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听说我吧，赫耳墨斯，宙斯之使，迈亚之子！
你有慷慨的心，纷争的判官，死者的主人，
你不吝妙见，懂得征服阿尔戈斯，
你是飞鞋的信使，凡人的朋友与和先知，
你喜爱运动、计谋和装假，精力多么充沛，
你解说万物，庇护商客，除却忧愁，
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1]
题头的那首祷歌，是古希腊赫耳墨斯秘教的祷歌，所歌咏的就是被称为信使的赫耳墨斯。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无法取代的古希腊神祗之一。而在当代西方技术发展史中，赫耳墨斯也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其诞生的古希腊源头。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关于赫耳墨斯的描述只有两行字：“阿特拉斯之女迈亚在宙斯的圣床上，孕育了光荣的赫耳墨斯，永生者的信使。”[2]此外，在具有秘教传统的俄耳甫斯教的祷歌中，有一首专门献给信使赫耳墨斯的祷歌，即祷歌二十八，在这首祷歌中，赫耳墨斯不仅是宙斯与迈亚之子，还是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使，被称为传播之神。它传递的不仅仅是诸神的口信，也有对万物解读的知识，因此在祷歌中才留下了“你解说万物，庇护商客，除却忧愁，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的诗句，借此来歌颂这位传播之神的荣耀。不过，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位仅仅传递诸神旨意的信使，似乎不应该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因为在力量上他不能与战神阿瑞斯相提并论，在智慧上又逊于雅典娜，他没有赫淮斯托斯的工匠技艺，没有阿芙洛狄忒的优美身材，更没有波塞冬和哈迪斯那样掌管七海和冥界的无上权威。一个仅仅传递信息的信使，凭什么在奥林匹亚的神殿里与诸神同列呢？
真正的奥秘在于，诸神是否有可能直接向万民传递旨意。尽管古希腊神话中没有巴别塔的故事，但是，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之间仍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在《神谱》中，赫耳墨斯被称为“永生者的信使”，最重要的是，“永生者”的语言是一种真正普遍和无限的语言。1796年8月，黑格尔曾经有一首献给他景仰的荷尔德林的诗歌，他在其中写道：“您的庆典不曾留下记号，亦没有踪迹可寻，对于后世的凡夫俗子，高贵的信条过于圆满，神圣蕴含于玄妙莫测的深邃之中，人们无法将其记之以干瘪的符号。”[3]黑格尔的用意十分清楚，神的信条并非凡夫俗子能够用干瘪的符号来言说的，它“过于圆满”，并“蕴含于玄妙莫测的深邃之中”，作为终有一死的有限存在者，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参透诸神的奥妙。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信使赫耳墨斯出场了，为了让向死而生的存在者能够理解圆满而玄妙莫测的奥秘，必须通过赫耳墨斯之口，将神的信条和旨意翻译过来，在这个意义上，赫耳墨斯是无限圆满和绝对的奥林匹亚诸神与有限的终有一死者的凡俗世界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而凡夫俗子若想跟随神的旨意，唯一的方式就是依赖于赫耳墨斯的解说。因为这种解说，凡人才能得到神灵的庇佑。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赫耳墨斯“解说万物”，同时也能“庇佑商客，除却忧愁”，因为真正除却忧愁的根源在于诸神，而赫耳墨斯将无限对有限、神灵对终有一死者的关照，通过赫耳墨斯的解说传递出来，从而让人们成为万神的子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耳墨斯“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
从俄耳甫斯教的祷歌二十八中，我们似乎读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终有一死的有限存在者，并不能直接与圆满的绝对的诸神接触，因此，终有一死者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奥秘，包括万物的奥秘以及城邦的奥秘。诸神与有限存在者之间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不仅传递了神灵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他向万民解说和阐释了万物的原理，从而让万物与世界、终有一死者与诸神之间保持和平，换言之，正是赫耳墨斯的解说，保持了天与地之间的平衡，只有通过赫耳墨斯的媒介，诸神才能成为万民之神，有限的终有一死者也才能成为崇拜诸神的子民。也就是说，赫耳墨斯在诸神和万民、有限与无限之间充当媒介的作用，在宇宙洪荒之中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掌管武力、智慧、技艺、美丽的诸神，他完全有资格与驾驶着金光闪闪的战车的阿波罗、巡航七海的波塞冬、掌管着冥界生死的哈迪斯一样位于诸神之列。
