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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痴行中书写“传奇”——论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艺术特色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5-03 00:35:07 点击:

    梁九义

    (甘肃开放大学 定西学院 甘肃 定西 743000)

    在当代散文作家群中,余秋雨是独树一帜的。他开创了当代“文化散文”的先河,拓宽了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文化苦旅》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通过一个个人或一件件事,叙说中国文人的心灵纠结和精神反思,一处风景、一处牌坊、一处土墩,都成为作者笔下的一段传奇。这是中国文化的传奇,也是中国文人的传奇。

    《文化苦旅》是一部记游色彩比较浓厚的散文集,其中除《笔墨祭》《藏书忧》《腊梅》等少数几篇外,无不留下作者漫游的足迹。同时在记游的笔墨中不难看出作者“探幽觅胜”的本意。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作者明显表现出了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东坡的羡慕,也表现出了对纽约大学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的冒险、童趣与狂放精神的赞赏,于是踏上了“游历”的征途,似乎对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感到兴奋与快乐。作者“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虽然作者以“文化苦旅”为书名,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痴行”。他痴于行走,是为了“探幽觅胜”之本意;
    他流连于江河、湖泊、大山、荒漠,是痴于中华文化之遗迹;
    他对笔墨、藏书、腊梅、酒公、信客、夜航船的“唠唠叨叨”,是痴于对几千年中华文脉的探寻。作者怀着敬畏之心以痴行者的精神去寻找文化留下的印记。他满面风霜,不屈不挠的寻觅着、概叹着,在痴行中书写着一本书的传奇,讴歌着中华文化、中国文人的传奇,也书写了一个文化学者自己的“传奇”。

    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情怀不仅表现在“流觞曲水”、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皓首穷经,更注重在“行万里路”上寻幽览胜、磨练品质、提升境界。他们在游学的路上,赋诗作文,与友人相互唱和,书写自己的家国情怀、羁旅愁思,好多流传古今的旷世名篇就是在旅途上、孤灯下完成的。余秋雨受传统文人这种情怀的影响是明显的,小桥流水、古道西风、大漠孤月、江上烟波、荒山古庙等这些传统美学意境,在他笔下都能找到痕迹。当然,他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融入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和感悟,对接了现代社会的世情与人生。《文化苦旅》在题材内容上,既有单纯写人和物的,也有勾勒大画面、大场景的,虽然每篇文章各有侧重,但总是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感怀,离不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深层思考。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历史中走来,一个个古老的城市述说着文化传奇,一个个故事传说着文人的喜怒哀乐。作者无论在取材上、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情感的抒发上,都彰显着“传奇”的特色。他一路上“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①,感受着“沉重的历史气压”,感动着、喟叹着中华文明留下的遗迹,于是作者“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传奇”也就这样诞生了。

    余秋雨利用丰富的想象和小说式的虚拟手法把戏剧形态和散文形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无意间使他的散文多了几许传奇特征,而这一点在《文化苦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作者在描述某一文化现象或与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人物、事件时,运用符合生活逻辑的想象和小说虚拟的手法,使读者身临其境,所有人和事如在眼前。比如在《青云谱随想》一文中,对朱耷画的描述: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

    仅仅是一幅画,但由于作者使用了“秃陋的”“畏缩的”“白眼”“冷冷地”“木讷的”“老态的”等词语,使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动感,看到了朱耷的精神世界。在这里,明显有鲁迅小说重视“画眼睛”和去修饰的白描手法,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的一些人物描写就非常相似。还有《风雨天一阁》,作者像叙述故事一样讲了“天一阁”的建成、发展以及衰落,其中有好多段落的描述有很强的故事性和人物的形象性。如下面两段: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从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小故事我们看到了“天一阁”的命运,也看到了“天一阁”传奇般的历史,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在这里也得到了加强。

    在《文化苦旅》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明显的戏剧特征。戏剧的主要特点是利用激烈的矛盾冲突表现人物和主题。如在《风雨天一阁》中写到的两件矛盾冲突比较激烈的事。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这些冲突虽然基本都是精神层面的矛盾挣扎,但却使读者感受到了“天一阁”沧桑的历史。还有在《酒公墓》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情节:当酒公摘掉右派帽子后被聘请到县城中学当英语教师,在解释love一词时,说通常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爱情,并举例说“爱是人的生命”,迎来的却是课堂气氛的怪异与学生的大笑。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矛盾冲突,像这样的戏剧性冲突在《文化苦旅》中还有很多。

    余秋雨作品中所写的这些矛盾冲突,折射出的是一种人生的无奈,是一种悲剧形态的话语表现。戏剧性往往表现出的是非逻辑性、不可能性,但在一定的环境支撑下又显现出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道士塔》中的王道士,作为一个逃荒的农民,却执掌最精华的中华文化的命运,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确实决定了“藏经洞”的命运,这又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

