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凤， 陈洪友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以培养部队军政人才为主的一所革命大学。
抗大从1936年开始办学到1945年抗战结束总共办校9年， 办学8期， 创办了14所分校， 培养了100 000余名优秀的军政干部， 为抗日的各条战线提供了人才支撑， 是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1938年秋， 为了应对敌后抗战新形势， 党中央决定创办抗大分校， 抗大一分校于1938年冬在陕西延长县组建。
1939年1月25日， 全体教职学员3 000多人到达山西开始办学， 直到11月， 中央军委令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抗大一分校在山西办学期间简称“山西抗大一分校”)， 抗大一分校在山西办学约一年， 培养了 3 000多名优秀的人才，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 广州、 武汉相继沦陷， 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对国民党主要以政治诱降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 而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 意图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 开始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
中共把抗日的重心放在敌后，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坚持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
相持阶段， 抗战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共极为不利， 为了应对相持阶段的新矛盾， 完成新阶段的新任务， 缓解军政干部短缺的状况， 毛泽东指出要“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1]65， “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 领导游击队， 领导军队， 组织群众， 发展统一战线”[2]101， 于是， 抗大一分校应时而生。
抗大一分校于1938年12月在陕西成立之后， 随即迁往山西办学， 其东迁山西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可能性。
第一， 延安抗战形势较为严峻。
相持阶段， 日本人力、 物力不足的缺陷开始显露出来， 其对华策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大力培养傀儡政权、 汉奸政权， 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封锁”。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 不断在抗日根据地附近制造军事摩擦， 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矛头首先指向的地方， “在陕甘宁边区， 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 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3]531。
在这种复杂严峻的环境下， 广大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需要经过层层封锁与盘查， 行程极为不易；
延安在经济和军事封锁之下物资供应更加困难， 也难以为大批青年在此学习提供条件；
学员毕业之后分配到各地工作仍然面临着交通不便等困境。
因此， 在延安大批培训学员较为困难， 中央决定把抗大分散到各地。
第二， 山西敌我矛盾相对缓和。
中共在山西创办根据地较早， 在1938年前后， 先后创建了晋察冀、 晋冀豫、 晋西北、 晋西南4块根据地， 在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 山西的根据地基本处于稳步发展状态， 且1937年太原失守以后， 八路军总部也进入晋东南。
中共注重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关系， 主动争取同其建立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阎锡山也有“近共”的倾向， 中共同阎锡山合作创办了“牺盟会”， 并组建了一支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牺盟会和决死队实际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到1938 年初， 山西全省的 105 个县中， 有 70 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 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4]254。
另外， 毛泽东曾指出在山西“面对日本与国民党两个强大对手， 阎锡山无疑是中间势力， 能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5]。
因此， 山西根据地发展稳固， 敌我矛盾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 物资相对充足， 可大规模在华北地区招收学生。
第三， 山西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山西地处华北地区西北部， 有“华北锁钥”之称。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 无论向西进犯内蒙古， 还是向南进攻华北平原， 都必须拿下山西。
且山西周围被高山黄河环绕， 易守难攻， 掌握华北战场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 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向南、 向西、 向西北， 文章不好做”[6]505， 向山西发展， 对于陕甘宁根据地有很大的帮助。
山西是西北的门户， 与华南互为犄角， 并是沟通陕甘宁与华中的纽带， 对于中央实施“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有重要的作用。
要巩固华北必先巩固山西， 在山西创办抗大分校， 一则为山西根据地提供优秀的军政人才， 巩固其战略地位；
二则为华北各地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人才保障， 甚至有助于中共打通华北与华中的链接， 助力“发展华中”的部署。
第四，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际需要。
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 理论来源于实践， 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
