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梅玲 王利民
魏禧的古文擅长辩论，斗争性、批判性极强，呈现出了“悍”的独特风格。这与他本人直爽锐利的个性有直接关系，同时受家风、学风、时代环境及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他很注重辩论的客观性与逻辑性，认为事理的积累，丰富的阅历是古文创作的基石，其古文的“好斗”尤其体现在对政治斗争、杀伐之事的论述中，这些论述充满着独断勇武之气。他还往往“以兵喻文”，使文章流露出严整强悍之气。他将“文以载道”的思想延展为“文以载道，气以载文”，突出了具有力度属性与个性特征的“气”对文章的主导作用。因此，他不仅构建了以“气”为中心的文论思想，还将自己的古文创作纳入儒家体系。
魏禧作文讲究经世致用，古文创作多为史论、策论，文风铺张扬厉，有纵横家的气质。《清史列传》将其文评作“策士之文”［1］（《文苑传》，P5721），又称其“论史斩斩见识议”［1］（《文苑传》，P5673）。清人宋荦、许汝霖选编的《国朝三家文钞·序》中说：“踔厉森峭而指事精切，凿凿乎如药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2］指出了魏禧古文凌厉峭拔，论述精确、果断，批判性强的特点。
魏禧的古文含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在清代被列为“禁书”，故而研究者寥寥。近代学者刘师培认为，魏禧古文善谈兵法谋略，文风奇险，属于兵家之支派。［3］这里便指出了魏禧古文的奇险强劲与“兵事”有关，但并没有展开论述。新时期以来对魏禧古文风的研究逐渐增多。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称魏禧散文“行文酣畅，凌厉雄杰”［4］。学术界对于这种说法普遍认同。如戴存仁、马将伟、朱泽宝等学者分别从情感的饱满，论述的果断，气势的丰沛等方面论述魏禧散文“雄放凌厉”的风格。①万陆则指出魏禧古文之所以汪洋恣肆，与他交友甚广有关系。［5］但交友与环境是如何影响其个性及创作的，则缺乏论述。
魏禧古文的“雄放凌厉”不仅体现在论述的坚决，情感的饱满及气势的丰沛上，还在于他擅长辩论说理，古文中表现出强烈的斗争性、批判性。这种斗争性、批判性，体现在文章中，是论辩方往往以搏斗的姿态出现，有理有据，直指对方要害，如攻城略地。另外，魏禧的古文多探讨兵刀之事，见识深远，屡屡言杀，骇人眼目。魏禧思力锐悍，往往突破常识俗见，一意孤行，使他的古文常常给人以奇特、反叛的观感。这些特点，受到了他身边门人、好友等的关注。如魏礼评《伊尹论》道：“洗发剀切老到，而思力强烈，令读者目精惊悍，不敢暂瞬。”［6］（卷一《伊尹论》，P324）闵麟嗣评《阮籍论》道：“笔力坚浑恣悍，人不易到。”［6］（卷一《阮籍论》，P339）温伯芳评《宋论上》道：“笔势若饥鹰之搏兔，论似奇险，究竟不出人心口间，然谁敢形之于笔，而又能如此猛鸷迅悍耶！”［6］（卷一《宋论上》，P347）这里提到的“惊悍”“恣悍”“迅悍”都是形容文章的斗争性强，奇险锐利。古代文学素来有一字定评的传统，如“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柳泉欧澜”“韩海苏潮”②等，都是用一个字概括出作家的总体风格特点。笔者认为，“悍”字最能代表魏禧古文的艺术风格。《说文解字注》道：“悍，勇也，从心，旱声。”［7］“悍”乃勇猛刚强之意。“悍”字更加准确地概括出了魏禧古文的战斗力、批判性，突出了他古文凛然不可犯的勇猛。魏禧在古文创作中自觉地彰显个性，追求杀伐勇武的“悍”的独特风格。本文试从以上角度探讨这种风格的形成原因、具体表现与理论构建。
魏禧的古文言辞犀利，斗争性极强，与他本人的性格气质有密切关系。魏禧称：“吾兄弟少好口语，舌锋铦利，颇以此贾怨谤。”［6］（卷六《寄儿子世侃书》，P500）魏禧个性直露，好与人争辩，言辞犀利。17岁时，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之上直接披露关于他人的不实传闻，不想当事人正在席间，魏禧又惊又惭。这种口无遮拦、坦率直接的个性也受到了严厉家风的影响。他曾回忆道：“夜梦卧床上，先夫子呼之起，为指数禧过失六七条，皆人伦间事，深中病痛。”［6］（卷七《与杨御李进也》，P523）魏禧之父魏兆凤对他督责甚严，往往直陈其过，行峻言厉，让他在梦中亦心怀忐忑。正是这样严厉的家风，养成了他直爽锐利的个性特征。
甲申之变，国家的灭亡彻底改变了魏禧的命运。他早年学习制举业，十分刻苦，一心希望报效国家。国变后，他隐居山中，盼望国家恢复。深切的家国之恨激发了魏禧强烈的责任感及批判意识，他虽不能亲自上阵杀敌，但在思想层面上，他确实是一个斗士。他在给李元仲的手简中说：“往潮州总兵刘月亭尝切齿言曰：‘明末人最是皮厚，掐之无一点血出，故于君亲，一毫无情。’弟叹服斯言，谓百千士大夫却被武人一语骂杀。此病至今，且成痿痺。”［6］（卷七《与李元仲》，P524）文中借潮州总兵这一武将之口，痛斥明末士子们面对国家灭亡却无动于衷，毫无血性。与被虚伪道德所束缚的士大夫们相比，反倒是直来直去的武将，彰显了真性情，显得更有担当。
