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猛
提要：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比岱试图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分析《资本论》的范畴组织方式和对象确定方式，为此他引入了一种“科学史”视角重新解读《资本论》。在比岱的这一工作中，他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目标，将《资本论》置于当代文献学成果所建构的理论视野之内，从《资本论》表面所分析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探讨当代市场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工作在当代《资本论》解读中颇具特色，同时也呈现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尽管有其理论局限性，但为我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阅读《资本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系。
《如何对待〈资本论〉》(QuefaireduCapital)初版发表于1985年，是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论著和成名作。该书是比岱历经八年完成并于1983年向巴黎十大提交的厚达八百页、题为《〈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80年代中期法国学术界的风尚与60年代迥然不同，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对《资本论》的解读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哲学特别是《资本论》已门庭冷落，此时星光灿烂的是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因此比岱的这本著作可谓“逆潮流而动”(1)关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科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参见“Foreword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acques Bidet’s Que faire du Capital?”，in 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2007,PP.ⅸ-ⅹ.。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本书出版后虽短时间沉寂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并在第二年(1986年)就有了日文和克罗地亚文两个译本，在2007年又有了英文译本(标题改成了更为读者所熟悉的“Exploring Marx’sCapital”)。可以说，比岱的国际学术声誉正是由该著奠定的。导致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太合乎逻辑的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本书所体现的特殊的问题意识。
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明确表达的问题意识是：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代理论文化的一个方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当我们考察这些范畴在何种条件下和在何种界限内才具有合法性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各种社会历史有着实际的贡献，并能够对以改变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社会历史的原则进行构建。”(2)③ 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p.13，13
这一问题意识首先涉及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在当代所遭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困境。比岱写作和发表博士论文的年代正是68运动的影响逐渐消散、西方左翼运动陷入低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无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内部，都逐渐出现了一些对传统的或者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的出现，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左翼运动及其敌对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一系列余波之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回归平静。统治者以回应民众要求为借口，对社会进行了表面上深化民主、扩大参与但实际加强权力渗透和社会控制的改革。自此以后，各种社会运动在国际范围内陷入低潮，人们对包括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和悲观。特别是，在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资本主义全球化全方位展开，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不断自我革新的能力。于此相反的是，社会主义主义运动则愈来愈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苏共“20大”之后的二十年中，苏联的苏维埃体制不仅未能为全世界左翼人士展现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图景”，反倒不断展现出某种颓势，在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竞争中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差距越来越大。正是在此背景下，不仅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在1977年11月这样说道：“很清楚的是，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再一次陷入危机。这是一场公开的危机，这就是说，包括竭尽所能利用这一形势的我们的敌人在内，所有人都能看到。”(3)Louis Althusser, “ The Crisis of Marxism”,in Marxism Today, July 1978, p.215
此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如果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方向、不同目的的各类组织化活动的总和，并且苏联所做的堪称当代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总体上看是失败的，那么社会主义究竟还能否担负起汇聚人类社会理想的使命？作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将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统一在一起？由于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资本论》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观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危机几乎不可避免地体现为《资本论》的理论危机。
