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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向“人类主义”消逝的时代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5-03 06:35:09 点击:

    □王 峰

    题目无疑是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时代》一文的致敬。《迎向灵光消逝的时代》是本雅明献给自己生活时代的艺术悼词,而此文则是献给这个时代的“人类主义”观念的悼词。灵光是一种时代之韵,然而这一时代之韵并非恰逢其时,而是已经错过鼎盛时代,走向没路了。在那一时代,艺术的灵光看起来还光鲜亮丽,崇尚艺术的人们对它的信仰还坚定不移,艺术行将就木?呔,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狂呓啊!除了把这一狂呓丢入时代的垃圾箱,对之轻蔑一笑,再也没有什么更恰当的表达了。同样,当这样一个类似的表达:迎向“人类主义”消逝的时代,无疑也应该享有其当代的命运。听其声,辨其狂呓,丢弃一旁,如垃圾般丢到无人理睬之处。这看来是它必然的境况。

    历史易知。本雅明写下《迎向灵光消逝的时代》这部作品的时候,饱含一种深刻的悲凉,他看到传统艺术行将就木,新的艺术即将兴起,新艺术瓦解传统艺术特有的韵味,他爱旧艺术,他只能迎向新艺术。在他那个年代,这样的思想不能被接受,这种艺术的观念和发展的趋向也刚刚露出苗头,因此在其时大声疾呼复制艺术的兴起,无疑可以想见受到冷落的程度。这一呐喊具有震惊的效果,却没有办法取代艺术的主流观念,艺术观念依然平缓而坚决地沿着其惯性流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那个灵光消逝的时代终于来临了,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一旦我们接受了艺术复制观念,那个我们曾经为之恐慌的艺术复制也就变得平淡无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普遍事件,它不再惹人注目,已经降格为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

    未来微渺。在这个后人类文化初露端倪的时刻,当我们高呼终将迎向一个“人类主义”消逝的时代,无疑这是模仿本雅明对复制艺术兴起的判断。由于时代的技术性位置基本相似,这一宣称自然会把我们带向一种尴尬的境地:少有响应,漠然待之。只有依赖对当代状况和未来趋势的观察,才能确认这一判断的适当性;也只有敏锐觉察到这一尴尬,我们才能够知道目前所处的技术位置和时代文化状况,其中诸种难如人意的缺憾已经无法通过小修小补来补救了,必须在文化观念上进行一个巨大的转变,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情况的变迁。这种撕裂性关联目前还仅仅是小的裂缝,但是它很快就会扩大为基本文化状况。被迫应战还不如主动适应,我们只有主动迈过这道门槛,才能够与技术的飞速发展相适合,扭转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相脱节的尴尬境况,重新达成新的动态平衡。未来已至,时代转换之门已经开启,我们必将迎向那一无可回避的未来,迎向“人类主义”消逝的后人类时代。

    “人类主义”没有“希望”。何谓“希望”?我们理解的“希望”往往是个人性的,但这里讨论的希望并非如此,而是总体性的社会希望。借用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表达的观念,当代文化中充满乌托邦式的社会希望,没有整体性的希望,就没有文化的生成。乌托邦是人类面临逃避社会恶果的观念避难所。宗教观念中流传着末世观念和逃脱末世的设想。末世可视为人类终结或人类的黑暗时代,而逃脱这一末世的设想需要救世主。当然,末世不仅仅是灾难,它还包含着拯救。——如果一种末世不包含拯救,那么它将是彻底的毁灭,而导致这一毁灭的正来自上帝。这将是一个悖论,因为上帝就是拯救的意思,任何一种未来灾难都必须获得拯救,这才能完成上帝之义的全部逻辑。然而,当上帝被现代科学驱逐之后,“末世”丧失了“拯救”之维。如果真的有末世,又无上帝求助,那么,世界或人的毁灭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乌托邦的“希望”具有代替拯救的功能,不过,“希望”不是在末世来临之后起作用,它必须推迟末日,让世界状况不断好转,所以,“希望”实际上是此世的乌托邦,或者,它就是乌托邦本身。

