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珍明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战国时的魏国，由春秋时期晋国魏氏发展而来。自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 年）毕万始封至晋烈公十九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氏为诸侯，凡历二百五十余载。魏氏受封与赵氏同年，且较韩氏为晚，自“毕万始封”后，其间历经魏武子、魏悼子、魏绛、魏献子等不同发展阶段，魏氏终成晋国能够左右晋国的政局的强宗大族，为“三家分晋”格局的形成，积累了雄厚的力量。①纵观春秋时期魏氏发展历程，其先世以“武”受封，可称道者不多，魏武子虽有“从亡”之功，但其政治判断失误，延迟了魏氏走进晋国权力中心的步伐。及至魏绛，一改先世武勇的政治形象，文治才干非常突出，尤以“和戎”的成功颇为人们所重视，真正做到了“允武允文”。此后，魏献子为晋国正卿，继其后而光大之，为魏氏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史记》《潜夫论》等书记载，晋国魏氏和晋国国君同为姬姓。魏氏为周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武王伐纣以后，毕公高以其功勋而受封于毕邑，其后毕氏衰落，大约于两周之际灭国。[1]（P15）直到毕万臣事晋献公，以军功受封于魏，毕氏方才再次显现出来。对于晋国魏氏的族源以及毕万受封，《史记·魏世家》如是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2]（P1835）毕公高是周初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后，“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2]（P120）清华简（壹）《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毕公高为主将戡黎还师，[3]众人以“毕公高为客”，武王、周公举爵为之寿，[4]（P538-539）《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克商后，“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5]（P356）《尚书·顾命》也记录了成王临终之时召见毕公等重臣立康王之事。[6]（P481）传奇器物与出土材料方面，周原甲骨出土有“毕公”（H11:45）字样的龟版，[7]（P37）青铜器如史䛗簋（《集成》04030）[8]（P2205）、献簋（《集成》04205）[8]（P2403）、毕伯克鼎（《铭图》02273），[9]（P10）毕公左御玉戈（《铭图》19759），[10]（P365）䢔甗（《铭图续》30275）[11]（P369）皆有“毕公”字样，而清华简（壹）《耆夜》则有“縪（毕）公高”[12]（P150）字样。毕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列举“文之昭”时即有“毕”在内，杜预注曰“毕国在长安县西北”，[13]（P216）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在周初王室重臣中，毕公高之采邑距宗周最近”。[14]（P80）凡此，皆可与《魏世家》相佐证，足见周初毕氏在西周政局中的重要地位。
与韩、赵两家所不同的是，毕万是来自晋国之外的贵族，根基较韩、赵二氏为薄。嬴姓赵氏始于周穆王时期，可能很早即在晋南一带定居，[15]（P200）韩氏为晋国曲沃桓叔之后，[16]（P439）其受封不会晚于曲沃武公时期。[17]毕万仕晋为毕氏重新被人们认识提供了转机，“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2]（P1835）毕万在献公讨伐霍、耿、魏之战中建功立业，始有封地，为晋大夫，受采邑于魏，后以之为氏。“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2]（P1836）毕万封魏，其后改为魏氏，当与“胙土命氏”制度有关。
