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曾国藩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的著述整理与研究早被学界关注。曾国藩平生著述颇丰，主要包括奏折、书信、日记、诗文以及读书札记、学术撰著等，这些著述在其身后由门人或子辈整理成集。清光绪二年由湖南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对曾国藩著述搜集较为完备，目前学界认可较为全备的整理本为岳麓书社2011年9月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增订版)》。从晚清至今，通过多次以全集或选集形式编选曾国藩的著述，他的所有作品几乎全被囊括而得以面世，同时在此过程中一批学人也不断地搜集、披露新见的佚作，种类多样、成果较丰①。
笔者翻检民国报刊时，在《学海月刊》中发现时人披露的五篇曾国藩佚文，其中一篇佚文已被他人介绍②，共得曾国藩佚文四篇。《学海月刊》或称《学海》，创办于1944年，主编为李释戡、钱仲联，该刊1944年发行6期，1945年发行3期后即停刊。现将该刊《学海月刊发刊辞》迻录如下，以见其创刊宗旨：
伊川有言：“不农而足食，不工而足用，不躬坚锐守土而安居，晏然为天地间一蠹，惟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然即如其说，亦岂俗儒所可企及哉？苟能宗顾亭林“文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不作，亦已难矣。第人成一书，讵易语皆精当，白首穷研，往往不竟其功，即博洽有成矣，丧乱困乏湮灭不传者，何可胜道？使各抒心得，汇刊流布，则事易集而无虞散佚，岂不善欤？此《学海月刊》所由作也。夫海望之不见其涯，测之莫得其深，乌能免望洋之叹？不过冀读者尝一滴而知大海味耳，故凡经、史、诸子、文字、音韵、舆地、历算、金石、书画、谱录之学，有考订阐明者，不偏门户，不囿中外，片辞只义，悉所收罗。幸博雅君子有以为教焉。
从《学海月刊》的宗旨来看，刊物主要是刊行前人或时人著述以求“无虞散佚”，内容包揽经、史、诸子等，极为丰富。该刊在实际创办过程中也确实做到了所言之宗旨，一方面连续披露、刊发沈曾植、曾国藩、谭延闿、王筠、孙德谦等人的遗著、佚作，另一方面也大量刊发时人夏敬观、沈剑知、钱仲联、冒广生、蒋元庆以及日本学者厚田村萌、濑乡篠四郎等人的著述。刊发在《学海月刊》上的文章都经过李释戡、钱仲联的审核，因此刊文的质量毋庸置疑，钱仲联本人的一部分诗作以及《海日楼诗注》也都在该刊连载。《学海月刊》创办时间短，且正值抗战时期，报刊传播、保存困难，完整存世者不多见，但在当时以及当下确实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笔者在《学海月刊》发现的四篇曾国藩佚文皆为《曾国藩诗文集》(王澧华整理，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曾国藩全集》(唐浩明整理，2011年岳麓书社)所未收③，也未被他人发现、介绍，包括两篇序、一篇墓志铭、一篇跋，原刊以“曾文正公集外文”为标题分两期刊发。现将这四篇佚文全文迻录如下，并略作考述，以飨同好。
此册乃吾师季仙九先生所藏也。道光二十三年冬，先生视学安徽，行箧所不尽携之书，国藩从借得二十余种。明年冬，取《震川集》加丹黄焉，效明代人评点古文之法，识之以朱围，著之以褒讥。又二年，先生受代还朝，国藩以此册已被点污，将别购善本归之。先生曰：“苟评识有当，吾犹将取之，其无当，亦无害也。”窃尝谓古人读书之方，其大要有二，有注疏之学，有校雠之学。注者，导引其义，如水之有归；
疏者，开畅其说，如牖之视而得明云尔。是故章断而句离，条笺而缕释，若汉之毛、郑，唐之孔、贾，宋之程、朱，其取径不同，其为注疏之学一也。校雠者，考之他本以较其异同，参之己意以质其譌乱云尔。若刘向父子之校书，曾子固师之。陆德明之为《经典释文》，朱子为《韩文考异》师之。至韩、柳之《读<鹖冠子>》，岳氏之刻五经，则裁以己意而衷于一是，要之皆校雠之学也。自汉以下，魁儒硕彦善读古书者，大端不越此二途。逮前明中叶，乃别有所谓评点之学，盖明代以制艺取士，每乡、会试文卷浩繁，主司览其佳者，则围点其旁以为标识，又加评语其上以褒讥之，所以判妍媸，定去取也。濡染既久，而书肆所刻《四书文》，莫不有批评围点，其后则学士文人，竞执其法以读古人之书，若茅坤、董份、陈仁锡、张溥、凌稚隆之徒，往往以时文之机轴，绳《史》《汉》、韩、欧之文，虽震川氏号为知言，其于《庄子》《史记》，犹不免循此故辙。又其甚，则孙鑛、林铭之读《左传》，割裂其成幅而粉傅其字句，且为之标目，如“郑伯克段”“周郑交质”云云，强三代上之人以就坊行制艺之范围，何其陋与！我朝右文崇道，钜儒辈出，然当世所推为能文之士，如方望溪、刘海峯之集，姚姬传氏所选之古文辞，亦复缀以批点，贤者苟同，他复何望，盖习俗之入人深矣。国藩浅鄙无状，上之不克研经翼传，阐发微言；
