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华，劳馨贤
政治话语研究的新路径——作为辩证推理的批评话语分析
刘立华，劳馨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料库研究院）
话语的分析框架一直是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对话语分析的研究往往借助于上下文语境、社会文化背景及人的思维等探讨语言交际过程。论文在梳理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的基础上，从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批评转向、论辩特征三个角度对该模式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论文认为，Fairclough近年来提出的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以政治话语体裁为关注对象，侧重话语的行为指向功能，聚焦政治话语的辩论性特征和说服性取向。这一模式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能改变社会现状的行为，这种以行为为指向的分析框架凸显了这一模式的社会建构特征。
政治话语研究；
辩证推理；
方法
对于那些观察政治互动的话语分析学者而言，意义的磋商或是争夺在他们的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意义被理解为主体间对现实的共享的阐释（Holzscheiter，2013）。因此，对于话语研究者而言，如何观察、描述、解释政治话语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话语的建构模式将是话语研究的重要任务。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CDA as dialectical reasoning）（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
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8；
Fairclough，2018）是一种以政治话语互动为分析对象，侧重使用传统修辞工具，聚焦伦理批评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Norman Fairclough在1989年的《语言与权力》中提出的批评性语言研究为代表，旨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纷争，侧重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批评；
第二阶段以其在1992年的《语言与社会变迁》中提出的三维话语分析框架为代表，回应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中的话语批评；
第三阶段的批评话语分析，即作为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其目的是用来应对2007年以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衍生的问题，该模式重点聚焦协商话语（deliberative discourse）①（Fairclough，2018：14）。这一新的模式集中关注政治话语研究。同时，这一研究方法因其侧重程序性的分析路径也被称为过程路径分析法。尽管Fairclough早期提出的话语研究框架在国内被广泛应用，但是他最新提出的作为辩证推理的模式却鲜有学者涉猎。目前为止，国内仅有少数话语领域的专家学者发表过相关文章，而对这一研究模式的应用还比较少见。模式介绍方面，田海龙（2019）关注这一模式在研究方法、路径上的更新，辛斌（2020）侧重该模式中强调的程序伦理，两位学者的重点均在于梳理2016年以来批评话语研究的新动态，而非将该模式应用于研究当中。模式应用方面，朱黎黎和丁建新（2022）提出协商架构图式，其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落在了理论建构上。本文梳理了Fairclough作为辩证推理的话语研究的理论渊源，探究其研究模式，以期丰富该领域的话语研究。
Fairclough提出的辩证推理模式是以批判实在论为理论基础的。Fairclough（2005）在《话语分析与机构研究——批评实在论的案例》一文中陈述了其分析模式的理论基础以及他对现实的界定。简单来说，实在论认为存在一个真的世界，这一世界也包括一个真的社会世界，它们独立于我们的知识而存在。批判实在论是实在论的一个特定的版本。批判实在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有区别的，后者往往依赖于人类的行为而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现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事先建构好的一种存在。但是社会现实的这种社会建构特征并没有否认人类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是有限的或是错误的，甚至在有些方面还一无所知的事实。因此，对于批判实在论来说，有必要区分本体论与认识论，还要避免混淆现实的本质与我们关于现实的认知之间的一种认知谬论。在批判实在论看来,有关现实的知识并不是容易获取的，因此应拒绝一种判断的相对主义——所有有关这个世界的呈现都是一样的——而是应该努力去寻找一种能更好地呈现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一辩证推理模式主要是对以行动为导向的论辩的分析，目的是对应该采取的行动进行修正或改变。Fairclough所提倡的论辩转向实则是政策分析与规划领域对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回应（Fischer & Forester，1993：5）。后形而上学思想不再仅将语言视为工具，而是把语言置于本体的位置（李志岭，2021）。与之类似，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书面或口头形式的论辩在政策过程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政策分析与规划是论辩实践的过程，通过关注论辩，社会科学家可以避免将对认识方面的关注从对机构和行为上的关注剥离开来（Fischer & Forester，1993：5）。这一转向在作为辩证推理的话语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对协商话语的关注。Fairclough认为，给出和接受理由的过程即是论辩（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20）。他借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协商概念（deliberation），认为协商是一种论辩体裁，而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是其中主要的论辩类型。理论（认识论的）推理关乎什么是真实的，而实践推理与之相对，关注要做什么。在协商过程中，人们在不确定或是自身有可能出错的条件下判断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并由此作出决策，进而带来自发性行动。人们在处理重大问题又怀疑自身能力不足以找出正确答案时也会希望寻求搭档进行协商；
当尚不清楚事情后果、还未确定正确行动方式时，人们也会进行协商。协商内容不关乎目的，而关乎如何达到目的。政治活动究其本质是要选择如何针对环境和目标作出回应，这关乎政策的选择。而政治活动最终产生的行动和政策是以实践论辩为基础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辩证推理模式是对政治话语的分析，但它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形式，也是一种实践的论辩（Fairclough，2013），是从一系列前提到应该做什么的一种论辩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辩同时也是话语分析者与话语的发出者（提倡某种行为的主体）之间一种意义的协商过程。