魏禧反对空疏的士风，推崇实学，是为了救亡图存。他精研兵法谋略，关注政治斗争，撰有《左传经世钞》《兵法》《兵谋》等政治军事著作，并表现出了“强烈的向慕豪杰的心理”［8］。他中晚年曾多次出山，前往江浙一带，结交当世青年豪杰，这些行为都暗藏着“反清复明”的目的。他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不可一味恪守所谓的礼义，要审时度势，运用权谋之术，合理斗争，才能达到拯救国家的最终目的。谢文洊曾写信给魏禧，指出：“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术。”［6］（卷五《复谢约斋书》，P456）魏禧认为友人的说法过于迂腐，不切实用。他指出，只要结果是理想的，手段不必过多计较：“但思如温太真批钱世仪，涕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诈术，求之古君子中，未尝有此。然太真不如此则贼不可平，国不可保。”［6］（卷五《再答谢约斋书》，P474）温峤在出任王敦的左司马时，洞悉其有谋反之心。在借机回京之前，温峤有意在宴席上轻贱王敦的宠臣钱凤，之后又在王敦面前哭泣，表明自己的忠心。之后钱凤果然向王敦进言，认为温峤不值得信任。王敦则认为钱凤是为了报复温峤酒席上的失礼，并未听从他的劝告。温峤回京之后就向晋明帝禀明了王敦的叛乱野心，朝廷于是加以防范，最终平定了王敦之乱。魏禧认为温峤虚情假意，离间钱、王二人，虽是“小人之术”，但最终护卫了国家，是真君子。魏禧认为君子可以使用“小人之术”，这种见解可谓挑战常识俗见。而君子之虚名与家国之成败，孰轻孰重，有识之士自可衡量。魏禧之论，虽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能使人信服。
魏禧的个性也受到易堂学风的影响。易堂九子以文章节义相高，论学时往往各抒己见，坦荡直言，相互指摘，“纵或征色发声，顷复其故。”［6］（卷五《与李咸斋书》，P472）九子之间疾言厉色的辩驳，乃至不留情面地指出对方的过错，并不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对于此，魏禧称：“吾辈德业相勖，无儿女态。然气谊所结，自有一段贯金石、射日月、齐生死、诚一专精、不可磨灭之处。”［6］（卷五《复六松书》，P473）就道出了九子精诚为学、砥砺共进的治学品格。在魏禧看来，九子是性气相投、共患难生死的大丈夫，无矫揉造作、孱弱扭捏之态。基于此，魏禧的论学之作大多直陈其事，言辞恳切，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他还指出，人的个性气质会受到自然环境和风土的影响，从而左右文学作品的风格。他说：“十五国莫强于秦，而诗亦秦为矫悍……故言诗者必本其土风。”［6］（卷九《容轩诗序》，P619）秦地尚武，秦人养成了刚强不驯，勇猛劲健的性格特征，故而秦国的文学作品矫悍有力。他还说：“司马迁，龙门人，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姿荡轶，得南戒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也。”［6］（卷八《曾庭闻文集序》，P563）魏禧指出，司马迁虽生于北方，但他畅游江南山川湖泊，生活阅历丰富。其文学创作也沾染上了江南草木烟云之气，雄奇健雅，变化多端。
魏禧个性气质的形成，亦有江山之助。他所隐居的金精翠微峰地势非常险要，“石根拔起，墙立八百尺”［6］（卷十《陈文长画竹册叙》，P637）。翠微峰雄伟峻拔，山石奇险，有利于他直爽锐利、豪迈不羁性情的形成。魏禧常年隐居山中，“以养谷气，遂得优游放论，快生平之所欲言。”［6］（卷八《内篇二集自叙》，P546）他在山中不受拘束，从容自在，得以畅所欲言。自然环境促成了他能言善辩的个性。他描绘自己的所居之地：“壑风千尺，倒上吹墙屋，汹汹有声，雨雪杂下。”［6］（卷八《曾庭闻文集序》，P563）文中用一“倒”字刻画出了山谷之风的汹涌肆虐，体现出了山势的奇险壮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魏禧所描绘的险峰奇石与他本人劲健锐利的个性交相辉映，充满张力。魏禧认为文章的写作一定要以丰厚的学养和生活阅历为基础。由此，他提出了“积理”“练识”的主张。他说：“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6］（卷六《答施愚山侍读书》，P494）他认为，文章的写作需要不断积累素材和道理，并从中辨别真伪，提炼出独特的见识和观点。他认为“理”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创作者要善于观察外物，充分领悟世态人情，如此，一遇有事，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6］（卷八《宗子发文集序》，P570）在说理的过程中，若能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淀和素材，触类旁通，那么行文自然气势悍然，不可抵挡。因此，魏禧主张治学者应博览群书，游历天下，以增长见闻，积累社会经验，培养雄辩之才。