    乌托邦包含对未来可能变好的希望以及不断改造的努力。布洛赫指出,未来在希望当中呈现,创造一种美好乌托邦。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一定活在希望当中,希望同时强化自身,成为迈向未来的途径。只有人类才可能对未来有所希望,而动物不会,因为动物无法形成未来性的时间观;神同样不会,因为在神那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样的时间因子,是平等的,没有差异。只有人类,立足现在,汇集过去,对未来无知,所以才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去触及他所不能达到的未来。在这触及之中,未来既显现它自身,同时又不断后退,为了抓住这一后退,我们只有不停地去描画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触及它。未来在这一触及当中不断玉碎为现时的碎片,并且累积为关于未来的复杂结构,这才可能使它成为考古的对象。这是杰姆逊的《未来考古学》带给我们的新观念。“希望”正是在这一行动当中展现出来,它不是某种时间刻度,而是一种时间途径,在“希望”当中,我们才能与自身保持一致,并且让未来走向我们。

    在此,必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到底何谓“人类”?无疑,“人类”是我们对自身的一种称谓,这一称谓包含世界的所有可能性,包含在这一世界上的自我肯定以及对其他事物的绝对优先性。现代以来,人类主义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人在世界上处于中心地位,所有历史的发展都是对“人类”这一称谓和概念内涵的拓展以及不断的肯定。从此而论,所谓“人类”,根本上就是一种“人类主义”,一种现代性的人类主义,以人类为基础,而非以神为基础的自我承认。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充分表明了人类主义的自我态度:“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几百年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技术加持下的人类欲望泛滥无际,不受控制,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持续恶化,疮痍满目。人对自然物的超越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变成对其他物的彻底贬低和伤害。这样一来,一个急迫的问题出现了,即地球环境问题,生态保护主义者将地球称为人类的母体。母体概念的出现表明地球不再是一种诗意讴歌的大地背景,它变成了我们所焦虑的贫瘠的土壤,人类有可能失去他赖以生存的依托。这时,人类概念开始从彻底的正义性自我确认转变为对自身的反省,人类概念也开始显现其观念性,即一种人类主义的内涵。人类其实是被塑造,包含各种自我尊崇和自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指向自身的实存性内涵,还包含所有与其相连的依托物。这些物显现为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消耗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这一点。但是,生态危机让我们反省,地球环境不只是我们的消耗物,它同样是我们所依托的平台,我们的生存母体。这样一来,人类将不再是宛如天神般高傲的创造者,他开始与周围物相融合、相依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开始发生改变。

    当代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发现,“人类”的内涵原来可以从实质身体层面进行改造,人的改变不仅是观念性的,还是身体层面上的。那种传统的完满而孤独的人类自我在身体改造中不断与外在物发生关联,一方面,外物进入人类自我(身体);另一方面,人类自我(身体)也不断向外物出让自己的性质。因而,我们可能在人类之后的历史境况中发现固执于传统人类观念和内涵的那些看法实际上是陈旧不堪的,它们不能适应后人类时代的生存状况,因而我们必须努力消除那样一种旧人类的观念。从这一角度来说,新人类是旧人类的延续,但是新人类的变化是极其显著的,它不仅是观念上的改变,还包含意识和身体实体方面的改变,人会与机器结合,形成新型人类。后现代阶段的观念性赛博格,在后人类时代开始普遍化,变为实质性赛博格,因而,我们必然不断更新认识态度、认识视角,以及认识立场,形成更具开放性的“人类”观念。这样,就应该放弃那种以旧人类为中心的观念视角,放弃“人类主义”,而走向一种富有弹性的人类观念,一种后人类状态。只有摒除了陈旧的“人类主义”观念,我们才能迎来新的人类,它既是观念的人,又是实体的人,观念与实体在实践中不断融会,相互推动向前发展。

    乌托邦式的希望并不安稳,它只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道路。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的各式变种,理想国、太阳城、乌有乡、桃源村等,它们假定在理想世界中,人类理性达到一个高峰,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各方面缺憾得到补救。无疑,这一理想世界折射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现实世界同样是此前抱有理想观念的人们进行各种观念和实践尝试而发展起来的。现实世界的力量总有一些不被人们所认知,理想化观念总要在现实的实际情况面前打折扣,甚至是失败,但这并不能减弱理想和希望的强度。

