强调形式高于实质，对民主的内容和实质并没有创新与丰富，只是为民众提供一种简单的票决式操作，甚至把民主制度异化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而不是把它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从民主的原初定义与属性来看，选举绝不是民主的本质性规定，只是支撑民主制度进行有效运转和发挥效能的多种制度的一种选项。当下，西方民主越来越表现为“将复杂的民主政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或两党）竞争”，1张永红：《当前西方民主的四个重大危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13 期。甚至异化为“一人一票”或“一人一份”的政治操作。这种对民主的低限度认知与定义使“民主的原始含义被稀释殆尽。无论如何，这恰恰是‘自由民主’，即今天被视为‘简单’民主的‘代议制民主’。”2[意]弗拉迪米洛·贾凯：《“民主”概念在西方的演变及其偏狭性》，李凯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1 期。所以，有学者指出这种民主是一种“计划政治”3郑永年：《西方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http://comment.cfisnet.com/2020/0107/1318528.html。。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操作在实际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即不断遭受资本的侵蚀。由此，资本实现了对民主无所不能的掌控，从而成为民主制度的真正主宰。
这种现象在美国政治体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式民主的大选从一开始就与美元勾连在一起。据央视网2021 年12 月05 日透露，2020 年美国的大选费用支出“高达140 亿美元，是2016 年的2 倍和2008 年的3 倍”。世人认为这次大选是“史上最烧钱的大选”。斯蒂格利茨针对美国这种现象评价道：“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4[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序言》第14 页。这种竞争性民主由于受到各方资本势力掌控，沦为一种操控性政治运动，使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日益蜕变为一种“否决政治”。当这种“否决政治”再和激烈的党派竞争勾连在一起的时候，在运作中由于缺乏妥协沟通机制而很难达成共识，更不可能把国家长久发展和民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决策的首位。
（四）“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割裂
民主制度的设计主要依靠两个重要支撑：一是实质民主，二是程序民主。实质民主主要体现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人民的统治以及如何保障和实现人民的各项权益；
程序民主是指以什么形式有效保障实质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得以顺利实现，强调程序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凸显指出民主政治中的正义性、规范性程序的重要性。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规则和方法及其运行都属于程序。从古希腊经典民主以来，特别是经过近现代代议制的改造，民主制度演变的主要路径之一就是围绕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程序互相博弈推进的。民主制度演化的一个重要趋势：从传统的实质民主论转向程序民主论。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用何种方式与路径进行统治，而对统治达成什么效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对策与制约。自从熊彼特式精英民主理论提出以来，西方民主真正实现了从实质民主转向程序民主。民主制度的功能逐渐简化成“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1[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395 页。民主制度中的主权在民的精髓被抽离得一干二净，民主制度沦落为一种程序民主，变成一种纯粹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游戏与制度安排。在哈耶克看来，“民主所指涉的乃是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或一种程序。”2[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 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第273 页。这种民主与价值性无涉，已经不涉及一个政府治理的责任与目标，也不再追求什么是善或恶。萨托利甚至指出把“人民的统治”看作民主的属性是不适当的，他认为“大规模民主是一种程序式机制”。3[意]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164 页。按照他的观点民主应该与价值无涉。
西方民主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将民主程序与实质相割裂、相对立的事实。这种割裂，很难解决好程序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存在大量二元对立和否决政治现象，严重缺乏协商精神，政治极化突出，两党诉求南辕北辙，共识度低而对立现象突出。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要求游戏规则是公开的、确定的，至于其结果是什么、价值是什么已从民主运行机制剥离出来，民主变成了程序下的空壳。依靠竞争性选举机制操作，只能保障人们选定“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备有效性，却不能证明当选后的“代表”施政行为的正当性。一些政治精英依靠强大的资本支持，充分利用各种程序性设计确保“赢者通吃”，至于施政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正义标准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西方民主制度把“程序正确”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使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
（五）民主设计中政党的“嵌入”
当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功能被政党政治取代以来，民主制度运行依托的主要载体变成了政党政治，这种现象在西方民主制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逢大选，西方国家中各个主要政党及其代言人为了赢得大选，无所不用其极，将西方民主的弊端表现得一览无遗。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嵌入政党制度只是民主的一种运行机制，意在优化民主功能。例如，在西方选举民主中，搞多党竞争设计的目的可能是通过竞争选举，胜利者成为执政党，确保其治国理政具有正当性合法性；
