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文的第一感受是，时间仿佛倒流了，已经许久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读书文章――完全静下心来，慢慢地品读着名著的每一个字，用自己饱满的生命热情，揣度大师的每一个细致入微的心思。
我甚至怀疑现在还有没有像张宗子这样的阅读人――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快”，我们赶车、赶路、赶稿、赶场，赶得自己团团转，连吃饭睡觉健身都没有时间，何况阅读？
反复地品读，依着自己的理解，对人人都俯首的定论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喜欢，不喜欢，为什么？
这情形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当时的中国大陆阅读热潮中，曾经是洪水漫地。后来到90年代也还有，不过越接近时下，就越式微了。
本文作者张宗子，河南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北京工作五年后自费赴美求学，曾多年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现住纽约。
韩小蕙
1
卡夫卡身上充满了矛盾。对他自己，对读者都是如此。
这里先只说不喜欢的――他的深刻，他的忧郁，他的冷酷和怪异，都不是厌烦的理由，甚至他极为强烈的自恋，他在女人面前才华横溢的轻贱（对米蕾娜）和强词夺理（对费丽丝），我也能理解。他令人厌烦的地方，在于我们对他笔下某些人物的蔑视，这些蔑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向他自己。
早在读他致捷克女翻译米蕾娜・耶申斯卡的书信集前面三分之一时，觉得好奇和兴奋，因为看到了卡夫卡在小说中不曾显示的一面。读到一半多，觉得在女人面前，他实在和其他人没分别。后面的三分之一是耐着性子读完的，因为他太唠叨了。
卡夫卡的唠叨有多重原因，一是极端内向的性格使他在用文字表达时无法抑制倾诉的冲动。二是他对一个不在身边的陌生女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更大成分上是诗意的，形而上的，不在乎形式和实质，全部意义只在于确实有一个欲望的对象存在。不在身边，意味着远离同时也是超越现实。卡夫卡着迷的从来不是现实，而是现实之外或之后。米蕾娜遥远，费丽丝近在身边。费丽丝体现的现实性不仅使卡夫卡一次次丧失热情，而且让他恐惧，因为一旦接受并拥有了费丽丝，结婚了，从此就被现实彻底征服，成为他视为梦魇的现实的一部分。三是他永远在为自己辩解，为自己的一切所思所为辩解。卡夫卡的辩解并不是因为担心别人不理解，也不是不自信，这里有一些很偏颇的东西。在别人尚未质疑的时候便不厌其烦地辩解，似乎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在自我欺骗的同时也在欺骗别人。
在致费丽丝的五百多封信中，致米蕾娜书信中那种强烈而单纯的激情和欲望几乎看不到，剩下的，是反复的自我诉说和解释。对一位恋爱长达五年，两次订婚又两次解约的女友，卡夫卡这样回答对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想知道如何确立固定关系吗？我毫无把握，一种长期的共同生活是否已足以确立这种固定关系。但我们甚至看不到长期保持这种共同生活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共同生活是可能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共同生活都不足以确立固定关系”。
卡夫卡在1912年11月24日的信中，要求费丽丝别在晚上给他写信，把晚上写作的权利让给他，“这是我在你面前唯一拥有的自豪感，没有它，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贴耳的分了”。为了说明“夜间工作都是男人的事”，卡夫卡举了中国清朝诗人袁枚的一首七绝《寒夜》为例：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郎知是几更天
在此后的信中，卡夫卡多次提到这首诗中的女人，那位寂寞的小妾，“最亲爱的，可别低估那个中国女人的坚定性，直到清晨，她一直清醒地躺在床上，灯光使她不能入睡，但她保持安静，也许曾试图通过目光使那位学者离开书本，但这个忧郁的、忠实于她的男人毫无觉察……他根本控制不了这些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对她，又是只对她效忠的。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夺下了他的灯。这个行动引出了一首优美的诗，但归根结底是这个女人的一次自我欺骗”。卡夫卡一方面肯定夺灯行动的正确，但又明确指出其徒劳。其中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即使完全正确的行为，也不能迫使他让步分毫。在他的坚定面前，那个女人的坚定是毫无意义的。