按照比岱的分析，《资本论》的理论危机体现在“哲学”和“经济-社会-政治”两个层面。就哲学层面来说，由于《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前提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就其对象本身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范畴难道不总是某些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吗？如若这些范畴被纳入某种历史哲学的目的论方案中，难道它们不会被瓦解掉吗?”③就经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资本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从生产资料的性质出发来探讨一种社会形式的。但不论从这种探讨的对象还是从其理论本身来说，这里都隐藏着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从这一探讨的对象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极为复杂表现形式，各种表现形式具有彼此不同的性质，因而根据某一种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的特征进行抽象显然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当代，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建立起与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相类似的关系，同时伴随着各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而几乎无法再按照某种标准化的程式或抽象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问题；
第二，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讨的理论过程本身来看，由于其中隐含着不连贯和不一致，因而很难被当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解的唯一范本——比如，在比岱看来，《资本论》的全部体系都以“价值”范畴为基础，但这一范畴却并不清晰，而这就导致诸如“剩余价值”、“剥削”等一系列范畴具有含混性，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一系列争论。正是上述原因，使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种旨在“重建《资本论》”的关于《资本论》的理论基础的话语。这些话语有着不同的方向：或是对《资本论》自身的逻辑体系的某些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或是对“价值”这一概念进行澄清，与此同时对《资本论》与黑格尔和李嘉图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探讨。但比岱认为，这些研究并未触及问题最关键之处，因为它们尽管对《资本论》的理论叙述的“科学顺序”问题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该如何理解其基本范畴的问题。
比岱所要求的，是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分析《资本论》的范畴组织方式以及对象确定方式。比岱为这一研究引入了一种“科学史”视角——在他看来，如果缺少这种科学史视角的话，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可能分析清楚。根据比岱的这一视角，对于《资本论》的批判性阅读，首先应当考察的是“劳动-价值”范畴，随后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范畴(具有价格/价值双重性质)，然后是存在于“结构”和“趋势”的统一体中的“生产劳动”范畴，最后是“价值形式”。比岱提出，这种“科学史”视角的要求是，将《资本论》的最后成果作为一个它所试图构建的体系，但同时也将之视为一系列(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连续性的修改和尝试的产物，对手稿的每一个写作阶段上的哲学框架和社会学-经济学基本立场进行比较，根据各种范畴在叙述中的位置对这些范畴进行分析。比岱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不仅能搞清楚黑格尔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实际影响，更能弄明白后世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许多模糊观念和僵化教条的来历。鉴于这种理论意图，比岱对于《资本论》的分析，就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生前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而是从大部分马克思研究者所认同作为《资本论》第一个稿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我国学界常称之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一直到《资本论》的最后一个版本。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研究方法。
不难想象，从这样的探讨方式来看，《资本论》不可能不充满一个又一个“断裂”。那么比岱的最终目标是否就是彻底瓦解《资本论》，甚至彻底瓦解马克思主义本身？比岱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比岱试图做的工作迥然有异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这一工作如果无视马克思最终要达到的理论目标本身，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就是说，尽管在“科学史”的视角下开展的这一探讨要揭示《资本论》的内在矛盾和断裂，但它并不会从根本上瓦解马克思主义，相反，“进行这样一种分析，只能以关于马克思试图达到的结果和他或多或少业已实现的东西的观念为前提，即以某种关于在他的恰当表达中所能够是的那种理论的观念——简而言之，就是考虑到已存在的东西和内在于这一理论领域的逻辑矛盾而应当是的东西的观念——为前提。”(4)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15.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一书中的工作目标，就并不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毋宁是使马克思主义“严格化”。事实上，比岱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写作本书的，在他的略显晦涩的理论分析背后，是他对社会主义运动前途的关切。因此他之试图将《资本论》“严格化”的尝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史”工作，而实际上可视为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资本论》相结合的特殊方式。
《如何对待〈资本论〉》中的研究工作受到晚年阿尔都塞的重视。阿尔都塞至少在两个不同的文献中谈到这本书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比如，在接受一位墨西哥访问学者那瓦若(Fernanda Navarro)的访谈时，阿尔都塞说：“而且，根据最近的研究，比如雅克·比岱在他的杰出的《如何对待〈资本论〉》中所发表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从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即便他换到了另一个领域即科学领域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此，依然是这样。”(5)②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Edited by Franc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M. Goshgarian. New York: Verso, 2006, pp.257，258.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比岱的这一工作足以修正曾使前者名扬天下的马克思思想“认识论断裂”说。就此阿尔都塞说：“(这种断裂)从未完成。它只是一种趋势……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比岱的研究是关键性的；
它将马克思的著作置于新的视野之下。比岱接触到大量材料，包括一些未刊手稿，这是我们在二十年前所不知道的；
这些材料是决定性的。不久前比岱来看过我，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②除此之外，阿尔都塞在其回忆录《来日方长》中也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6)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uivi de Les Faits, Paris: Stock/IMEC, 1994, pp.236-237.
