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 李 锷
（1.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2.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纽伦堡 90409）
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中国形象海外建构的一个重要“端口”，不仅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成为诸多研究和讨论的样本。通过对近五年孔子学院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汉语教育等方面，以外部研究和二手资料为主，偏重于外部观察和“印象式”泛论，缺乏从孔子学院的内部考察，特别是通过孔子学院院长的自我反思深化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功能和使命的理解。本文通过与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现任中方院长李锷的深入交谈，进入孔子学院的内部，考察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传播的工作实践，并通过孔子学院院长个人微观经验和孔子学院宏大使命的反思，呈现孔子学院海外中华文化传播的不同样貌。
尽管“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媒介，交谈具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缺陷”，①〔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但是也具有独特的“优秀之处”。比如，“在交谈中，有可能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分析，并且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个概念，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作为桥梁，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它们在使用意图和含义方面的复杂性和彼此差异”，或者“在对象领域或者对对象的研究工作之间建立起快捷、有效且具有启发性的和谐关联、类比乃至对比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话可以使读者感知作者何以达致他的立场的心智历程”，这是一种“邀请”和“引导”。②〔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5页。本文正是通过交谈与反思，拓展了对孔子学院的角色功能的理解以及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孔子学院在地发展的模式与思路，对跨文化传播的宏大叙事如何扎根于具体的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思路廓清。特别是对孔子学院的内部建设与外部形象构建的深入探究，关联起个人经验与历史宏大叙事，旨在挖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功能，彰显孔子学院如何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中体现自身的功能和责任。通过对谈，本文总结出“花树”“土壤”“桥梁”“煦风”“河流”五个意象，喻指孔子学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五个功能，也借此呈现孔子学院如何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异域文化”或者“他者视域”之下，更好地发挥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载体的功能。
王鑫（以下简称王）：李院长您好，据我所知您已在英国和德国担任了近8年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有很多经验和体会。您是如何理解孔子学院的？特别是在“异域文化”或者“他者视域”之下，孔子学院又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功能的？
李锷（以下简称李）：孔子学院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被熟知，但是，孔子学院究竟是一个机构、组织还是一个项目，还存在着诸多的理解。正所谓“师出有名”，如何理解孔子学院，成为其在“异域文化”中如何实现在地化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孔子学院是一个机构，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机构，或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学院。孔子学院通常是中外合作双方在具备合作条件的基础上，双方秉持共同的愿景和诉求，也就是说，外方有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的需要和合作的意愿，当然也包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了解需求，这才有可能建立合作。其中虽有一系列的申请和程序性的要求，但关键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合作的基础，二是合作的需求。找到合作的相关性和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合作。比如成立于2006年的伦敦孔子学院是早期建立的孔子学院之一，外方合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和意愿，它很早就有中文教学和中国研究，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做中国研究和中文教学最前沿的。当然，每个孔子学院建立的“机缘”不同，现在有很多孔子学院，从最初的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延展到突出特色，比如商务孔院、中医孔院、舞蹈艺术孔院等。这是在合作实践中，把孔子学院作为一个个合作项目来执行，根据合作者的不同优势和需求，发展和创新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形态，虽然都冠以“孔子学院”这样一个统一的名称。
王：孔子学院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种想象，比如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阵地”。您将孔子学院理解为一个项目，是否可以解释为任何宏大的叙事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环节，您把它称之为“项目”，更有助于实践层面的操作，而不是对其意义的“降格”？