卡夫卡提醒费丽丝注意诗中女人的身份，她是女友，而非妻子。这个区别在卡夫卡看来是实质性的。相对于终生为伴的妻子，女友代表的是没有约束的关系，有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妻子，卡夫卡界定为“不可能”，女友，界定为“不现实”。在“不可能”和“不现实”之间，卡夫卡说，他宁可选择后者。袁枚诗中女人之行为的准确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卡夫卡的认可，灯真的熄灭了，苦恼并不太大，而且还包含着足够的欢乐。但如果女主角是个妻子，那个夜晚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共同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着灯的斗争，如果是这样，读者还能笑得出来吗？
卡夫卡说，女友赢了，而她只想赢一次，别无他求，所以即使她显得不讲理，读者也会原谅她。但妻子就不同了，“她要求的不是一次胜利，而是她的存在”，是无数次，是永远，这就不是男人能够给予她的，哪怕他爱她甚于一切。
在写于他和费丽丝相识后五个月的这封信里，卡夫卡明确宣示了婚姻的不可能。他说，他爱她，是以“天生的无能爱着她”，然而他们继续着男女之间异乎寻常的频繁通信。一年零四个月后，卡夫卡和费丽丝订婚。两个月后，解约。三年后，再次订婚。两个月后，再次解约。
在1913年6月26日的信中，卡夫卡谈到自己和写作，“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存在于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现象。为了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
“对人群的畏惧我自来就有，不是对人群本身，而是对他们闯入我孱弱的天性的行为。最亲近的人走进我的房间都会使我产生恐惧，这种行为对于我来说已不仅仅是恐惧的象征。”
卡夫卡极端病态的敏感是他孤独和恐惧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他试图把个人悲剧的根源归因于社会――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他的归罪并非毫无道理，但即使如此，那也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他的臆想。在作品中，卡夫卡把臆想和现实混同，无限夸大和扭曲，从而完成了对个人痛苦和挣扎的部分虚构。虚构的这一部分也许正是卡夫卡作品中意味深长的地方，是使他深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伟大的卡夫卡其实是虚伪的。
2
我把卡夫卡的作品分为三类，喜欢的，不太喜欢但可以接受的，不接受的。第一类包括《地洞》、《乡村医生》、《乡村婚礼的筹备》，以及《城堡》。第二类可以举出《变形记》、《女歌手约瑟芬》和《饥饿艺术家》。第三类，毫无疑问，《审判》和《在流放地》首当其冲。《变形记》使人感到轻微的不愉快，《审判》和《在流放地》则使人恶心。
很多伟大的书都是令人不愉快的。这是情感印象，而非价值判断。卡缪的小说，我厌恶《异乡人》而喜欢《鼠疫》，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喜欢作者以自我折磨为深刻，更不喜欢以自虐为快乐。在艺术作品里，恐惧、痛苦、悲哀、厌倦、绝望，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不仅应当得到表达，而且往往是通往本质而更直接的道路，因而也是更有力的表达。但是，如果恐惧、痛苦、悲哀、厌倦、绝望，永远停留在自身，它们无限的推演只是加深和扩大自己，只是量度的增加，只是笼中的原地踏步，而不指向新的方向，暗示新的可能，孕育其对立面，它们就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恶心的。最好的悲剧是纯净的，古希腊悲剧的那种纯净，我们进入之后还能走出来，体验到了比悲痛更多的东西，而且作品，以及它连带的一切，它通过暗示和读者的想像所将产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表象，它必须告诉我们，在表象背后，不管是情感还是理智，是超越了恐惧和痛苦本身的。
《审判》停留在自身，它是封闭的，不指向另外的可能性。它像《异乡人》一样，认可被迫害，安于被迫害，等于承认了迫害的合理性。表面上，卡夫卡借助荒诞揭示人在压迫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无可逃避，这种单方面的夸大无异于剥夺了反抗和解放的权力，彻底扼杀了个人寻求自由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如果由于无奈而放弃和认可只是第一步，其后必然是从绝望中寻找出快乐来。一如鲁迅所言，做稳了奴隶，还要歌唱锁链的美丽，还要看不起没戴锁链的人。
