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刘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领域内的减负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议题，教育部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减负政策。2021 年7 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从国家意志层面对减负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与指导，表明了教育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也标志着我国自此进入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培训双向治理（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的减负新阶段。已有研究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学习焦虑依然存在，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儿童立场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审思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视角，以学生为出发点，思考“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学生为何产生学习焦虑？有何种表现？如何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这是减负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
“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因课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等原因带来的负面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因学习课程难度提升、学习环境改变、升学压力增大等因素而引发的学习焦虑水平仍然较高。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双减”的背景，探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习焦虑的主要表现，并进一步追问其成因，极为必要。
（一）学习焦虑的概念界定
要界定“学习焦虑”，首先应该明确“焦虑”这一概念的内涵。焦虑是人情感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焦虑的产生与人的目的、动机和环境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直是心理学、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焦虑研究起源于存在主义哲学领域，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是最早从人的命运层面出发研究焦虑的学者。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每一个人在进行自由选择时必然会出现的情绪，人们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与焦虑的产生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1］“焦虑”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Freud）提出，他认为：“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问题之核心，我们只要能猜中、破解这个难题的哑谜，便可明了我们全部的心理生活。”［2］由此可见，焦虑是人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了解焦虑、寻求焦虑的消解途径极为重要。作为一种情绪体验，焦虑一般是指个体在面对选择或面临具有威胁性的客观事件时所产生的恐惧、紧张、不安等较为复杂的情绪状态，并且常常会伴有相应的生理与心理变化。
关于学习焦虑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学习焦虑作为焦虑的一种，其内涵可在焦虑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延伸。王爱平、车宏生认为，学习焦虑是学生群体中一种特定的紧张状态，是学生由于内心某种矛盾而产生的不安或不愉快的心理反映。［3］史耀疆、闵文斌等学者将学习焦虑定义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最为普遍的消极情绪反映，是学生在发展过程中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4］质言之，学习焦虑是学习者因学习活动而引发，并对学习者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情绪体验，是学生群体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状态。
“双减”政策拥有着体现教育规律的正义目标，是治理我国历年减负实践积弊的得当策略，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政策相关责任部门或执行人员对学生学习负担的认识不够充分，机械呆板地执行减负政策，对教学时间、教学内容与作业数量进行标准化的删减，导致了片面减负、强制减负、等量减负、齐步减负等不良现象的发生。［5］实施“双减”的目的在于减去那些抑制学生发展的不良负担，而学生因自觉、自发、主动积极开展学习产生的良性负担，则不应做“一刀切”式的删减，片面地降低作业难度、缩短课后作业时间和强制性地关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会导致一些潜在问题出现。例如，学生因作业难度低而缺乏挑战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因校外“求学无门”而产生学业无力感，因自身竞争力弱而产生学习焦虑，等等。基于已有研究，结合“双减”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特点，本文将“双减”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焦虑界定为：学习者因担心无法充分收集、掌握、使用学习资源，学习效果无法达到自己、他人的预期而产生的一种不安、紧张甚至恐惧的消极情绪反映，是普遍发生在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中的紧张状态，并且可能伴有生理与心理上的变化。
（二）学生学习焦虑的“症状”聚焦
现代心理学领域将焦虑症的主要形式划分为泛虑症、恐惧症和强迫症三种。［6］学习焦虑属于焦虑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病症”，其形式同样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介绍学生学习焦虑的主要“症状”。
1.学习泛虑症及其表现