李：是的。跨文化传播使用“输出”“推广”等话语方式，显得生硬且强势，容易给对方造成单向灌输的感觉，甚至有“入侵性”。不能否认这其中意识形态的差异，随着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事件的卷入，孔子学院有时候会被评价为“好”，有时候则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因此，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强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容易使孔子学院的话题政治化。如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把孔子学院理解为一个“项目”，实事求是、生动、客观地呈现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坦诚相见会更容易打开工作的思路，找到与外界沟通的契合点。不同文化地域中的人，都有自己对于真善美的理解，虽然有一些差异，但还是具有普遍的共通点，找到双方共通的“理、事、情”至关重要。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只要摒弃偏见与恶意，真诚地用心呈现出来，就能够被看见、被理解，甚至会被喜欢和接纳。“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始终是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内容，不需要刻意“拔高”，带着外国人包包饺子、剪剪纸、绣个花儿，如果符合当地的需求，就是好的文化传播。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剪纸和绣花是传统民间工艺，文化传播的“物质性”是跨文化沟通的重要议题。虽然“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容易产生分歧，但是对于“目之于色，口之于味，听之于耳”的内容总是有相通性的，会超越文化渊源和传统而形成直接的共通感。由于伦敦已经有很多接触普及中国文化的机会，伦敦孔子学院就结合自身优势侧重于学术的合作交流。我们做了一个“中国学研究”论坛，定期邀请国内访问学者做讲座，从专业和学术的视角去呈现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给中英学者提供了互相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让走近的每一个人受益，不仅是外国朋友，也让中国学者、学生受益。我们把它理解成让合作双方互惠互利的具体项目，踏踏实实地做，慢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王：的确，“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反，大张旗鼓、阵势十足总会给人一种“侵犯”的感觉。孔子学院这些年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归属和定位，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功能和使命。孔子学院现在是营利性机构吗？
李：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的。由于合作方式的不同，以及所在国法律规定的不同，一部分孔子学院属于外方合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孔子学院是独立的协会、基金会等形式。无论何种形式，完全依靠外部资金支持都不是长久之计，自给自足将是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伦敦孔子学院的大部分中文教学项目都是收费的，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白送，按照契约精神来，反而更简单，也会减少一些人刻意去揣测孔子学院行为的“目的”和“动因”。
王：孔子学院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坚持自己的姿态和风骨，同时让两种文化有机结合和转化，尤为重要。孔子学院像一株开花的树，要有独立性，有自己的风骨，同时又要有美的色彩和形态。
李：这比喻很好。我们就要做一株开花的树。不但要有独立性、自主性、成长性，更要有柔美的形态、绚丽的姿态和美丽的颜色，要吸引人，也要让人尊重。孔子学院要想做到这一点，真正成为“自己”，就须要在当地扎根，必须汲取当地的水、养分、空气和阳光；
但是，为了避免“淮南为橘，淮北成枳”，需要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外方院长的支持。比如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现任外方院长是大学汉学系的研究员，在当地有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把握好与外方院长的合作，协助其发挥优势，才能聚成一股合力更好地展示孔子学院的魅力，在更大范围内呈现中华文化。但是，伦敦孔子学院就不一样，中方院长须要不断地拓展社交圈，寻找有可能的合作对象，一起讨论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能合作做什么，在交流中发掘合作可能性。因此，孔子学院的这株“花树”，能够长多高，开出什么样的花，除了自身的基因与努力，还要受所处环境以及合作者很大的影响。
王：全球一共500多家孔子学院，这也是一株株中国文化之“树”在世界范围内的生长。孔子学院院长作为“掌舵者”，无论是中方院长，还是外方院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株“花树”的模样，以及它的长势，有多强的生命力。是这样吗？
李：是这样的，因此要重新审视孔子学院院长的价值。以前孔子学院特别重视教师的因素，后来逐步认识到院长是孔子学院发展的核心。院长要有大局观，知道在不断变换的环境里，孔子学院应该怎么调整，怎么发展，还要协调各种关系。不仅要应对外方合作机构可能发生的变化，还要实时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孔子学院的发展受制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中外方院长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维、格局、视野以及执行力等都会影响孔子学院的发展。外方院长一般由外方合作院校任命。中方院长是在国内各个高校选拔，兼顾学术素养和行政能力等。但是两至四年的任期使得中方院长不可能进行长期的职业规划，限制了工作的热情和工作理念的承续性，很难真正让中方院长把孔子学院当成一个终身的事业来对待。中方院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问题近年来逐步受到重视，但是要从人员储备、职业保障和支持等各方面真正得到解决（所在院校的编制问题、人事归属问题、学术职称问题、家属问题等）有难度。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中方院长的专业化是不容忽视的。每个孔子学院的特点都不一样，经验的可复制性和效仿的成功率不大。比如我在伦敦做了四年中方院长，再到德国去做，感觉伦敦的经验没有太多可以直接用于德国的，因为两个孔子学院的风格、工作重点和特色完全不一样，我要在新的环境开展新的工作。所以，作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首先要有“空杯”心态，每个孔子学院都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做，而是要看看所处的那块土地适合做什么，无论此前经验如何，都要因地制宜。但是，积累的经验是会给新工作带来很大帮助的，这个经验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是敏感度和判断力，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和单纯的复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师的本土化问题。两到四年的任期导致教师流动性强，容易造成教学的不稳定，也难以形成持久的职业忠诚和稳定的教学质量，“走马灯”一样的教师队伍，也不能使孔子学院的教学理念一以贯之。教师如果把孔子学院当成一个事业来做的话，他们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工作和思考，去成就这个事业。从操作层面上来看，教师本土化也有诸多的困难，需要更有智慧的设计和全局的统筹。