    我们可能会认为,此前时代并无这样明晰的乌托邦观念,也无强有力的理性化实践,因而,此前的努力实际上依然是混乱不堪,缺乏清晰线索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乌托邦观念,只是表现不一而足。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一个细微的文化表象中,都潜伏着乌托邦,但乌托邦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只有真正具有“新”能量,适应文化发展向度的乌托邦才是积极的乌托邦,真实的乌托邦。乌托邦能量的核心就是希望,永远向未来展望(布洛赫《希望的原理》)。乌托邦存在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中,世界可能是混沌一团的,面向乌托邦的希望是我们勇敢地突入混沌未来的线索,哪怕它具有虚构性。我们总是抱着各种希望,这些希望与混沌之中的矛盾裹挟一处,不断向前奔涌,我们并不知道必须走哪一条路,只能按照一种就近的原则来实践远期目标,这虽然包含着危险,但这也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动力之一。社会具有保护自身的力量,从近处看,社会实践线索繁多,难以理清;但从远处看,每一个关键的社会节点总会产生各种变革的力量,这些力量带领社会突围。在当代,这一突围的力量不仅指向外界,还指向人类自身,无论是生物基因,还是人工智能,实际上都指向了一种明确的未来走向,人类将改变自身的天然结构,进入一个新阶段。一种现在看来极其特殊的新人类逐渐成为人类的日常状态,在传统的乌托邦之中找不到这一人类状态的位置,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后人类,一种人类之后的人类。从旧人类视野来看,这产生了存在的迷失和伦理的堕落,但也包含了新人类的启迪,曙光已现。

    尼采高呼:“人类已死,我将教你们以超人。”(《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但超人不是后人类,后人类指的是以基因改造、人工智能和新媒介等技术为基础的新人类状况。超人虽然表达了对人类本身的超越,但相对于后人类而言,尼采式的超越人类的观念无疑是观念式的,不涉及人的实体(身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不断提高,消费社会日渐成形。文化上,后现代状况已逐渐转化为后人类状况。新的后人类文化提出新的要求,人类主体的统一性被物和机器打破,基因改造、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形成人类身体改造的主力军,技术力量闯入人类主体。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人类自身的堕落,这些状况导致了人类主体本身的整体性的破除,然而,这些并不只具有消极意义,相反,在人类主体性的瓦解当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本身实际上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具有彻底的统一性,人类主体的弥散包含了新主体的可能维度。一旦后人类逐渐普遍化,从亚文化状态跃升为主要文化状态,所谓后人类的“后”也将被取消,现在看来颇为激进的“后”将转变为一种正常的人类状态,而那时的人类状态也将与此刻的人类状态完全不同,我们此时所认为的“后人类”不过是彼时的人类状况的一个过渡桥梁而已。正是在这样的过渡当中,我们发现并且不断验证旧的人类主体和“人类主义”将不断变成文化废墟。这是一种对旧主体的扬抛,它根本不是人类主体的消灭,主体并不在肉体意义上消失,人也没有终结,而是通过身体的技术改造,达成对人自身的新理解,完成整体观念上的变革。旧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走向技术与身体相融合的新未来。后人类观念是一种运动变化的观念,后人类不是摧毁,而是有机地改造,这一改造不是彻底地改头换面,而是逐步更替,从生活的细节进行改造,使技术与人类自身融合在一起。技术与身体赛博格虽然会不断发生冲突,但是两者总会相安无事,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会为身体的存续提供新能量,拓展新维度。

    技术即人。如果我们以长时间段的视野回望过去的几百万年的发展,就会看到技术在人类的进步中的作用。比如,原始时期,火种保存技术对人类食物和安全的作用,铁器使用对农耕文明的推动,动力设备的发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塑造,电的发现和利用对当代城市文明和网络文明的奠基意义,等等。弗卢塞尔认为,200 万年以来,不同时代的人们依据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方式形成了世界的图像(《技术图像的宇宙》)。人类利用外物,不断为自己谋得生活上的便利。在这样的一种劳作实践当中,我们才发现人的本性越来越得以丰满,他从周围环境或世界中脱落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独立的群体,这时他才可能发现存在着“自身”这一抽象性事件。否则,它与周围环境连在一起,“自身”是晦暗不明的。技术才让人从周围的晦暗中脱颖而出,技术就是存在的光亮,让存在以其向我们展现的样貌显示出来。海德格尔却说,存在本身是一种澄明,自身照亮自身(《林中路》)。其实,他错认了澄明的来源,澄明来源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技术,是技术照亮人的存在,拓展人的存在边界,使人成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存在者。