心理学意义上的泛虑症，是指任何时间、任何事情都会引起患者的焦虑反应。［7］有泛虑症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他们非常关注生活中的细节，对未来充满担心，会经常或持续性出现焦虑症状，表现出过分的担心、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所谓学习泛虑症，是指学生因担心无法获得、理解和利用学习资源而产生焦虑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情绪体验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教育的基本职能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与个性化，个性化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然而目前我国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受到“应试教育”体制、模糊不清的认识、班级规模过大以及传统的课程文化和评价观念等方面的制约，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8］“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与课堂，学生几乎或者完全可以在校内完成作业，孩子们的作业负担过重现象得到治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伴随着学校作业个性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有加大的风险，加之具有调节教育质量作用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消失”，导致学生“求助无门”，因此学生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总体来看，“双减”背景之下，家长与孩子获取个性化、针对性教育资源的渠道大幅减少，他们的“异学习”需求得不到满足，［9］学生常常担心自己掌握的学习资源不够、怀疑自己对学习资源的理解与使用不够充分，不能应对未来的学习任务，从而产生焦虑，尤其是在普职分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境下，学生的焦虑情绪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2.学习恐惧症及其表现
恐惧症是指个体对某种不具任何伤害性的事物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反映，［10］即个体在明确知道某个事物不会对自己带来伤害的情况下，仍旧会对其产生害怕、恐惧的情绪。所谓学习恐惧症，是指学生因担心学业成绩与自己或他人的预期不符而产生的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反映，主要表现为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恐惧。［11］（1）交际畏惧。学生产生交际畏惧的主要原因在于激烈的竞争压力以及他们对自我能力的怀疑，主要表现为学生不敢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进行互动，害怕自己回答错误，久而久之，学生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对人际交往产生很强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2）考试焦虑。顾名思义，学生在接受考查或考试评估时产生的焦虑情绪就是考试焦虑，它是学习恐惧症的主要症状，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学生群体之中的情绪体验。学习是学生的主要活动，考试则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重要步骤，当学生意识到考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中考和高考这两次学业选拔考试的重要程度时，考试焦虑便很容易出现。（3）负评价恐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沙利文（Sullivan）认为，人是人际的存在，人类有着强烈的人际需求，“重要的他人”的否定性评价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当学习者过于关注父母、老师、同学或其他重要的人对自己学业成就的看法和评价时，学习者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焦虑。
3.学习强迫症及其表现
强迫症是指患者的行为不受自主意志支配，即使其行为违反自己的意志，却仍然身不由己地重复出现该种行为。［12］20 世纪以来，关于焦虑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众多研究者从神经心理学、行为与认知加工等方面对焦虑的类型、影响因素、表现形式等展开了研究，其中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最为全面与系统。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Id）是最低层次的心理状态，它包含着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及其产生的欲望；
“自我”（Ego）是本我的产物，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它会因靠近外部世界、受其威胁而产生有利于自我的改变，是较高层次的心理状态；
“超我”（Super-ego）从自我中分化而来，处于人格结构中的最高一层。三者处于动态的、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之中，如果个体无法在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便会产生焦虑情绪，陷入失常的精神状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判断，学习强迫症是学生心理防卫机制作用下的结果，即自我对本我的压抑下产生的结果。人类为了避免受到精神上的伤害，会在有意无意间做出心理上的调整，［13］当学生面对小升初、中考分流的巨大压力时，为了不掉队而强迫自己不间断地关注、搜集、利用学习资源，进行高强度的学习，这种来自学习活动又不能有意识进行控制的自我强迫状况，就是学习强迫症。“双减”之下，学生的学习强迫症主要源自学生对现实社会竞争的残酷性的担忧，会引发严重的焦虑感。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的实施有效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学生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引发学习焦虑的部分因素，例如“作业繁重”“从众报班”等问题正逐渐被解决。但是，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地位尚未改变，由中考普职分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等现实情境引发的学习焦虑仍未得到解决，需要进一步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
