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建强，曲新英，耿波，范睿心
（1.青岛大学 《精准医学杂志》编辑部，山东 青岛 266071；
2.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仁爱思想和仁爱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习近平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注意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理念、决策和实践之中。为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国际国内大势，习近平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仁爱思想中不断汲取治国智慧，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并将仁爱道德精神贯穿于人民至上的新发展理念之中、彰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之中。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还有多方面的超越。
目前，学术界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成果，主要侧重研究和探讨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如薛庆超等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视角探讨了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1]，林国标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了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2]，李小园、李新从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视角探讨了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3-4]。然而，学界关于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仁爱思想的继承、弘扬和超越，却少有人涉猎，尚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客观地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不凝结着习近平对人民至深至厚的仁爱情怀。因此，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内涵，阐释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继承、弘扬和超越，不但有助于全面清晰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且有助于从更加广阔的视域系统地理解和深刻把握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鲜明底色和重大创新。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优秀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并被世界所尊重的重要基石。在以儒墨道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以仁爱作为治国理政之道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以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视“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道德原则。如，孔子认为“仁”即“爱人”，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 • 学而》）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 宪问》）等思想，主张爱护百姓，反对当权者滥用权力。荀子也强调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说：“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荀子 • 议兵》）他认为，（君王）唯有爱民如子，国家才会强盛，反之，国家必然走向衰败。
西汉文学家刘向谈及治国之道时，也强调了仁爱的重要性。他说：“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说苑 • 政理》）他认为治国者，就要像父母爱子、兄长爱弟那样，治国者如果有这样的情怀，就不愁国家不治、人民不安。
东汉史学家荀悦则从君民一体的角度论述仁爱施政的治国之策，他说：“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申鉴 • 政体》）他通过阐明君主重视民众和善待民众的重要性，要求君主应该有爱民情怀。
唐代名臣房玄龄提出了“黎元为本”的治国理念。他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晋书 • 宣帝纪 • 制曰》）他强调天大地大，但黎民百姓是国家之根本。正是这种“黎元为本”的治国理念，成就了大唐的“贞观之治”。
可见，儒家强调治国者需以仁德之心、仁爱之道治理国家，坚决反对对人民施行暴力、暴政，体现了儒家爱民、惠民的情怀和道德理想。
墨家也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尤以倡导“兼爱”思想而闻名于世。墨家提出兼爱思想，强调仁爱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墨子主张兼爱，主张“爱人若爱其身”。强调平等、友善、和平、博爱，强调人人应该相互爱护，反对相互残害。他要求君臣、父子、兄弟互相友爱。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墨子 • 兼爱中》）他认为，仁爱之人之所以能成就大事，就是因为他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如果国家之间相互攻击，家庭之间相互打击，人与人之间相互为害，君臣之间互不信任，父子之间没有慈孝，兄弟之间不和谐，这就是天下之大害。
墨子警示统治者，若“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墨子 • 兼爱中》）。墨子向统治者指明，如果天下人不能平等博爱，而是倚强凌弱，以富辱贫，以贵欺贱，以诈欺愚，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二）以仁爱作为行为规则
儒家一贯主张以仁爱善心作为行为规则。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 • 公孙丑上》），强调君子最大的美德莫过于与人为善。朱熹曾言：“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四书集注 • 孟子 • 梁惠王章句上》）他认为，真正仁爱的人，不仅是懂得爱人的道理，其内心还具有善良的品德。《大学》也载有：“所恶于上，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此之谓絜矩之道。”表明做人之道，若对上级的做法不赞成，就不要将这套做法用于下级的人；
同理，对下级的做法不赞成，就不要用于上级。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代的儒者恒宽提出：“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恶恶。人君不畜恶民，农夫不畜无用之苗。……刑所正民，锄所以别苗也。”（《盐铁论 • 原刑第三十四》）按照恒宽的观点，每个人尤其是君子应以仁爱善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标准，应该爱憎分明、赏罚明确，只有惩罚少数恶人，才能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
道家也倡导以善心和仁爱作为人的行为规范。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道德经》第二十七章）老子认为，圣人总是以行善教化人、挽救物为美德，主张对待人要宽容、要有容忍之量。他说：“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就是指，对友善之人，我能善待之；
对没有善心的人，我也善待之，这样就可以得到善良了。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也强调为善的价值，他在《墉城集仙录》中指出：“人有一善，则心定神安。有十善则气力强壮，有百善则宝瑞降之，有千善则后代神真，……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也。”他认为人活于世要有善心，人越是善，就越能得到好报；
鼓励人人行善远恶，各尽其职。
（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儒家崇尚仁政，强调为政以德、宽厚待民、以民为本，反对君主不行仁政和诸侯为一己之私的战争。孟子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 • 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国君不施行爱民政策而敛财致富，都是孔子所厌弃的，更何况那些替他卖力打仗的人呢？为争夺地盘而战，往往杀人遍野；