赫耳墨斯的形象不仅构成了古希腊世界的诸神与凡俗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架构，也构成之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基本架构。阿甘本(G.Agamben)曾经对此有一个十分巧妙的说法：“事实上，一旦感性确定性试图超出自身，指向它所意指东西的时候，就必然会意识到，需要用一种表现的模式来把握它所相信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媒介化的过程。”[4]感性确定性是有限的感觉，一旦超出自己所不能把握的范围，势必需要一种媒介，来走向这种确定性之外的范围，阿甘本认为这就是解释学(hermeneutics)形而上学的根源，因为，有限的感性确定性无法通向所信仰的无限存在，这就需要一个赫耳墨斯，一个媒介之神，来帮助有限的感性确定性穿透浓密的黑云，看到那无限的荣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就是赫耳墨斯之学(Hermes-neutics)。中世纪的上帝需要“赫耳墨斯”将拯救的真相转化为圣经上可以理解的语言，传递给信众。而近代科学的崛起，也是在我们和无限的世界之间用科学的“赫耳墨斯”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透过科学语言的架构透视一个之前根本无法理解的世界，例如绘画中的透视法的应用，以及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应用，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宏大也更微观的世界。在赫耳墨斯的媒介化的作用下，人的感性确定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在一种技术的赫耳墨斯之学下铺就的，那么，在所有现代发明中，有一个发明被诸多现代思想家视为最典型的赫耳墨斯的代表，那就是打字机。在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巴门尼德》讲稿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专门讨论手写和打字机的应用带来的变化：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遭遇安全风险的损害承担国家责任，所违反的国际义务主要包括对外国人提供适当待遇的义务、特殊安保义务和遵守对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制的义务。无论国民待遇标准还是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没有使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承担更特殊的安全保护的国际义务。但是，若东道国未能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和人员提供符合待遇标准的待遇，甚至在安全风险发生时存在歧视乃至虐待行为，则违反国际义务。
现代人并非偶然地“用”打字机并“口授”(diktiert)(同“写诗”(Dichten)是同一个词)“进”打字机。书写方式的这个“历史”同样是词语日渐毁坏的首要原因。词语的来和去不再通过书写的以及真正行为的手，而是通过它的机械击打。打字机将书写从手的本质领域撕裂开，从而也从词语的本质领域撕裂开。它自己变成了某种“打字者”。而相反，当打字的文件仅仅是副本，帮助保存书写或者誊写已有的手稿时，打出的文件就有其适当的并且有限的意义。在打字机刚刚兴起的时代，一封打字的信件还被认为是破坏礼节。而今天，一封手写的信是妨碍阅读的东西，从而是过时的和不受欢迎的。机器书写剥夺了手在被书写的词语领域的地位，将词语降格为一种联络工具。另外，机打稿件提供了这样的优势：它将手稿以及性格遮蔽起来。在机打稿件中，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5]118-119
海德格尔这段比较手写和打字机的文字非常有名，因为海德格尔十分强调的德语“行为”(handlungen)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手”(Hand)，这意味着，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手与世界万物接触而建立起属于此在的周围世界(Umwelt)，而这个周围世界进一步被海德格尔定义为“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在海德格尔那里，手与世界的触摸筑造了属于不同性情和品行的上手世界，这个上手世界就是我们与世界的直接关联。手写体不仅仅是作为符号的文字，还承载着我们的心态和性情。例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不仅可以让我们读到“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这样心撕肺痛的文字，从其笔端的游走痕迹，也可以看出颜真卿在侄儿颜季明以身殉国时的悲痛和颤抖。这是一种直接的接触，不需要假借任何外在的手段来解释，手写书法的价值在于，它用上手的直接性建立起书写者和世界的关联，也让阅读者可以从这种手写状态中阅读到书写者的心灵。不需要词语意义的解释，不需要任何翻译和传达，即便在今天，我们看到颜真卿亲笔书写的《祭侄文稿》，仍然可以深深体会到作者当时的悲愤之情。