魏禧很重视论辩的客观性和逻辑性。他认为，即便是博览群书、见识广大的博学者，也未必能做到以理服人。这是因为博学者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学识，为了维护自身观点，他们便旁征博引，乃至穿凿附会，“故其文愈根据而愈畔于道”［6］（卷八《朱锡鬯文集序》，P553）。魏禧对这种“立论不实”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在论述时要注意“折中圣贤之理”［6］（卷八《朱锡鬯文集序》，P553），不能偏离客观正大的道理。在阐述前人未曾言明的道理时，要“引申触类，互推而得其说”［6］（卷八《朱锡鬯文集序》，P553），注意行文的逻辑性，有理有据，层层推演，如此方能得出别人无法驳倒的结论。
身处乱世之中，魏禧有尚武的倾向，其古文创作多谈及政治斗争和军国大事，关乎生死存亡。他推崇“秦气”，而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正是倚仗着它凌厉天下的武力。魏禧古文的“好斗”“善辩”尤其体现在对杀伐之事的论述中。“文中杀声”是其古文的鲜明特点。他在《宋论上下》中评论北宋新旧党争一事。元祐初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被重新起用，新党纷纷被罢免。魏禧认为这时候正是旧党铲除新党的绝佳时机：“使此时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斩杀之，其次者窜逐之，则太后虽崩，无足虑。”［6］（卷一《宋论上》，P346）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小人乱政，旧党在得势之后就应该当机立断，诛杀新党骨干，使新党再无翻身之日。他还说：“吕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当诛不逾时”［6］（卷一《宋论下》，P347）魏禧对宋朝不杀文士的政策颇为不满，主张立刻杀掉新党魁首吕惠卿，让王安石失去左膀右臂。他以孔子诛杀少正卯为例，指出圣人虽然推崇仁德爱人，但诛杀乱臣贼子亦毫不手软。如，他评价岳飞班师回朝之事：“然桧以一人主和其内，诸道之师悉罢，甚至矫制杀飞，而天下事遂不可为。”［6］（卷一《宋论上》，P346）魏禧对岳飞被杀之事深感痛心，认为岳飞忠心报国，听从君命，却死于“莫须有”之罪，可谓死不得其所。他指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飞应抗命不遵，像楚国臣子鬻拳一般，发动兵谏，“呜呼！鬻拳兵谏，君子犹以爱君诵之。”［6］（卷一《宋论上》，P346）收复国土之后再自请罪，这才是真正的忠君报国。魏禧认为宋失败的关键不在于小人，而在于君子的不作为。他甚至将宋的衰亡归咎于其“立国在忠厚”“斤斤然规矩准绳之中”。［6］（卷一《宋论上》，P346）魏禧认为正是因为宋之贤人一再优柔寡断，循规蹈矩，不敢违背礼法，不敢以死抗命，才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魏禧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宋的贤臣君子，可谓一反常论，令人耳目一新。
在宋朝臣子之中，魏禧唯独欣赏寇准：“排众论，冒不韪，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终宋之世，吾以为寇莱公一人而已矣。”［6］（卷一《宋论上》，P346）称赞寇准力排众议的独断力。在澶渊之战中，面对辽军的大举进攻，寇准主张迎战，并且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在寇准的敦促下，真宗北上，宋军顽强作战，阻击了敌人。寇准不惜将天子置身于危险之地，也要抵御强敌，守护国土，体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远见和过人的胆魄。魏禧对这种“独断力”格外欣赏：“呜呼！天下事坏于因循而成于断，自国达家，无不皆然。”［6］（卷八《顾氏崇祀录序》，P548）指出只有坚决果断的行动力，才可能在生死存亡之际排除万难，稳住阵脚，成就大事。“明亡之际的说‘宋’，有时直是说明”［10］。可见，魏禧对宋亡之事耿耿于怀，实是源自于他对国家的深切之爱。他对于忠臣良将的迫切呼唤，对奸佞小人的痛恨，都是对当时朝廷衰弱的无奈和愤慨。魏禧之论，如今看来不免偏颇，但其独断杀伐之果敢，违背君命之胆魄，在时人看来确实是惊世骇俗。魏石床评价《宋论上下》道：“两论皆踔厉风发，悍不可当。”［6］（卷一《宋论下》，P348）
