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剑,杨 柳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2020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1]。人口老龄化浪潮持续冲击着农村相对薄弱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与农村地区不平衡不充分的养老服务发展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传统以孝文化为核心、以子女为赡养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发展态势;同时,受限于人、财、物资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农村地区还存在不少短板。在探索中国农村养老出路的过程中,互助养老因契合农村社会基础和老年人偏好,成为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困境的重要选择。
2008年,河北省肥乡县“互助幸福院”作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典范在全国开始推广[2]。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将“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作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十余年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已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但是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闲置、运行艰难等现实问题普遍存在[3],原因在于互助养老机制设计、政府投入和监管、社会组织参与等因素[4-5]还未能引导农村老年人真正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来。
互助养老服务强调老年人从被动的待养角色向主动的生产角色转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互助养老的本质是“后乡土社会”老年人及其他村庄居民依靠自身力量、采用互助方式探索解决自身养老困境的养老模式[6]。徐光志、刘妮娜、向运华等学者对互助养老的内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强调了老年人在互助养老模式中的服务生产主体地位[7-9]。关于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需求或互助养老生产意愿,研究发现,老年人一般只考虑自己作为受助方的需求意愿,忽略作为服务生产的角色,表现出受助意愿高而施助意愿低的特征[10-12]。现有研究还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规模、收入、代际关系、居住方式、保障制度、社区支持、居住地环境等家庭和社区特征变量对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3-15]。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老年人某一类互助养老参与意愿,或将互助养老服务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实际上,互助养老服务具有差异化、多元化的特点。在互助养老服务分类上,已有学者将其划分为日常照料服务、健康服务、精神慰藉服务[16],还有研究将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之间相互帮忙干农活也作为互助养老服务之一[17]。此外,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由此引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现有研究中还较少涉及,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基于江苏、河北、陕西3省751位农村老年人的微观调查数据,立足农村老年人邻里互助的社会情景,开展农村互助养老生产主体和生产模式研究,关注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的特征,识别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从生产参与视角为农村互助养老促进政策提供参考。
农村互助养老要求有能力的老年人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活动中来,老年人不仅是互助养老受助者和服务使用者,同时也是施助者和服务生产者。合作生产理论强调服务使用者的参与是合作生产活动得以实现的核心,如何刺激公民的角色由简单的需求表达者、服务使用者转变为服务的创造者、生产者是合作生产理论讨论的根本问题[18]。从这一理论内涵来看,互助养老与合作生产理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19]。本文基于合作生产理论构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与生产模式的分析框架。
合作生产行为动机的形成是合作生产理论的重要内容。约翰·奥尔福德(John Alford)提出个体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由意愿和能力构成,其中,意愿包括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利益动机和集体导向的公共利益动机,能力是指个体参加合作生产的能力[20]。丁煜等提出合作生产行为是内生需要和外部刺激的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需要包括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外部刺激包括强制手段和奖惩机制构成的激励机制[21]。范·伊克(Van Eijk)等从公民对合作生产任务的认知、公民对自身服务提供能力的认知、公民的个体特性以及他们在私利和为社区着想的动机等方面解释了公民合作生产行为[22]。基于现有研究,本文将个体参与合作生产行为的内生机制抽象概括为“意愿”“能力”“认知”和“个体特征”,从微观视角分析个体参加合作生产的原因。其中,意愿包括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个人利益动机和集体利益动机；
能力主要从文化、健康、经济、保障等方面考察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个体能力；
认知主要指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认识和评价；
个体特征主要是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生产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
在明确了哪些人参与了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生产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在社会参与理论中,莫罗·豪厄尔(Morrow Howell)等提出的老年人活动参与概念模型,将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因素概括为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23]。该模型对本研究有一定的适用性,但该模型在影响因素识别中忽略了老年人心理因素和农村老年人普遍承担的家庭生产角色,仍需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征进行修正。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以个体自身为核心形成圈层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向外一圈是基于血缘或亲情构成的最亲密稳定的家庭圈层,而家庭圈层又层层嵌套于村庄圈层和社会圈层之中,个体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会随圈层由内向外层层削弱[24],这些圈层构成个体社会互动空间[25]。作为掺杂地缘、亲缘和人情关系的特殊实践,农村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4个圈层的影响,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