Fairclough和Fairclough（2012）认为，实践论辩的前提包括环境（C）、价值（V）和手段-目标（M-G）。施事者从环境前提（C）出发，遵从某种价值观（V），假设某一行动（A）能使他达成目标（G），由此提出假设性主张，表明他应当采取该行为A。实践论辩的路径是从识别问题转向解决方案。这一模式中所提到的价值和目标是由其批判的目标而来的，如价值观可以是社会正义，而目标可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价值前提是施事者实际关注的或应当关注的事物。目标前提可以是一种未来事态，在该事态中，要么施事者当下的愿望得到实现，要么施事者关心的价值前提（如友谊、友善、自由）得到进一步实现，也可以是一种由道德原则/规范或法律、规则和规章统辖的道德或体制秩序。实践论辩的路径是从识别问题转向解决方案，环境前提并不仅仅呈现现有的事态，而是要论证当前事态存在的问题，即说明问题是什么，什么需要改变。问题的识别与施事者的价值观或关注点相关。而目标前提和行为的主张往往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改变。手段-目标前提则认为，论证结论（或主张）中所提倡的行动路线是遵循价值观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Fairclough和Fairclough（2018）后来又对上述的论辩路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行动的后果（E）这一元素，同时为方便话语分析者考虑道义方面的原因，把价值前提改为规范性来源（source of normativity）。调整后的实践论辩路径如图1所示。
在该框架中，这种实践论辩的协商活动类型涉及两种不同的论证②方案：一种是基于目标、环境和手段-目标关系的论证，另一种是基于（消极或积极）结果的论证。从目标出发，通过实践论证对建议进行尝试性的支持，并通过从结果出发的实践论证对其潜在的后果进行检验。目标来自各种规范性来源，它们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也可以是义务、权利等。批判性的质疑旨在揭示相关的提议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如果这些后果从其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对受影响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那么，该提议就不该被纳入行动方案。如果两个或多个提议通过了批判性测试，可以基于非任意理由（如更易付诸实践）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更好的提案。
Graham（2018：110）指出，任何批评研究都应讲清楚评价的基础，批评话语研究一直被指责为非知性的道德说教，不客观、不科学。作为声称关注社会正义的一项事业，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讲清楚其正义是什么。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自提出以来便将政治话语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因此，其批评通常与公正、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话语，作为其核心概念的批评不仅仅是批评话语分析传统意义的、有关意识形态和控制的批评，而是一种对政治话语的伦理批评。伦理批评通常关注作为行动动机的政治价值，即正义、平等、自由。在Fairclough看来，批评性话语分析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活动家可以利用话语研究所提供的对现有社会现实的批评来制定和倡导政治政策和战略。此外，作为从事批判社会科学的一种方式，批评性话语分析具有解放知识的兴趣（CDA has an emancipatory knowledge interest）（Habermas，1986），即应关注并纠正社会生活中的错误，如不公正、不公平、歧视、控制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批评性话语分析提倡行动和改变以纠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错误，这种特点凸显了其积极建构的一面，其立场也往往是偏袒遭受这些错误的人或群体的一方。批评性话语分析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旨在对权力说真话，这要求批评性话语分析不能像政治激进主义那样扮演政治党派或政党政治的角色。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并不是倡导某种特定的、预先确定的政治立场，而是提倡一种真正的批评和没有偏见的努力。
辩证推理模式选择了一种话语研究中的伦理批判方法，它将程序伦理、哈贝马斯主张的话语伦理以及Fairclough和 Fairclough（2012）提倡的话语研究的论证模式置于首要地位。这涉及对行动、建议提出批判性质疑的程序，这些建议可以整合来自义务论、美德和结果主义伦理观点的考虑。该程序应用于对论辩的规范性批评、对社会实践和结构方面的解释性批评，以及对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和结构中倡导的变化的批评，即从话语的规范性批评出发，通过解释和解释性批评，最终走向变革的行动（Fairclough，2018）。程序性方法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公正性提供了伦理承诺。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借鉴了话语伦理这一术语的一般意义上的概念（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30-34），即一个恰当的道德评价和批评框架必须包括对不同论点的比较和评价。这种对论点的不同评价往往导致协商也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协商有助于提升伦理批评的质量。如果在论辩过程中，相对广泛的论点能被考虑进来，所有其他的选择都能得到考虑和仔细地评判，这样人们在集体评价一系列争论时，就能减少个人的偏见。
具体到伦理批评的内容，主要通过道义伦理、后果伦理和美德伦理来进行伦理批评。道义伦理强调责任或规则，关注行为本身，后果伦理强调行为的效果，美德伦理则强调美德或道德品格，关注行为主体。具体而言，按照道义伦理，人们有义务以与道德原则和承诺相一致的某些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行事；
按照后果伦理，人们应该选择那些具有积极伦理后果的行为，拒绝那些有消极后果的行为；
按照美德伦理，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理应养成的美德来选择那些有道德的行为，拒绝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辛斌，2020）。