魏氏始封与其本身能力直接相关。毕万为晋献公之车右，以武勇及战功获得采邑。《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赵鞅）巡视军队之辞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13]（P989）足见春秋时期人们对毕万的认识主要还是集中在“武勇”方面。赵简子以此激励麾下的将士，希望他们能够建立如同毕万那般“七战皆获，有马百乘”的功业并得以善终。②其后世亦在武勇方面非常有天赋，凡此皆为魏氏在春秋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历史传统来看，魏氏始封与晋国自唐叔虞以来大量启用异姓贵族的历史传统有关。谢尧亭先生指出，晋国自唐叔虞分封时，“像唐人贵族和怀姓九宗的狄人贵族，都是异姓贵族，曲村墓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这一点”。[15]（P203）而在西周时不存在给功臣册封采邑，及至春秋时才有这种现象。除了毕万本身才能、重用异姓贵族的历史传统而外，毕万封魏与“晋无公族”的政策导向和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春秋初年“曲沃代翼”，曲沃武公以贰宗的身份取代大宗成为晋国国君。鉴于公室旁支庶族强大的势力，晋献公“尽灭群公子”，打击公族势力，“杜绝了国君权力旁落在其他公室大族的可能性”，[18]（P13）为异姓贵族在晋国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契机。骊姬道出了晋国“无公族”的实质，“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惟无亲，故能兼翼”。[16]（P265）白国红先生指出，晋献公时“则是公室违背宗法制度打击现存公族，是公室从上面摧毁宗法制度。‘亲亲’的宗法原则在群公子的血泊中淹没了，‘无亲’成为晋国的政策指导方针”。[19]（P50）打击、限制公族“目的则是为了减少觊觎君权者的潜在威胁，保持君权，并将君权按自己意向转传。”[22]（P453）从现实层面看，晋君削弱公族势力，异姓贵族如魏氏、赵氏的崛起正好填补了打击公族而留下的权力空白，维护了国家的正常运转。从晋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春秋时期“晋国霸业”也是伴随着武力扩张步伐而展开的。晋国自西周始封至三家分晋前，其领土扩大范围和历程，即自唐叔虞分封时的“河、汾之东，方百里”，文侯、武公、献公“晋西南一隅”至最强大时拥有“山西全境、陕西西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横跨五省，把控黄河中下游地区”。[15]（P200）此时晋国国内一方面打击公族势力，一方面又需要扩张领土，频繁的战争促进了晋国“尊贤尚功”“尚军功”的风气形成，为异姓乃至外部贵族在晋国的发展，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和契机。毕万及其后裔的“武勇”无疑是适逢其会的。
毕万受封于魏之后，晋国内部则因打击公族势力而内乱频仍。晋献公晚年的“骊姬之乱”，“四子争更立”，这种乱局“是对晋国公族致命的一击”，[21]（P4）众公子因此也纷纷流亡他国。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毕万之孙魏武子（魏犨）③跟从公子重耳一起逃亡在外，历时十九年，实有从亡之功。《史记·魏世家》将此事的梗概叙述的较为清晰完备，兹不赘。而《史记·楚世家》则载录了叔向追溯晋文公从亡之臣的一段话，即“昔我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犫、贾佗以为股肱。”[2]（P1710）及至晋文公复国，《魏世家》记载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庶子出身的魏犨能够“袭后封”，首先与他作为晋文公的股肱之臣“从亡”密不可分。其次，从史籍行文来看，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也有肯定和确认毕万始封之功的意涵在内。其三，“袭后封”是晋文公出于治国策略和魏武子本身才能多方考量的结果。李沁芳先生认为，晋文公复国后，为了平衡国内各派势力、获取多方支持以稳定晋国形势，将国内的“诸姬之良”和“异姓之能”分别任命为“中官”和“远官”。魏氏之先毕公虽出于姬姓贵族，但与春秋时期的晋国姬姓血缘已非常疏远了，大抵也是被当作异姓贵族看待的。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魏武子与其祖父毕万一样，皆以勇武著称，史书也未记载他拥有智谋、学识上的其他才能。综上，魏犨一代只是恢复祖上的采邑，“被任命为下军车右，未能进入六卿之列，远离晋国政治权力的核心”，[22]（P198）可能也是出于晋文公的深思熟虑。
魏武子“袭魏氏后封”及其后续事件具有双重属性。魏犨以“从亡之功”复其旧邑，虽未能身居高位，但让历经晋国内乱的魏氏再次“从此在晋国成为政权核心的贵族”[18]（P23）之一，也为晋悼公时“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提供了有据可循的依据。而魏武子未能领会晋文公封赏的“其中深意”，与他一起随重耳出亡的赵衰（子余）相比，“其政治见识远远不及”。[1]（P17）毕竟“文以忠贞”、以智谋著称，令文公“师事”的赵衰，其计谋、功劳高于魏犨，最终也只是担任了原地的大夫，同样没能位列晋卿。而赵衰的辞让深得晋文公之心，“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16]（P358）因之任命他掌管新上军。赵衰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辞让高官厚禄，这种谦让的行为，更便于晋文公布局国内政治，实则是巩固社稷之举，重耳将之视为一种美德也是不难理解的。