因此， 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接受， 才有助于人们把理论变为指导实践的准则， 才能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 也才能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升华。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 游击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 抗大首先要培养的就是能到前线领导游击战的干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实践中学习。
山西是最先展开大规模游击战的地区， 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开赴山西前线的八路军， 要坚持游击战， 尤其是太原失守后， 游击战在山西成为最重要的作战方式。
在山西创办抗大分校， 一方面， 有助于学员增强对所学理论的理解，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使理论能更好的应用到实践中；
另一方面， 学员可以直接参与作战， 检验所学的理论， 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升华， 从而更加灵活地掌握游击战术。
综上所述， 随着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形势的变化， 战斗环境变得更为艰难， 陕甘宁边区在日本和顽固势力的封锁之下， 难以大规模培养人才。
山西抗战环境较为缓和， 且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游击战得到普遍展开， 是创办抗大分校的合适选择。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教学工作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7]188的教育方针为指导， 学校建制精简灵活， 课程设置精悍实用， 教学方式灵活多变， 是抗战时期学校教育的典范。
2.1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学校建制
山西抗大一分校于1939年2月23日在故县镇开学。
这一期学员共3 237人， 其中在晋东南招收的八路军连排干部420人， 地方知识青年2 817人， 编为7个营29个学员队。
另设一个校直属队， 包含政治教员训练班、 军事教员训练班、 政工干部训练班、 区队长班、 军事直属队、 女生队。
之后， 根据实际需要又设立工人队、 青年队。
5月， 为了适应敌后复杂的抗战环境， 山西抗大一分校增设学员支队建制， 共编为3个支队， 每个支队辖3个营。
校直属队归为第八营， 在晋东南招收的240多名工人学员归为第九营， 第一营到第六营为普通军政干部培训营， 第七营为特科营。
经过7个月的学习， 这期学员于9月18日毕业(详见表 1)。(1)一分校在山西的另一期于1939年11月开学， 但是， 由于开学不久便归属于总校建制， 故不计算在一分校内。
表 1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建制
2.2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课程设置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课程既包括与总校大致相同的普通政治军事课程， 又包括针对特殊业务训练班开设的专业课程。
课程内容中， 政治队军事课占比30%， 政治课占比70%；
军事队军事课占比70%， 业务队专业训练占比70%， 两者的政治教育基本一致， 占总课时的30%。
具体的课程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治课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 结合实践对革命问题进行讲解， 以“转变学员思想， 确立革命人生观”[8]10为目的。
课程内容有《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列宁主义》《国际形势》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
这些课程主要讲述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 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必然被进步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进而分析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引导学员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讲解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 中国社会的性质、 革命的任务， 从而深化学员对为什么要抗战的认识；
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 批判“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思想， 讲明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胜利， 怎么样才能取得胜利， 坚定学员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心。
政治课在引导学员确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 也为学员抗战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 军事课的主要目的是教学员作战技术和作战方法。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军事教育是在朱总司令亲自指导下进行， 训练内容有战术、 技术和队列训练。
战术课有步兵战术、 游击战术、 侦查、 地形、 警卫勤务等；
军事技术有刺杀、 爆破、 射击、 投弹以及战场抢救等；
队列训练有部队操练、 部队的生活纪律等， 主要使学生养成军事化的生活学习作风， 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
朱总司令当时的许多军事论述， 也是军事课的教材。
总司令“把抗日根据地军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 概括为‘小股进退， 分支袭扰， 集中主力， 乘弱伏尾， 昼伏夜动， 声东击西， 有意暴露， 及时隐蔽， 利害变化， 毫不犹豫， 拿定火色， 转入外线’的48字绝句”[9]21， 对学员之后的实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 业务课主要目的是依据抗日形势的需要培养在特殊工作岗位作战的人才， 依据各专业训练目的的不同， 各专业训练班分别设置具体专业的教学内容。
军事教员训练班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 朱德等人的军事著作、 游击战术、 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27年版)以及日军战术研究等。
部队的首长经常到训练班结合战例对军事理论进行讲解， 另外， 授课较多的是贾若瑜、 王泮清等有战斗经验的老教员。
学员普遍反映， 在业务课上， 既学习了军事理论， 又丰富了抗战经验。
政治教员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等理论程度相对较高的课程。
这些课程除讲授外， 强调自学与讨论。
特科营主要培养机枪、 防化、 炮兵、 工兵等军事技术干部， 特科营各专业队的课程都更有针对性， 如防化队开设了有机化学、 化学兵器、 防毒器材、 毒剂侦别防治等课程。
区队长训练班是为了给学校培养基层干部， 其课程设置更注重实际操作， 在作息、 操练、 军容风纪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 此外， 区队长班除党课之外不专门设政治课。