失败者沦为在野党，成为“影子内阁”能够对执政党进行真正有效监督并确保其更有效地治国理政。这种民主制度设计以“党争民主”的形式出现，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完全背离初衷，逐渐退化为“否决政体”和恶意竞争的劣质民主制度。各政党间的博弈和争论表面看似“民主”，实际上是以党派利益裹挟了多数人的利益。“党派之争”甚至变成为“党派恶斗”。政党拘泥于党派利益和集团利益，很难团结在一起，无法形成治国理政的合力机制，难以达成共识。这种政党轮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种任人唯亲的“政党分赃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把一个社会统一体人为地分割成无数个利益团体，然后试图通过政党来进行整合。而事实上各大党派立足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将各自的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4王宗礼、姜宝莲：《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及其批判》，《山西大学学报》2019 年第5 期。各大党派对执政权的争夺，注定彼此之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将渐行渐远，一旦上台执政就会把竞选时的许诺抛得一干二净，搞政策短视，缺乏政策连续性和持久性，难以向国家和社会输送科学有效的持久政策，以解决社会复杂问题。这种党争民主将复杂的问题变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对国家和社会复杂多变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中因政党的嵌入，进一步促使民主正在脱离最初的文本，不断发生越界行动，甚至超出了最初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民主的机制运作和功能发挥。
上述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盲点和制度设计决定了越是在政治极化时期，它越倾向于放大而不是弥合党派分歧，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割裂和族群冲突等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政治极化，变成二元对立的否决性政治，在内斗中引发更严重的社会撕裂，甚至会造成秩序崩溃和国家分裂。实际上，民主的本质意义不是一味地限制国家权力，而是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以保障国家治理的价值性和有效性，强调国家在整合利益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不能把对自由民主的规约与改造国家看作民主的反面。事实上，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秩序、安全、规则和服务的健康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向善治。
西方民主存在结构性衰落，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谈及的三波民主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起源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始于二战，共有40 个国家产生民主制度；
第三波民主化（1974—1990）始于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期间有33 个国家转向民主。一书中，亨廷顿专门论述了一些国家中的“民主回潮”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民主的衰退。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大肆搞民主输出，一些接受美式民主改造的国家，在民主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上导致现了民主质量下降，完全背离人们对民主的预期。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两场事件，不同程度地将西方民主推到了自身的界阈，也使其内在的结构性冲突得以显现。
饭桌上的气氛很好，充满时尚的祥和。又是难得在外地，平日里矜持的状态就有些松懈，况且还有酒精的熨烫。杜主席自然多喝了。离座的时候就有些摇摆，杜一朵搀扶着他上了丁小强的车。丁小强跟面包车司机嘱咐了几句，要他把演出人员一个一个送回各自的分公司家属楼才算完。司机连声答应，一按喇叭就上路了。
（一）“民主”与“共和”的冲突
古代民主和古典共和主义构成了现代民主重要思想来源。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共和政体，主要依靠“民主”与“共和”互相促进与融合推动其不断发展。“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当家作主”；
“共和”一词源于古罗马，意为“共同和谐地管理国家”。“民主”与“共和”本质意义都是指政府民选、民有、民治。“民主”与“共和”在许多方面是通融的，共和体制蕴含着民主的理念，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共和体制提供保障。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主”和“共和”缺一不可。民主本是共和的一种，因此，麦迪逊把代议制民主称作“共和”民主，是比较恰当的。例如，联邦党人最初制定出的代议制本义就“共和”方案，目的是要解决“大国善治”的难题。代议制民主的设计初衷及发展路径更应该注重解决如何善治，促进民众公共性利益，然而却逐渐滑向简单的票决民主方向，而且越走越极端，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妨碍民主甚至是反对民主的部件。在这样的操作中，该制度容不得任何怀疑与反驳，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霸权话语。有学者指出：“当各类不同的甚或相反的主张都纷纷贴上‘民主’的标签，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时候，民主的霸权地位虽在意识形态之维被高度强化，但它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却变得含混不清了。”1张凤阳：《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关于现代西方政制模式的一项逻辑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 期。施密特对此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将“民主”被任意剪裁取舍的现象称为政治市场的“贬值的通货”。