为掠夺城镇而战，往往杀人满城。孟子对这些“率土地而食人肉”的君主和将军们万分愤恨，认为判处他们死刑都难以免除他们的罪行，斥其为“不志于仁”。
墨家“非攻”思想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从维护民众利益和圣王之道出发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墨子主张以兼爱来消弭祸患，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战祸不断的最大弊病，就是源自人们不能互相友爱。由此，他提出“非攻”思想，从爱利百姓高度，反对侵民掠地、殃及池鱼的不义战争，主张和平相处。他在《墨子 • 非攻中》，用八个“不可胜数”，痛斥战争造成丧师失地、伤兵害民之罪状，彰显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和仁爱之心。
道家的“不相害”思想，也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道家强调国家要守住“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加害”。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多处可见对战争的憎恶、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谴责、对民众的同情和悲悯。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他认为，应该用道辅佐君王，而不是用兵力逞强于天下，因为用兵力逞强于天下，容易遭到报应：驻扎过军队的地方，容易长满荆棘；
大战过后，必定有荒年。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自大，逞强自满。老子对挑起战事、杀人为乐的人予以痛斥。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他认为以杀人为乐事的人，是不能得志于天下的。老子还进一步指出，为了维持战争之所需，国家会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以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也就是说，民众之所以饥馑，是因为统治者征税太重；
民众之所以难治，是因为统治者剥夺太多；
民众之所以看轻生命，是因为统治者太看重自己的生命。
道家的“不相害”思想与墨家的“非攻”思想极为相似，从对战争的厌恶到对苛捐杂税的鞭笞，再到对民众生命生活的悲悯之心，仁爱思想得以充分彰显。
仁爱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而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习近平深谙中华传统文化，常常在讲话、文章中旁征博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阐述自己的治国理政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在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继承、弘扬和超越，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一）以仁爱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加以弘扬
1.习近平认为传统文化倡导的仁爱是一种大爱、博爱
中华文化里的仁爱很平实，但又包容万象。在习近平看来，“仁”是以关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对每个人来说，首先是孝敬父母，其次是尊重兄长，再次就是把这种爱扩充出去推广到社会。因此，人人都应该以这种爱作为基点，然后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5]。习近平认为“德莫高于爱民”[6]15，唯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7]。这种爱，是由爱亲人，推而广之到爱他人，由爱黎民百姓推广到爱世间万物，即博爱。他引用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8]33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待自然的仁爱之心和环保意识。习近平在2018年5月18日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9]
宋儒张载将这种爱推及宇宙世界，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10]，表明天地万物与人之间情感的相通和休戚与共，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共存共荣的仁爱之心和责任感、道义感；
而习近平则将这种爱人及物的仁爱思想发展性地融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之中。2021年10月，习近平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借用荀子《天论》篇中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指出人类应该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11]。
习近平还特别推崇历史上广义的仁爱，其中就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他认为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核心要义，他引用《管子》的话，认为“礼义廉耻”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维”[6]75，强调“天地之大，黎元为先”[8]11，认为为官理政之道，首要的就在于仁爱之心，即关心百姓疾苦、仁政爱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仁爱”精神家喻户晓、世代传承[5]。
2.习近平引用文献典籍阐发仁爱思想和为民情怀
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12]247。他借用孟子的这句话，强调共产党人要建立与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和鱼水之情，要以群众之忧为忧，以群众之乐为乐，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引用刘向《说苑 • 政理》中的“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13]，要求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心为民，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履行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习近平在2013年的《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引用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强调为官者尤其是基层干部，必须善于倾听群众疾苦声[6]7。而共产党人唯有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冷暖疾苦安危挂心头，才能成为一个受民众欢迎的好干部，才能坚守党的初心，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2013年7月，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时曾引用王充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求领导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经常下到基层，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快乐与悲哀，有目标地去做事创业。他认为，干部如果高高在上，是听不到“屋漏”和“政失”的，必须做一个“下沉干部”，深入基层，才能真正知民心、懂民意，也才能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也才能真正服务民众[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习近平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语，也正是在这种大爱情怀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走向完善，全国数亿人民深受其惠，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中国先哲的理想成为现实。
3.习近平要求干部有仁爱思想和为民情怀