尽管比岱自己后来认为《如何对待〈资本论〉》并不是自己社会理论的代表作，甚至有“悔其少作”之意，但他并不否认，该著涉及的问题是他后来一系列思考的起点。事实上，不论是从问题意识还是分析方法来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他的“元结构”理论是不可能提出的。可以说，尽管这本书与比岱“成熟时期”即明确提出“元结构理论”以后的思想在问题意识上侧重点有差异，在思路上也有所不同，但这本书已触及比岱此后工作的核心问题，比岱后来的某些得到系统阐发的观点在这里已露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比岱目前以其“元结构理论”而闻名，但对于许多对这一体系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说，《如何对待〈资本论〉》其实更具有理论上的开放性和可对话性。
关于《如何对待〈资本论〉》的理论特点，比岱自己有很好的总结。在2000年第二版序言中，比岱指出，与同类工作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它采取了一种坚决“保持距离”的立场：“我强调，我并不是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而是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目标。”(7)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7
其次，在文献学方面，它排除了若干流行的偏见。这些偏见包括，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理解为一个自洽的、以“马克思思想”的名义统一在一起因而各部分之间彼此呼应的体系，以及将马克思的全部写作理解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一气呵成因而具有连贯性地不断发展的过程。比岱要求将马克思视为一个“普通”的作者，也就是说，将他的写作看作后面不断对前面的文字进行修改、甚至不断推翻此前的观点的历程。比岱认为，马克思一生中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看大部分都是“实验性”的，也就是说，他不断寻找各种能够借用的哲学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持，但最终又会将这些概念全部抛弃，因为它们对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言又是不够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方面，比岱要从《资本论》表面所分析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比岱认为，马克思在其特殊的概念使用方式中，将与生产、权力和表达有关的问题全部统一在一起，打破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之间的界限，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可被视为一个“新大陆”的发现者，而比岱自己则是这一问题的重新发现者。比岱的这一目标，显然是针对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解释路向，后者将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研究当做纯粹的“经济学”加以对待，而忽视了本来就应当是《资本论》的正标题、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成为副标题、实际体现了马克思的根本意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岱批评这种对于马克思的实证主义解释只知道一种机制即市场，而忽视了，市场这种“契约性契约关系”(contractualité contractuelle)如果不和作为“中心性契约关系”(contractualité centrale)的计划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不过在比岱看来，这种实证主义解释路向的产生实际上是和马克思所使用的范畴的特殊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中的范畴都应当同时作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范畴加以解释。
最后，在政治方面，比岱试图探讨市场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比岱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一个观念：如果说马克思享有工人运动的经典作家之名的话，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由于他提出了一种揭示资本主义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论。不过比岱认为，马克思尽管在这里展现出深刻洞见，将资本和市场加以区分，但马克思未能进一步思考未来的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即把取消市场当做社会主义的前提。而对于比岱来说，马克思(以及后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将社会主义和市场截然分开、将市场仅仅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是违背马克思本人的基本思考原则的，因为马克思在理论上将两个概念分开“只是为了更好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8)② 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p.9，9。比岱在这一问题上持“乐观”立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鸿沟，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对待〈资本论〉》的上述几个特点，在比岱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的理解中被统一在一起。按照比岱的理解，在《资本论》的手稿以及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都存在着某种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误用”。