针对西方民主存在的结构性症结，有学者指出：“当‘民主’集各种美好价值于一身，并被人们想象成万能政治灵丹的时候，反省民主本身的缺失便化作一个伪问题，而思考大国善治的理论路径亦随之变得过分狭窄了。”2张凤阳：《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关于现代西方政制模式的一项逻辑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 期。这是对麦迪逊式的“共和”民主中“人民的公共事务”治理的严重践踏。西方一些国家为了意识形态需要，任意曲解民主的内容和改造民主结构与功能，忽略用民主政治治国理政的价值意义，对民主进行任意操弄。实质上，“民主”与“共和”是一对互补互融的关系。民主是促进治国理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主”与“共和”应该和谐统一起来，而不能硬性地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将其置于一种矛盾语境中加以比较。其实，两者对现代社会的治理是追寻在“共有”“共享”的前提下实行“共治”，通过“共治”而达成全社会的“和平共处”与“互利共荣”。“共和”的机制诉求是“天下为公”，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是一致的。
（二）“程序”与“价值”的冲突
“人民的统治”不仅是民主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最终价值体现。但是，从古典民主被代议制民主改造以后，民主就开始在程序与价值之间游离波动，尤其是代议制民主被简化选举民主以后，进一步加剧了程序与价值的分离。随着代议制民主转向选举民主，一些学者，如熊彼特、达尔、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也开始从程序层面认识和研究民主的操作，把当代民主看成是一种程序民主。这种民主表现为：社会民众主要通过投票选举按照一定的程序选举政治精英进行治国理政。然而，选举民主在现实中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民众无法有效持续行使自己的各项权益，一旦选举活动结束，社会民众就没有任何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权益，也就是说社会民众与治国理政的政治精英之间缺乏必要信息输入和信息反馈的渠道，民众即使面临权益遭受严重损害，也无法通过有效举措保障自己权益，因而，这些政治精英也无需将民众利益或社会公共福祉作为首要目标。这种程序民主运行的结果是“程序的正义导致了结果的非正义，形式上的民主导致了实质上的反民主”。3孙乐强：《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危机》，《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 年第4 期。这样的民主模式运作下去必然会使民主制度不断丧失其本质属性和价值意义。这种简单的程序民主“把民主的中心从大众积极行使权力，转移到了被动地享有惯例和程序上的保障和权利，从下属阶级的集体力量转移到了单个公民的神秘而独立的力量”，4[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 年，第224 页。造成民主制度中价值与程序的分离，沦为精英政治的合法外衣，使民主遭遇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三）西方民主结构中的资本“僭越”
民主与资本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表现与样态，同时也是促进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民主发展需要资本提供支持，资本也需要用民主来装点自己。由于资本具有天然的贪婪性，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权力寻租并使其合法化，并渗透到民主政治领域之中，因为民主有其成为资本投资的资源，资本可以借助于民主以获得更好的权力保护或利益回报。斯蒂格利茨十分形象地指出：“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118 页。资本不仅宰制了政府、政党，还捕获了一些政治精英使之为资本所驱使，最终导致民主市场化。民主一旦被资本绑架，不仅使权力全面服务于资本利益，民主化也会被异化为资本化。资本对民主的控制主要表现为：通过资本运行确保利益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目标，资本变成为权力的“权力”。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侵蚀了自由民主的合法基础，使其遭遇日益严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例如，美国政府从1976 年就开始规定企业有权无限度地向政党提供资金支持。2[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184～188 页。这种规定为资本在民主政治领域肆意扩张提供了合法性外衣。2010 年，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大公司可以对竞选活动进行捐助，“这一判决象征了剥夺普通美国人权利的一个里程碑。”3[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118 页。根据外交部网站和环球网2022 年6 月19 日报道，“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而大企业、少数富人以及利益集团出手更加阔绰，成为选举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美国社会中，一些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因为拥有资本而成为民主的享有者和挥霍者，而广大民众却因缺乏资本而沦为民主的受害者。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在美国社会“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4余斌：《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分析》，《当代世界》2019 年第1 期。展现出资本对民主的全方位的侵蚀和蚕食。
（四）“委托—代理”机制的冲突
西方民主运行逻辑主要依靠“委托—代理”机制维系，反映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人类在政治生活中，采用这种模式治国理政并不是一项最优选择，主要是为应付日益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次优选择。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治理中，即使民众受限于政治理性的欠缺不能直接参与到公共决策中，仍然可以利用手中选票选举出政治精英，代表自己行使政治权力进行治国理政。这种“委托—代理”机制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导致权力异化。在“委托—代理”机制中人民的各项权利都存在缺失，只能行使选举权，民众除了通过选举一些议员或代表来代表他们治国理政，再也无法对国家政权产生任何影响。而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议士变成了国家的主人”5顾不先：《民权主义民主政治》，三民书局，1993 年，第400 页。。民众对代议士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二是导致议会或内阁权力过大。民众通过选举方式把权力转移到议会或内阁手中，议会或内阁构成权力的中心。为了追逐权力和利益，“权钱交易”也会渗入“委托—代理”机制中。各大资本集团以选举捐助方式大搞政治献金，支持自己看中的代理人参加竞选，或用手中权力制订有利于各捐助集团的政策予以回报。这样一来，他们通过“委托—代理”机制变成各种资本（利益）集团、政客与选民之间进行“权钱交易”的主要工具。