(一)变量体系
1.互助养老服务变量。互助养老服务变量是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生产行为的直观反应,采用“您为邻居或同村老年人提供以下互助支持的频率”进行量化处理。其中,互助养老服务项目具体包括“帮忙种地耕作”“帮忙收割运输作物”“帮忙清洁打扫”“分享食物”“一起聊天锻炼”“串门看望老人”“陪同看病”“生病照护”8项。根据服务内容属性,这8项互助养老服务项目分为劳动互助、日常互助、情感互助和医养互助4种类型。发生频率包括“每天”“经常”“偶尔”“从不”4个选项。本文假设日常生活中为其他老年人提供过邻里互助养老支持的老年人都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潜在生产主体,对于每一项服务,若受访老年人选择频率为“每天”“经常”或“偶尔”,该项服务变量编码均记为“1”;若选择频率为“从不”,则记为“0”。对于每一个服务类型,只要该服务类型下有一项服务记为“1”,该服务类型变量编码为“1”;若对应的服务类型下的每一项服务都记为“0”,该服务类型变量编码记为“0”。
2.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生产模式及影响因素变量。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从个体特征、意愿、能力和认知4个方面识别参加劳动互助、日常互助、情感互助和医养互助服务生产的老年人特征。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
意愿变量包括孤独感、担心老无所养、关心社区发展3个变量,分别反映老年人排解孤独感、寻求养老支持的个人利益动机以及关心社区的集体利益动机；
能力变量包括教育水平、健康、经济保障能力；
认知变量主要指互助养老认知,采用五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可互助养老。
在互助养老生产模式影响因素选择上,本文选取个体圈层变量(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自评健康、孤独感、担心老无所养、关心社区发展、互助养老认知、个体年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家庭圈层变量(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是否空巢、家庭生产角色)、村庄圈层变量(邻里环境、村庄养老设施)和社会圈层变量(听过互助养老政策、地区)。其中,考虑到照料、抚育孙辈是老年人晚年家庭生产角色的常见内容,本文采用老年人是否承担隔代照料责任衡量其家庭生产角色。变量赋值方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于2021年1-3月对江苏、河北、陕西3省农村老年人口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近年来,江苏、河北、陕西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同时3省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一、养老资源供给资源差异较大,作为样本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课题组在每个省随机抽取10个左右的区(县),每个区(县)选择1～2个行政村,共随机抽选860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在剔除部分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后,共获得751个有效样本。
(三)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对参加4类不同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和认知方面的变量进行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了解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的特征和差异。其次,运用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分析农村老年人参与各项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比例结构,以此识别老年人互助养老生产模式类型[26]。最后,以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类型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个体圈层、家庭圈层、村庄圈层、社会圈层因素对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选择的影响。
(一)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分析
表2展示了参与劳动互助、日常互助、情感互助、医养互助的老年人主体特征。
表2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分析
在个体特征上,参与4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不参与的老年人,表明中低龄老年人或准老年人是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是激活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重要着力点。在医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p=0.017),女性老年人中参加这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比重更高。这是因为女性在家庭养老中扮演“实际承担者”“第一照料者”角色[27], 且这一角色定位会延续到女性晚年,并从家庭拓展到邻里和社区。
在意愿特征上,参与各项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的孤独感评分普遍高于不参与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其中,参与劳动互助和医养互助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孤独感在5%水平上显著。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行为选择会受到获得内在性报酬(如尊重、感激等)动机的影响[28],而排解孤独、获得内心满足的内在动机可能会驱使老年人主动与邻里往来,为邻里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担心老无所养的老年人更愿意进行日常互助服务生产,为有需要的老年人做饭、打扫等,这些老人可能希望在尚有能力的时候为邻里提供一些日常照料,以期未来也能获得他人的帮助[29]。在集体利益动机方面,关心社区发展的老年人更乐意参加情感互助服务生产,他们积极参加集体休闲娱乐活动,主动关心慰藉其他老人。
在能力特征上,参与各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大多表现出一定的高学历特征。现有研究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越多、思想观念越开放,越愿意尝试互助养老[30]。在健康能力方面,与自评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乐于进行各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可见,健康是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的重要资本,也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必要前提[31]。在经济保障能力方面,现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月收入超过一定的阈值后,互助养老参与意愿会显著下降,且有社会保险的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明显较低,原因是高收入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要求较高,互助养老难以满足其要求[11],而养老保障能力又与互助养老有替代性[12]。个体年收入大于等于2万元小于等于5万元的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比例低于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老年人,有保险的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比例大多低于没有的老年人,这与已有研究一致,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以中低收入老年人为主,老年人个体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经济水平整体较低且差异不大,同时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全覆盖,农村老年人在经济和社会保险方面未能表现出显著差异。