王：您的回答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人力资源对孔子学院非常重要，院长是“掌舵者”，教师是“活水”，对于孔子学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也决定了孔子学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释放文化沟通和传播的活力；
二是孔子学院“在地化”的问题，孔子学院的“模样”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土壤，就能够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来。
李：是的。每个孔子学院所处地域的不同决定了其发展的不同，比如说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每个孔子学院的发展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处一个城市的孔子学院也不一样，在伦敦有6所孔子学院，大家的特色和做法也各不相同。把全球孔子学院当成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小项目，然后具体落实到如何做这个项目的问题上。当然它需要有一个总则，但是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孔子学院，情况就不一样了，需要灵活。比如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特色孔子学院，专门做中文教学的，侧重职业教育的，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孔子学院，专门为当地提供职业培训。并不是拿着同样的种子种到当地文化“土壤”中都能长出一样的果实，有的符合期待、有的让人失望、有的甚至不能开花结果。这就需要首先去认识土壤，根据土壤的特点，再去调整种植的方式方法。不同的地方要做不一样的考量，所以国内提供的各类合作项目不一定适合所有孔子学院，中外方要仔细调研，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客观和实事求是。事先和合作方沟通以下问题：想做什么，想怎么做，各方能够提供什么，想收获什么，评估收益以及合作的可能性。这是必要的平等姿态，我在孔子学院工作实践中一直坚持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平等性。
王：孔子学院强调平等性和互通性，不是一方走进来，而是双方共同在这座桥上“来来往往”，各自看看对方的风景，不是“异域文化”的“入侵”，而是礼貌地“敲门”，然后坐下来交谈。如果按照项目来操作，更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保持了双方的对等性。
李：虽然“桥梁”这个意象被多次使用，但是仍需赋予它更多的新意。我在做孔子学院工作时，第一个坚持就是客观；
第二个坚持就是平等；
第三个坚持就是感知。文化沟通是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和外方的合作，还是和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沟通，都是人际交流。面对面交流有利于真切地感知和感受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去交流会更容易一些。如果对方是抱着“挑刺儿”的想法，甚至是找事儿的态度，也不用怕，坦诚地展示我们在做的事。面对质疑和提问，我们客观地作答，让双方在公开透明的平台上了解并感知对方，实现平等交流。
王：现在，国内有一些对孔子学院批评的声音，孔子学院所在地的一些媒体机构，也会对孔子学院有一些负面的报道。您如何看待这些报道？
李：我的确经常听到一些国内的批评的声音，当然也有外媒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并不了解孔子学院。新华社、央视有孔子学院的相关报道，但引起的关注很有限。我认为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是我们主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并理解中国，为国家发展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这样主动“走出去”的做法收益大于投入。“走出去”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和一批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国内媒体能够对我们做的事情有更系统的报道，让国内民众真正了解孔子学院，有利于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外界对中国有一种固化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仅有的认识大体来源于有限的书籍和当地媒体报道。但是，面对面交流和远远地看是不一样的。人总是在相互认识之后，才能了解彼此，进而实现理解。中国发展这么快，经济体量这么大，对世界的影响很直接，也会使一些国家产生“威慑感”或者“恐怖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认识中国？怎么让外界看到中国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攻击性？一个巨人来了，不是想要“吃掉你”，而是想和你做朋友。孔子学院主动走出去，就是把这个“巨人”介绍给世界，让大家了解中国，改变对中国片面刻板的印象。从人类整个发展的历程来说，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产生了误解和隔阂。这些误解、隔阂是可以通过交流来消融的。孔子学院就是搭建桥梁和平台让大家来交流。比如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吃饭不用公筷，不卫生。但是当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以后，也许会理解这是一种表达亲密无间的、“不见外”的人际交往方式。很多文化的差异都是可以解释和交流的，怕的就是不交流。从整个大文化即人类的文化来说，情理是共通的，能通过交流达成互相理解。这就像是一个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些。中国在当今世界又是比较特别的，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一直会被揣测其动因，无论中国怎么讲述都会被人诟病。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工作可以从能够在“理、事、情”方面相通的内容开始，理性、客观地表达自我，真诚地寻求合作，慢慢打开交流之门。