次之又不克搜罗群籍，讨论异同，日抱兔园册子，习常蹈故，以从事于所谓批点者，心知其谬而姑仍之。日月冉冉，而耻过遂非，内实疚焉。今将以此册归先生，故敬识数语，以惩余之诡随而不自克也。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藩谨识于京师宣武门外寓斋。
案：季芝昌(1791—1861)，字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军机大臣、闽浙总督。季芝昌深得道光帝赏识，曾国藩、田雨公、钱振伦、杨重雅等一批名宦大家皆出其门下，曾国藩中进士的房考官就是季芝昌。这篇文章是曾国藩早年所作，作此文的缘由其在文中有详细的说明。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记到“公在京所为诗古文，不自存录，随时散佚。是冬以后，乃稍择而存之。”[1]12曾氏早年不注意辑录自己的作品，因此当把季仙九的藏书归还时，也没有抄录自己写在书后的文章，致使此文散佚集外。余祖坤在论文《古文评点向清代别集的渗入及其文学史意义》中引用该文部分文字，并提供其出处为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震川先生集》的毛笔跋文[2]，该刻本当是季仙九的藏书。但引文只呈现全文不足三分之一，且善本难睹，因此特将该佚文全文整理展示。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时作有《书<归有光文集>后》一文，这篇写在季仙九藏书《震川集》后的文章是曾氏读书过程中效明人评点古文法后对评点之学的认识和总结，前作评论归氏散文，后作则是论评评点之学。曾国藩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明前的读书之法有校雠、注疏两种取径，前人读书大致由此二途。至明中叶，出现评点之学，并认为评点之学的出现与明代的科举制艺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一直延续至清代的古文评点曾国藩认为“强三代上之人以就坊行制艺之范围，何其陋与”，对古文评点颇有微辞。因此，这篇跋文实际上是曾国藩读《归震川文集》后由归有光评点古文而引发对源于明代影响深远的评点之学的反思与评骘。据《年谱》载“道光十五年，公寓长沙，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1]6写这篇文章时曾国藩已经学习古文长达十一年之久，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归有光的散文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这篇文章足以代表他对古文评点较为成熟的态度。而后在道光二十七至而二十八年间又作《谢子湘文集序》“故仆尝谓末世学古之士，一厄于试艺之繁多，再厄于俗本评点之书，此天下之公患也。”[3]188咸丰十一年作《<经史百家简编>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3]232由此来看，《再书<震川文集>后》一文可以认为是曾国藩现存最早而又整体表达自己对古文评点看法的文章，此后他对古文评点的认知逐步加深，批评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该佚文可以表明曾国藩对古文评点的态度存在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沿着最初的观念继续深化。