然而，打字机似乎改变了这一切。它在我们的手与世界中硬生生地插入了一台机器，成为我的手与纸张之间的中介物，我不再直接触摸纸张，而是通过一个转化器，将我们的情绪和秉性转化为彼此无差别的文字。也就是说，当我用打字机的同一字号、同一字体打出“念尔遘残，百身何赎”时，在纸张上呈现的与其他人并无丝毫分别。在机器这边，我们的情绪性和身体性的反应被翦除了，剩下的只有那个统一字体的文字，在另一边，一切差别都消失了，我们已经不能从行走的文字中领略到其中的区别。这个中介物尽管也能传递出来文字信息，但是，在传递的同时，也抹除了书写者和行为者的一切个性，让“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打字机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手与外在的世界之间生生地切入进去，而是一旦它成为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中介，我们的手的感受上的复杂性与差异性，都在机械的敲打中变得一样。在手写时代，我写的“泰”与另一个人写的“泰”字虽然形体近似，但字迹上却存在着千差万别。打字机彻底抹除了这个差别的痕迹，我的“泰”字和另一个人的“泰”字已经没有了任何分别。那么，海德格尔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具有了一种存在论式的含义，因为被打字机所中介，感性的差别在这个媒介面前已经变得不重要。事实上，赫耳墨斯也让具体的人付出了代价，赫耳墨斯传递信息的代价就是，将每一个人的感性复杂性在敲打键盘的瞬间还原为简单性的符号，形意的表达让位于符号的表达，在那一刻，作为媒介的赫耳墨斯和冥河的摆渡者卡戎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收割了人的灵魂，让在机器另一端的人变得差不多。在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出颜公那血泪俱下的控诉，但在我们今天的机打文字中，只有被媒体介化的灵魂，因为机器呈现出来的只是看起来都整齐划一的字迹，人们与世界的联系已被赫耳墨斯彻底接管，这种接管的结果是，我们都变成了看起来差不多的躯体，一群按照新技术集置起来的躯体。在之后的《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给出了更深入的描写：“技术的本质在于集置中。集置的支配作用归于命运，因为这种命运一向为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所以，人往往走向(即在途中)一种可能性的边缘，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bestellen)中被解蔽的东西。”[6]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作为赫耳墨斯的技术，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架构，即集置，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处于这个集置的装置中，成为它的产品，我们只能按照集置所提供的方式去行动，去书写，去思考，这就是最后的产品，一种被订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在手的世界不再是我们身体与万物直接接触的世界，世界和我们自己都已经被赫耳墨斯媒体化了，那里只有统一而标准的印刷符号的表达，也只有倚靠固定的编码的键盘才能让我们自己展现出所思、所见、所闻、所想。
尽管海德格尔看到了打字机或者现代技术导致的人的抽象化，但他唱响的是一首挽歌，一首以手来触摸和筑造周围世界的悲歌。海德格尔说：“在轮转中，机器的胜利显露出来。的确，首先活字印刷术继而打字带来了好处和轻松，然而这二者不知不觉地就将需求转向了这种形式的书写媒介。打字机遮盖了写字和手稿的本质。它们把手的本质等级从人那里抽走，而人却对这种抽走没有恰当的经验，没有认识到，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对人的本质的关系转变。”[5]125海德格尔在哀叹一个时代的逝去，也意味着近代以来设想的理性和完整的人的形象的衰落，这是一种新的人学，那种狂狷不羁，将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理性的人在技术的媒介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打字机介入到我们手与书写之间的时候，存在已经在我们身上退隐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高度依附于机器媒介的躯壳，这副躯壳已经不是完整的人，而是被机器所媒介化的人，启蒙的人文主义也逐渐让位于技术中介下的新人文主义。
尽管海德格尔看到了机器和技术将人类媒介化的趋势，但是他对以往用手筑造出来的世界的乡愁，让他无法看到这种媒介化可能拥有的巨大潜能。与海德格尔相反，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以另一种口吻描写了打字机的潜能：
打字机将古登堡技术引入文化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它又产生了上述与古登堡技术相对的口语效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逆转。如此的形式逆转，发生在一切极端的先进技术之中，比如今天的轮子就发生了逆转。