《在流放地》站在受虐者的立场渲染对施虐的迷恋。在军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施虐和自虐是一回事，为了虐的实现，客体是谁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实现。这显然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因此，军官身上体现的变态也是理想化的，这里就有卡夫卡的影子。
不禁想到安部公房《沙丘之女》的故事――一个东京男子在捕捉昆虫时落入村民的陷阱，被迫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同居。女人的家在村子对抗沙漠的最前沿，他们生活在沙坑之底，每天的生活就是清除沙子，以此保证村子不被风沙吞没。东京男子当然不甘这样做奴隶，但他逃不出去。他的消极怠工也无济于事，村民只用停止供水就把他降服了。
那个早已在命运面前低头的并不漂亮的乡村女人，以她的沉默和关怀，渐渐形成一种诱惑，男人在她身上居然获得了快乐。安部写东京男人对女人由厌恶到漠然，由漠然到感到诱惑，是书中最激动人心的片断。问题是，相对于东京男人原有生活（尽管他觉得单调，抓捕昆虫正是一种逃避）的彻底丧失，他在沙丘之底的这一点获得实在微不足道。那么，这里的激情和快乐理由何在？意义何在？
一方面，快乐是人的生存本能。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由于这一点快乐而肯定沙丘之下被强加的生活，肯定东京男人原有身份的彻底丧失。《沙丘之女》是一本可爱的书，因为它不曾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柔情和肉体之美而承认沙丘之下荒诞生活的合理性，甚至予以赞美。它提出了更多的理由，来解决“强制的生活即使美好，道德上也是不可接受的”这一论断带来的矛盾。
在敕使河原宏的同名电影里，东京男子为自己的新生活找到了两项强有力的理由，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他发现了使村庄免于被风沙沉埋的可能方法。另一个是对异性的责任――女人怀孕了。这样，当他在经历了多次失败而终于能够逃出沙坑之时，却放弃了逃离而自愿留下来。一方面他有责任，更重要的是，他告诉自己，把该做的事做完再逃走也不迟。
东京男子思想转变的意义在于沙丘生活从此不再是他人的强迫，而是自由的选择。而卡夫卡不肯给他笔下的人物自由选择的权力和机会。问题就在这里，卡夫卡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在肯定他感到恐惧和试图逃避的那种生活，甚至不需要理由。在他的“沙丘之底”，休说自由选择，连那个既不年轻也不美貌的女人都没有。这是真正的噩梦。卡夫卡给予我们的噩梦！
3
阅读卡夫卡很难和愉快联系起来，《乡村婚礼的筹备》是极少的例外，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独独喜欢这一篇。它没有故事，没有很深的寓意，中间还残缺了多页。从结尾来看，它很可能没有完成。作为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它最值得炫耀的地方，就是主人公幻想自己变为甲虫那两小段，后来被扩充成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中篇小说《变形记》。
《乡村婚礼的筹备》还有点名不副实，其中既没有婚礼，也没有筹备。唯一沾边的是乡村。可是，主人公爱德华・拉班虽然在小说结束时赶到了乡村，但这乡村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
故事开始是六月的一个雨天，下午四点左右，拉班利用假期，赶火车去乡下看望未婚妻。他是一个工作劳累过度，脸色苍白，情绪低落的人，而且不年轻了。他很不情愿出门旅行，觉得不如留在城里，好好休息。他一路上发愁的是如何打发未来十四天的时间。雨中人来人往，一切都令他焦躁不安，怕错过火车。他在风中吃力地行走，梦想着自己能灵魂出窍，一具穿着衣服的躯体代替他赴约，而真身像一只甲虫留在家里，躺在床上，冬眠。在街上，他遇到同事雷蒙特，可能一起喝了咖啡，并谈到另一位同事的太太如何漂亮。
故事的第二部分是在火车上，拉班遇到的人物是两位旅行推销员和一对小商贩夫妻。他们关于生意的谈话，拉班毫无兴趣。他只关心火车，希望它开得越快越好，因为眼前的每一个车站都使他担心。他不愿意停留，希望下一个车站会和以前的不同。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拉班在雨夜抵达终点，走过泥泞的道路，坐上破旧的公共马车，到达客栈。然而，没有人理他。