学习焦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双减”之下，学生的学习焦虑主要表现为对学业结果的过度担心和恐惧，学生学习焦虑的成因复杂多样，寻求有效化解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
（一）社会评价旨在选拔，学生仍受升学指挥棒的牵引
考试是一种应激反应，是人们对于某种出乎意料的环境刺激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14］应激过度则会引发焦虑。我国的考试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从周代“选士制”、汉代“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至明清时期的“科举选士制”，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与传续，逐渐走向科学化。不可否认，科举制度不仅为中央和地方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成为中下阶层民众进入社会上层，实现人生跃迁的途径之一，具有积极意义。进入现代社会，考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走通中考路、高考路，仍是学生最务实的选择。中考与高考是社会分流的“控制器”与社会精英阶层的“守门员”，它们的实质都是通过学业竞争来分配较为稀缺的入学机会，［15］是学生学习生涯最重要的两个考核环节。通过参加中考和高考这两次学业选拔考试，获得进入高中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敲门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截至2020 年底，全国已有26 个省份、2809 个县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数占比达96.8%，［16］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稀缺的入学机会和教育资源使得学生之间的学业竞争日益激烈，学生始终受升学指挥棒的牵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本功能受到了扭曲，我国社会逐渐衍生出来“一考定终生”“唯分是举”“以分取人”等“应试教育”的弊端。在错误的成才观之下，学生沦为做题和考试的“机器”，产生了严重的学习焦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双减”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正如美国学者艾利森（G·Allison）所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双减”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执行成效不明，［17］加之我国教育部门对普职入学比例5∶5 的硬性规定，导致中考的竞争激烈程度有超过高考的趋势，给家长和孩子带来恐慌，学生的学习焦虑水平甚至呈上升趋势。总的来看，近年来，除了较早就已经出现的高考焦虑和恐惧之外，小升初和中考的焦虑与恐惧现象也在逐渐增多，学生的学习焦虑时限不断拉长，甚至弥漫孩子成长的全过程。［18］
（二）教师的强压力发生转嫁，师源性学习焦虑有减有增
教师在义务教育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性，教师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校教育质量有着直接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成因分析离不开教师这一角度。“双减”政策推动教育回归育人初心，是将教育职能从校外拉回到校内的一次积极尝试。学校教育提质增效是“双减”政策执行的重要内涵，也是“双减”政策的主要目标。教师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实施者，也是教学改革的责任主体，无疑是落实“双减”的关键。师源性学习焦虑是一种源自教师而作用于学生的焦虑情绪，意指教师的不当行为和不良心理状态对学生学习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19］具有易发性、隐蔽性、难以纠正等特点。［20］教师是“双减”政策的关键执行者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承担者，“双减”政策在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鉴于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师可能成为引发学生学习焦虑的源头之一，对学生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教师负担过重是一个普遍的国际难题。［21］中小学教师工作事务本身比较繁杂，既有上课、教研、课后服务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负担，又有扶贫任务、城市创优评先等教育系统以外的负担。［22］“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教学效果、学生课后作业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加之校外培训机构的撤离，无疑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群体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教学任务和难度没有下降、社会和家长期待没有降低的现状下，作为“双减”主力军的一线教师，他们肩上的负担变得更重了。已有学者对“双减”政策实施后的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展开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群体普遍存在工作量增大、身心状态疲惫、工作与生活失衡、职业满意度降低等问题。［23］具体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备课、课堂教学、作业分层设计和课后服务项目等教学工作上，加上各种会议、评比、沟通家长等非教学性工作并未减少，教师的工作量较“双减”政策实施之前有了显著提升。工作事务繁多、工作时间延长和工作难度增大使得教师负担变重，教师群体的职业幸福感直线下降。当教师的压力长期得不到释放时，他们的职业压力就容易转嫁到学生群体中，导致师源性学习焦虑的出现。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教师将工作的不顺、对教学成果的担忧与对学生学习行为的不满转化为紧张的学习氛围，［24］而紧张、严肃的学习氛围会大大强化学生的焦虑情绪。
（三）家长教育焦虑处于高位，父母提供的自主支持不足