曾国藩所处之时，以评点时文法评点古文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风气，他尽管对以时文评点古文的不足有清晰的认识，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即使是姚鼐也被斥为“苟同”，而且这种态度也至少由道光二十六年延续至咸丰十年长达15年之久，但还是受到评点风气的影响，在后来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中也有使用评点的现象。尽管个体文人对文学风气之好坏有清晰的认知，但很大程度上他们也难以扭转时代风气，甚至还要被时风浸染，因此曾国藩也只能发出“心知其谬而姑仍之”的无奈。
曩余官京师，江右宗人有名褀者，以试官学教习获选，实出余门。谒见，询其世德，知其能不坠旧闻矣。及驻军抚州，褀又尽出其尊府君定孙先生所为经说诗文稿示余，乞为之论次，将校刊以遗后人。盖仁人孝子，欲章其先世之勤学力行，有不容己者，余不忍辞其请，然以军事繁，盖未暇卒业，以求作者用心之精微而考证其得失，乃叙余所以朂褀之意为之序。昔曾氏以父子相继为仲尼弟子，晳言志获契，而参卒传圣道，至元复世以孝闻。先生之笃于学，与褀之不忘明发，其庶几典训之遗风欤？《记》曰：“其先人无美而称之，是诬也；
有美而弗知，不明也；
知而弗传，不仁也。”今先生之业具在，不可谓之诬，弗知弗传，褀之责则既免矣。然先生尝自录其所著共十二卷畀褀，顾遭火，仅余《学庸义疏》及诗文十之二三，褀之汲汲存此憗遗，若有隐憾焉。孟子论曾氏之为孝，有养口体者，有养志者，今褀思传其尊人之手泽，是犹所谓养口体也。苟体其尊人读书之志，而立身行道，不屑为世俗之学，则尊人之一言一行，文字所不能传者，褀皆能传之，区区余烬，抑亦所谓尊人之糟粕也欤？江右曾氏，自北宋以来，为士林之望，余与君之宗固同出，其迁流世系，可得而考矣，故述吾宗之世德见于载籍者，论说其义，将以广褀之意。先生闻之，其亦犂然有当于心也乎！
案：该文作于咸丰九年，其时曾国藩驻军江西抚州，江右同宗曾褀以其父曾定孙遗著《学庸义疏》求序。据《(同治)临川县志》载：“曾锡华，字承勳，号定孙，居邑南长冈。性孝友而志行纯笃，为文以古大家为宗。道光壬午举于乡，癸未会试挑取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一官，甫就，失明归里。购屋数椽，甃石为园，颜曰‘潜园’，隐处其中，安贫乐道，怡然自适。虽耄年而教学不倦，常以圣贤反身克治之功朂后人，士林翕然宗仰。著有《学庸义疏》二卷，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下家国，表里洞彻，足为后学津梁，相国曾国藩叙而梓之。外著有《古文杂著》《古今体诗》《崇本堂时文稿》《潜园遗集》。年七十一无疾卒，子褀优贡生。”[4]结合地志来看，此序确为曾国藩所作无疑。序文说明了作此序的缘由，以及该序的内容主要是“叙余所以朂褀之意”，曾国藩也确实在序中借曾氏先祖曾皙、曾参父子称赞曾褀汲汲于保存、传扬先人著述的用心以及继承先人之学的孝义。曾国藩与曾褀交往频繁，《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同治元年等皆有二人往来的记载，后来曾国藩离开抚州后曾褀也时常写信询问关心其在军中情况，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中也都有回信。该序又见存于《(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十九《艺文志·经部》，内容与《学海月刊》所刊集外文一致。
案：曾国藩这篇墓志的墓主是刘星方，亦作“刘星房”。《(同治)建昌府志》：“刘良驹，字星方，南丰人，衡子。道光己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历任江南道御史，兵科、礼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官至两淮盐运使。道光初，淮南盐法浸弊，良驹官御史，首以淮南推广票盐为请，又以河工侵蚀耗费请议裁减，又纹银出洋太多为夷人作耗中国之术请设法以阻之。论者以所奏俱系国家大计，非苟塞言责者矣。其任两淮也，裁浮费，减成本，改小包，招商贩，而仪征设栈尤便商人，故盐务大振，国课赖之。会粤逆陷金陵，大帅策失机宜，扬州不守，遂获谴统兵大臣琦善、德兴阿先后奏留，司文案数年乃归，主琴台书院讲席，为邑中筹办赈济设施有方。先是道光辛丑、壬寅间良驹居亲丧在籍，常思范文正不以一身之戚忘天下之忧，一语倡修书院以培士气，故建丰豫义仓劝捐入谷，至一万八千余石。