与海德格尔的悲情论调不同，麦克卢汉以乐观的态度审视着打字机以及古登堡印刷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海德格尔看到打字机导致被媒体化的人存在被遮蔽的时候，麦克卢汉看到的是一种“内爆”，这种“内爆”相当于一种技术的推进，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字机不仅仅是一种将手写文字变成机打文字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麦克卢汉看来，打字机与印刷媒体的组合，促使写作、说话和出版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创造了一个无以伦比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仿佛一位女巫为灰姑娘将“南瓜变成了马车”[7]326一样。而另一位媒体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Kittler)干脆写道：“节奏，节奏，加速，加速。男人将他的能量注入机器里。机器，就是他本人，他的首要能力，他的首要关注点和最后的努力。他本人就是机器，是控制杆，是按键，是字体和滑动托架。不要思考，不要反思，敲，敲，快，快，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8]258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基特勒，他们笔下的打字机都不再是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的悲歌，而是一种新的力量的期望，尽管我们的身体被机器媒体化，但我们的灵魂仍然主导着一切，这样，打字机并没有剥夺我们的存在，而是成为了我们扩展我们潜能的工具，即麦克卢汉所谓的“人的延伸”。这样，打字机所代表的媒体化，就不会成为人类沉沦的象征。虽然我们的手写习惯已经被打字机和印刷术摆弄得整齐划一，本雅明(W.Benjamin)所追求的“灵韵”(Aura)也似乎在机械复制时代消逝，但对于麦克卢汉和基特勒这样的媒介理论家来说，机械和技术成为我们身体的中介，不是人类的衰落，而是人类步入到了另一个高光时刻，通过打字机，身患严重眼疾的尼采才能重新开始写作，并发明了打字机中介之下的特有写作(即格言体写作)(1)基特勒曾经写道：“著名哲学家兼作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三年前因为严重视力下降而不得不放弃巴塞尔的教授职位，现在在日内瓦定居——尽管病情发展到几乎全盲的地步——心情却比往日要好很多。由于有了打字机的帮助，他重新开始了写作。”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36.。而在技术的媒介化作用下，人类更像是拥有了钢铁盔甲的史塔克，可以遨游于更广阔的空间。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Stiegler)为这种媒介化的身体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代具性(prothéticité)。斯蒂格勒指出：“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了工具。换言之，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的‘外在化’。”[9]167斯蒂格勒的重点在于，诸如打字机之类的器具，它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自身的器物，而是一种自我发明，意思是，它是我们器官的外在化，我们通过这种器具来实现了自己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打字机之类的新发明，不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器官，并且是我们的外在器官。法语的prothéticité就包含了外在器官的含义，斯蒂格勒认为，在海德格尔谈打字机将我们身体媒介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将这些媒介视为自己的新器官，人体不再先于肉身和躯体，而是与这些器官的代具融为一体。显然，在技术化的工具处于代具性的阶段，被媒介化的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身体被包裹在新技术的外衣之下，人类在此基础上开拓前进。斯蒂格勒说：“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在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怎样的进化……这是一种代具的进化。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生命的历史似乎只有借助于非生命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9]60在这个阶段上，技术是人的媒介，也是人的代具，技术让人的身体媒介化，也意味着人的代具式进化。在那个代具的媒介背后，仍然是人的灵魂在前进。即便我们的手不再在大地上直接留下书写的痕迹，但以技术为媒介的代具性进化并没有让人丧失人的本质，技术时代的新人文主义仍然是一种人文主义。
或许，在数字技术和元宇宙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的打字机已经变成了博物馆橱窗里的展示品，我们仍然敲打文字，却不再需要调整滑动托架，因为微软的Word已经让这一切变得更加自动化。Word之类文字处理软件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帮我们自动地检测错误。例如如果有语法错误，软件自动会在下面划上绿色折线，而有单词拼写错误，则会出现红色折线。不过，Word还不是文字处理方面最强大的软件，最新出现的带有人工智能检测的书写工具Grammarly具备更强大的写作辅助功能。在Grammarly官网提供的一则广告中，当主人公书写一份报告时，他使用了“通过更精准地客户分类”(through accurate customer segmentation)功能，而Grammarly根据文体的上下文，自动地将其中的形容词accurate改为了rigorous，即后台的人工智能判断，rigorous能够比作者自己选用的accurate更好地表达原文的意思。