总之， 山西抗大一分校课程内容的设置， 精炼而又实用， 详实但不冗杂， 与实际紧密结合， 与抗日战场的需要直接挂钩， 既重视学员的理论素养又重视学员的实践能力， 完全符合抗战时期军政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
2.3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教学方法
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学， 教学时间短， 教学任务重， 学员知识背景各不相同， 学习的内容也因班次不同而有所区分。
因为敌后环境不稳定， 教学条件较差， 人才缺口较大， 因此， 抗大教学注重结合实际， 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以求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第一， 讲授法， 即教员直接讲授授课内容。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 教员讲课前， 先要对学员进行调查研究， 摸清学员的困惑及存在的问题；
之后更是要认真编写讲课提纲， 经过集体讨论、 备课、 试讲、 纠正试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后， 才能正式进入课堂讲解。
“上课是采取单科独进的方法， 一堂课要上3个钟头”[10]116， 有时， 由于敌后教学环境不稳定， 连队驻地分散， 需要“徒步走10余里， 有时甚至走几十里”[8]93去授课， 即使这样， 仍有个别学员因执勤等原因缺课， 需要补课。
为了使学员能听得懂讲述的内容， 教员想尽办法编写教案， 制作教具， 如防化队的教员为了便于学生理解， 花了许多精力绘制清晰易懂的图画。
除此之外， 朱德、 彭德怀、 左权等经常到学校去作报告， 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 对时事政策及作战方法等内容进行深入浅出又具体生动地讲解。
第二， 讨论法， 为了适应敌后的环境， 讨论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课后讨论、 课中讨论、 行军时讨论， 还有全队大讨论和各小队讨论。
讨论一般由教员组织， 课中讨论比较灵活， 以班为单位展开；
课后讨论主要围绕上课讲的内容， 自由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最后由教员总结纠正错误观点， 随着学习的深入， 教员对讨论会的要求也会逐步提高；
行军时讨论， 一般先由教员规定题目， 一个班分成几个小组， 边走边议， 教员边走边听， 最后， 在分配住房时总结答疑。
大型的讨论会以区队为单位召开， 由3个负责学习的班长临时成立1个领导小组， 并推选1位主持人主持， 讨论完之后参加的干部和教员要总结发言。
各种形式的讨论会的举办， 既深化了学员对所学知识的认识， 又引发学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激发了学员主动探索、 主动学习的热情， 对提高学习成效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 案例分析法， 即授课时， 对实际的战例进行分析， 通过战例强化学生的认知， 增加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案例分析有教员直接对当时发生的战斗、 磨擦进行分析， 有具备作战经验的学员分享以前的战斗事例， 还有首长结合自身丰富的战斗经历进行讲解。
朱总司令在抗大讲课时， 列举了大量的战例供学员学习， 这些战例多是总司令参加革命几十年以来的亲身经历， 也有一些是国外的战史实例。
陈赓在一分校作报告的时候， 给学员讲了神头岭设伏的案例， 分析了当时的地形以及部队的战斗方案， 最终取得毙伤俘日军1 500余人的胜利。
此外， 基于八路军总部的关怀， 教员经常到部队调研学习。
长乐村急袭战斗的战例， 一二九师在阳明堡、 响堂铺、 七亘村的战斗以及香城固战斗等战例， 通过教员被带到课堂上， 对这些战例的分析使学员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鲜活的事例。
第四，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为了使学员所学知识能够切实用到实践中， 在办校初期党中央就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一分校开学初期， 毛泽东就指出“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 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 时间给一个月”[11]31。
一分校积极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 学校还抽调学员组成战地工作团， 发动群众建设民主政权， 建立人民武装。
1939年9月， 一分校分工团和战地工作团到国民党第四十军进行慰问演出，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协助太南军区开展对友军的统战工作。
一分校还配合了一一五师讨伐土匪的战争， 开展了边区的游击斗争。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党中央的要求， 也是实践的需要， 更是学员学习战斗经验的必经之路。
抗大一分校作为创办最早、 最先深入敌后的两所分校之一， 既坚持以抗大“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的校训为指导， 又在探索敌后办学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特色。
第一， 总部首长关怀指导。
山西抗大一分校与八路军总部的驻地相近， 因此， 一分校无论在物资供应上还是教学工作上都得到了总部首长的关怀帮助。
为了给抗大提供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总部把警卫司令部特务团的驻地让给一分校办学；
朱总司令非常关心教员、 学员的学习生活状况， 指出“我们再困难， 也要给教员加个菜”[12]127。
总部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 召集的有关对日作战的经验总结会、 直属机关召开首次党代会等都通知学校派人参加， 这些经验总结和报告极大地促进了一分校各项工作的提高。
总部领导朱德、 左权和北方局领导朱瑞、 杨尚昆等都去学校作过报告， 他们结合自身丰富的战斗经验， 对政治军事课程进行了具体生动地讲解， 并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对于学员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 部队首长慈祥、 朴实、 亲切的形象也感染激励着学员。
第二，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抗大学员入校前的背景各不相同， 敌后的抗战环境也非一成不变。
一分校的教学， 结合学员的情况以及抗战的需要，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学员除了八路军干部之外， 还有归国华侨、 各军队体系军人、 工人、 农民等， 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成长环境的学员， 教员结合学生各自的知识体系、 思想认识等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集中授课。
另外， 山西抗大一分校根据抗战环境的需要， 设置了不同的业务队， 教员也依据各业务队授课内容、 培训目标的不同， 选择合理的教学方法。