家长“教育焦虑症”是指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过度焦虑。［25］一直以来，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保持高度关注，教育焦虑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家长作为“重要的他人”，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指引者和培育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从家长这一维度出发探索学生学习焦虑的成因，极为必要。已有学者对中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情况展开质性研究，发现家长们的教育焦虑程度不尽相同，但具有共通性。家长教育焦虑具体表现为由高昂补课费用带来的教育支出负担、由兼顾工作和家庭带来的精力负担、由高教育期望带来的心理负担。“双减”政策执行后，家长因“资本过度营销”“从众报班”等原因引起的教育焦虑情绪得到缓解，但家长因缺少个性化和针对性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因“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社会晋升”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境而引发的焦虑情绪仍旧处于高位，相关问题还有待解决。
“双减”之下，家长教育焦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教育机会焦虑、教育条件焦虑和教育结果焦虑。［26］顾名思义，教育机会即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一系列减负政策的实施，家长的入学焦虑和择校焦虑得到有效缓解，但是家长的升学焦虑仍处于高位，没有显著变化。“双减”政策颁布后，家长焦虑的内容从“补课”焦虑转变成了“不补课”焦虑。［27］当学校教育长期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家长升学焦虑水平不断提升，可能导致“高端家教”“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隐形变异的违规培训行为扩散蔓延，给家长带来更重的经济负担。教育条件焦虑是指家长对学校的配套设施、仪器设备、校风校纪、教师资源、教学理念等硬件与软件的焦虑。“双减”政策之下，教师轮岗制度在小范围内缩小了校际间的差距，但是未从根本上弥合各个区域间的资源差异，家长的教育条件焦虑仍然存在。教育结果焦虑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和前途命运方面的担忧，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最高表现形式。“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教育回归学校、学生回归校园，孩子们拥有了更多可自主安排的时间。这不仅是对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考验。家长对自身辅导能力的怀疑和孩子自主学习成效的担忧，导致家长的教育结果焦虑水平居高不下。
研究表明，当孩子能感知到父母对其自主性的支持、对其自主选择表示鼓励和认可时，孩子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和积极的心理品质，也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减少自信心缺乏、学习倦怠、厌学等负面学业情绪。［28］然而，“双减”之下，家长的教育焦虑不减，经常出现命令、拒绝、否定甚至是控制性教育行为，提供给孩子的自主支持不够，也会引发儿童和青少年的种种焦虑情绪。
（四）学生学习适应不良，自我接纳水平和自我效能感低
“双减”的政策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双减”政策的落实成效如何，学生最具发言权。我们应遵循“以终为始”的工作方式，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去思考“双减”。［29］任何一种情绪的产生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调节，学生学习焦虑的产生不仅与社会、教师、家长等外源性因素有关，也与学生本人有关，与个体的遗传倾向、认知评价、适应能力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学习适应”引自“适应”这一生物学概念，是指当学习条件发生改变时，学生能够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环境，维持内外学习环境平衡的一种能力。［30］幼升小、小升初给孩子带来了环境的变化，伴随课程难度和强度的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也在不断增大。相较于小学生，初中生的学习焦虑情绪更为强烈，初中阶段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儿童到青少年的身份转变过程中，许多初中生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容易产生种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学习焦虑便是学生诸多心理问题中最为常见的情绪反映。除了学习适应不良之外，学生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水平同样是引发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自我接纳是指个体能够接受、认可真实的自己，包括情感和态度两个方面，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相对独立。［31］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内心敏感而脆弱，尚不能进行全面客观的自我评价，不能够正视自我价值、认可与悦纳自我。很多时候，他们的自我认知来自“重要的他人”的评价，容易产生自我认知偏差。当“重要的他人”给予否定性评价反馈时，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会变得更低，学习焦虑程度越来越高，表现出害怕人际交往、缺乏自信、排斥学习、产生羞耻感之类的其他负面情绪。
基于上述讨论可知，“双减”政策赋予“减负”新的内涵、举措与要义。“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学业负担得到有效缓解，但是学生的学习焦虑情绪却挥之不去。“双减”政策要真正落地，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谋划。
（一）行政管理者：认清“双减”战略意图，树立大局意识
