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继旭, 邓 嵘, 崔荣荣
(1.江南大学 a.设计学院; b.江南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2.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杭州 310018)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广州本地制作的艺术品经由此地远销海外。19—20世纪初期,广绣披肩成为外销丝绸中的重要一宗。西班牙人经由大帆船贸易将其运抵欧洲,因转运地点在菲律宾马尼拉,又被西方人称为“马尼拉披肩”(Manton de Manila)或中国披肩(Chinese shawl)。有关广绣披肩的起源问题,蔡琴[1]、梅玫[2]认为广绣披肩并非中国传统服饰,而是海运贸易背景下受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类商品,又在融合中繁盛百年。广绣披肩之所以备受西方推崇,与其本身的装饰工艺和浓郁的中国风情密不可分。披肩主体覆盖刺绣,边缘衔接绳编与流苏,并通过多变的围裹方式修饰人体姿态,将精美的纹样、工艺,以及本体形态展现得恰到好处,是集艺术性、技术性、功能性和文化内涵于一体的重要外销商品。从学术成果来看,中国知网(CNKI)检索系统显示仅有3篇主题论文,内容涉及披肩的历史背景、文化交流、藏品简介等方面。总体而言,有关广绣披肩的研究体量略有不足,尤其欠缺对其装饰技艺的研究。为了深入挖掘广绣披肩的工艺特征、艺术风格和传统元素转译的可能性,本文以广州市博物馆提供的140余件实物及图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与整理。在充足的实物基础之上,归纳出广绣披肩的共性与个性,凝练广绣披肩的装饰技艺精髓,从中参悟近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风格和刺绣技艺的发展嬗变,进而丰富其理论价值;同时,对广绣披肩的装饰工艺、图案布局、纹样题材及艺术风格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期为现代服饰设计带来一些灵感启迪,助推广绣披肩和传统工艺的创新性转化,为相关产业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广州市博物馆珍藏着数量丰富的传统广绣披肩,这批文物结构完整、色泽艳丽,除了褶皱外,绣面几乎无破损,保存状态良好。通过对该馆141条披肩的数据整理,结果显示:广绣披肩的制作时间跨域19世纪至21世纪早期,以民国时期居多。披肩的基本形制包括特殊矩形(近乎正方形)、普通矩形(长方形)、带状矩形(长宽差值较大的矩形)、三角形及圆形共计五种(表1)。从数量上看,馆藏披肩以普通矩形储量最盛,或许与当时使用者的体形、审美潮流和实用效果等因素有关。
表1 馆藏披肩概况Tab.1 Profile of the collected Chinese shawls
笔者选取了拍摄于广州市博物馆的五块披肩作为案例(表2),这些样本各具特点又有共性,是馆内藏品之典型。分析发现,广绣披肩由纺织面料、绳编模块和流苏三部分组成。面料是披肩的主体,其材质通常以真丝织物为地,少部分运用纱质织物,后期还有化纤材质的出现。布面之上用广绣进行装饰,常见针法有直针、斜针、咬针等,丝缕间将荔枝、孔雀、舞狮等岭南风情表现出来。披肩纹样一般都有固定的模版,图案转印于布面后按照“上下手分工”进行制作。“上手”代表男工,负责绣精细部位;“下手”代表女工,绣简单部位。刺绣的饱满程度与披肩尺寸无关,如EG-283的长宽虽已超过160 cm,绣面却并不吝啬,而是布满了整张绸缎,可见其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刺绣完成后,最后沿织物边缘编织结网并垂坠流苏。
表2 广绣披肩的基本特征Tab.2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2.1 广绣披肩的刺绣针法应用