    另外,作者在选材时也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传奇性和独特性。《文化苦旅》在选材上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人物类,包括王圆箓、苏轼、柳宗元、酒公、信客、漂泊者等,有个体,也有群像;
    二是风景名胜之地,有西湖、庐山、洞庭湖、都江堰、三峡等;
    三是具有明显文化符号的事、物,如牌坊、庙宇、废墟、笔墨、天一阁等;
    四是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一些城市。这些题材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大多都是具体的一些文化符号或某一类文化的象征,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这些题材,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就事物本身正面的、表象的、熟知的内容进行挖掘或展现,而是选取其中奇特的、深层的、不熟知的内容进行论述,或进行抒情式的反思。例如,写酒公,“酒”的内容就很少,而更多的是人物的命运和传奇式的经历;
    写洞庭湖,基本没有写多少风景,而把笔墨主要放到与这个湖有关的历史人物身上,而且是一些更具有传奇式的人物;
    写“天一阁”,对它的大小、形状、藏书多少几乎没有描述和说明,而更多的是对“天一阁”的命运、与之有关人物的命运进行了详细的述写。对题材的这种处理使得文章更具传奇色彩,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统观《文化苦旅》中除《自序》和《后记》之外的37篇文章,无论是写人物的,还是写历史文化遗迹的,或其他有关文化元素的文章,都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感。作者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书页中,选取最具有文化意蕴的、承载中国元素最丰富的人、物、事,进行解剖与阐释,以增强读者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整体感知。

    余秋雨散文的“传奇”色彩反映着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与小说传奇和戏曲传奇的最大区别。由于所选取的人和事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和“神秘感”,使得作品的“传奇”风格更为突出,但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其历史的真实性。《道士塔》里所写的王圆箓,他只是一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但因为他的命运与“敦煌”连在了一起,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连在了一起,他才被人们所关注。“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种传奇——把他与“敦煌飞天”放在一起,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传奇吗?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还有《酒公墓》里的酒公,他是状元之后,曾经留学美国,他曾两次当过老师,也曾被“强人”所掳而从贼,最终流落而成“酒公”,晚年仅靠撰写墓碑为生。他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但我们从他的一生看到的是他与传统封建文化的碰撞,是与命运的碰撞,是与政治斗争的碰撞。他与近现代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命运,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孔乙己、吕纬甫等人的影子,因此他的历史是真实的,也是传奇的。

    把自然山水与中国文化人格相结合,是余秋雨散文的又一大特色。在众多的游记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或是对风景的自然式记录,或是写意式的描绘,蕴含其中的是作者的一些真情实感。很显然,传统游记散文表现的多为作者自己的感受,而余氏游记散文更多的是对“人文山水”内涵的挖掘,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在山水间留下的断墙残垣、苦涩哀叹。无论是西湖的雨、三峡的传说、庐山上的文人会萃,还是莫高窟的藏经洞、狼山脚下的骆宾王墓、老屋的窗口,作者都伫立良久,苦苦思索和解读历史在这里留下的符号,这也使他的散文多了许多厚重与沧桑,山水与文化之间构筑起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更是多了几许传奇色彩。

    他“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象的新天地”[1],使得他笔下的山水变得更有“仙气”。“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作者一路走来,每一脚都踏在山水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上。从世界各个民族来看,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一样,使得文化与自然达到那样完美的契合,也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民族那样,在山水中包容了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没有文化元素的山水似乎不成为风景,即使被强制开发,也难有吸引人的内在气质。反过来讲,即使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或一座不起眼的庙宇,只要曾经留下过文化大师的足迹,它就会身价百倍,就会成为风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的三峡、洞庭湖、庐山、西湖等无不代表着中国山水风景的极致,同时它们也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这些山水都有着自己的传奇,每一个景点都曾留下过一段故事。作者写西湖没有就山水而山水,因为“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作者追寻的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西湖“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从自然山水的角度看,西湖早都成为传奇。

    再看《洞庭一角》,文章虽然写的是“一角”,其实已经概括了洞庭湖的全景。岳阳楼和君山,一为人文之景,一为自然之景,因为有了范仲淹和吕洞宾的吟唱,有了秦始皇的刻石、娥皇女英的坟墓,洞庭湖在作者“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显然作者没有就洞庭湖而写洞庭湖,而是把她放在历史与传奇的册页中进行书写,把一个普通的自然湖泊放在文化的高度进行观照。因为作者深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传奇,洞庭湖也就失去了她“神秘的浓雾”,自然也就写无可写了。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普通的毫无名气的一些山水景观也能够付于其文化的内涵,以小见大,从而告诉读者,中国文化强大的渗透力与底蕴的深厚。他在《狼山脚下》中写道:“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作者的直率令读者莞尔,从文中看到狼山确实既不是大山,也不是名山,但作者因为找到了骆宾王墓而赋于狼山更多的传奇色彩。由骆宾王一生的传奇而引出了宋之问,由骆宾王墓而引出了清末状元张謇之墓,这样使得一座不起眼的小山顿时有了文化意味。到这里,你不得不惊叹于文化之于山水的重要性。