这不仅表现在，《资本论》手稿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不断修改论述方式以抛弃自己曾经使用但已被证明并不恰当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而且还表现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过程中，马克思也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体现在，马克思以一种抽象理论作为出发点，将市场理解为生产的社会逻辑(第一部分)，随后又将这一逻辑与另一种性质的逻辑即历史的逻辑(第三部分)联系在一起，最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也就是说，断裂的方式或独断的方式)宣布市场将在未来的社会形式中被消解。比岱将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资本论》整个写作过程中的作用理解为“支撑-障碍”(appui-obstacle)，即，马克思的全部论述事实上都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建立起来的，但在论述的过程中，这种方法却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负面因素或论述的障碍。但比岱并未将“辩证法”理解为一个负面的概念。事实上，比岱区分了马克思所“误用”的黑格尔辩证法和他自己所理解的辩证法。尽管马克思主义使辩证法获得了巨大的理论力量，但这种辩证法却往往将某种历史目的论内置于自身之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被冠以资本主义之名的市场关系之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后商品”关系，这成为当代各种乌托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头。按照比岱的看法，这种辩证法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而是一种纯粹“分析性”的陈述。比岱所理解的辩证法，则是“一种不仅同时思考结构与运动、体系与矛盾，而且同时思考实然与应然、必然与自由、力量与权利的概念形式””②。
在比岱看来，从 《大纲》到《资本论》法文版，呈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连续修改的过程，这一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资本论》第一卷“最终文本”的东西——对于比岱来说，在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所使用的探索性工具即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他对于在运用这一工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认识论障碍的克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中的主导性解释路线是从《大纲》出发解释《资本论》，再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解释《大纲》，从而将《资本论》引向黑格尔哲学的范式，并将《资本论》话语奠基于一种“革命-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话，比岱则要求走另外一条解释路线，即从马克思的写作过程来审视和分析他所不断遇到的逻辑困境。比岱并不讳言这一解释路线与阿尔都塞的思想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者关于新的话语的生产总是基于特定的、无法与先前的话语形成同一个体系的范畴而展开的这一理论视野，正是前者的基本前提。从这一视角来看，比岱像阿尔都塞那样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断裂”，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阿尔都塞强调的是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的断裂，而比岱所关注的，则是马克思“成熟”时期本身的一系列断裂。
比岱的这一立场与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形成了某种对立。罗斯多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在1969年发表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引起了很多争论，特别是他之坚持将《大纲》和《资本论》视为拥有共同哲学立场，不仅从前者的角度来审视后者，更将二者的根本哲学方法归结为黑格尔辩证法的鲜明态度，使得他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罗斯多尔斯基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的理解可表述如下：“如果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黑格尔的影响只是在几个注脚中才能明显地看出来的话，那么必须指出的是，《大纲》大规模地借鉴了黑格尔，特别是他的《逻辑学》——不论黑格尔是如何被彻底地和唯物主义地加以颠倒的。《大纲》的出版意味着，如果不首先研究马克思的方法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就不再能对他进行学术批评。”(9)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translated by Pete Burges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p.ⅷ比岱的研究则正好与此相反：他不是假设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已将此后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框架和原则确定好了，而是将马克思视为在思考的过程中不断修改自己的思考框架和理论范畴；
他也不是将《资本论》视为一个成熟的、“最终的”文本，而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变化。比岱对罗斯多尔斯基的批评是：“举个例子来说，罗斯多尔斯基的著作研究了《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变动，这本书低估了马克思连续性地改变哲学工具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就好像从《大纲》一直到《资本论》，不论马克思怎么使他的体系完善化，他都根本上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同一件事似的。”(10)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20.