伦理批评也涉及程序伦理这一问题。Fairclough 和 Fairclough（2018）吸收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的广义概念，将程序伦理放在首位。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主张以主体间自由认同的方式，通过民主和合理的程序达成话语的共识（章国锋，2000），它延续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特征，是一种程序伦理，主要体现为对行动的建议提出批判性质疑的程序（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8）。其本质不是针对具体行动给予一种规范指导，而是试图提供一种程序性的检查机制，以此检验参与者提出的、建议的规范是否是一种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最后去验证规范的普遍形式和有效性要求（杨丽，2019）。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关注话语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关系的批评性社会分析形式。它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关于道德的批评。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是规范性的批评又是解释性的批评（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33，59-69；
Fairclough，2015：10-13）。伦理批评是规范性批评的一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批评都是伦理批评。规范性批评除了对真实性和正确性的批评外，还包括对真理主张的批评（Harbemas，1984）。伦理批评主要是对行为的批评，但行为受社会实践、制度和结构的制约，因此，伦理批评需要扩展到行为这一层面上来。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辩证推理模式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实践论证和协商（过程）（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
这是基于一种关于政治话语特性的主张，协商是一种抽象的体裁，它对替代的提案进行审查和评估。协商（deliberation）被建构为一种批评性的程序，旨在处理那些无法通过批判性质疑测试的实际结论（和相应的决定）（Fairclough，2016，2018）。
如果协商是政治活动的关键部分，那么政治分析也应该包括话语分析，尤其是对论辩的分析。Fairclough 和 Fairclough（2012：1）认为，在分析非论辩体裁（叙述、解释）时，应结合它们所处的语境进行分析。因此，作为辩证推理的话语研究依据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将具体的话语与说话者所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凸显批评、解释和行动之间的联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是解释性批评，又是规范性批评。解释性批评将问题（通过规范批评识别）解释为现有事务状态（包括社会结构和实践）的影响。导致这些问题的现有事务状态的各个方面本身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改变以解决问题。这允许我们的框架把批评（包括伦理批评）从行动和事件扩展到实践、制度和结构。解释性批评包含了从事实到价值的移动：X导致问题Y（事实），所以X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价值观）。在致力于解释性批评的过程中，批评性话语分析从现有状态中的有问题或有缺陷的问题转向了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从关注伦理问题转向了关注伦理解决方案。这是在实际论证中所采取的行动：从有问题的现有环境到改变它们的目标和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价值因素（作为规范的来源）。
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论辩形式，被称为“辩证推理”（Fairclough，2018），包含以下四个步骤：（1）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2）基于社会现状解释被规范性批评的话语，（3）对社会现状提出解释性的批评，（4）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行动方案。其中，前两步属于规范性批评的范畴，关注说话者对话语的操纵；
第三步属于解释性批评，关注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
第四步则是在前面批评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行动方案。
辩证推理模式主要用于政治话语研究。Fairclough和Fairclough（2018）曾使用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主张让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和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决定于2015年秋季向来自中东的难民开放德国边界的两大案例进行简要的伦理批评，本案例选取英国第77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202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为语料③，作为话语研究的对象。
2021年9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呼吁各国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中承诺到21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同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融资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 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下文将以约翰逊此次讲话的内容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肠息肉患者接受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术治疗效果理想,能够降低并发症的出现,对患者造成的创伤性比较小,患者所需承受痛苦少,治疗安全性高,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第一步，对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本步骤旨在理清所研究的论证的推理过程，可以实践论辩结构（见图1，也可参见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
Fairclough，2018；