广绣披肩因刺绣闻名,通过研究广州市博物馆馆藏实物发现,披肩上的刺绣按照线材结构可分为“绒绣”(图1)与“线绣”(图2),“绒”指没有搓拧式结构的真丝材料,刺绣时需要劈丝,常用于制作细节部位。有些精品披肩通体布局绒绣,由于绒线本身细腻、光泽度高,加上“排比其针、密接其线”的高超技术,使得绣面光彩熠熠。“线”的结构为缠绕式,有支纱与股数的区别,同属真丝线,但其加工精炼的程度不如真丝绒绣,线材较粗,披肩以“线绣”制作占据大宗。
图2 线绣Fig.2 Thick silk thread
针法是广绣的灵魂。针法即运针的方法,是刺绣工艺特有的艺术语言,也是刺绣最核心的技艺[3]。传统广绣针法有平针、续针、咬针、插针、扭针、钉针等十余类,在此基础上又根据“针路”(针线运行的轨迹)的特点划分为几十余种。制作披肩所应用的针法以直针、咬针和插针为主,其他针法作为零星点缀。笔者总结了传统广绣披肩的常用针法种类,如图3所示。
图3 传统广绣披肩的针法种类Fig.3 Types of needlework for traditional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依据拍摄的馆藏实物可见,披肩上的主要针法和应用范围大致呈现以下特征(图4):直针线迹垂直,起落针整齐,针距较短;斜针、旋针与直针的差别仅在线迹倾斜角度不同,三者构成了广绣披肩的基本内容;大量卷曲的藤蔓、纤细枝干、建筑结构等图案一般都以直针和斜针制作,140余条馆藏文物均有使用;满针即面积较大的直针,按物象的大小由头到尾尽其长度一针绣成,常见于披肩中的点状纹样和主体花瓣。顺咬针是占比最大的刺绣针法,使用在动物躯干、花朵等较大区域,其特点是运用短直针或斜针从外至内一批一批制作;从第二层开始,它的每一批次都衔接上一批次的针脚,形成层层相叠的肌理效果,或者批次之间留有一定距离的空隙(水路),使界线显示得更为明显。捆插针,“捆”在广绣针法中意为齐边的意思。清朝末期的披肩,捆插针第一行为两端齐口,类似直针铺设的效果,第二行才开始进行长短不一的穿插。与清朝不同,民国时期捆插针的首行一端是齐口,另一端是长短间隔,第二行同样施以长短针刺绣。捆插针的适用范围有大片的花瓣、叶子、禽鸟鱼类的鳞片等;还有个别针法用来雕刻细节,例如抽纱绣,这门手艺由西方教会传入中国沿海省份,并在潮汕地区找到可以扎根发展的良性土壤[4],由于使用频率较低,应用范围有限,本文不再赘述。总之,广绣披肩的每种物象均以最适合的独特针法真实地表现出来,体现了广绣针法繁复、穷极巧变的特点[5]。
图4 传统广绣披肩的针法特征Fig.4 Needlework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2.2 广绣披肩的刺绣工艺语言
高超的技术、细密的排线及富于变化的针法组合构成了广绣的技术特色。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唐代永贞年间,南海有一奇女名为“卢眉娘”,她“幼而聪慧,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6]。可见自古以来,广绣排针布线之精巧就被世人所称赞。至今,广绣仍将“光、亮、齐、密、净、匀”六字作为行业标准,力求针步(起落针的距离)均匀,针路流畅,针脚齐整,绣线排列紧凑。
严苛的制作规范催生出广绣丰富的艺术处理方式,“留水路”便是其中代表性的工艺技巧。“水路”指相邻两块绣面不咬合,而是留有“线状”的空隙,该空隙被称为“水路”,采用这种方法刺绣叫做“留水路”,其宽度根据构图与物像比例的大小设置,最少距离精细到0.1 cm,也有0.2、0.3、0.5 cm不等[7]。从广州市博物馆编号为EG-136的披肩上可见,通过“水路”的切割,不仅可以明确图案的轮廓、结构和界限,还能巧妙地划分层次,如若插针是为展现细腻柔和的画面,而采用“留水路”处理的纹样多了一份色彩与造型上的干脆,从整体上增强物象的装饰意味(图5)。传统广绣披肩以直针刺绣为主,简单的针法便于把控“水路”的规整程度,为其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披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留水路”并非广绣独有,但广绣善于通过留水路的艺术手法来概括和描绘物象,相比于其他绣种的偶有运用来说,“水路”成为了广绣区分于其他绣种最明显的标志。