《如何对待〈资本论〉》通过阐述马克思认识论中的“支撑-障碍”的辩证法困局，提出了以下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比岱在此后三十年始终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比岱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并进行理论构建的基本立足点，体现了比岱的基本问题意识。第一，在某种概念的统一性中思考所谓经济学分析所设定的“量的要素”与个体间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内在于政治中的想象的和实践的关系所体现的“质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更一般地说，通过反对自由主义的如下观点，即，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就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建立一套“政治-经济”概念体系(une conceptualité politico-économique)。第二，通过回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分析，探索现代生产过程内在包含的生产、反生产和对于生产的摧毁所体现出的“阶级生态关系”。第三，不是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坚持的真理，而是追问“马克思所进行的抽象”本身的界限，对于“阶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表达”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明了我们能期待什么、能要求什么以及无法希望什么。第四，重新审视作为思考之必要顺序的“叙述顺序”的问题，而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叙述的“开端”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学者来讲是重要的，对于政治家来讲同样重要。
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所展现的对于《资本论》的基本理解，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就《资本论》的理论目标而言，《资本论》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分析，要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趋势”。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在一起的，不能用“结构”分析取代对于“趋势”的分析，反之亦然。
第二，就《资本论》的结构而言，它由被通过中介联结在一起的两个部分构成。《资本论》的主体部分大致可两个部分，分别讨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二者以“劳动力”概念作为联结纽带。
第三，就《资本论》的方法而言，《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是从抽象到具体。这种“从抽象到具体”根本上说是一种“分析性”方法，而不是一种“辩证方法”。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对于某种“主体”如价值的自我发展过程的描述，而是一个“无主体”的分析过程。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联系”或“本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一般”开始，通过不断分析各要素的内在关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展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关系。
第四，就《资本论》的概念体系的基本特征而言，其概念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概念系统。《资本论》的概念基础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密切相联的“劳动-价值”(即抽象劳动所决定的价值)概念，而抽象劳动内在具有与劳动强度变化相关并因而体现了“强制”性的“耗费”维度，这样价值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以此为基础的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概念系统，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包含的双重维度，即既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又包含阶级斗争的一面。
第五，就《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而言，马克思主要从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马克思解释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但这一方面并不是《资本论》中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方面。无论是与商品结构一般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还是与资本主义竞争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个体实践”和“普通意识”(11)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206)，都是由于其结构性功能而非所包含的虚幻内容而被引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的。
第六，就《资本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马克思构成了“支撑-障碍”的关系。《资本论》的整个写作过程都体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特征的持续性分析，而由于马克思是借助黑格尔《逻辑学》的启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建立起同质性经济空间(单纯以劳动规定价值，从而确立一个抽象的起点)，从而摆脱李嘉图的理论视野(既通过劳动、又通过生产价格来规定价值)，因此黑格尔辩证法就成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但由于马克思所寻找到的“劳动-价值”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而实际上是其本质或“内在联系”，因此辩证法其实并不适用于《资本论》，并且其作用越来越从“支撑”变为“障碍”。《资本论》手稿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黑格尔的影响逐渐减弱的过程。但直到《资本论》，仍然可以看到残留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而也正是这些辩证法残余使得《资本论》存在许多含混不清甚至“断裂”之处(具体表现就是，前面讲到的五个方面的讨论总是充满矛盾)。
比岱对于《资本论》的这些理解，即便在今天来读，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的工作对于推进当代《资本论》研究有着多方面的贡献。
比岱的工作成果首先意味着，《资本论》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更应被理解为一部“政治-经济-哲学”著作。按照比岱的分析，马克思运用哲学分析的工具，以“双重链接”(即把同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的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性。比如，在谈及《资本论》中“耗费”概念所蕴含的政治维度时，比岱说：“这只有在要求将耗费同时作为自己的内容的‘市场’以及将强制展现为由一些人施加于另一些人之上的‘阶级关系’的‘双重链接’中才能加以构想”(12)Jacques Bidet，Que faire du Capital? Philosophie, économie et politiquedans le Capital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274.。比岱的这种理解延续了阿尔都塞对于实证主义的《资本论》解读路线的拒斥，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经济主义”倾向给予了有分量的批判。