事实上，单纯式的竞争性选举只能够表明人们选定“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备有效性，并不能说明当选后的“代表”施政行为的正当性，更不说去追求“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的正义性了。民主制度变成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将政党追逐凌驾于民众公意之上，这种政党竞争选举日益变成一种受特殊利益操控的讨价还价的游戏。在“委托—代理”机制中，竞争性选举、民主投票和政策辩论等环节中候选人“做秀”特色越来越明显。从西方国家中资本与权力的勾连来看，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符合通过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合谋实现特殊团体利益诉求，通过这种选举将自身的利益要求合法化和正当化。
从西方民主的结构性问题来看，民主演变进程中劣质化现象十分普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自由民主国家’那里看到的不过是‘历史的终结’。”1[意]弗拉迪米洛·贾凯：《“民主”概念在西方的演变及其偏狭性》，《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1 期。福山所谓的自由式民主不但没能终结历史，自己却反而会被历史给终结了。西方民主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引发了学者们重新反思这个现象。金斯伯格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存在三重结构性危机：“政治被限定在单独的由精英组织控制的领域之中；
消费主义生活模式导致选民极度消极冷漠而难以动员；
政治与财阀的结合使金钱政治大行其道。”2[美]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张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32 页。他特别指出美国这个标榜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打着普世民主旗号大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在实现帝国主义利益的态势，还屡屡拒绝国际相关义务、逃避国际责任，与所谓最强大民主国家称号实在不相称。
西方民主在近年的演进中前景不容乐观。虽然美国政府一直霸占民主话语霸权，标榜自我是世界的“民主灯塔”，但是其自身“民主赤字却高达27%”。澎湃新闻的相关数据表明，“4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本国不够民主’。”3《当“2022 年民主认知指数”和美西方“民主常识”迎头相撞》，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vpn.sdnu.edu.cn/newsDetail_forward_18582545。针对美式民主输出造成的民主衰退，有学者指出：“从2006 年左右开始，又出现了第三波的民主衰退，其间有显著的民主崩溃、倒退以及民主的‘劣质化’现象。”4刘瑜：《民主稳固还是民主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10 期。在这一波民主潮中，“民主化的次数逐渐减少，而民主崩溃的次数显著增加。”5刘瑜：《民主稳固还是民主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10 期。可见，随着西方民主的不断输出，“民主化的次数逐渐减少，而民主崩溃的次数显著增加。”6刘瑜：《民主稳固还是民主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10 期。西方民主似乎与全球化的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匹配，主要表现为：
一是西方民主陷入普世性幻象。西方民主在发展过程中，主权在民与人民统治的精髓逐渐被抽离，转为断断续续没有完整性的选举民主，这种模式同时又把人权、平等与自由等元素强行嵌入到民主的结构中，以此增强西方民主的“普世性”。事实上，人权、平等、自由是无法脱离具体的事务而单独存在。然而，吊诡的是，一些标榜民主的西方国家但凡涉及自身利益时，就不再认为民主具有“普世性”，而对其他国家对民主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大肆攻击，反映出西方对民主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如果民主真的具有普世性，那么，不但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丰富的多样性制度无法解释，而且对自身国内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实行多数表决投票制、搞差别化选区、不同的选举办法、搞政党竞争也难以自圆其说。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只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与功能就意味着不可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普遍追求。
二是西方民主遭遇政治极化冲击。在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由于无法有效地向社会民众提供满意的正义、价值和利益等诉求，一些反精英、反体制、极右政党和民粹主义等极化政治纷纷出场。这些政治行动成为分裂社会的力量，不仅导致党派政治僵局、社会冲突、治理低效，还使公共政策输出非“左”即“右”，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同时，党派冲突也日益明显，缺乏妥协精神，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分裂与冲突，一旦社会分成不同阵营，且这种阵营不断强化，就会对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造成强烈冲击；
反之，社会分裂又进一步导致不同阵营的人们之间互相撕扯、互相攻击，使各自被推向更极端的螺旋式对抗，造成回旋和协商的余地越来越小，造成人们认知、观念及评判的严重混乱。近年来，西方社会中极化政治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这种政治极化同样表现在国际交往中，美国一些政客带头搞阵营撕裂，试图把世界分成所谓“民主一派”和“集权一派”，人为造成世界各国之间认知、观念和价值的鸿沟。西方民主如何学会包容、妥协，承认多样性与差异性，而不再盲目自大一意孤行，是亟待反省的现实问题。