Fairclough，2018）和情态词为脉络。在发言中，约翰逊将人类比喻为16岁的年轻人，并指出人类的青春期即将结束，因为人类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地球实行不可逆转的伤害，这是他提出主张的环境前提。为了让该前提更可信，约翰逊使用互文性策略，援引新冠肺炎疫情证明科学家所言非虚，又提及马绍尔群岛、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等，证明已经有国家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威胁。基于此前提，约翰逊提出的目标是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其主张则是让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成为人类的转折点，通过在会上采取行动，即所有国家共同承诺到21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而这需要发达国家兑现气候变化资金的承诺）。这些都是基于作为人类的美德和作为发达国家的义务发起的行动。在提出主张后，约翰逊首先将不采取上述行动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作为前提，提出如果人们不采取行动，那么，到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或更高，会有更多极端天气以及由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冰川消融、荒漠化、干旱、粮食歉收、人口迁移），这种自私和短视也会被后人谴责。与之相对的，倘若采取措施，其积极后果则是“让人惊叹的”——人类在几个世纪以来将首次不再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而英国在环保减排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证明减排、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可以并行不悖。倘若要达成目标，就需要所有国家加快步伐，到2030年在煤炭、汽车、资金和林木四个领域实现大幅度减排，科学、创新、突破和因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而可能的投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约翰逊的基本论证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鲍里斯·约翰逊对各国应承诺到21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的论证
约翰逊在发言中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人类必须共同成长，表现出成熟与智慧，而他身为首相，一方面已经在英国践行了对绿色技术“普罗米修斯般的信仰”，实现了减排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履行了身为发达国家首脑的义务，提供了116亿英镑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因此，他的行动满足道义伦理（他履行了作为人类和作为英国首相的义务）、美德伦理（他展现出了作为人类的成熟与智慧，也为其他国家节能减排做出了榜样）和后果伦理（他主张的行动即将产生积极的后果）。
第二步，基于社会现状解释规范性批评话语。田海龙（2019）指出，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只能显示话语中的逻辑关系，只有将论证置于话语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现状中，才能明确论证者是否在操纵话语。本步骤所进行的道义伦理角度的批评可从辩证推理的规范性来源着手，后果伦理角度的批评可从后果前提着手，美德伦理角度的批评可从所研究的论辩是否符合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真实性要求着手。从后果伦理的角度来看，约翰逊认为，参考英国已经取得的进展，各国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也能推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他却没有提及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因绿色转型过于激进而导致化石能源生产投资不足，从而引发能源短缺的问题。从道义伦理的角度来看，尽管约翰逊通过英国在节能减排中取得的重大进展来证明他履行了英国首相的义务，但他发言中的客观环境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英国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政府的目标则是到2035年将碳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减少78%，这一目标是否能如期实现仍然存疑，伦敦大学学院的地球系统科学教授Mark Maslin指出，问题在于“我们（英国）没有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一国首脑有义务在提出主张后给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约翰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尽管约翰逊声称人类应当“表现出采取行动的成熟与智慧”，但在COP26后，他的实际行为显然与他所倡导的价值观相冲突。从美德伦理的角度看，约翰逊的论证是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但规范上有缺陷的论证——论述者表面上支持一项主张的理由并不是从自身角度支持该主张的理由，即论述者是出于其他理由相信该主张。在合理化方面，论述者是不真诚的、带有欺骗性的，有可能是在操纵言语。他违背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真实性要求。
第三步，对社会现状提出解释性批评。解释性批评将（通过规范性批评识别的）问题解释为现有事态（包括社会结构和实践）带来的影响。导致这些问题的现有事态的各个方面本身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改变以解决“问题”。在本案例中，约翰逊主张所有国家需要共同承诺到21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尽管在论辩过程中使用隐喻、互文等方式实现了情感诉诸（pathos）的效果，但其论证所包含的客观环境前提不完全符合实际，在逻辑论证方面有缺陷。同时，由于其并未完全满足道义伦理和美德伦理的要求，在伦理论证方面也很难取信于人。因此，约翰逊的协商话语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本应成为“人类的转折点”的COP26签订的协定较之此前也没有太大进展。如果约翰逊和英国议会希望解决问题，就应当在英国出台足以支持其主张的政策并严格约束自身，这样才可能提出满足逻辑论证、伦理论证要求的话语，从而实现修辞效果，并最终达到气候外交的目的。
第四步，提出改变现状的行动方案。该步骤主要是探究被研究的话语所在的机制内是否存在结构性缺陷。如果有，则应当被纠正。如果制度框架不公平，根据所有相关制度的规则作出的决定则可能不合法，也无法经受公共辩护的过程。机构设置可能会导致根据某些当事方或施事者的利益而作出了偏向性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决策者都按照现行规则履行了其机构义务，那么，问题就在于机构本身。
Fairclough（1989：25-26）将批评话语分析分为描述、阐释和解释三个维度。其中，描述涉及文本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涉及文本与互动的特征，将文本看作生产过程的产物，解释涉及互动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作为辩证推理的话语研究仍然具有这三个维度。其中，描述维度对应“对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阐释维度对应“基于社会现状解释被规范性的话语”，解释维度对应“对社会现状提出解释性批评”。但是，相比三维话语分析框架，作为辩证推理的分析模式在逻辑上更缜密。它不再预设话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基于论证和逻辑推理来分析话语内在的推理逻辑，因此可以在根本上避免批评话语分析成为政党政治的危险。但是，意识形态等早期模式里关注的问题并未消失，而是依据论证和论证的要素（前提）得到解决。行为（体裁）被视作话语的主要方面，表征（具体意义上的话语）和身份（风格）被视作行为的方面，而非孤立的存在。