    文化总是通过一人一物而展现其厚重与血脉。作者笔下的酒公,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既有历史的沧桑、命运的戏弄,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所共有的文化人格。比如去当老师他就会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还有对人格尊严的坚守。《信客》中的信客是个群体形象,他们身上承载的是一种诚信文化,是一种苦行者的文化,是一种温情文化。在信客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中最美丽的一面,看到的是传承本身的文化内涵。

    作者在《夜航船》里安排了比较多的人物,因为在夜航船上作者要寻觅文化在普通的地方留下的印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在船上有流浪天涯的游子,有为生活奔波的苦役;
    既有普通乘客,也有文化名人。普通的乘客,当夜航船向山外行去时,满载的是希望,归来的夜航船载的却是失望与苦难。在这篇作品中虽然没有详细地去塑造或描写某一个人,但我们还是看到了每一个乘客的神态,听到了他们不同的声音。“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这是夜航船上的话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话题,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已经渗透在老百姓的血脉中。作者在写夜航船上的乘客时,特别写到了几位文化大师,丰子凯、鲁迅、周作人几人的“上船”,使得“夜航船”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既写到了王安石、李白、柳宗元、苏东坡等文化、文学大师,也写到了苏小小、白娘子、吕洞宾等亦真亦幻的人物,有历史的、传说的,也有现实的奇幻的。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融合,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的传奇色彩。

    对城市的书写在《文化苦旅》中占有很大篇幅。城市是文化的集中地,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到了这里文化奇幻的色彩得到极大地绽放。在《文化苦旅》中虽然写了很多城市,但作者并未满足于从人物或事件中捎带写城市的文化意蕴,而专门列出专章写了《白发苏州》《江南小镇》和《五城记》,《上海人》虽然是写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写城市的篇章。作者为什么说苏州是“白发苏州”呢?因为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古老了,正像作者所说的,“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2500多年的历史造就了苏州的传奇,这里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唐解元,有被称为“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姑娘,有才华横溢的金圣叹。除名人之外,还有名景,千百年来寒山寺的钟声从未断过,虎丘斜塔还在伫立着,精巧的园林更加地曲径通幽。这一切的一切都融入到了《白发苏州》的画册中,作者在唉叹与赞美中,把一个个人、事、物串在一起,让他们共同述说着这个古老城市的传奇。在《五城记》里,作者用以点带面、画龙点睛的笔法和中国画写意的手法,把五座城市的特点、风骨与历史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着墨最多的当属南京了。因为这座城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这里的历史名胜实在是太多了,这里的历史有着太多的鲜血,当然也有着钟山的烟雨与秦淮河的艳丽。

    写一个城市的文化是最难把握的,因为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它的独特个性。作者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每到一个城市他首先要看的是文化的印记,而在众多的文化印记中,作者能够迅速抓住众多文化印记中最亮的一个,从而书写对这座城市的深切感悟。

    《文化苦旅》在书写文化“传奇”的同时,也深层次地表达了作者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余秋雨曾说:“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2]可见,余秋雨散文追求的是一种情感的和精神的宣泄,而非学术层面的文化论述,这也是散文的真谛所在。《文化苦旅》之所以具有“传奇”色彩,与作者对中国文化人的行为与精神反思是分不开的,是与作者孜孜不倦地追寻中国文化真实步履的落脚点分不开的,当然也是与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传奇与博大精深分不开的。作者在经历了老是专注的撰写和埋首穷经于砖块般厚的文化典籍之后,“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这是对自己的反思,是对文化人格行为的反思。正像作者自己说的,“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
    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
    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3]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取向,作者才能够放下案头的工作,毅然转身,“推开了书房的门”,开始了传奇般的文化追寻。透过书页似乎能够看到作者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山水之间,漫步于街巷老屋,似乎能够听到他的叹息,听到他与古人、古迹的对话。作者在游历中对历史、人生的感悟无疑是深刻的,文章的“苍老”是因为“对历史的多情”而“加重人生的负载”,是“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文化苦旅》所蕴含的哲理性。《文化苦旅》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有作者对人生社会或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借助文章的故事性、传奇性,以诗化的语言把自己的感悟表达出来,读来给人以哲思、以警醒。《阳关雪》中写道: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在天与地的反复强调中、在侏儒与巨人角色的反复互换中,作者不断感叹着天地自然的伟大,赞美着人的精神的强大,同时也感叹人在自然世界中的渺小。这样富有哲理的论述在《沙原隐泉》中也有: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在人生的道路上要留下自己的脚印就要做好如在沙漠中行走的准备,“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要心平气和地、慢慢地爬,当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时,发现“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作者深切感悟到,人的一生就如同爬山,“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下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这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字与文章的“传奇”特色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映衬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反思,作者在写作中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少了平时做学问时的严谨与羁绊,把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宣泄挥洒得淋漓尽致,于是就有了散文中的“传奇”特色,也使得作者自己的“苦旅”多了几分传奇。

    注释:

    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版,后文中所引原著内容(包括《自序》)都出自此书,不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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