等而下之，魏武子在封赏后抱怨文公所赐不够其心理预期，进而抱怨道“劳之不图，报于何有”。非但如此，他还在对曹国的作战中，不顾文公的禁令，同颠颉一起纵火烧毁文公恩人僖负羁之家，亦令自己胸部受伤。魏武子的行为明显让晋文公难堪，也不大利于文公的政治布局。功臣的不配合让文公执政群体内部的不稳，更遑论平衡其他政治势力。晋文公想要杀掉魏犨、颠颉，因“爱其（魏犨）材”，故派人察看其伤势，见其能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13]（P232）只免掉魏武子的官职，而杀掉颠颉抵罪。这件事对晋国魏氏影响甚深，魏犨个人失去晋文公的信任和重用，结束了政治生涯。同时因为他的政治判断失误，“使方兴的魏氏由此而沉沦下去”，[23]（P460）魏氏在较长时间内被排除在晋国权力中心之外，迟滞了其在春秋时期的发展步伐。直到晋悼公时，魏氏才成为晋国六卿中获得卿位最晚的一个家族。[1]（P18）
魏武子及其子魏锜（厨武子、吕锜）、魏颗皆以武勇而著称，在政治上均无突出的作为。魏锜作战勇猛，精于射术。在晋、楚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魏锜先后俘获楚公子谷臣，射死楚将连尹襄老、射中楚共王之眼，也在“鄢陵之战”中死于楚人养由基箭下。《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成公十六年》对其事迹有载录。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13]（P363）在邲之战晋、楚将要谈判盟约时，他同赵旃故意挑衅楚军，致使没有准备晋军中军、下军溃败。所幸的是，他能同下军大夫荀首一道坚持对楚作战而获得战功，足见其勇武有余而智谋不足，于国而言，亦缺乏大局观念。当然，魏锜是切实为魏氏争取公族大夫之位而付出过努力的。
魏颗的主要战功是在晋、秦辅氏之战中建立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载之甚详。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 年），晋国对赤狄潞氏作战时，秦桓公趁机攻打晋国。魏颗在辅氏大败秦师，并俘获秦国力士杜回。《国语·晋语七》对此有过评价，“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兴也”，[16]（P406）他还被晋君赐予食邑令狐，此后魏氏分出一支，别为令狐氏。除了战功而外，魏颗在辅氏之战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结草衔环”。盖因早在其父魏武子病卒时，放了本要殉葬的武子爱妾。后来在作战中，见到一位老人把草结起来绊倒了秦将杜回并使之被俘，而在夜晚的梦中老人告知他是报魏颗之恩而来的。魏颗之所以将其父的爱妾嫁出，是因为魏武子清醒时候交待过的，及至武子病笃临终又欲以之殉葬。魏颗认为，“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13]（P379）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则尊重了其父清醒时的命令，一则尊重人性和生命。他的决定颇值得肯定，赋予该家族以人文内涵，稍稍改变魏氏一贯的崇尚勇武的传统形象。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武子）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2]（P1836）除了将魏氏都邑从魏地迁徙到霍地外，悼子的其他史迹和事功不见于文献记载，兹阙如。④与魏悼子事迹不显相比，魏锜、魏颗则在战争中立了军功，为魏氏下一代在晋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累了政治资本。
上文略述了魏锜、魏颗二人的战功对后代的影响，即其子辈魏相（吕相、吕宣子）、魏颉（令狐文子）于晋悼公元年（公元前573 年）成为晋卿，⑤终于使魏氏进入了晋国的权力中心地带。而二人的政治作为和功绩与同辈的魏绛相比，后者则远胜于前二者。当然，魏相（吕相）于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所作绝秦之文，于文学、外交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此节专门论述魏绛的功业。《史记·魏世家》记载了魏绛“僇辱杨干”“和戎、合诸侯”及“赐乐”三事。审其细节，“赐乐”又是与魏绛“和戎”紧密相关的，可视为一事之前因后果。结合《左传》等书的记载，撮其要者，魏绛的功绩大抵有如下三端：