另外，比岱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野和理论框架出发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特征，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无关的工作。对比岱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比如关于“劳动-价值”问题，比岱不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待价值及其来历，也不是简单地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的“直接起点”，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阶级关系的历史作用的理解出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于是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概念普遍蕴含的“双重链接”。
还有，比岱在“资本主义批判”问题域下理解《资本论》的各个部分，从而将后者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来对待。在当代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中，人们往往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加以“片段化”处理，似乎诸如“商品拜物教批判”“机器论片段”“形式片段”等等都可以被抽象出来单独考察和加以发挥似的。而比岱的工作则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个部分都是彼此啮合的，每一理论都不能离开其他理论而独立存在。比如，《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商品结构的分析和其余的部分即关于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是“本质”和“表现”的关系，而剩余价值理论和价值理论也是互为表里的。
再者，比岱利用MEGA2的编纂成果，探寻了《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稿本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把握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写作过程。当代的《资本论》解读的一个倾向，就是强调《资本论》手稿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差异，但对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则往往忽视。比岱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即在阶级结构关系中理解资本主义的趋势)视为贯穿《资本论》各个稿本的基本线索，并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式辩证法的运用方式的变化作为这一线索的重要外观。这样比岱就不仅建立了《资本论》各稿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巧妙地把贯穿《资本论》解读史的“黑格尔-马克思”关系问题技术化为一个过程性问题。
不仅如此，比岱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反目的论的《资本论》解读方案，为在当代语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中，《资本论》的基本结论往往被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而这种“必然性”又常在未来向度上被理解，但这种理解实际上会带来诸多理论困难，比如这里没有考虑到行动主体(包括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策略性调整。在比岱看来，《资本论》并不包含论证工人阶级必然胜利的目的论维度，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结构分析，这一分析一方面呈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所具有的机遇性和策略性。
不过，就像几乎所有的理论工作那样，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的工作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工作的理论局限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比岱关于《资本论》概念的“政治-经济”理解存在着理论视野的局限性。比岱对于《资本论》概念群的“政治-经济”特点的探讨，过于强调直接从个别经济概念的内涵分析中挖掘政治(阶级对抗)维度，而忽视了马克思实际上更侧重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剥削机制的层面揭示阶级间的对抗和斗争。
其次，比岱对于《资本论》叙述方法的内涵的理解有偏差。比岱尽管也将《资本论》的叙述方式理解为“从抽象到具体”，但由于它将“抽象”理解为“本质”或“内在联系”，而将“具体”理解为“理论完整性”，因此就将马克思的叙述过程看作一个从“内核”到“现象”进展的过程，并在这种理论前见下批评马克思关于“竞争”等问题的讨论具有含混性(因为马克思把似乎应放在第三卷即关于“个体实践”和“普通意识”的“现象”层面进行讨论的竞争放在了属于“本质”层面的第一卷的讨论)。事实上，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理论系统，更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抽象外观出发对于其历史性前提的揭示。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抽象”并非在“本质”层面(其实这种“本质”在比岱那里也是被“直接”设定的而无法被充分证明)来说的，毋宁说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普遍性表象”或“形式外观”；
同时，具体也并不意指一种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而是使得资本主义的形式外观得以可能的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
再次，比岱对《资本论》的解读过于强调各种“断裂”的发现，从而使这一解读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尽管比岱也试图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一个整体，但他受到阿尔都塞影响，倾向于将这种整体性理解为由各种“断裂”所构成的整体性。正是由于比岱带了一幅“断裂”的“眼镜”，才常将无法容纳于自己的解释框架中的内容理解为马克思思想的“断裂”。比如比岱对于“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关系的解释就是如此：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被比岱解释为与价值形式分析所代表的“商品结构意义分析”相独立的“商品结构意识形态分析”，但这种“断裂”的出现其实只是由于比岱没有看到，商品拜物教批判是狭义的价值形式分析的延续，只有通过商品拜物教批判展现历史性的“普遍交换”对于“价值”范畴的前提性，才能说明作为固定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何以可能是“第四种价值形式”。
最后，比岱的这一工作没有真正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系。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固然强调了马克思与李嘉图经济学乃至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差异，但比岱没有探讨《资本论》理论整体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究竟有何关系。事实上正如阿尔都塞所揭示的那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对话中建构起来的。比岱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的缺失，使他未能看到，《资本论》具有一种由政治经济学话语和历史性前提分析话语构成的双层结构，借助这种结构，马克思得以不断运用形式分析方法，展现使得资本主义时代个体被普遍化塑形的历史性机制。而也正是由于比岱工作的这种不足，他实际上最终没有能够真正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就可以具有“政治”维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不具有这一维度。
但无论如何，比岱在《如何对待〈资本论〉》中的工作，体现了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就是，将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的当代思考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MEGA2的文献学成果内在地统一于《资本论》解读中。这一工作为我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理解《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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