图5 广绣披肩的“留水路”Fig.5 The "Liu Shui Lu" of the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除“水路”外,传统广绣披肩的刺绣图案具有强烈的纹理感,纹理清晰是广绣的工艺特色之一[8]。纹理指刺绣丝线纹路的走向,传达出制作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通常而言,刺绣纹理按照物像的生长规律排针布线,使纹理更贴近物象的本来面貌,产生极强的真实感,一些写实性的刺绣便采用了这种方法。广绣披肩并未按照此规律去表现纹样,而是从装饰性的角度去布局设置,如图5所示的牡丹花,该物象以咬针层层叠加,色彩渐变以模块化构成,层次分明,显现强烈的装饰风格。
2.3 广绣披肩的绳编技艺
绳编是传统广绣披肩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起到丰富装饰层次的作用。绳编所用线材为搓拧式结构,通常由四根以上的捻线合为一股使用,因此编织成品具有一定质量,可以增强披肩的悬垂度。本文馆藏样本显示,所有披肩的绳编组织均始于共同类型的打结方法,“结”是广绣披肩缘饰之根本。笔者依据披肩所绘的三种常见绳编图案,均源自于相同的“结”,通过控制“结”与“结”之间的距离或“结”的大小,使单独的“结”衍生发展为更加复杂的样式,这种联系如同一棵树,“结”为根基,组合方法为枝干,最终交织出繁复精美的图案,如图6所示。虽然广绣披肩是以刺绣为主要装饰工艺,但缘饰在装饰格局之中是对款式、造型进行强调的方法[9],同时其所产生的特殊肌理和纹样也强化了服饰整体的艺术表现,尤其是穿戴披肩时,随着肢体发生摆动,下垂的绳编与流苏增添了身体姿态的摇曳之感。
图6 广绣披肩的绳编Fig.6 The braidings for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3.1 广绣披肩的构图特征
构图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对所要表现的形象进行组织,形成整个画面的特定结构。构图决定着造型的体积和色彩的基调,也决定着画面框架及表现形式,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构图形式各具特色。广绣披肩的画面结构体现以下几点:第一,以“满”为美,尤其讲究背景的刻画,内容饱满而丰富,并兼具规律性和对称性;第二,披肩的装饰图案多以二维形态存在,就算是现实生活中的三维物象,也被转化为二维平面;第三,构图不表现空间的纵深和透视,这与观赏性广绣作品迥然相异。在此基础上,披肩演化出多种构图种类,“鸟瞰空间式构图”便是其中常用的构图方法,主要用来表现故事性画面。如笔者拍摄于广州博物馆编号为EG-341的广绣披肩(图7),主体绣有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及谈笑风生的人物,并在披肩空隙之处,用假山流水、花草动物予以补充,使画面紧凑而热闹,完美凸显广绣“满”的特色。虽然纹样千姿百态,但布局仍得体恰当,可一览整个披肩各单元发生的故事内容。九宫格是传统广绣披肩的经典构图形式之一,它把内部方形划分为横三竖三的九宫格,四角方格绣制图案,其余五格留有空白或者装饰碎花、昆虫等小型纹样。这种构图格式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能使中间位置形成视觉中心。如编号EG-136采用了九宫格构图(图8),四角方格内的适合纹样相同,以花朵、枝叶进行填充,中间五格露出底布色彩,最外细框的图案呈二方连续特征。该构图为清中至清末时期的主流构图形式,本文馆藏民国时期的披肩亦有应用。广州市博物馆的这批传统广绣披肩,其画面结构均体现了几何形的骨骼线,包括轴心线、平行线、对角线等,为典型的格律体式构图,这样不仅确保了纹样造型的准确生动,还提高了批量生产的制作效率[10]。除此之外还有独立式构图,但占比极少。
图7 广绣披肩的鸟瞰式构图Fig.7 Aeroview composition of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图8 广绣披肩的九宫格构图Fig.8 Nine-rectangle-grid composition of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3.2 广绣披肩的装饰题材