这意味着对于那些不善于写作的人，借助Grammarly软件的辅助，也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但是，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广告中，Grammarly并不是仅仅处理个别单词的选用，它也会对不理想的句子排序给予整理，甚至调整整个句子结构。那么，问题来了，经过Grammarly介入之后，这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作者自己的文章？在海德格尔对打字机的批判中，他认为打字机的印刷字体会将人变得“看起来都一样”，印刷字体抹杀了不同人的性格和态度，但数字时代的书写似乎会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当Grammarly帮我们整理了整个篇章结构、句子表达，甚至词汇的选用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只是提供了一个粗糙的框架，而Grammarly将这个粗糙的框架变成了一篇辞藻优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在打字机时代，尽管字体没有差别，但我们仍然能底气十足地宣称，这篇文章是我写的。但是，在智能软件辅助写作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底气呢？一些更高阶的智能软件，在搜集了作者足够多的写作习惯和风格之后，甚至可以出现完全在作者不介入的情况下书写出类似的文风的文章，那么所谓的人类的“作者”仅仅只是为这篇作品提供了一个“文风”或“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参与写作没有？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驾驶之中。最初的汽车只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能够从斯蒂格勒早期的代具性的概念来理解汽车的出现。我操纵着方向盘，控制着行进路线，最终达到一个步行很难短时间达到的目的地。而在今天，我们在开车时越来越依赖导航软件，那么我们的驾驶行为已经被导航中介了，我们不需要自己判断行进的线路，只需要简单地按照导航的提示，选择岔路口，左转弯或右转弯，在有测速的地方选择降下速度，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甚至可以很人性化地帮助我们避开拥堵路段，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手放在方向盘上，听着导航软件给出的一步步的指令。在这一刻，我们体会到了一种错乱，导航软件本来是作为我们的代具性的器官出现，辅助主体在路线上行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如同被导航软件的声音控制的木偶，完全按照它的指令行驶着，直行、左转、右转，选择前方第二个岔路，注意减速等等。尽管目的地仍然是我们主体设定的，但是在驾驶过程中，我们感受到身体被操控，这是与打字机完全不同的感受。在打字机的时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冰冷的键盘对我们手指的反作用力，但是，导航软件的作用力要强大很多，我们如果要想在最快时间里抵达目的地，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导航提供的语音提示驾驶。即便我们偶然错过了一个路口，导航软件也会以最快速度调整路线，提供备选方案指挥我们前进。在导航指挥我们行动的那一刻，我们不由得要询问，我们的灵魂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智能手机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在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时候，与欧洲人一起看到同步的现场场面。我们也可以有更广阔的交流空间，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断言仍然有效。不过，在今天，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与麦克卢汉时代不同的意义。试想一下，我们今天最大的焦虑是手机没有电或没有网络。断网会使人们陷入疯狂的焦虑，仿佛在断网那一刻，我们都成为了失魂落魄的僵尸，只能面对无奈的世界去嚎叫。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曾经说过：“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传播交流的强迫。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10]今天，数字时代的媒介，新时代的赫耳墨斯，已经不再局限于让人们“看起来都一样”，而是，一旦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介入，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再是纯粹的主体，而是内在的灵魂流溢到外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制着，逼迫我们做出对应的选择。