经世实用得之庭训为多云。”[5]曾国藩的这篇墓志内容丰富，包括与刘星房相识、刘星房的为人、家庭情况，重点追述了刘星房的为官经历、为官之道和归里之后造福乡里的事迹。一般而言，古人撰写墓志铭要求叙事概要，文字简约，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太冗长，但曾国藩这篇墓志却长达近两千字，且曾氏现存为他人撰写的墓志都严格按照形式要求前有“志”后有“铭”，而此文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接近“行状”。《(同治)建昌府志》所记录的刘星房事迹与曾国藩所撰墓志内容一致，可见曾氏撰文时遵从事实。
刘良驹与曾国藩的关系不仅仅限于同僚，二人在京城交善后常年保持书信往来，互相关怀，是为挚友，如咸丰八年十月十九日《加吴家宾片》：“刘世兄庠前来此间，询悉星房前辈近状及其家景况。”[6]又咸丰九年五月十四日《加胡林翼片》：“再，刘星房前辈顷来此间，两目失明，南丰书屋被焚，田荒不耕，百物荡尽，眷属侨居南昌，觅馆为生。幸其子慈民孝廉博学能文，克家继起；
星翁亦襟怀萧远，淡泊自甘。”[7]174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复王庆云》：“星房前辈自去秋以来，双目失明，由苏州回至江西省城……几至无以自存。……侍亦每岁薄助二百金，顷闻胡宫保亦当厚赠。”[7]232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复刘良驹》：“并菲敬百金，聊伴荒函，即希察入。”[8]咸丰八年前后刘星房家乡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房屋尽毁，田荒不耕，无以为生，对此曾国藩不仅自己频繁地向他提供经济援助，而且还动员胡林翼等人帮助刘星房渡过难关，曾国藩本人的援助也一直持续到刘星房去世前。除此之外，刘星房的长子刘庠也曾跟随曾国藩问学或帮助曾国藩处理幕府事务。因此，从曾、刘二人的关系来看，这篇墓志中对刘星房主要事迹详细的叙述尽管使此文没有达到优秀墓志的要求，但它包含着对故去友人的追怀与彰显友人生前政绩、德行的努力，达到了“相与论著君之大节，庶以表见于后世”的目的。刘星房虽然官至都转运使，但《清史稿》中并没有记述其生平事迹，他的生平虽然在方志中有所记载，但过于简略。曾国藩的这篇墓志内容、细节更为详实，一方面较为全面地保存了刘星房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为官经历，能够补史之缺；
另一方面墓志中记载的刘星房在盐法、银钱、河工等方面的看法以及太平天国逆乱时期刘与同时其他大员的关系也颇具史料价值。
明徐文定公以历算之学提倡云间，国朝沈学子大成、顾宾王观光皆澄心渺虑，神明于椭圆垜积诸法，惜其书未之见，海宁李善兰常道之。辛未孟冬，云间宋明经庆云以所著《春秋朔闰日食异同考》乞余序，夫用三统四分诸术推春秋闰朔，莫详于泰州陈宫谕厚耀之《长历》。若钱唐范介兹景福《上律表》，则用乾隆后编癸卯元术上推，兼及日食。是书于闰朔用古术，于日食参用今术，其有功于《春秋》，可与陈、范二书相表里。乌虖！黄河之水，发源昆仑，文定其历算中之昆仑欤？余闻明经历算宗文定，而独不惑文定之所惑，明经洵善学文定者矣，余故不辞而为之序。
案：《春秋朔闰日食考》，清人宋庆云著，同治十三年刊刻。文中所载《春秋朔闰日食异同考》《八千卷楼书目》《皇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皆作《春秋朔闰日食考》，笔者以为或是曾国藩见到此书时书名如此，后作者正式刊刻出版时删去“异同”二字。关于宋庆云，通过现有文献只能获知其为“华亭”人，其余事迹不详。该序以宋庆云的故乡云间素有历算之学的传统开端，历数相关的几部历算学著作，而最后以宋作配比前人著述，称赞其学，表现出曾国藩对后学的鼓励。近代著名的历算学家王韬在其《春秋长历考正》“隐公元年”条下注“华亭宋庆云《春秋朔闰日食考》以‘四分术’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则上年十二月也。”[9]结合曾氏序中“三统四分”等专业历算术语可知他本人对历算之学亦有涉略，对宋著的评价亦非流于泛泛的溢美之词。
在《学海月刊》刊发的曾国藩佚文后有披露者的识语，亦迻录如下：