习近平把对人民的仁爱当作考核和衡量干部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习近平认为仁爱思想在当今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要求各级官员对人民有大仁大爱。他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引用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12]257，强调领导干部应该以民心为己心，不私心自用。他引用《晏子春秋 • 内篇问下》中的“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要求领导干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立身、处事、从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2]257。习近平把爱民还是贱民，利民还是害民，是否做到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是否恪守为民之责、履行为民之职，作为检验和衡量领导干部作风是否端正的试金石[12]257。在201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深情地说：“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时，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我们的一切都应该为了人民。”[15]他语重心长地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16]363，要求领导干部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切实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以及可持续性。
习近平明确指出干部要有为人民利益尤其是民生工作大干苦干的愿望和理想。他说：“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16]361这些话语，句句说的都是老百姓天天盼望的东西，体现的是习近平对人民群众的大爱之心，而唯有心存善心、善念，对人民群众有真感情，才会说出这样贴心的话语。
4.习近平要求人民教师有仁爱之心
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到北京师范大学慰问和看望教师，向全国广大教师提出“四有”导向—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他认为，仁爱之心，是教师职业操守的体现，彰显了教书育人的真谛与和谐育人的导向。亲其师、信其道，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真诚地关爱每一名学生，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仁爱之心，是成功教育的基础，是教书育人的动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具有仁爱之心，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涌现出一大批好老师、好园丁。习近平认为教师要心怀仁爱之心，热爱这份职业，把学生当亲人，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他还提出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教师行列，实现学生想当教师、教师想教学生的其乐融融的喜人局面[17]。
爱是教育的灵魂，习近平提出的教师要有仁爱之心，抓住了教育的核心和本质，抓住了成为一个好教师的关键，即教师必须关爱学生，真诚为学生服务，把学生看成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希望。这既是习近平对仁爱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全面继承和弘扬，也是他对我国教育思想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内涵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
（二）以仁爱思想治国理政，坚守初心使命
习近平从仁爱思想出发，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同中外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习近平连续用了“十个更”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深切地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8]3短短的一段话，仁爱思想充溢在字里行间，一方面肯定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渴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强调党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实现人民群众的这种期盼和需求。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19]，是习近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彰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通俗表达。习近平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高度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和困境，习近平亲自指挥、果断部署，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和对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情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战争。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采取措施严防死守，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了16座方舱医院[20]，并要求武汉方面必须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对医务人员提出“提高治愈率，减少病亡率”的要求，从婴儿到百岁老人，每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21]。习近平还高度关心医护人员尤其是一线医务人员的生命健康，为他们提供了优良的保护设施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调动“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21]和医疗物资甚至动用军队人员奔赴抗疫前线，进行全国性的救援活动，倾一国之力救援一个地区，取得了令中国人民骄傲、令世界赞叹的重大战略成果。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全国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对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念”[22]。要求领导干部采取一切措施，切实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从中国抗击疫情到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上对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和弘扬，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浓浓大爱。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有亲身的感受，而且世界人民也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优势。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中国接种完疫苗后，发自内心地称赞道：“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23]
不难看出，较之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此次疫情中实行“群体免疫”的做法，我国“动态清零”“全面抗疫”的疫情防控策略更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我国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以抢救生命为最高准则的做法既是儒家、墨家、道家等的仁爱思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也是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2.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一直关心中国脱贫攻坚的事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脱贫攻坚战，力争解决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即使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艰苦的时期，习近平仍然关心全国的脱贫问题，他指出：“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24]并且强调，脱贫攻坚和帮扶政策要一以贯之地贯彻落实，贫困帽子摘了，但绝不能摘责任、不能摘政策、不能摘帮扶、不能摘监管[24]。他把实现全国的脱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
