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兆丰，周 明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域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目标和实践议程。
共同富裕作为我国新时代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在学界已经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2],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所有制基础和经济基础[3-5]。从理论内涵来看,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一般包含以下几点：第一,共同富裕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结果;第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适度的富裕;第三,共同富裕是多维度的幸福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6-9]。从实现机制与路径来看,共同富裕需要制度安排、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需要脱贫、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多条路径协同治理;需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在系统集成观念的指导下来实现共同富裕[10-19]。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前提条件,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为抓手,通过市场经济来创造财富,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来合理分配财富。然而,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每个人致富能力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20]538。因此,整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和个人致富能力的巨大跃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手段”。本文在描述不同群体收入状况和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中不同群体致富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从而发现致富能力的提升路径,为研究和解析如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命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创造、占有和消费财富的历史,也是人们的财富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历史;任何社会的变革归根到底都是重新调整人们的财富利益关系[21]，同样,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关于财富创造和财富关系的命题。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是整个社会财富总量的极大增加,致富能力的体现和提升也建立在一定的财富基础之上。脱离财富的共同富裕和致富能力研究将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自色诺芬(Xenophon)提出“经济”一词起,财富便成为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最早研究财富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源于贸易流通环节,是由于非等价交换而产生的,强调财富的交换价值。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财富具有二元性,财富的价值是社会财富,财富的使用价值是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指的是人们生活上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或者生产部门的产物。之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萨伊(Jean Say)、穆勒(John Mill)等经济学家就财富的定义展开了一系列讨论。直到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将财富理解为社会财富,并将财富归结为劳动产品[21]。
马克思认为财富存在“物质性”和“价值性”两个方面,其“物质性”是财富积累的手段和方式,表示为财富总量的增加;“价值性”则表现为财富增加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财富观超越了资本主义所强调的简单的财富积累与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中,人类的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人的富裕”[22]。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是在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财富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主要围绕财富的不同特性展开,而马克思则从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将作为生产财富工具的人与财富目的的人统一起来,并提出“真正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20]53这一观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作家没有在著作中明确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马克思关于财富问题的一般理论,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个人的致富能力与马克思所提到的将人作为“最大的生产力”是一脉相承的,致富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研究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具有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的。
此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蕴含的价值逻辑有别于西方语境中的福利政治。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与资本主义福利思想的不同点，在于强调人是财富创造的手段与目的[22]。而西方的福利政治仅仅是在面对经济和政治危机背景下,以资本为中心,通过增加民众福利来调整财富利益关系。这种不以提升个人创造财富能力为导向的政策最终造成了国家的高福利负担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要避免以资本为主导的财富生产与财富关系不匹配的问题,必须明确将“人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强调财富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让每个人通过增强致富能力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享,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社会持续改善的过程[23]。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的提高。在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我国居民按收入多少可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收入组成。站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通过描述城乡、群体和行业的收入状况来对其致富能力进行初步研判。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起点,2020年我国GDP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到达72 000元。中国人均GDP占世界人均GDP将近80%,占美国人均GDP将近16%,与1960年相比,这两项数据增加了15倍[10]。从居民的收入状况来看,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 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 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31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倍。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维持在2.2倍到3.1倍这个区间之内,且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下降。以上宏观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成果的分享性都在增强,经济增长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最根本的生产力条件。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与差距
从居民收入来源看,以2020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26 381元,占比60%;经营收入4 711元,占比11%;财产收入4 627元,占比11%;转移收入8 116元,占比18%。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6 974元,占比41%;经营收入6 077元,占比35%;财产收入419元,占比2%;转移收入3 661元,占比22%(见表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8倍,这远高于城乡居民之间2.6倍的收入差距。劳动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收入构成,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占城镇居民劳动收入的42%,这反映了在农村居民中劳动收入的绝对值过低。此外,城镇居民的财产收入是农村居民财产收入的11倍之多,在劳动收入绝对差距过大的情况下,财产性收入的悬殊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过低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居民致富能力较弱的一个重要表现。
表1 2020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各收入来源占比 单位:元