    弗卢塞尔说,新的技术图像与传统图像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优先性,它具有与此前的世界图像完全不同的表意形式。简言之,它实际构成了一种文化的革命。(《技术图像的宇宙》)从解释学的方法来看,弗卢塞尔的观点有合理性,任何一种解释视角都是从当代视野进行的解释,当代视野具有方法上的优先性,对当代文化形态和技术形态的恳认是解释的基本内涵。罗萨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指出,现代以来,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加速的,时间也是加速的,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技术是重要的加速一环,社会加速包含三个子领域,即技术领域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只有以加速的方式去理解现代社会,才能找到准绳。现代社会本来就是技术社会,技术发展速度成为社会的标志。个体一生中经历的技术事件密度不断在增加,这是加速的一种基本方式。

    然而,我们在20世纪大哲海德格尔那里看到了对现代技术的尖锐批判。他认为技术从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的解蔽,让存在站入光亮,做人看到这一存在。现代技术本质上也是如此,但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不同,古代技术是对存在的爱护和扶持,而现代技术则将自然看作对象,逼迫其现身,这不免伤及自然,所以现代技术虽然遵从技术的本质,却超过技术的本来界限。(孙周兴译,《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有其道理,现代技术明显有其巨大的问题。比如,技术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但其视野来自对传统技术社会的留恋,天然地预设传统型技术的合理性,把传统技术看作对大地和存在的护持,而现代技术则是对存在的深刻伤害。在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划出一道鸿沟,这表征出海德格尔站在传统技术一面的立场。这是慢速社会观念对抗加速社会的最后一缕强音,我们唯有迎向加速这一现实,以中立的视野批判性地对待技术与人,而不是如海德格尔那样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分开,才能对现实社会状况达成适切理解。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后人类社会到来这一现实。

    在后人类文化状况中,人的内涵不仅在观念上发生改变,身体上也发生实质的变化。人开始转变为赛博格,半人半机体,虽然从身体内部上看,这样的半人半机状况还不明显,但如果将互联网的随身接入视为一种半人半机状态,那么,数码化的赛博格就很清晰了。这必然会带来人的主体性质的改变,混元一体的主体性已经消解,我们需要打开主体性的理解视野,将之看作自我与他者、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等多元融合的统一体。虽然这些是异在的,但又是处于一处的,用布拉伊多蒂的话来说,“我们于此共在一处,但并非一而皆同”。(Braidotti,Posthuman Knowledge)

    后人类不只是“希望”,还是需要面对现实。我们总是不经意间陷于某种文化状况中,这时,很可能还没有发现所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我们总是依照此前已经习惯的文化倾向来假定其后文化依然如此行进,我们已经忘记了,任何一条文化道路都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都是方便我们行进的,这一行进很可能会被打断,甚至发生改道。一旦文化改道变成显眼的状态,旧有文化就会对新文化发动强烈攻势,指其为伦理堕落,批判新技术对人的伤害,这大约是文化改变期间的“保留剧目”。直到新技术造就的新文化成为生活的细节,再也无法摆脱,而整个社会也逐渐接受这一改变,视其为旧文化的延续。此时,新旧文化达成观念上的协调,虽然可能各行其是,但至少是相安无事的,将之视为可处于一体之中的。

    此时,我们发现,由于新旧文化的直接对照,那种高扬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已经显得过分陈旧,无法面对人的身体的技术改造的事实,无法面对人工智能崛起带来的智能上的冲击,无法适应半人半机的赛博格发展。那种一统性的人类主义文化势必消逝,我们对自身的发展持有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只有迎向这一人类主义消逝的时代,接受这一新变化,我们才能保持刚健而行的态度,重思人类自身向何处去,接受新形态的伦理和文化,并且勇敢地拥抱技术,拥抱未来,成为新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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