敌后多变的作战环境也要求教员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正式的课堂讲授；
行军途中则多以讨论为主；
战斗时则以战场为“课堂”， 直接指导学生进行作战。
第三， 教学内容结合实际。
教学与实际结合， 一方面， 根据华北战场对抗战人才的需要， 灵活设置各种训练班；
另一方面， 授课内容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一分校教员短缺的情况， 学校分别设置政治教员班和军事教员班；
针对一分校缺乏基层领导和部队缺乏干部的情况， 学校设置了区队长训练班和政工干部训练班；
针对华北日军实施“毒气战”的情况， 学校特科营增设防化队。
教学内容与实际紧密结合， 教员在讲课的过程中既结合抗战经验和实际抗战的案例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 又对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还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以及投身战场实践等方式运用所学知识， 使得理论与实践真正结合在一起。
第四， 学习氛围严肃活泼。
学员在校学习时间短， 学习任务重， 学习环境艰苦， 还经常会面临日军的“扫荡”， 学习氛围严肃而紧张。
八路军总部要求“实行严格之军政生活与管理， 养成正规军之干部”[8]229， 因此， 一分校对学员学习生活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 无论是上课训练， 还是行政管理、 生活起居都有要严格遵守制度。
虽然学习氛围严肃， 但是， 学员总体的精神面貌是充实快乐的， 学员为了抗日的理想而学习， 又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讨论自身救国的路径， 更有八路军总部和校领导的关怀与言传身教， 在这个层面， 学员的学习氛围又是活泼快乐的。
为了活跃学校的文化生活， 对外开展宣传工作， 学校成立了文工团， 之后， 学校还展开了“红五月”革命竞赛活动等， 这些活动给严肃的学习增添了色彩， 整个学习氛围既严肃又活泼。
山西抗大一分校，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 就培养出3 000多名优秀的军政人才， 其中， 大部分人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是人才培养的成功案例， 对当今学校青年学生的培养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学校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
青年学生是社会发展中最有生机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13]6， 对于青年人的培养尤为重要。
青年学生是教育的客体、 学习的主体， 为了增加青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 带动学生主动学习。
山西抗大一分校的教员在上课前， 先对学生的知识背景、 成长背景和学习内容进行了解分析， 根据学员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并进行启发式教学， 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思考。
当前， 为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充分地了解与认同， 教师首先要对学生的情况以及所学内容进行详细地了解与分析， 找到其中的契合点之后再合理地选择教学方法进行由浅入深、 步步深入地讲解，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学会独立思考， 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第二， 学校要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信仰。
“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
青年理想远大、 信念坚定，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13]6青少年时期正是一生中建立信仰的关键时期， 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信仰尤为重要。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抗大的教育方针之一， 山西抗大一分校培养的是能坚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 知道为什么要抗日， 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一分校的学员毕业后， 一般都能在艰苦卓绝的战场上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
当今， 学校教育应引导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 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充满诱惑、 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正确地认识世界、 看待人生、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生活， 充满激情地投入国家建设。
第三， 学校教学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理论的学习都是为了将来的实践做准备， 也是再从实践中升华理论的基础， 也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认识到所学知识的重要性。
提高学习的效率， 学校要尤其注重学生在学习中与实践的互动。
山西抗大一分校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
从训练队的设置、 课程的设置、 课程内容的安排到授课方法的选择都与实践密不可分， 最终， 成功地完成教学任务。
当代青少年思维敏捷， 探索未知劲头足， 接收信息能力强， 但是， 课业压力较大、 社会发展快也给了青少年较多的选择， 当教学内容与实践脱离时， 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产生所学知识“无用”的心理。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应多联系实际， 多结合课程内容对生活中的事例进行分析， 进行启发式教学， 引导学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促使学生主动去学习。
1939年9月， 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时， 朱总司令为学员题词“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
实践证明这一期学员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甚至新中国的建设中，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大一分校的学习战斗经历不仅是学员终生难忘的回忆， 也是当今人才培养、 思政教育等方面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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