其一，执法严明，不避权贵。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70年），晋悼公主鸡泽之盟，军次曲梁而晋侯之弟扬干扰乱军行，彼时作为中军司马的魏绛严格执行军礼（法），杀掉扬干的御仆以正典刑。悼公认为在会盟诸侯时处决权贵（尤其是国君之弟）的御仆，不仅如《魏世家》所说的“绛僇辱杨干”，实则是折辱了晋君，故而欲杀魏绛。羊舌赤（伯华）及时劝谏悼公，力陈魏绛的好品质——“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13]（P489）实在是恪尽职责、爱国忠君，没有折辱国君、违抗君命。言罢，魏绛即来陈述自己的罪愆，悼公一方面听取了臣属的谏言，一方面又为魏绛法不阿贵、忠于职守、请罪伏法的忠义之举所感动，并从“公法”与“私情”的角度加以分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会盟归国后，即“与之（魏绛）礼食，使佐新军”。魏绛在处理扬干违犯军法之事上，识大体、顾大局，维护了国家礼仪和军队形象，而不计个人安危，颇显人格魅力。处罚完毕又及时向国君坦诚自己行为，主动承担罪责，欲伏剑自裁，当然他在悼公面前的请罪之辞入情入理，也是其为政智慧的体现。
其二，和戎翟与合诸侯。晋悼公五年（公元前569 年），魏绛分析晋国内外形势及民族关系格局，向晋悼公提出“和戎”之策。据《左传·襄公四年》所述，魏绛和戎起于无终之戎孟乐“请和诸戎”。晋悼公主张征伐诸戎，魏绛则为其陈述“战”与“和”的厉害关系。劳师远征戎狄而坐视中原国家的沦陷，更会引起华夏诸国的背叛。与戎族达成和解，有便于解救处于楚国威胁下的陈国，更可藉此赢得新附诸夏国家之心。由此可见，魏绛主张“和戎”是深刻契合晋国争霸战略需要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向悼公阐述“和戎”的五大好处，即：1.戎狄游牧，重视财货、轻视土地，可以物易土。2.边界没有警报，民众安居乐业，从事生产；
3.戎狄侍奉晋国，可挟此威震动四周邻国，威服诸侯；
4.用仁德安抚戎狄，避免劳师动众损耗兵器铠甲。5.鉴于后羿无德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敦行仁德，使远方国家前来朝聘，近处国家得以安心。
其三，能言善谏。据史籍所载，魏绛的谏言主要有两次，分别在晋悼公五年和十年。晋悼公五年，魏绛在向悼公陈和戎之策，并与其中嵌入“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皆因喜好田猎而亡国之事。而《左传·献公四年》将他巧妙谏言的方式予以点出，即“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13]（P494）当然，作为成熟的政治家，魏绛所谋求的目标在于实现政治目的，真正利国利民，其所举夏代兴亡史事，立言为正自不待言，而其谏言的方式，却又不同于“犯言颜谏”“犯颜极谏”，足见他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为臣如此、为官如此，颇为不易。
晋悼公十年（公元前564年），晋国为恢复霸业频繁对外征战，国力消耗甚巨。此时陈、郑二国相继叛晋归楚，秦、楚趁机攻伐晋国，晋国国内又有饥荒，内外交困。面对逆转的形势，悼公不得不放缓“复霸”之步伐，“谋所以息民”的政策。[24]（P197）魏绛结合晋国实际，从活跃国内经济和省简礼仪活动两方面入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针对经济问题，魏绛主张国君当施惠政于民，把公家积聚的财货借贷给民众，自国君以下尽出积蓄，让财货流通，便于生产，且国家、贵族不专山泽之利，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可持续。与经济紧密相关的则是礼仪行用的问题。魏绛借用了古代处理荒政的措施，举凡祭祷、宾客聘享、礼器制度、车马服饰等方面都删繁就简，大抵是“一切开支都需要严格地量入为出，省减用度”，“既保证灾荒中社会生活习俗的持续，又使之符合民众的承受能力”。[25]魏绛的谏言对于恢复晋国国力非常有效，《左传·襄公九年》谓之“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13]（P518）
魏绛相较于以武力立国、立功的魏氏先祖而言，他的事功突出国家治理方面。众所周知，晋国自立国开始，就生活在戎狄纵横交错的格局之下，当初制定治理策略时即“疆以戎索”，就充分注意到晋国附近的民族形势。因此，与少数民族族群处理好关系，对于晋国本身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而在诸侯争霸的环境下，处理与戎狄的关系，更关乎晋国后方的安稳与否，此战略意义魏绛已然指出，兹不赘。悼公听取了魏绛的建议后，深以为然，并派魏绛去办理“和戎”“修民事”“田以时”诸事。魏绛不负所望，在他的努力下，“和戎”非常成功，《魏世家》曰“戎、翟亲附”，《国语·晋语七》也概述道“（晋悼公）五年，诸戎来请服，使魏庄子盟之，于是乎始复霸”[16]（P409）晋悼公更是称许他的功业，“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13]（P532-533）将郑国敬献给的乐器、乐队赏赐一半给魏绛，还赐安邑作其采邑，足见晋君对他的重视和肯定。