正是在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指引下，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不仅解决了9899万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使他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25]，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还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做出了表率和榜样，赢得了全世界的高度尊重与赞扬。
3.在爱民、利民方面推行“厕所革命”和绿色发展理念
习近平坚持不懈地推进“厕所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对旧式厕所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升级。习近平认为厕所问题并非小事，而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把“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加以重视，把它作为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来抓[26]341。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革除不卫生的习俗，不仅能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也是社会进步和人民文明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不到5年的时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厕所得以更新和改造，许多城乡旅游景点的厕所也完成全面改造，旅游环境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厕所革命”大大地改变和美化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习近平推进中国旧式厕所的改造，彰显了爱民、亲民、为民的公仆情怀。
面对我国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和世界性“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他说：“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27]这一发展理念考虑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是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要“绿水青山”，要的就是生态平衡和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反对的就是竭泽而渔和暴殄天物的掠夺式开发。2005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出只有真正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保证长远和快速的发展[28]。
（三）以仁爱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胸怀天下，以仁爱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合作交流与和平发展。在第二届全球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发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8]1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6]47，强调“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6]46。习近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29]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30]在习近平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爱民、仁民，莫过于与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道来建设共同的家园，实现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富裕。而这一美好的愿望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才能实现，这既是习近平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也是中华仁爱思想在国际新形势下的又一集中体现。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能使我国走上发展之路，也会使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享受发展的成果和幸福。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8]287以来，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沿线各国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沿线各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忱欢迎和交口称赞。“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是一条合作之路、共赢之路，是各国人民互利共赢的大合唱。沿线沿路各国，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受益者，更是“一带一路”平等互利的共赢者，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得以弘扬和践行的又一表现。
习近平特别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中，我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援助他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在习近平仁爱思想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援外医务人员，运送出大量医疗物资和设施进行无私的支援，表现了心系天下的高尚情怀，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和高尚品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而这一切也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对仁爱思想的传承和践行。
（一）传统文化的仁爱对象主要是群体的人，而习近平的仁爱不仅指群体的人，还包括个体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民”的论述，但指的都是群体的人、抽象的人。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 为政》）这里的“民”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意指百姓。《道德经》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民”指的也是群体的民，意指人民。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中的“民”也是群体的人。
在习近平大量的论述中，有很多关于群体的“民”的重要论述。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8]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1]。但与传统文化典籍不同的是，习近平所讲的“民”，不仅是指群体的人，还指具体的个人。最典型的就是他在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1]的理念，这里所说的“人民”已不再是抽象的民、群体的民，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民”。从表面上看，这一提法与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却蕴含着深意，标志着习近平对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的伟大超越。习近平所说的“人民”，表明党和政府不仅重视群体的人，还关心每个具体的人；
不仅关心数字上的人，还关心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这也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将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割裂开来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使中国人民更加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正是在习近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号召和指引下，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取得了举世称颂的成就。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习近平对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这一超越石破天惊，影响巨大，而且已经转化成一种强大的保护人民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温馨。