曾文正公之文，世人目为桐城后劲，惟其绩学之方，修辞之要，见所撰《圣哲画像记》，虽曾称道姚姬传氏，而非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桐城自桐城，文正自文正，不必强相傅丽也。文正卒后，门下士王鼎丞辈，编刻文集，分类为三卷，后又改作四卷，排年纂次，可以考其岁月先后，与夫功力浅深之序，故世有两传本。(初刻三卷本一百十五篇，后刻四卷本一百四十一篇，乃删去《云桨山人诗序》《钱选制艺序》《季仙九师寿序》《补侍讲缺呈请谢恩状》凡四篇。)今《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初刻三卷本也。(同治末，桐城方宗诚编刻《求阙斋文钞》不分卷，凡五十二篇，又常熟张瑛编刻《曾文正公文钞》四卷，凡六十七篇，皆非其全。记此备考。)顾鼎丞辈不甚知学，编削无当，如《鸣原堂论文序》，乃堂榜题记，与论文无涉，不得谓之序，又初刻本有《补侍讲缺呈请谢恩状一篇》(后刻四卷本删去此篇，然未补入奏稿内，非是。)，其他迁擢谢恩折则皆编入奏稿，诚不解其何以取此舍彼。且宋人集中，劄子贴黄，悉用当时名目，清代但有奏折，亦不得称状也。(《奏稿》卷一有署刑侍、吏侍谢恩二疏，其称疏亦非。)余藏文正集外文凡五篇，并从手迹迻写，一为《再书<震川文集>后》，道光丙午作，与集中所载甲辰作不同，一论震川之文，一论评点之学，而此篇论恉，又略见于《<经史百家简编>序》也。一为《长恩书室丛书序》，咸丰乙卯作。一为《<学庸义疏>序》，咸丰己未作。一为《刘星方墓志》，同治丙寅作。一为《<春秋朔闰日食考>序》，同治辛未作，逾岁而文正下世矣。此虽寥寥数篇，然自丙午迄辛未，前后二十六年，而文正颛力为文，实始于丙午，黎蓴斋撰《文正年谱》，谓“公在京所作诗古文词，不自存录，随时散佚，丙午冬以后，乃稍择而存之”，此《再书<震川文集>后》一篇，盖写在本书末，归之季氏，不自录存，自余四篇，亦以手稿在他人所，故鼎丞辈无由捊缉耳。学者所当通知其故而与世传文集并观之也。阏逢涒滩之岁余月武阳山民记。
案：识语的作者也即曾国藩佚文披露者“武阳山民”为何人，今已难以考证，不过从“桐城自桐城，文正自文正，不必强相傅丽也”来看，他对曾国藩的文甚为了解和推崇。识语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详细地梳理、叙述了在曾国藩身后其文集的整理刊行情况以及不同版本之间收录数量、质量等的差异；
二是确定披露佚文的作年。《再书<震川文集>后》，道光丙午(1846年)作；
《<学庸义疏>序》，咸丰己未(1859年)作；
《刘星方墓志》，同治丙寅(1866年)作；
《<春秋朔闰日食考>序》，同治辛未(1871年)作。“武阳山民”属于较早关注曾国藩佚文者，而这篇识语也较早地关注了晚清以来曾国藩文集版本状况，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学海月刊》中发现的四篇曾国藩集外文，丰富了曾国藩现存诗文的数量和内容。这些佚文一方面为全面研究曾国藩的文学观念、交游状况、学术涉略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一手材料，另一方面也有补清史之缺的史料价值。
注释：
①如1995年苏晨、王贵忱编辑《曾国藩未刊信札》；
1997年龙建春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的《曾国藩佚联辑说》；
2001年宫玉振发表在《历史档案》的《曾国藩佚文浅议》；
2013年徐世中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新版<曾国藩全集>失收的一封书信考论》，2014年发表在《图书馆杂志》的《曾国藩佚作两篇》；
2020年李霞发表在《广西博物馆文集》的《清同治二年安徽青阳之战考释——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五件未刊曾国藩札批说起》等。
②其中一篇佚文《长恩书室丛书序》，2011年由宫玉振在《长恩书室丛书》相关古籍中发现并介绍在《历史档案》。
③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近年来不断再版，但诗文部分的内容在2011年版的基础上无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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