⑥需要指出的是，魏绛的事功以其“和戎”最为卓著，[23]（P404）对民族关系、晋国霸业影响深刻，而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看，“和戎”的意义和价值不再局限于晋国一域，更为我国古代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实现民族融合贡献了智慧。魏绛以军司马升任下军佐，继魏颉担任晋卿，其政治才能、谋略出众，忠君爱国、坚持原则，执行能力亦值得称道，为晋悼公“复霸”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魏绛的功业一改其先世的武夫形象，真正实现了从“允武”到“允文”的转变，他的努力和付出为晋国魏氏在春秋时期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是魏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早在晋灵公时，赵盾即以执政卿的身份秉持国政，此为晋国君权开始下移、卿权壮大的开端。[17]此后灵公、厉公也先后被弑，至悼公继位时，大夫的势力正式抬头，《赵世家》谓之“晋由此大夫稍彊。”也就在悼公、昭公之际，晋国六卿逐渐专权。太史公认为，“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晋平公时期，吴公子季札、宣伯、叔向分别描述了晋国公室衰落的情形，乃至预测了晋国政局未来的走向。平公时期，晋六卿开始削弱公室力量。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2年），范宣子（士匄）驱逐栾盈，捕杀栾氏党羽。平公八年（公元前550 年），栾盈潜回曲沃发动政变，与栾氏交好的魏氏被士匄、士鞅以曲沃为贿而分化。栾氏败亡，随后被灭族、采邑没入公室。栾氏被灭影响重大，“栾氏，这个公族大枝，唯一能与异<性>（姓）诸卿大夫抗衡的强族至此被灭掉”，[23]（P816）自此而后晋国异姓卿大夫失去公室强有力的制约力量，六卿专政的局面形成，[26]（P53）马骕《绎史》对此认识非常深刻，“自是晋之卿族转相残灭，以至分裂晋国而后止”。[27]（P2183）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2年），季札聘于晋，断言“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并谓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13]（P663）十六年（公元前542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及赵文子（赵武）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13]（P678）十九年（公元前539年），叔向分析认为，“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14]（P714-715）又，《晋世家》《魏世家》皆谓昭公薨后，“六卿彊，公室卑”，可见此时卿士与晋国国君的力量对比，已出现明显地倾斜。晋顷公六年（公元前520年），“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此时六卿可参与周王的废立，晋君大权旁落，正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论语·季氏篇》）。
魏绛之后，魏献子（魏舒）⑦继续将晋国魏氏的事业向前推进。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 年）韩宣子（韩起）卒，魏献子继任为执政卿，魏氏开始执掌晋国国政。未任执政卿时，魏舒已经参与栾氏被灭之役。顷公十二年，祁氏因祁盈家臣祁胜、邬臧“通室”，祁盈以讨家乱，而祁胜贿赂荀跞（知文子）。荀跞向晋侯建言，以“专杀”的罪名于夏六月杀祁盈及其党杨食我。杨食我是羊舌肸（叔向）之子，他因受祁氏内乱的牵连而被杀。晋侯在大夫的左右下，伐灭晋国公族祁氏、羊舌氏。《史记·晋世家》的记载简明扼要，“晋之宗家祁傒孙，叔乡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晋益弱，六卿皆大”，[2]（P1684）此条史料颇为关键，直接指出了六卿灭祁、羊舌二氏的原因。祁氏、羊舌氏出身于公族，且又庇护晋国公室，天然地站在了六卿的对立面，故除掉二族是其共同利益之所在。[22]（P205）彼时的局势如《赵世家》所言，“晋公室由此益弱。”