三是西方民主输出的灾难。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美国学者威廉·布鲁姆指出，自以为处于民主金字塔顶的美国大肆搞“民主输出”，已经成为其干涉其他国家的“专属招牌”。二战后，美国以“民主输出”为手段不断粗暴干涉其他国家政权、体制和选举，加剧了全球民主危机。例如，近些年，美国在一些国家搞出了系列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等行动严重践踏了这些国家主权。美国大肆搞“民主输出”当然并非真的关心民主，而是为了维护其霸权，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西方民主输出导致一些国家发生持续不断的社会分裂和动乱，给这些国家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这些血腥的事实表明，美式民主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更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四是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导致民主失真。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着民主话语权，很难深刻反思西方民主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他们对“所谓民主、专政国家的界定，从来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全球战略、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划分的”。1狄英娜：《欧洲难民危机：西式民主输出的灾难性后果》，《红旗文稿》2017 年第11 期。由于这些国家最先走向现代化，主导了全球的组织、规则和议程等，依仗“在国际社会的强势地位，掌握着民主的界定权、话语权，而众多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则成为其指手画脚、予取予夺、肆意干涉的对象”。2狄英娜：《欧洲难民危机：西式民主输出的灾难性后果》，《红旗文稿》2017 年第11 期。然而，这些国家自身并没有解决好西式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形式民主、实质民主以及民主治理等产生的悖论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如何代表民众治理国家的问题，无法真正满足“民有、民治、民享”需求，也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对待民主制度不仅短视而且失真。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帕伦蒂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已经习惯戴着“民主”有色眼镜看待问题，始终认为自己是处于民主金字塔的顶端，将自我看成是“国际样板”，把民主制度看成攻击其他国家的武器，将复杂的民主问题变为简单中西二元对立，无视差异性和多元化，只顾自我的一元具有正当性。“民主的原始含义被稀释殆尽。无论如何，这恰恰是‘自由民主’，即今天被视为‘简单’民主的‘代议制民主’。”1[意]弗拉迪米洛·贾凯：《“民主”概念在西方的演变及其偏狭性》，李凯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1 期。这就是让·布隆代尔所说的“过度简单化的魔咒”，无视民主制度与模式的差异性，“简单化的民主魔咒”不仅把民主丰富的内涵被系统地虚化和剥离了，而且还否定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致使民主治理缺乏稳定的战略框架，各种政策都缺乏延续性，甚至出现“一届对着一届干”的民主“怪相”和“乱相”，同时还盲目地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与创新进行打压，给全球化时代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造成许多不确定因素。
戴蒙德认为，在当今全球治理的大背景下，西方民主衰退最重要的缘由在于缺乏治理的有效性，他指出各国政府如果不提高治理质量和遏制权力滥用，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将趋于崩溃。2[美]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倪春纳、钟茜韵译，《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1 期。当政者不能把民主制度简单地与竞争性选举画等号，搞一锤子买卖，要充分认识民主政治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要深入推进民主转向如何有效治理国家与社会，满足民众对公共性的强烈需求。正如普拉特纳认为的那样，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是一种治理形式。没有任何单一变量即可有效预测民主衰退是否会发生，民主衰退是许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3Abraham Diskin,Hanna Diskin and Reuven Y.Hazan,Why Democracies Collapse: The Reasons for Democratic Failure and Succes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6,no.3,2005,pp.291-309.将民主模式“定于一尊”的做法，非但不利于发展真正有效的民主，反而会导致对民主的探索陷入歧途，背离其善治愿景。也正是基于当今现实社会对民主的真实需求，倒逼人们去重新思考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有效的民主，民主怎样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世界各国探索民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诠释民主政治的契机。在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中，中国不仅重视民主选举，更重视民主的全过程，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保障广大民众的各项权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对于美国的民主，据2021 年美国皮尤中心“对16 个发达经济体的1.6 万人和2500 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2021 年6 月，克拉斯在《美国民主失灵令世界震惊》一文中指出，“美多数盟友将美国民主视为‘破碎的过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和英国分别有69%、65%、60%、59%、56%和53%的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运行得不太好或者很不好。