(二)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与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我国60%—70%的人群是低收入人群,且农村95%以上的人群是低收入人群,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将低收入群体转化为中高收入群体。因此,以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例,来分析农村居民高、中、低收入群体中,不同收入来源所占比重。从表2中可以看出,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是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的3倍;高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的2.7倍,是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的8.1倍。在农村居民家庭中,不同群体的人均收入差距远大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低收入群体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占到84%,财产收入占2%,转移收入占14%;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工资性收入占到89%,财产收入占2%,转移收入占9%;在高收入群体中,工资性收入占到88%,财产收入占5%,转移收入占7%。可以看出劳动收入是高、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比达到80%以上,但由于高、中、低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的绝对值相差悬殊,导致了农村居民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较大。此外,由于农村居民大多是低收入群体,劳动技能层次较低,因此,财产收入的占比不高。但农村居民中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收入占比是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占比的两倍,且不同群体之间财产收入的绝对值也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高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可归结为劳动收入的绝对差距与财产收入的相对差距。
表2 高、中、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占比 单位:元
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可归结为个体之间人力资本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包括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技能和不同的社会资本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个人从事的行业和取得的收入。从行业人均工资收入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水平和要素禀赋较高的群体拥有高文凭和多种劳动技能,从事科研教育、金融、信息技术等高收入行业,这些行业的年人均收入在12万元以上;人力资本水平和要素禀赋较低的群体多从事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等,而这些行业的年人均收入不足6万元(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19)》。。这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水平和要素报酬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形成了不同的致富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维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此外,《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居民收入相关数据指出,我国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有5.6亿人;月收入在1 000—5 000元的有6.9亿人。我国目前有90%以上的人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下,属于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10%。中等收入群体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盘”,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既需要继续提高现有中等收入阶层的富裕程度,更需要推动大量低收入阶层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并继续提高富裕程度[6]。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到,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增强致富本领[24]。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涵盖所有群体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致富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而发现致富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分析框架
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在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致富能力的分析应该涵盖以下两个层面(见图1)。第一,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致富能力的形成逻辑,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首先,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要素的报酬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其次,收入分配是致富能力的实现方式。收入分配制度影响每个人通过贡献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获得报酬的相对份额。简言之,致富能力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与收入分配中将人力资本转化为要素报酬的综合体现。第二,致富能力的差异由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报酬差异两部分构成。致富能力的提升与收入差距的缩小需要在市场机制中改变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收入分配中调整要素报酬的差异。在市场机制中,每个人的机会平等是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不同的群体通过平等的机会达到积累人力资本和改变自身要素禀赋的目的。在收入分配中,一个激励相容的制度可以调整不同要素报酬之间的相对比例,改变要素报酬的过大差异,激励相容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不同群体创造财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图1 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分析框架
(二)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形成逻辑
1.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的平台基础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通过市场机制来参与经济活动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个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式是其致富能力的基础,不同的参与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要素报酬。低收入群体往往只能通过提供劳动力来参与经济活动;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劳动、技术等方式参与经济活动;高收入群体通过提供劳动、技术、资本等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所拥有的资本要素的不同是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差异。在实践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具体表现为,高收入群体通过合法经营和创新创业过上富足的生活;拥有多种技能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诚实劳动过上富裕的生活;低技能劳动者和低人力资本水平者积极参与劳动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致富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且必要的,因为每个人的初始禀赋和人力资本状况不同,并且共同富裕也不是绝对的平均财富。但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获得相应的要素报酬,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按要素边际生产力形成的要素报酬为致富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最基础的平台。在市场机制的平台上,每个人不同的要素禀赋都可以转化成为一定的致富能力。
2.收入分配是致富能力的实现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不同群体通过贡献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多少。首先,市场经济活动是形成致富能力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活动才能获得相应报酬。同时,生产要素报酬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取决于特定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中要素报酬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中最主要的差别是,中、低收入群体主要依靠提供劳动要素从而获得劳动报酬,而高收入群体除了劳动报酬外还能获得大量的资本性收入。同时,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低于资本、技术等要素报酬占比,劳动报酬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进而在不同群体的劳动报酬绝对值已经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高收入群体过高资本性收入进一步扩大了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以2020年数据为例,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性收入是低收入群体资本性收入的16倍之多,相当于低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的45%;城镇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是农村居民资本性收入的11倍之多,相当于农村居民劳动收入的36%。其次,资本性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极为重要的原因[9]。收入分配制度解释了由于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报酬的差异。但在市场经济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差异是天然存在的,至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新剑桥学派给出了相应的解释。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以收入分配来解释经济增长[25]。新剑桥学派认为投资不仅是生产和就业水平的决定因素,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配的主要因素,且利润与工资所占的份额大小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在投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增加,工资收入下降;资本的增加又促进了投资率的增长,这样循环往复,造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要素为主的低收入群体和以资本性要素为主的高收入群体之间致富能力的极大差异。