魏献子继任晋国正卿后，即开始处理祁、羊舌二氏覆灭的后续事宜。公族势力祁氏、羊舌氏的覆亡，其原有的利益自然也在被瓜分之列。《晋世家》载“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之甚详。其大要是：将祁氏、羊舌氏之田分别分为七县和三县。为了便于管理，魏献子还任命司马弥牟、贾辛、司马乌、魏戊、知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十人为县大夫治理此十县。魏献子安排十县之时非常具有政治智慧，能从功劳、贤能、卿族三方面平衡各方势力，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其中贾辛、司马乌有功于周王室；
司马弥牟、孟丙、乐霄、僚安有贤名；
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出自卿室，身份是“馀子”，但“不失职，能守业”，也当是能力较为突出者。还需说明的是，同为六卿的范氏、中行氏并没有分得“十县”之一，其背后隐含着魏氏与二者的矛盾。总的来看，魏献子处理祁、羊舌二氏的善后举措是颇为得宜的。他也曾担心封自己的儿子魏戊为县大夫有结党营私的嫌疑，成鱄则列举魏戊的长处，“远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14]（P905）孔子也以魏献子此举为“义”，《左传》还以之任命贾辛为“忠”。
晋国公族祁氏、羊舌氏灭亡后，其采邑一部分落入了卿族之手，卿之馀子也走上政治舞台，控制新设的县域，使得公室进一步衰弱，六卿的势力也因之进一步壮大。与此同时，伴随着晋国国君权势的衰落，国君已“不足与晋国的强宗大族对抗”，[18]（P36）六卿内部矛盾也逐渐显现以至爆发出来。至此，晋国霸业终结，历史的车轮也行进到六卿相争、三家分晋的前夜。
晋平公十七年（公元前541 年）魏舒在对无终及群狄的战争中立功。即将开战时，魏舒结合战场的实际情况，主张毁车而进行步战，中行氏“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此与魏绛斩扬干御仆有相似之处，凡此皆可概见魏氏掌军之严明。正因为策略得当，取得对戎狄作战的胜利。可见，魏氏虽在魏绛之后以“允文”的面貌见重于世，然其本身勇武善谋的军事才能也是其发展壮大的一大因素。
另外，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0 年），魏献子执政卿任内，赵鞅、荀寅率军队在汝滨筑城并将范宣子的“刑书”铸为刑鼎。作为执政卿士，此项制度的推行，当获得了他的支持或首肯。此举促进了晋国成文法的产生。这是历史一大进步，“成文刑法的公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法律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28]（P44）
晋定公二年（公元前510 年），魏献子与韩简子（韩不信）一道主持扩建成周事宜。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周敬王因王子朝之乱而迁都成周，盖因成周狭小而欲扩建，魏献子接受范献子（士鞅）的建议为周扩城。晋定公元年（公元前511年）冬十一月，魏献子在营建城池过程中失礼僭越，“魏子南面”，《左传·定公元年》亦载“魏子涖政”,卫彪傒对此批评甚烈，“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13]（P921）“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奸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13]（P925）按，杜预注曰：“南面，居君位”，“涖，临也，代天子大夫为政”。在礼乐文明盛行的周代，献子以晋侯卿士而僭天子之礼，此举无疑是极其严重的失礼行为。在筑城过程中，魏舒将自己的任务丢给韩简子和原寿过二人，自己却“田于大陆”，并在返回途中卒于宁地，继其任晋国正卿的范献子“以其未复命而田”，“去其柏椁”，降低其葬礼等级以示惩罚。
总体来看，魏献子个人能力突出，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都有建树，以其过人的能力发展并巩固了晋国魏氏的基业。其晚年失礼之举，成为范氏打压魏氏的契机，令魏氏蒙羞。晚年的过失使其一生并不完美，但对于魏氏而言，献子仍不失为“一位举足轻重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22]（P208）在他的经营下，魏氏的实力发展壮大，臻至与其他五卿齐平的地步，真正步入晋国政治的核心，也为其后六卿相争乃至“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魏襄子（魏侈、魏曼多）、韩简子（韩不信）、知文子（荀跞）帮助赵简子（赵鞅）一同攻伐叛乱的范、中行氏。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 年），赵氏击败范氏、中行氏。公元前453 年，魏桓子（魏驹）与赵襄子（赵毋恤）、韩康子（韩虎）共同伐灭知氏而“尽并其地”。《燕世家》谓“韩、魏、赵灭知伯，分其地，三晋彊。”其后晋君名存实亡，公室领地绝大部分入于三家，“三家分晋”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29]（P125）马骕认为“知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27]（P2184）其后的历史大抵延续这个方向发展。晋烈公十九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赵烈侯籍、韩景侯虔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