广绣擅长表现繁盛茂密的植物题材,140余条披肩标本均以此为基础装饰元素,极具普遍性。这是因为珠三角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充足、土壤湿润,是植物生长的理想之地。受自然环境及个人审美的影响,广绣纹样普遍以缤纷绚烂的花草入题,既可当作主体图案,又装饰于边框或补足间隙。牡丹花是传统广绣披肩重要的装饰图案之一,富贵牡丹、雍容大度,寓意人们生活兴旺发达。人物、庭院、动物、建筑及生活场景也是广绣披肩常用的创作题材,一般与动植物纹样同时出现。
从个案来看,笔者拍摄于广州市博物馆编号为EG-283的“鸽子灰绸地绣庭院人物花卉动物纹披肩”,其涵盖内容较为全面,可作为典型案例。该披肩中心两条蛟龙在云中翻腾,诠释“双龙吐水”的故事情节(图9),富有中国传统民间特色;主体图案的外围环绕着四块庭院风景,呈田字格状布局,每一块纹样内容完全相同(图10)。庭院中心矗立一栋二层小亭,其山墙是岭南特有的“镬耳”,凸显了广东地区的建筑特征;凉亭二楼双人对坐,吹笛赏乐,一楼三人半掩于角柱后,躲藏亭前的舞狮,描绘出广东传统的民俗活动。左下角靠近门口的人物手拿苕帚打扫庭院,传递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空隙之处,栽种着几棵芭蕉,又填充着诸多花草,俨然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神话的龙与庭院本无直接关联,但通过不同题材之间的合理匹配,营造出热闹、欢快、怡然自得的生活氛围,以及充满吉祥寓意的美好画面。
图9 “双龙吐水”图案Fig.9 "Double dragon spitting water" pattern
图10 “庭院”图案Fig.10 "Courtyard" pattern
3.3 广绣披肩的造型艺术
广绣披肩相对于其他服饰品类,拥有绝对平面的展示效果,精美的图案和工艺在其平铺时一览无余,因结构单一,使得披肩穿戴于人体时可以根据需要而生成多种造型。通过对历史影像及画作的梳理,笔者绘制出广绣披肩常见的立体形态(图11(a))披肩沿对角线对折后按照倒三角的形式将两端自然搭于双臂。采用该穿戴方式的披肩,刺绣图案多集中在四角,纹样以对角线垂直定位,可以最大化将装饰图案展现出来。其整体造型简单高雅、线条自然,与新古典主义的审美潮流相契合。图11(b)(c)属于同一种穿着方式,披肩一端齐胸围裹躯干,另一端由后背经肩部绕到胸前,有时搭在双肩,或者露出半臂。两种穿法的特点是包紧身体,勾勒出女性优美的曲线,悬垂的网饰和飘逸的流苏随着身体摆动摇曳生姿,尽显曼妙。而图11(d)中,披肩对折经过肩部系于胸前,或自然散开。
图11 广绣披肩的穿戴方式Fig.11 The wearing way of Cantonese embroidered shawls
披肩从二维平面转换为三维造型,其自然形态被重新建构并衍生出多种全新形象,但无论采取何种穿戴方式,刺绣纹样都被展现得恰到好处。究其原因,设计者已经预先考虑到展示效果,例如有的披肩以对角线为界仅装饰半边,对折时有图案的一面示人,既省工又达到了装饰目的,通过刻意的图案设计和定位,使广绣披肩与装饰表征相得益彰。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广绣大披肩备受欧洲女性喜爱,成为外销丝绸中的重要一宗,如此受欢迎与其本身精湛的装饰工艺和浓厚的中国元素密不可分。顾名思义,广绣披肩以广绣为特色,研究发现披肩以材质较粗的“线绣”居多,利用直针、铺针、咬针等基础针法,通过“留水路”的技术手段将复杂物象化繁为简,营造出极具装饰性的纹理效果;题材上,广绣披肩的刺绣图案多体现岭南一带的动植物、生活场景及民俗活动等,并运用几何构图的形式合理布局内容,使整体繁而不乱、稳定有序。广绣披肩终将通过“人”的穿着才能体现作为服饰的价值,其穿戴方式与刺绣图案、绳编流苏相辅相成,既展示了图案的静态之美,又烘托出女性迷人的躯体姿态。深入研究广绣披肩,体会中华民族对待优秀文化兼收并蓄、包容豁达的态度,探析近代中国不同服饰品类的技艺特色,了解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审美喜好的变迁。再者,本文梳理的装饰技术与内容形式,希望为当代设计师传承和创新传统工艺提供一些浅显的思路灵感,为其绵延生长注入鲜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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