作为辩证推理的话语研究关注结构（特别是处于社会结构过渡水平的社会实践）与事件（或结构与行动、结构与策略）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每个结构与事件的关系内部，话语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相比以往阶段关注“变化”的模式，本阶段的话语研究模式更关注行动的论辩。也就是说，以往阶段侧重对话语的历时变化进行分析和批评，而本阶段侧重话语的共时的和互动的特征。此时的文本分析聚焦整个文本的体裁特征，而非是文本的孤立特征，关注（话语可能产生的）行为而非表征本身，关注话语如何作为一种表征的形式为施事者提供行动的理由。这种转变和Fairclough提及的论辩转向密切相关。
话语研究的辩证推理模式从整体上关注可能导致某种行动发生的政治话语，其整体的结构更加紧凑，目标也更加清晰，但是从该模式目前借鉴的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理论来看，这种话语伦理“假定新康德主义式的伦理主体以符合具有普遍意义的源于交往理性的责任和义务来行事，被广泛批评为太理想化，与实际情况不符”（辛斌，2020：37-42）。有关价值、伦理、目标等具有强烈社会文化语境特征的术语被当作一种批评的标准也有可能让话语研究进一步走向主观化和政治化。针对这一问题，可以考虑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提高规范性批评的客观性。例如，可以择取某个主体（领导人、政府发言人）围绕某个决策的一系列发言为语篇构建语料库，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以情态动词和形容词为线索来对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情态动词大致分为认识情态、义务情态和动力情态三类，根据情态强度又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量值。话语研究者可以根据认识情态动词分析话语主体对客观环境的判断，根据义务情态动词和形容词分析话语主体的价值取向（规范性来源），根据动力情态动词和表示说话者的主观取向和决心的高量值情态动词分析话语主体的目标-方法和主张。使用论辩挖掘技术识别大规模语料中的论辩结构，再将论证结构细分为环境、规范性来源、目标-方法、目标、后果前提和主张，这应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
① 关于deliberative的翻译，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将deliberative turn翻译为审议转向，也有学者将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为协商民主或是审议民主。在廖申白译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deliberate和deliberation被翻译为“考虑”。本文试将deliberative discourse翻译为协商话语，试图突出审议过程中的对话和互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学界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如辛斌（2020），把deliberation翻译为协商，也欢迎学界同仁指正。
② 这里使用论证而不是论辩是因为原文的措辞是argument，希望以此将argument和论辩（argumentation）作区分。根据Fairclough 和 Fairclough（2012：36），论证关注形式上的结构，被用于逻辑上的路径，由一套（显性或隐性）的陈述组成，其中一个陈述是结论，剩下的则是前提。论辩是一种社会的、理性的行为，试图证明或反驳某一主张，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被用于辩证的路径。有关这一译法的更多阐释可以参见武宏志（2018）。
③ 语料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peech-at-the-un-general-assembly-22-septembe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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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to Political Discourse Research: CDA as a Dialectical Reasoning
LIU Li-hua & LAO Xin-xian
Construct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discourse studi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discourse analysis tends to focu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Based on Norman Fairclough’s dialectical reasoning model of discour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odel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theoretical basis, critique turn and argu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holds that the dialectical reasoning model proposed by Fairclough in recent years favors the genr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ocuses on the behavior-oriented function of discourse, and centers on the pol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uasiv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model is to propose behaviors that can change the social status quo. This behavior-oriented analysis framework highligh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odel.
pol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dialectical reasoning; approach
H03
A
1008-665X（2022）4-0075-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批评话语研究视角下的中美官方话语互动研究”（20BYY077）
刘立华，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劳馨贤，硕士生，研究方向：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
（责任编辑：王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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