在认知特征上,对互助养老认同度越高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接受度越高,在4类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的表现都更加活跃。
(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分析
本文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识别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用于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外显变量是帮忙种地耕作、帮忙收割运输作物、帮忙清洁打扫、分享食物、一起聊天锻炼、串门看望老人、陪同看病、生病照护等8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变量。通过逐步增加潜在类别数量计算得到8个潜在类别模型,并对这8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进行比较选择(见表3)。从2类别模型开始,若模型中L2绝对值、AIC、BIC、ABIC统计量相比上一模型有所下降,且LMR、BLRT值在5%水平显著,说明该模型改进了上一个模型,模型拟合效果更好,需要继续增加类别数量。结果表明,在4类别模型时,L2绝对值、AIC、BIC、ABIC统计量较3类别模型均有所下降,此时LMR、BLRT值依然在5%水平显著,且Entropy值达到0.796,即模型分类准确率接近90%,而5类别模型BIC统计量开始上升,且LMR值显示没有改进4类别模型(p=0.098)。综合考虑以上指标,可以认为4类别模型是拟合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理想模型。
表3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潜在类别模型拟合优度
在确定理想模型后,需要根据不同分类中各个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布情况和特征,为每一个分类类型命名。表4显示了最优拟合结果4类别模型中老年人参加8项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条件概率分布状况,结合互助养老服务属性,本文将4个生产模式分别命名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和“低互助参与模式”。
表4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条件概率分布
调查样本中,约有17.18%的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他们在各项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表现活跃,生产参与概率均在80%以上;48.20%的老年人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这些老年人在农务劳动和日常照料两类生活服务、休闲互动和关心慰藉两项情感服务生产中参与概率均超过60%,而参加陪同看病、生病照护两项医养互助服务生产的条件概率仅为21.30%和16.30%;16.64%的老年人选择日常-情感互助模式,这些老年人的互助活动主要集中在低劳动强度的日常互助和情感互助,在体力劳动强度较高的劳动互助和难度较大的医养互助服务生产中参与概率较低。17.98%的老年人属于低互助参与模式,这一模式中老年人参加“一起聊天锻炼”的条件概率最高,但也仅有31.5%,仍有一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来。
(三)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5显示了以低互助参与模式为参照组,个体圈层、家庭圈层、村庄圈层和社会圈层因素影响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选择的分析结果。
表5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首先,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年龄每增加1岁,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下降11.90%;自评健康结果为一般和健康的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分别是自评健康结果为不健康的老年人的4.859和20.239倍。这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年轻、健康的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表现得更加活跃[32-33],在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也不例外。孤独感、社区关心程度以及互助养老认知程度每增加1单位,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分别提高54.50%、45.20%和80.50%。正如前文所述,老年人可能出于排除自身孤独情绪的需求而积极参加邻里交往和互助。互助养老事关村庄集体利益,因此对村庄发展关心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参与意愿往往更高,而对互助养老认知越积极,越容易接受和参与互助养老。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属于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仅是没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13.90%。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能力更弱,因此更希望在互助养老中寻求一定的养老支持。承担隔代照料的老年人属于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是不承担隔代照料的老年人的25.20%。研究表明,隔代抚养可能会使老年人减少甚至放弃工作、休闲娱乐和其他社会参与[34],必然也会抑制老年人互助养老生产参与积极性,这实际反映了老年人家庭生产角色和社会生产角色之间的冲突[35]。江苏和河北地区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分别只有陕西地区老年人的25.40%和31.10%。这可能是因为江苏、河北等东部地区土地改革、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更快,对农村传统社会文化和互助传统的冲击更大[36]。