拉班的未婚妻名叫贝蒂，和拉班一样，也已不年轻了。关于贝蒂，拉班在进入火车站之前，似乎为了给自己一点鼓励，曾经掏出她的照片看。拉班的第一个感觉是，贝蒂的背驼得太厉害了，从来没有挺直过。其次，贝蒂的嘴太宽，而且下嘴唇突出。第三，贝蒂的衣服和帽子很糟糕，尤其是袖子，难看得像绷带。最后，拉班总算给了贝蒂一点肯定，就是她的眼睛非常漂亮，然而颜色是不是棕色的，他不确定。为什么说贝蒂的眼睛非常漂亮呢？拉班的理由是所有人都说漂亮。
贝蒂的家在乡下，她回家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拉班开始大概一直频繁写信，但最近一周却一封也没写。拉班去乡下看她是商量婚事，拜见女方家长，还是去结婚？我们不知道。在车站遇到拉班的雷蒙特是这么和他开玩笑的，“这就是正要去见未婚妻的新郎啊！”而拉班心里也这么安慰自己――贝蒂是他的新娘，他爱她，似乎确实是去结婚的。但从头到尾，卡夫卡就是不明说。坐在去客栈的马车上，拉班抱怨一路的辛劳，“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拉班要去他的未婚妻那里”。换成其他的作家，早就说“这都是因为拉班要去乡下和他的未婚妻结婚”。
卡夫卡喜欢模糊，这些模糊之处不一定都深具意味，有的纯粹是习惯。可是，对于结婚这么大的事，拉班为什么要抱怨不休，视为折磨呢？理由之一是他太累，而十四天的假期显然来之不易。其次，他不喜欢乡下，道路不好，住房太差，夜晚散步太凉。第三，他害怕陌生地方的习俗，担心自己的亮相不能出色。第四，拉班是一个从不旅行的人，坚信这趟旅行一定会把他弄病。此外，由于年纪大，拉班还认为一切和浪漫有关的事，都不适合他。“现在刚刚六月上旬，乡下的空气还很凉。虽然我会注意多穿衣服，可是我不得不跟别人一起晚上去散步。那里有很多池塘，他们将沿着池塘散步。那我肯定会着凉的。但在聊天时，我却不大能插上话。我没法把那个池塘与一个遥远地方的其他池塘相比较，因为我从未旅行过。至于谈论月亮、感受幸福和兴致勃勃地去登瓦砾堆，我又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干，免得别人笑话……”拉班的所有理由都是荒唐可笑的。他对婚姻的抗拒，不像卡夫卡后来的作品那样，出自恐惧，或者厌倦。在这里，包括婚礼在内的任何可能性，任何结局，还没有变成强制性的，变成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拉班的奇怪心理更像是一个玩笑，表明作者对于生活中一切事件蕴含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但这担忧还仅仅停留在担忧，因为拉班尽管始终犹豫，但他毕竟去了，而且顺利抵达。
故事结尾，拉班坐在马车上，等着客栈老板到车前迎接，但老板没有来。拉班想，也许就因为他知道我是贝蒂的未婚夫，才故意不来。贝蒂常说，她经常受到下流男人们的调戏，也许老板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结尾刻意突出故事的荒唐，一种相对轻松的荒唐，带有游戏的味道。这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太不容易见到了。
4
如果说轻松是《乡村婚礼的筹备》让人喜欢的理由，虽然不错，但不是唯一的理由。一个如此简单的故事之所以能在若干年里让我一读再读，自然不是情节的缘故。初读时令人头昏脑胀的是小说中大量的琐碎细节，这些细节全是通过拉班之眼看见的。拉班的观察虽然细致却不深入，因为他心事重重，对外界事物没有兴趣。他的观察要么是被迫的，要么是用来转移焦虑的，看过即忘。因此，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些纯粹的细节，像雨一样围绕着拉班，却和故事发展无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增加几个，减少几个，调换一下位置，都不影响小说的构成。正是由于细节的纯粹，在熟悉后的重复阅读中，我们获得了满足。
绝大部分细节是关于人的。小说开头，拉班穿过走廊，跨进门洞，即将走进外面的世界，他看到的是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物。
一个小女孩，双手平伸，捧着一只疲惫的小狗；
一位女士，帽子上缀满了饰带、别针和花朵；
一位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左手瘫了似的平放在胸前；
三位男人，不时从墙边走到人行道上看看，又说着话退回原处……
路上马车驶过，两位女士坐在深色皮面小长凳上，一个往后靠，脸被面纱和帽子的阴影遮住，一个坐直身子，戴的帽子不大，能看见她的脸。
在三条马路汇合处的人行道上，站着许多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手杖敲击着石子路面。在一堆一堆的人中间，是一些尖顶小亭子，姑娘们在里面卖汽水。还有前胸和后背挂着用五颜六色的字母写着娱乐广告的大牌子的男人们……
下电车的人把拉班挤到小水坑里，他看见车里一个男孩跪在凳子上，双手指尖贴在嘴唇上，仿佛正与人告别；一位女士踏上第一级台阶，双手提着裙子下摆，刚刚超过脚面。
