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谢敏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量人才。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党的人才政策大调整时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既明确提出了各类人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确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人才定位，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大力争取海外人才回国。这些政策有力支撑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局起步，并为后来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面临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人才凋零的“烂摊子”。多年的内外战争、列强的无休止侵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甚至社会风气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文盲率高于80%，而无论是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开展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基于此，党在对人才整体状况全面客观调研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高度匮乏和极端宝贵，从国情出发迅速开展了人才规划工作，将人才工作赋予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要素与核心地位。1949年12月，党发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强调指出，“旧机构的技术人员，大部分为中国比较优秀的技术专家，必须妥为保护。”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要团结他们、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1951年8月，周恩来严肃指出：“人才缺乏，已是我们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1953年5月，刘少奇也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些科学论断，强化了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地位，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和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深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意义重大。
人才成分的划分、阶级属性的认定，是关系到各类人才投身国家建设动力和热情的重大问题，也是党的人才政策的重大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组织和部门，单纯依据家庭出身和职业划分各类人才的阶级属性，极大挫伤了各类人才的建设热情。1950年，虽然党意识到和各类人才搞好关系，对广大群众有好处，但仍将他们作为统战对象，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许多知识分子甚至被当做“万恶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各种不正常的对待。对此，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勉励一切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结合自身在革命实践中思想改造的切身体会，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着重讲了立场和态度问题。他强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周恩来的报告极大推进了各类人才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1956年1月，党隆重召开了首次全国知识分子专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首次把知识分子从党的“争取和团结对象”提升到了“重要依靠对象”。大会明确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这是党关于各类人才阶级属性和成分认定观点的重大发展，极大提升了各类人才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科学文化事业总体上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也在顺利推进，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参与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影响，个别同志不能科学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科学技术问题，对一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认识问题动辄上升到政治高度，采取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等错误方式加以处理，给党的人才集聚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明确提炼出来。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放在一起，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成为了党对待各类人才的一个基本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各类人才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批判力，成就了一段时间学术讨论和科学研究的短暂黄金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大批懂科学技术的人才，尤其是掌握尖端科技的高端人才。基于此，国家强烈号召、全力动员、大力吸引在外留学的各类海外人才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为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党制定了从政治交涉、组织安排、宣传动员到生活安置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促进海外各类人才尽早回国参加建设。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统筹负责留学生及各类海外人才回国、招待和工作安排等事宜。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郑重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1月，中国科协发函给留美科协：“亟盼火速回国参加工作。”1957年，周恩来在留学生家属联欢会上提出了海外归国人才“来去自由”的方针，“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当时，钱三强、郭永怀、师昌绪、钱学森、王大珩、钱伟长、傅鹰、华罗庚、叶笃正、朱光亚、涂光炽、张文裕、余国琮、王希季、庄逢甘等一大批科学家放弃外国的优厚待遇，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奔向祖国的怀抱。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大量海外人才在国家的号召下返回国内。其中，回国的海外高级人才达2000多人，例如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中，海外回国者便有21人。这些科学家所组成的高层次人才群体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对我国重大科技领域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才政策，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国家建设进程中。这是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首次具有创造性地有力解决了人才不足的旧有难题，形成了各类人才生机勃勃、昂扬向上、活力竞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既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充分显示出党对人才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刻把握和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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