纵观春秋时期魏氏的发展历程，当以魏绛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实力变化也和晋国君权变化紧密相连的。自毕万封魏至魏锜、魏颗，为魏氏的前期发展，此阶段主要以武勇和军功在晋国政治舞台立足。此阶段内，晋君权力强大，积极参与诸侯争霸。其中魏武子从晋文公出亡，因其政治判断力不足，迟滞了魏氏居于六卿的步伐，使魏氏的发展面临挫折。但其“从亡”之功也为晋悼公时期，限制大夫的权力，培植较小家族的“修旧功”提供了先期条件。魏锜、魏颗也如同其先世一般，在军事上有出色的才能，其中魏锜还为魏氏列为公族付出过努力，然其政治策略不甚高明，以失败告终。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二人的努力，为魏氏在悼公时期位列六卿，进入权力中心积累了可供依凭的政治资本。魏绛及之后为魏氏发展的后期，他以突出的政治才能、谋略和美好的人格，实现了魏氏从“允武”到“允文”的转变。其继任者魏献子也以突出的才能使得魏氏终于成为晋国正卿，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总的来看，晋国魏氏以外来贵族的身份介入晋国政局，晋国的立国之策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魏氏除了早年政治敏感度不高遭遇挫折外，在关键时期的选择却是非常稳重的，故其发展过程也没有如同赵氏那般起伏多变。也正因为魏氏为外来贵族，根基不如赵氏、韩氏乃至其他四卿雄厚，其发展所用的时间也较其他卿大夫为久。魏氏家族发展至魏绛、魏献子时期，晋国君权衰落，卿大夫逐渐坐大，把持晋国国政，晋国霸业终结。此阶段内魏氏实力积累迅速，并发展壮大起来。晋国魏氏在此后的一系列争斗中胜出，至此历经数代、二百五十馀载的奋斗，魏氏终于位列诸侯，开启了三晋历史上的新阶段。
注释：
①本课题研究情况如下：清代学者马骕《绎史》卷八十七《晋卿兴废》及卷一百零一《三家分晋》编次了晋国诸卿兴亡史料，并在篇末予以评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也对魏氏史事有所涉及。二十世纪以来，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先秦史》及童书业《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皆对晋国史有所究心。其中《春秋左传研究》一书内《春秋左传考证》卷一专列一目《三家分晋形势之造成》，论述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杨宽《战国史》第七章拟有《晋国六卿的兼并和“三家分晋”》，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一书非常细致、专门地考证了《魏世家》的史料问题。此阶段内，李孟存、常金仓二位先生的《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为国别史研究的专著，对卿族问题多有论述，值得参考。二十一世纪以来，多篇硕博论文研究晋国魏氏的问题，然多为探讨卿族制度而兼及魏氏，如吴晓霞：《试论晋国的六卿制》（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姚海燕《<左传>中春秋晋国卿族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浚波《春秋晋国世族势力的发展对晋国政治格局之影响》（山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尉博博《春秋大都耦国政治现象剖析：以晋国为例》（陕西师范大学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沁芳《晋国六卿研究》（吉林大学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专门研究则有刘占青《春秋晋卿魏氏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封邑、晋国公室、其他卿族、外国政治势力等四方面探讨魏氏史事。陈璞茜《晋国魏氏早期人物关系及活动探析》（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从毕万始封到魏绛时期的族源、人物关系、政治活动。