咖啡馆里，紧靠窗户的三角形桌子边，围坐着几位正在阅读和吃东西的先生，其中一位把报纸放在桌上，手里举着杯子，正睁大了眼睛朝小巷里看……
在列车上，年轻的推销员用舌头蘸湿了手指，翻看笔记本；
大个子男人手里拿着纸牌，吆喝熟睡的老婆，问她把细纹衬衫装上没有；
女商贩半躺在包裹上，“右侧臀部的裙子绷得紧紧的”。
拉班到达乡村车站时，看见的是一个“打着花太阳伞的女孩”匆匆来到站台上，坐下来，“为了让裙子快点干，把两腿叉开，用指尖在撑开的裙子上捋水”。灯光太暗，看不清她的脸。
……
这些细节有隐含的意义吗？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不一定有意义，但卡夫卡肯定经过了精心选择。如果不怕索解过深，我们发现，卡夫卡注意的一是这些人的手的动作，二是女人的衣饰，尤其是帽子。另外一点，就是他反复写到马车。拉班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一辆马车里。而此前，马车已经出现了五次。这三点，有什么意义吗？特别是前两点，是透过拉班的眼睛看到的，拉班的无意识透露了他内心的什么秘密？
在对女人的观察中，多少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同事雷蒙特和他谈到另一同事吉勒曼的太太，说吉勒曼太太非常漂亮，“头发是金黄色的，生了一场病之后，现在脸色苍白。她有一双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可是拉班却对雷蒙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不过请问，美丽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本身是不可能美丽的。是目光美丽吗？我从不认为眼睛会美丽”。我们对照前面的描写，就发现了问题。拉班看贝蒂的照片，找出她一堆毛病，只有眼睛“非常漂亮”，但这里他明确表明“我从不认为眼睛会美丽”，那么，贝蒂的眼睛还能是漂亮的吗？她唯一的可爱之处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在乡村车站看见那个打花太阳伞的女孩之后，铁路职员告诉拉班，走路到村子虽然不远，但因为下着雨，最好坐车。拉班回答说：“下雨了。这不是个美好的春天。”可是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在六月，拉班怎么会说是春天？难道像鲁迅《风波》里的十八个补钉，这也是卡夫卡的笔误？
城市对于拉班是熟悉的，因而是亲切的。城市在白天虽然乱，至少是明亮的。众多的人物其实正演绎着拉班生活的不同侧面――抱狗的孩子是他的童年，无所事事的老人是他的未来。欣赏的和不欣赏的人，代表着他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他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而乡村对于拉班是陌生的，因而令人不安。乡村在黑夜处处是怪异。那里没有可以认同的人物，只有一个未婚妻，而他显然对她了解甚少，所谓对她的爱，不过是未婚夫不得不具有的姿态。对于乡村，他是个过客，只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躯体到此作短暂的停留。城市和乡村代表了两个世界。在两者之间的拉班是幸运的，卡夫卡仁慈地给了他选择的机会，他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能后退。
在《乡村婚礼的筹备》里，拉班虽然是个怪异的人物，但仍然可以理解，正像他周围的世界和人物，加上没完没了的雨，都可以理解，可以生活于其中。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绝望和恐惧，有的只是一点不安，就是这不安也能够逃脱。拉班坐在抵达的马车里叹气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婚礼，婚礼如何，我们知道他的希望在哪里。因为拉班说了，十四天虽然漫长，毕竟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而且假如无力抗争，干脆软弱到底，任人摆布，最终总能忍过来。所以，拉班在马车里第一次想到了“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归途”。和前面的描写相反，卡夫卡第一次用“美丽”来形容拉班刚刚离开的城市，和刚刚经历的同样但方向相反的旅途。
《乡村婚礼的筹备》是卡夫卡难得的一抹微笑，可是后来连苦笑也没有。对于“婚礼的筹备”，卡夫卡保留着一定的真诚，尽管一开始就相当脆弱。对于“婚礼”，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卡夫卡都不允许它发生。在他满怀怨恨地视为谎言的世界，自己也成了一个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