魏禧的一些史论，虽未直接言“杀”，但识深虑远，能于平常史实中洞察真相，行文锐利，让人感觉到杀机暗伏。如《太平兴国论》一文就探讨了宋太宗频岁改元一事。魏禧从宋太宗频改岁元一事，洞察到了北宋尖锐的政治斗争。宋太宗将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元年”，用“元年”来昭示自己将要开创新的丰功伟绩。魏禧认为，宋太宗辅助其兄太祖皇帝建立宋朝，功勋卓著，却以兄长让位之名登上皇位，太宗“无所以自异，则其心有所不甘。”［6］（卷一《太平兴国论》，P349）一针见血指出宋太宗是为了不活在兄长的阴影下，才频频改换年号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标举自己为兴国第一人。文中又以秦王、建成之事为例，指出太宗与太祖之间的关系与前者类似，都是弟弟功高劳苦，最终取代其兄。陆冰修评价此文：“从兴国窥见太宗心事，杀弟杀侄之根便伏于此。”［6］（卷一《太平兴国论》，P349）文章隐晦地暗示了为了避免兄弟威胁自己的地位，宋太宗极有可能就是杀弟杀侄的幕后黑手，可谓杀机暗藏，使人读之不免心惊胆寒。再如，魏禧评价苏云卿拒绝出仕一事。当时有人认为苏云卿和严子陵一样，是一位高风亮节的隐士。魏禧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东汉时期，国家政权稳定，朝廷人才济济，因此严子陵不出仕亦无可厚非，而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张浚为相，小人狐媚于内，金虎视于外。”［6］（卷一《苏云卿论》，P351）张浚身为宰相，却没有容人之雅量，不能联合赵鼎、李纲等人拯救国家。朝中有秦桧等主和派小人迷惑君王，对外则面临着金兵的侵扰，可谓是内忧外患。当此之时，国家正是用人之际，然而苏云卿身为宋民，却对此视而不见，决计归隐，不肯为国君分忧。魏禧不但不赞同苏云卿归隐的行为，还严厉指责他的归隐是不忠不义的。在明末危难之际，魏禧这一番言论，对那些标榜为隐士，不尽力匡救国家的人，无疑有“敲山震虎”之效。因此，友侄王源评价道：“文字直下刺入处，有寸铁杀人之能。”［6］（卷一《苏云卿论》，P352）
魏禧在古文中屡屡言杀，表现出了刚决勇猛之气，他还常常“以兵喻文”。如“文章如用兵，贵精而不贵多”［6］（卷七《复罗珂雪》，P528），以精兵简政来比喻文章用词不能繁复累赘，应简约精准；
又如“天资卓荦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6］（卷八《宗子发文集序》，P570），指出天资聪颖的人，在创作时往往遵从自己的想法，忽视文章的法度，就如不受纪律规范的军队，容易失败。再如“尝以谓如云气之变，形态百出，不离其质，如岳家军，纪律甚严而运用无方”［6］（卷十一《湖南道王公六十寿叙》，P691），指出文章的形态和风格虽然千变万化，但都受到立意的规范，就如纪律严明的岳家军一般，无往而不听从军令。这些比喻都非常贴切，且构思奇特。军队，兵士，本就带有锐利杀伐之意，以兵喻文，则行文之中自然流露出严整强悍之气。
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是自觉归复“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宋代之后，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推崇温柔敦厚的文风。曾巩古文因传承了醇厚而正统的儒家思想而受到理学家的青睐，被推举为后世学习的楷模。魏禧古文杀伐凌厉之“悍”，似乎不符合传统儒家的审美旨趣。但从根本上来说，魏禧亦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继承者，他通过对“文以载道”的创新阐释，扩大了“道”的内涵，并突出了“气”对文章的主宰作用。如此，他不仅构建了自己的文论体系，还将自身的古文创作统一到了儒家的规范之中。