（二）传统的仁爱主要是人民的物质资料的满足，而习近平的仁爱不仅有人民物质需求的满足，还有人民精神、安全等方面需求的满足
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主要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孟子的论述中。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 • 梁惠王上》）这里的“衣帛”和“食肉”就是指要关注人民的温饱问题的解决。但习近平的仁爱思想内容就要丰富得多。2013年，他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8]41这就包含了从民主权利到公平正义，从教育、收入、医护到养老和居住等多方面的内容，显然已经超越了古人的温饱的愿望和目标。
在2016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16]103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8]208。可见，习近平不仅认为党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还要满足人民实实在在的物质文化需求；
不仅这一代的中国人要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还要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有良好的生存环境。
2017年12月，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6]342在过去“获得感”的基础上，增加了“幸福感”和“安全感”两项内容，这就使得人民群众的满足感从物质需要向精神需求进一步扩大，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1]，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享受全过程的民主。这既是对传统仁爱价值追求的显著扩大，也标志着习近平的仁爱思想对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伟大超越。
（三）传统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治国者的恩赐基础上的，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习近平讲的仁爱是建立在党和政府的使命担当基础上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仁爱、仁政是学者对治国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治国者并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治国者可以实行它，也可以不实行它；
可以多实行，也可以少实行。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的学者都向统治者提出了仁爱思想，但人民温饱却难以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认为，坚持仁爱思想，对人民实行仁政，不是党和政府居高临下对人民的恩赐，而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须实行的，这是党和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18]4092019年，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26]133他认为对党员、干部而言，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初心变没变”“使命”担当如何，必须由群众来评判、让实践来检验。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的疾苦喜乐记在心间，把人民的冷暖安危挂在心头[26]13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31]。
综上可知，在习近平看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非做不可、非做好不可的问题；
这是历史赋予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是党和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所在，也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更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说对中国古代的治国者而言，仁爱、仁政仅仅是一项“软约束”；
那么对今天以至未来的党和政府来说，就是一项“硬约束”，是非做不可、必须做好的事情。
（四）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范围是中国人，而习近平仁爱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人，还包括天下人
中国处于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北面有浩瀚无际的沙漠，西部和西南部有难以逾越的高山峻岭，东部和东南部则有大海阻隔。在科学尚不昌明的时代，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必然影响人们对“天”和“天下”的认识，限制人们对“天下”地理界限的认知。如《援神契》说：“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就是把天下限制在“五千里内”。古人有不少“以天下为己任”“公天下”的说法，范仲淹更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名言。显然，这些先贤对天下范围的认识主要局限于中国这个地理范围。古人对“天下”认识范围的狭小，必然也使他们对仁爱对象和仁政范围的认识受到影响和限制。
习近平眼里的“天下”，是一个更加广大的空间范围，即全世界的范围，而不限于中国一个国家。所以，他的仁爱对象也不限于中国人的范围，而是世界人民的范围。如2013年，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说：“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愿同五大洲的朋友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造福亚洲和世界人民！”[18]333-334表达了要努力使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从我国经济发展和合作中受益的意愿。
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纵论历史、思接千载，说：“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16]536表达了他愿意顺应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通过“一带一路”把经济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实现人类社会共赢共享发展的美好愿望。
2021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中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的责任。他呼吁各国政党应顺应时代潮流、倾听人民心声、加强各国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2]。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全人类利益为最大利益的博大胸怀的表现，也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划时代的伟大超越。
仁爱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为世界所尊重、信奉和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习近平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精华，将其运用于治国理政和实践当中，还超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习近平不仅在理论上继承、弘扬和超越了仁爱思想、丰富了中华文化，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且在实践上，他通过对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继承、弘扬和超越，高度凝聚人心，使得全党、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使得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了勃勃生机，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