其次,在“低互助参与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模型中,年龄、自评健康、关心社区发展、互助养老认知、养老保险等5个因素同样显著影响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选择。一是老年人担心老无所养的程度每增加1单位,他们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提高60.10%。结合前文生产主体特征分析结果,互助养老的互惠性会让参与服务生产的老年人获得来自其他老人的帮扶,为缺乏家庭支持和专业服务支付能力不足的老年人养老提供可行出路。但是,在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内容上,医养互助的专业性和难度可能会使许多老人望而却步。二是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老年人表现出显著的经济特征,个体年收入在2～5万元的老年人选择这一模式的概率仅有收入在1万元以下老年人的59.20%。如前文所述,经济支付能力越强的老人面对的养老方式选择越多,更青睐专业性更强、服务设施更完善、照料更有保障的养老方式[13]。三是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是没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2.039倍。可能是因为医疗保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老年人最关心的生病就医问题,使得老年人更有心情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四是单身老年人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是在婚老年人的1.251倍,农村老人空巢现象客观存在,子女照料和家人陪伴严重缺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配偶陪伴的独身老人养老支持更是不足,更可能感到孤独,因此更有可能参加一些生活类和情感类的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五是听过互助养老政策的老年人属于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是没听过互助养老政策的老年人的1.251倍,了解互助养老政策的老人更可能受到鼓励和引导尝试新的养老模式,参与到互助养老中来。
最后,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年轻、健康、关心社区发展、互助养老认知较强、子女数量较少、不承担隔代照料责任、听过互助养老政策以及生活在陕西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选择日常-情感互助模式的可能性更高。其中,子女数量每增加1单位,老年人属于日常-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下降46.90%。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老年人能够获得的家庭养老支持越大,因此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意愿越低[15]。此外,农村空巢化背景下,在外子女往往会以经济供养弥补照料供养上的不足,因此子女多的老年人支付能力可能更强[37],进而提高互助养老的可替代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补充遗漏变量、变量替换法和改变变量度量方式3种方法对互助养老生产模式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回归,稳健性检验方法具体如表6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低龄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的概率显著高于高龄老年人;家庭年收入越高老年人属于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可能性越低;改变赋值方式后,感到孤独的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可能性高于没有感到孤独的老年人;担心老无所养的老年人选择生活-情感互助模式的可能性高于不担心的老年人;参加村内事务、具有互助理念的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概率更高。以上结果均与表5回归结果一致。此外,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选择全面互助模式的概率是非农职业的老年人的1.852倍,这可能是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长期生活在农村熟人社会中,较好地保存了传统守望相助理念。根据稳健性回归结果,各项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和方向均未发生改变,互助养老生产模式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整体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方法
本文依据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单因素分析法、潜在类别分析法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利用农村老年人专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参加劳动互助、日常互助、情感互助、医养互助4类不同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经济保障能力差异不显著;(2)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4类,医养互助服务生产参与度低是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的突出特征;(3)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选择受个体圈层、家庭圈层、村庄圈层和社会圈层因素的影响,且不同生产模式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1)增加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完善医养互助体系。研究发现,48.20%和16.64%的老年人分别属于生活-情感互助模式和日常-情感互助模式,表明近七成的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但无力或无意参与医养互助服务生产。由此可见,对于难度大、负荷重的生病甚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照护问题,依靠老年人发扬互助精神进行邻里照护并不现实。建议发挥政府主导、协调和兜底作用,引导和支持专业照护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地区,加强医养照护服务培训,建立医养互助补贴和激励机制,吸引有能力的老年人参与到照护服务中。(2)加强互助养老政策宣传,重塑农村互助文化。研究表明,互助养老认知越高、互助理念越强、对互助养老政策越了解的老年人越有可能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中来。重塑农村互助文化势在必行,基层政府要通过政策宣传、创新乡村文化墙、树立典型示范等方式培养农村居民互助主体意识,可以以学历较高、关心村庄发展的年轻、健康老年人为主力,发挥村庄精英带动效应,塑造互助文化。(3)突出互助养老功能优势,降低互助养老替代性。研究表明,经济支付能力、养老保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互助养老替代性。建议加强互助养老服务规范性和专业性,突出互助养老的低成本优势并排解老年人孤独情绪、提高老年人自我价值感优势,提升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4)正视老年人家庭-社会角色冲突,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研究证明,承担隔代照料责任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低互助参与模式。照料、抚育孙辈是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老年人社会参与。建议政府加强生育、托育、养老、就业等政策的联动协调,有效减轻家庭生产角色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角色的挤压,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生产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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