或许，在元宇宙的空间里，这种受制于技术媒体中介的灵魂体现得更加明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使用VR头罩和眼镜像今天使用手机一样普遍时，我们会感受到更深的不适。在一本介绍元宇宙的书籍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介绍：“戴上VR头盔进入元宇宙的人，人的注意力会只在云端，或者只在现实。如果有一种能截获大脑信号并接管视觉、听觉、触觉的技术，将信号链接到云端，那么人类的身体在这段时间内其实是进入休眠的，人不会感受到现实中的一切，除非断开云端的链接，意识不会再次链接身体。”[11]这段文字描述最有趣的地方是，元宇宙技术不仅介入了我们身体，而且从我们手中接管了身体，包括身体的神经性感觉，在我们通过元宇宙链接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体的视觉、触觉和诸多感觉已经被元宇宙技术接管，我们的行为已经被传输至云端，我们已经不能用我们的现实中的身体去感受世界，只能在元宇宙的接管下去体会元宇宙为我们设定的感觉。在打字机时代，只是技术插入到我们的身体与世界之中，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但是，在元宇宙世界之中，我们连感觉自己无能的能力都已经丧失。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技术将人包裹在媒体化幻象泡沫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技术的代具不仅造成了感官的错觉，还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元宇宙的设备会造成我们失去原始世界，在感觉接管、身体数据上传到云空间的那一刻，我们不仅仅丧失了身体，灵魂也变为一个被技术高度中介化的灵魂，一个只能在美好的技术泡沫中体会虚拟的美好梦境的灵魂。魔鬼孟菲斯托复活了，我们却不能像浮士德一样经受考验并最终得到神灵的拯救。因此，在元宇宙空间中，只剩下一种结局，即灵魂与虚幻的梦境一起堕落。
实际上，当从打字机时代走向数字媒体时代，并进一步过渡到元宇宙的时代，基特勒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异样。他曾经说过：“计算机本身变成了主体。如果预先编写的条件不存在，数据处理可以根据编号指令的惯例照常进行。”[8]299基特勒的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人是否存在，已经不是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计算机的背后，形成了大量并不需要面对人类的代码，它们以一种自动的方式运作着，如果在今后的万物互联和元宇宙背景下，算法和代码在从一台设备转向另一台设备中，那么根本不需要通过人的参与，它们之间已经完成了对应的数据交换，而它们运算的最终结果，最后才被转译成人类看得懂的图形或文字呈现在人的面前。这意味着，人根本没有能力介入这个过程，因此，在元宇宙时代，“控制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电脑或者与之类似的信号处理机”[12]。这样，在元宇宙时代里，在接管了我们身体的感觉，让我们停留在虚拟梦境里，并不断上传着我们行为和思考数据的元宇宙技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实体之夜”，它们按照惯例和算法运行着，根本不需要人的介入，也不需要人的理解，只有在必要时，它们才将某些特定结果翻译成人类能理解的文字和图像，让人们继续沉浸于其中。一切都很美好，所有丑陋和肮脏都被虚拟的梦境隔离在外，仿佛它们彻底不存在一样。这个形象，仿佛人类蜷缩在只有自己能读懂的带着光亮的气泡之中，而这些或大或小的气泡则飘荡在基特勒所谓的数字和算法下的“实体之夜”之中。
我们再一次遇见了赫耳墨斯。这次的赫耳墨斯并不是站在奥林匹亚众神和终有一死的人类之间，而是站在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海量的代码算符与我们能看得懂的结果之间，赫耳墨斯只将需要的结果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这个结果背后，则是无尽的黑夜，那是算法的黑夜，也是符号的黑夜，更是实体的黑夜。而处于元宇宙的梦境中的我们却丝毫看不到黑夜的存在。这是因为不仅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魂，都被潜在这个无尽的实体黑夜之中，一旦我们与之链接的脐带(如WiFi和5G网络)被掐断，我们就陷入丧失灵魂的焦虑之中。
如果说在打字机时代，海德格尔强调的是我们身体被技术媒介化，但是我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灵魂，那么在元宇宙时代，在无尽的黑夜中，我们的灵魂也被媒介化了。在勒忒河边的赫耳墨斯伸出他的手，告诫我们：“你们要幸福吗？请拿出你的灵魂来交换！”我们在数字空间中任意翱翔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灵魂也被赫耳墨斯锁在了由数码编制的巨大的实体当中。在VR头盔和AR设备制造出来的界面面前，我们只是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我们手指的动作事实上都被元宇宙界面背后的大数据和云端的算法无形地操纵，我们点开界面，点赞，购物，甚至玩游戏，看视频，似乎一气呵成的一切，都体现着界面背后灵魂的失落。这不再是一个只有身体被媒介化的时代，而是一个灵魂也被媒介化的时代。我们已经不能控制我们的所思所想，甚至可能每一次触摸、每一次奠基、每一次活动，都不纯粹是我们的意图。当我们的灵魂被媒介化，成为数字时代赫耳墨斯收割的战利品时，我们剩下的东西真的不多了，或许我们真的变成了赤裸生命，在勒忒河畔不断地游荡，最终被编制成为一个数据代码，成为那无尽黑夜中微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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