王：文化的传播也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影响，我们与欧美发达国家交流，也与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工作中，您也会遇到一些文化上的冲突，或者不能调和的一些地方，您是怎么处理的？
李：我们在工作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文化上的冲突，不过大家合作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双方都会努力通过沟通去解决。我喜欢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就像人与人相处一样，持守一种平等的态度是最关键的。无论是“高高在上”，还是“迎合”，都不是交流的好开端。比如有人质疑说孔子学院就会包个饺子什么的，没有体现出“文化使者”的“尊贵大气”，让中华文化不那么“高大上”。我们中外合作者就会一起认真对待这个质疑。我们都认为饮食文化确属中华文化的高妙之处，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都落人后,就是饮食文化，其他国家不如中国，食物之多，烹饪之精良，不是欧美能比的。可见，中餐也是中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有机融合的杰出体现。交流需要由最简单的形式开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开始会更自然，而不是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说起，毕竟能够说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这类人不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西方的文化也是这样，为什么在英国酒吧文化这么流行，那就是人在这种环境里可以放松下来，更容易交流沟通。所以我们不排斥包饺子这类简单通俗的活动，但是要看所处的环境适不适合做。在伦敦已经有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和很多中国文化机构，长期从事普及型的中国文化推介。伦敦孔子学院就没有必要做重复的活动，而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活动，来补充和丰富中国文化的推介内容与方式。文化交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首先要坚持客观的原则，然后有平等的心态，不颐指气使也不妄自菲薄。作为交流的实践者，事先可能有“三六九等”的心理预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学会用后天的学习和教养去做一个平衡。人在不同成长环境中都会形成一些固有的观念，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意识到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和自身的局限，慢慢形成包容接纳的心态。
王：我在曼城游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是从欧洲大陆过来的。我送给他们中国传统文化书签，并把他们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写下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以另外一种文字写出来，特别开心和惊异。
李：的确，文化的交流要从一个小的特别生活化的点入手，然后一点一点地再往上走，价值观是被携带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通过日常生活让别人了解自己，是最自然有效的潜移默化的方式。不必追求认同，至少让他人了解，这是消除隔阂与偏见的重要步骤。刻意强调自我价值观的认同显得着急和焦虑，这恰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越不自信，越急于得到认可，就是像生活中的一些人，心里越是自卑，行为越体现出强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就拼命地想拿优点来盖住它。这样做，会适得其反吧，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坦然和自信的。
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应该像“煦风”一样，温暖的、舒服的、让人心生愉悦的，也是让人放松的，而不是一种“警惕的”“恐惧的”。中国刮起的不是中国旋风，不是席卷世界的飓风，而是和煦的春风。希望不同文化的人们感受到一种温和。“温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物我二分的关系。因此，搁置差异，寻找共通，始终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
李：我希望孔子学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能够像和煦的风一样。西方很多的媒体报道总让人感觉到对中国的“敌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论调也经常被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交流工作的方式就显得更为重要。孔子学院不是来“侵入”，也不是来“索取”，虽然不能即刻破除固有的刻板印象，但是也让外界多了一个走近中国的窗口。有的孔子学院在借助当地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方面做得还不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依赖孔子学院的灵魂——中外双方院长，特别是外方院长。选择社交能力强、理解中华文化、能够有效整合当地资源进行公关和协调的外方院长尤其重要，能对当地媒体“不友好”的报道进行反诘，并摆出客观事实供大众思考和辨别，展示了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孔子学院良好的形象。遇到批评要用良好的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也很重要。不要试图遮掩任何东西，问题是遮掩不住的。遇到问题，主动面对面交流，心平气和地把问题拿出来讨论。
王：孔子学院其实也像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晴雨表，它会成为一些国际关系问题的表征。世界虽然会刮起各种形态的风，但是保持温暖和煦，就能吹进人的心里，吹融隔阂的坚冰。