作为一名儒家学者，魏禧有意识地将理学“道”论和“气”论纳入到自己的古文理论中。他说：“万物毕载……所以举之者，气也。人之能载万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圣人之道，非文章不传，然而无以举之，则文之散灭也已久。”［6］（卷八《论世堂文集叙》，P559）魏禧的“道”论和“气”论秉承了前人“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在表述上却有些许不同。魏禧所言的“道”，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儒家之道，还涵盖了“天之文，地之理”的自然之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魏禧）最大限度扩大了其（道）涵容的范围，也给了古文以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11］与前人关注“道”的形而上层面不同，魏禧更多关注的是“道”的形而下层面。他重视“道”的现实践履，即经世致用。这必然导致他更为看重从个体角度、现实层面去考量文章的价值。
魏禧认为“道”得以传承的关键不在于圣人，也不在于经典文本，而在于具有延续性的生命个体。单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所谓“气聚则生，气散而死”，但天地自然之气，却是生生不息的。他认为，“圣人之气”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浩然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一样生生不息。他说：“圣人之气如天之四时……则莫不可以生物。六经以下，为周诸子，为秦汉，为唐宋大家之文。”［6］（卷八《论世堂文集叙》，P560）自然之气衍生出了天地万物，而圣人之气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无论朝代更迭，时空变幻，气都能在天地之间流转，生生不息。基于此，魏禧指出：“故圣人不作，六经之文绝，然其气未尝绝也。”［6］（卷八《论世堂文集叙》，P559）只要气未尝绝，便能将“道”传承下去。通过这样的论述，魏禧把理论的焦点从“文”转移到了具有生命力的“气”上来。
在魏禧看来，圣人之气与自然之气具有同质性，它们的产生都源于“道”。人本是秉持自然之气而生的，也具备了积养圣人之气的禀赋。在魏禧的理论框架里，“文”不是第一义的，“气”才是。魏禧的文论，可以延展为“文以载道，气以载文”。他之所以将“气”提到了首要位置，是为了突出文章的力量属性以及个性特征。魏禧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气”对文章的主导作用。第一，气蕴含“举物”的力量。气关乎生命本质，是动态而充满力度的。正如他所言：“夫得其气，则泯小大，易强弱，禽兽木石可以相为制，而况载道之文乎。”［6］（卷八《论世堂文集叙》，P560）气赋予生命以勃勃生机，它拥有承载并制衡天地万物的强劲力量，亦能支撑“载道之文”。第二，气具有主体性的特征。个体秉气而生，其自然禀赋是参差不齐的，后天对道的感知和领悟更是千差万别，对“圣人之气”的积养也不尽相同，这也是造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重要原因。
魏禧强调具有个性特征的“气”会直接影响到文章的风格。他称自己“气质偏驳，终多过举”［6］（卷七《与先辈》，P523）。魏禧早年个性直率凌厉，文章呈现出激烈急迫的风格。晚年阅历渐多，他有意识地磨去性格中的棱角，稍稍缓和性气，其文风也随之一变：“多和平呜咽，往复而不尽，又几于欧阳文忠所为。然其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不可得而驯伏也。”［6］(曾灿《魏冰叔集序》，P314）魏禧晚年文风颇近于欧阳修，一叹三咏，曲折幽深。其文风虽有和缓之态，但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慷慨，叙事说理准确有力，依然能彰显出他桀骜不羁的性情。“气”作为人的主体特征，在文章中是一以贯之的。正是因为“气”对文章有着主导的作用，故而魏禧论文强调气，他说：“天下文章最苦无真气。”［6］（卷七《复沈甸华》，P528）他把“气”看作是文章最难得、最宝贵的特质。其所言“真气”，是体现真性情之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所积之‘理’，还是所炼之‘识’，难以称为‘性情’，唯有充溢着强烈个性色彩的‘真气’才庶几接近于此处所言的‘性情’。”［12］