“双减”政策作为一项带有公益属性的教育政策，具有包括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32］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双减”是一项关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个人成长的革命性举措，旨在通过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纠正当前普遍存在的教育短视化、功利化现象，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双减”政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行政管理者需要加大对“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推动“双减”成为广泛共识，让社会、教师、家长、学生深刻认识“双减”政策意义，理解其战略意图。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追求，始终指引着教育工作的基本方向。然而“双减”之下，我国中小学生仍困于焦虑情绪之中，发展受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中考、高考为途径的硬性教育分流强化了教育的选拔功能，导致教育竞争加剧、教育不公累积和基础教育应试化倾向加重等问题的出现。由此观之，“双减”要真正“减”下去，还必须树立坚定的大局观，充分认识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极力削弱中高考的评价指挥棒作用，加快中考和高考制度改革，改变以竞争为导向的教育机制，强调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推动我国考试评价体系从“育分”向“育人”转变。
（二）教师：加强自身专业发展，满足学生“异学习”需求
“双减”政策落地，教师是主力军。作为“双减”政策的关键执行者，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与理解直接关系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成效。“双减”之下，校内教育要做“加法”，一线教师当更有为。一方面，教师应加强“双减”政策学习，领会“双减”精神。“双减”政策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家长、社会对教师有了更高期待。与此同时，“双减”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表达个性化教育思想的机会，给教师更多的空间走入孩子们的世界。“双减”政策给教师工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机遇，教师应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双减”，切实把“双减”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教师应不断提升专业本领，完善自身专业能力体系。校外培训机构“撤离”后，学生的“异学习”需求主要由学校一线教师来满足，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教师应当自觉地发挥能动性，重视专业化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与学生是一个统一体，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要与尊师重教、减轻教师工作负担高度结合起来。［33］我们在对教师群体提出高要求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将负担转移到教师群体，应明确教师的职责边界，防止教师工作职责泛化，［34］应对当前出现的教师负担过重现象展开积极治理。
（三）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充分支持孩子的自主成长
“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有所缓解，但是远未达到预期，部分形式的教育焦虑甚至有进一步扩散和蔓延的趋势。已有研究证明，家长的教育焦虑会通过遗传和环境影响的方式传递给孩子，［35］给孩子带来更加严重的学习焦虑。由此可见，“双减”能否落地，家长同样是关键。自古以来，人们将“学而优则仕”奉为圭臬，将考试视为实现社会晋升的有效途径，认为考试分数是个人能力和优秀程度的直接反映。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许多家长对子女的成长、成才缺乏科学理性的认知，一味地将自己的高教育期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忽视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内心的真正需求，于无形中增加了孩子的焦虑情绪。
“双减”之下，家长的首要任务是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教育理念，正确认识考试、分数与子女成长的关系，学会尊重和理解孩子，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自主支持。“双减”减的是孩子的压力与负担，而非减掉家长的责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成才的影响甚至大于学校教育。“双减”政策明确要求“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家庭教育地位进一步凸显。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2021 年）的出台对家庭教育的职责作出了详细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然而，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家长产生教育焦虑的原因之一，急需国家、社会提供系统性、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更好地参与“家校共育”，与学校教育一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36］
（四）学生：树立正确自我认知，掌握学习焦虑的干预方法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压力与焦虑情况不容乐观，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也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过度的学习焦虑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作为学生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学习焦虑的消解不仅需要社会、教师、家长积极作为，更需要学生本人的自我调节。错误的自我认知是学习焦虑的一大诱因，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与“自我”共处，却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认识外部世界上，忽略了自我，最终将无法清晰、正确地认识自我。“双减”之下，我国考试评价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学生过分在意外界评价，将考试分数视为“命根”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因此，要缓解学习焦虑，学生首先要学会正确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人都是长处与短处并存的多面体，学会悦纳自我。与此同时，学生也要学会正确看待考试与评价，比起考试成绩这个“果”，更应该重视的是学习过程这个“因”；
考试成绩只是个人能力的部分体现，切不可将得高分作为学习的全部追求。除此之外，学生也应掌握一些学习焦虑的干预方法。例如，学习如何进行适当的情绪表达，主动向老师、家长、同学或医生寻求帮助，必要时还应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