法国、德国、新西兰、希腊、比利时、瑞典等国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认为‘美国从来都不是民主典范’。”瑞典智库的《2021 年全球民主现状》报告中将美国首次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与美式的民主走下神坛相反，其他一些国家在探索民主政治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关于“2022 年民主认知指数”统计表明：“中国和瑞士拥有最小的民主赤字（9%），越南次之（11%），印度、挪威和菲律宾再次（12%）。同时在对本国民主认同度上，中国（83%）、越南（77%）和菲律宾（75%）也都名列三甲。”福山在深入研究中国民主制度后指出：“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民主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其普遍性是通过特殊性体现出来的。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及其传统的差异性，适应其发展的民主制度与模式也必然具有多样性。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1《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81 页。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化的历史，更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看法。斯泰潘·林德博格和简·图瑞尔等也对“民主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实践中的民主模式并非仅有自由民主一种，同时还包括多头政体、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和平等民主。2Staffan I.Lindbergetal,V-Dem: A New Way to Measur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5,no.3,2014,pp.159-169.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关于“民主多样性”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得到国外主流界的认可。“民主一不民主”此类非此即彼的二分法3倪春纳：《民主因何而衰退：国外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进展》，《江海学刊》2016 年第4 期。一直很流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多元差异共存的，其发展明模式绝不可能千篇一律。“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11 页。
中国政府在探索民主政治中，从理念和制度上重新激活了民主的本质属性与内涵，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区别于一切西方民主，以展示民主的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刻和更真实的本质意义。中国对民主政治的探索使民主逐渐回归到多样化和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轨道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表明：世界各国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完全可以从一个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上起步，只有立足本土条件、适应本国民众和现实需求、能够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富有成效的治理，才是务实有效的真民主、好民主。不论民主以什么样的模式与方式出现，其前提是要有一套能够为民主不断充值的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能够可以涵盖从国家体制、政党制度、民主协商，到基层各领域各群体的自治等，保障社会民众充分参与到民主创制、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中，并且能够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内容上的全面性，促进兼顾秩序与活力、程序与实质并重的治理局面形成。中国式民主正在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意义。
西方社会中由于政治分歧不断增加，极左、极右翼和族群政治等力量层出不穷，加之人口结构的巨变和宗教、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冲突不断上升，社会中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能否有效地包容这种异质性和多样性，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已经突破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就必须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进行适度的结构性调整；
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西式民主的盲目自信，又怎能清醒地认知其存在的基因缺陷，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手术操作？根据目前的发展局势来看，西方一些国家最有可能采取“向右转”的战略来应对民主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在对待民主的立场上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还可能会采取一些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策略，以及搞民主输出、搞民主打压的方式应对国内民主困境。
事实上，西方式民主遭遇的困境并不只是一种暂时的功能性失调，而是西方社会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民主制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也说明当前世界民主正在步入一个停滞甚至衰落的时期。针对当前西方民主的困局就断言其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还为时过早。不过，西方民主陷入的困境却能够为我们反思西方民主的弊端提供重要启示。当前的西方民主呈现出的困境和危机表征其已经走到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西方民主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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