力度与性情是魏禧“气”论中相统一的两个维度。其所论之“气”，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层面。先天的个性为后天之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后天的学习对于气的养成也十分重要。前文已述，魏禧认为个人的性格气质会受到环境和风土的影响。他还指出，要使文章具备气势，创作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阳刚之气。他说：“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6］（卷八《宗子发文集序》，P570）又说，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静默独处，也“必刚气以为之本”［6］（卷十《俞右吉文集叙》，P663）。他认为，道德的积累，生活的积淀是阳刚之气产生的原因，亦是文章得以自托的根本。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养气说”，强调个人对“圣人之气”的继承和培植；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个体要善于在生活中积累事理，方能培育出蓬勃的阳刚之气，将“积理”“练识”的主张纳入到了气论中。
总之，具有力度属性与个性特征的“气”，是魏禧文论思想的核心。魏禧认为文章的创作要充分展现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那么，他在古文创作中将自己直爽锐利的真性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他所标举的阳刚之气与儒家的浩然之气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文章重视实用，斗争性强，常谈杀伐之事，但其根本出发点是为国为君，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并没有背离儒家的基本精神，而是进一步发扬了儒家的“良知”思想。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的儒家良知思想真正伟大之处和时代神韵在于能唤醒世人”［13］。魏禧古文之所以呈现出“悍”的观感，与他本人直爽锐利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这种个性的养成，受到家庭、学风及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他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国家的灭亡激发了他的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他钻研兵法谋略，崇尚权谋之术，都暗含着“反清复明”的目的。他认为创作来源于生活，要在生活中积累事理，方能辩才无碍。同时，他也很讲究文章的客观性和逻辑性。这些一起造就了他古文的斗争性、批判性。他古文的“好斗”“善辩”尤其体现在对于政治斗争、杀伐之事的论述中。他还常常“以兵喻文”，使文章呈现出精悍严整之气。基于这些特点，他的古文突破了传统儒家的审美旨趣。但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通过对“道”论、“气”论的创新阐释，突出了的“气”对文风的主导作用，强调了文章的力度属性和个性特征，从而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纳入到了儒家的体系之中。
注释：
①关于魏禧古文风格的研究，可参见：戴存仁《清初易堂九子的文论及其散文》（《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张云龙《清初散文三家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朱泽宝《魏禧散文研究》（2013年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②“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柳泉欧澜”“苏潮韩海”：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分别用轻、俗、寒、瘦概括了元稹、白居易、孟郊、贾岛的诗歌风格。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分别用海、泉、澜、潮概括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总体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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