刘悦《<史记·魏世家>新证》（山西师范大学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从世系、纪年、都邑、事件、疆域五个主要方面，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进行新的探讨。专著方面，断代史有2001 年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2015 年陈雪良《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八章《大夫专政和三家分晋》和2016 年李玉洁《简明春秋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八章《晋国君权与族权的尖锐斗争》涉及了魏氏相关史事。国别史方面，2014 年李尚师《晋国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2015 年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三晋出版社2015 年版）则是在《晋国史纲要》基础上的新发展。2017 年，李玉洁《魏国史》（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出版，第一章《魏氏在晋国的发展》，概述了春秋时期晋国魏氏的发展历程。2019 年谢尧亭《晋国兴衰六百年》（三晋出版社2019 年版）立足三晋出土铜器等文物结合文献论述晋国发展史，其《三家分晋》一章涉及晋国魏氏，多有新颖的见解。
②毕万以战功受封于魏地，拥有百乘战车，文中说“死于牖下”，“牖”为窗户，杜预注曰“言得寿终”。参见（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页。
③《史记·魏世家》曰“（毕万）生武子”，《世本》在“毕万”与“武仲州”之间还有一个“芒季”，《史记索隐》肯定《世本》的结论，并认为“‘州’与‘犨’声相近，字异耳。”刘悦先生也赞同《世本》之说，并分析魏武子的名字，“武”为魏武子之谥号，‘仲’指其在今之长幼排行，“州”为其名。是他的名字。魏犨以“魏诸子”身份从亡，清人方苞解释道“此称诸子，言非嫡也。”（[清]方苞：《史记注补正》，张舜徽编：《二十五史三编》（第一分册），岳麓书社1994 年版，第72 页）魏武子称“武仲州”，与其庶子身份相合。参见刘悦：《<史记·魏世家>新证》，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3页。
④在魏武子与魏悼子、魏绛的关系方面，《史记·魏世家》主张魏武子与魏绛之间有魏悼子。《世本》一说“州生庄子绛”，即魏绛为魏武子之子。而《世本·居篇》又有“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与《魏世家》基本一致。刘悦先生据魏颉、吕相、魏绛任官顺序、原因及年龄等推断，魏绛与魏颗差距较大，很大可能不是一代人，而悼子与魏颗可能同为一代人（刘悦：《<史记·魏世家>新证》，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5页）。
⑤据《国语·晋语七》载，晋悼公即位后，以其祖上两代未担任国君，此时“修旧功”“兴旧族，出滞赏”以收拢人才，“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左传·成公十八年》）故“使吕宣子将新军”，原因是“邲之役，吕锜佐知庄子于下军，获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亲射楚王而败楚师，以定晋国而无后，其子不可不崇也。”并以魏颉（令狐文子）为之佐，“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兴也。”（《国语·晋语七》）值得注意的是，同出魏氏的魏绛并没有以先辈的战功，而是以自己的智勇而被授予“元司马”的。假如魏绛为魏武子之子，那么其先世有“从亡”之功，当然符合“收文公时功臣后”的条件。那么，遵从《魏世家》的说法，魏绛为魏悼子之后，悼子无显著功业可追溯，故只好以其自身的才智受封，于此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⑥在孔子看来“名”与“器”关乎国家大政，故“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盖因“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宋人司马光亦曰，“夫礼，……非名不着，非器不形；
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页）。而晋悼公言称魏绛之教，赐予自己所获的乐器，《左传》以之为礼，杜预解释说“礼：大夫有功，则赐乐”，然其所赐者，实非一般礼器，足见悼公对其“和戎”之政的认可。
⑦关于魏献子的身份，《史记·魏世家》载“（魏绛）生魏嬴。嬴生魏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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