李：所以做文化交流工作，要有一颗稳定的平常心，不能说事态变化了，心情就起伏了，自己都稳不住，自乱了阵脚，怎么能做好工作？一个发展的事物在行进过程中就像河流一样，会不停地碰到阻碍，河流依然要以自己的轨迹前行。我们要学着像河流那样去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王：很多研究者提到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建设的关系问题。但是外部观察者居多，您作为具体执行的个体，以及内部反观者，站在您的位置，您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李：任何事情落到实处都是以小见大。做事情，不是“扛大旗”“喊口号”，文化交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文化就像河流一样，自有它的规律和流向，它所流过的每个地方，都会有泥土、青草、树木以及各种生命得到给养和滋润。但是这个过程是“润物无声”的，也只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才能实现它真正的价值。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可以提出概念和口号，但是对于实际操作的人来讲，要把宣传的概念和口号弱化到无，踏踏实实地做事情，用“事实”来体现“理念”。生硬的理念和宣传，空洞无味，会适得其反。一些研究文章，大而化之地去谈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体现、软实力呈现的问题，过于理论化的提法很难在实践中生搬硬套得到实现。实际工作中，每个孔子学院的员工都代表中国，我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个人修养代表中国，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做好孔子学院工作，就是在展现中华文化，传递中国的价值观。
王：每一个孔子学院的人，或者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建设中国形象。我们再延伸一下，提高国民素质，让每一个走向世界的人都能体现中国风度和中国气质，这可能才是根本。
李：回到最初对于孔子学院的理解上来看这个问题，孔子学院是一个“项目”，与其赋予它很高的历史使命，不如就按照一个“项目”的形态来对待它，要找到国家利益和项目自身利益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弱化国际关系中对“孔子学院”的政治关注度，尽量规避它成为政治关系博弈的“抓手”，否则孔子学院总会在国际关系的风雨中颠簸。要打造这个项目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从文化层面上找到与当地文化勾连的部分，适应当地的需求。一条河流需要不断地流淌，哪怕只是细水，只要长流就好，只有这样才能有不断滋养的能力。汹涌而来或者时断时续，都不能充分实现它的真正价值。最核心的是要有稳定和高素质的一批人来坚持做这件事。辩证地看，孔子学院是对外的一个项目，也是对内的。不能只是单向地看，不要只想为对方付出了什么，而是要看彼此之间有怎样的互惠。人类的文化因为语言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表达形式上、在呈现形式上会有区别，但人们是可以通过交流实现共情和理解的。只要有共通的东西存在，就会有交流的渴望。比如音乐只要是好听的，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哪个国家的，都会让听的人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因而对它产生一种认同感。直接超越语言去感受，这比语言的学习和传播更为直观和迅速。美是人类的共同情感，不一定非要懂语言，才能感受到。如果这么理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特别是思考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感受美的东西，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需要抱有开放的、更为别人着想的态度去做事。所以，孔子学院应该是一个综合交流的多元化平台，而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学校。
王：这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从审美上找到了一个可能。其实，西方很多思想家都在谈“共通性”的问题，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审美共通感”。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成为孔子学院以后工作的一个切入点。
李：对，艺术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在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设立艺术空间，以及做其他的艺术活动，对于孔子学院在当地的融入和交流特别有效。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拥有独立运营艺术空间的孔子学院。当时我们想通过艺术不断寻找两个国家文化的共通点。艺术空间每三个月换一个展。之前有个展出，叫“跨界”，中德艺术家共同参与其中。有一个德国艺术家的作品，是收集了老教堂废弃木椅子的木材，在上面刻了《芥子园画谱》的局部，用这个作品体现古今中外的一种碰撞和跨越时空的对话，把不同的文化元素糅合在一起，又都保持着各自的模样，不同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亲切和熟悉。还有“柯勒惠支在中国：地下变主流”的活动，以及“走出沙龙——中国20世纪视觉文化展”，我们都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找到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在文化和审美方面的特色，在文化和艺术的层面上做好交流工作。
王：此前提到了孔子学院的几个“意象”，花树、土壤、桥梁、煦风与河流，我们真诚地希望孔子学院能够用这样的一些面孔，不仅有自己文化的气质、风度和个性，也能够在不同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营养，长出不同的模样，同时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是温和且友善的，在它生长和流淌过的地方，中华文明的基因能够留下痕迹。李院长，非常开心能和您交流。
李：谢谢您为孔子学院找到了这么好的几个意象。从宏观上来说，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复兴之路上，个人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事情，也是一种幸运。从微观上来讲，我也在不断探索和反思自己的工作，探索如何在具体的工作中突破瓶颈和困境，把孔子学院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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