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形成的。在市场机制提供的平台基础上,低收入群体过多依赖劳动报酬,主要通过提供劳动力来参与经济活动,然而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导致低收入群体的致富能力较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群体由于更高水平的初始禀赋和人力资本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形成了较强的致富能力。此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劳动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存在固有的差距,资本要素的边际收益大于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因此,致富能力的形成逻辑可以概括为,在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边际报酬差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
(三)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提升路径
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致富能力必将随着机制的调整而改变。首先,在市场机制运行中,不同群体和个人都应获得平等的机会,机会平等是社会平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机会平等有利于缩小不同群体之间致富能力的差距,提升全体人民的致富能力。尽管人力资本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通过平等的机会,不同的群体可以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从而改变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获得更高的报酬。其次,致富能力的提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个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在财富分配中,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从理论上来讲,收入分配制度应当蕴含激励相容的价值目标。哈维茨(Leonid Hurwicz)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如果能够存在某种制度可以让参与者达到利益共享且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吻合,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激励相容的[26]。因此,不同群体致富能力提升要以机会平等和激励相容为价值目标,从机制调整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入手,瞄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内在差异,发现致富能力的提升路径。
第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推动低收入阶层跨入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致富能力的提升不能简单依靠国民福利的增加来缩小收入差距,要避免掉入“福利陷阱”,从而挫伤不同群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最后导致普遍贫穷。由机会不平等导致的致富能力的差距需要通过制度安排的调整加以矫正,通过补偿和矫正某些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3]。首先,要通过政策体系的优化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机会平等为价值目标,使得其子女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要加强低收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在职教育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次,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实现要素和人的自由流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城乡居民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和流动性壁垒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城乡在户籍制度、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导致了农村居民在初始禀赋和人力资本上的天然劣势。因此,要通过机会平等和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实现阶层跨越的积极性。此外,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要满足激励相容的价值目标。低收入群体主要依靠劳动性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的低技能劳动者的报酬。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是衡量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指标,要提高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报酬,鼓励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干中学,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且知识水平较高,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通过劳动、技术来获得报酬。但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资本积累水平不高导致其资本性收入较少,收入结构中劳动报酬占比过高。中等收入群体致富能力的提升首先要提高技术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次是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干中学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最后,中等收入群体要通过承担可接受范围内的风险来获得资本性收入,在已有财富基础上进行资本投资。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资本利得要实行差别税率,与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性收入要加以区分。
第三,激励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提升其富裕程度,要以公平为核心原则,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6]。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需要在市场机制中发挥企业家精神,保障企业家和其他高收入群体的合法收入,避免“杀富济贫”。以企业家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通过发挥企业家才能,承担创业失败和经营生产等风险所获得的高额收入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家在获得经营利润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在我国,民营企业提供了全国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这使得中、低等收入群体可以通过提供技术和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抑制贫富差距的作用。正如新剑桥学派所指出的一样,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性收入的增速远大于劳动收入增速。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劳动报酬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而资本所得只有20%的税率[23]，这导致了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性收入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从而调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适当减少其资本性收入。
致富能力提升的战略和政策核心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通过制度的优化调整使民众有机会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缩小不同群体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进而通过提升致富能力来缩小收入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尊重市场的运行规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发挥民营经济在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核心是加快建立健全产权制度,稳定企业家在投资、生产、经营等环节的安全感,确保企业家通过合法经营获取财富的稳定预期。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制度优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激发企业精神,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企业家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开放和扩大竞争领域。在“双循环”的发展背景下,进一步消除因政策原因导致的体制和行业壁垒,通过企业家带动经济发展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投资和研发投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市场机制引导下达到致富能力的可持续提升。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大小是由一定的收入分配制度所决定的,而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等约束条件下为满足效率和公平目标的适应性选择。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约束之下,要完善初次分配中工资的增长和调节机制,做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确保工资的支付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其次,要建立健全各类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确立生产要素边际报酬的市场决定机制,完善要素的流通,激发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技术、知识等要素报酬。最后,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要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不能挫伤高收入群体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高收入群体的致富能力,通过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调整其资本性收入。
(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教育机会平等
在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的过程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中低收入群体向上跨越的“安全网”和“助推器”。第一,在我国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后,推动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就成为了公共服务的新目标。这就要求公共服务支出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增加公共服务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风险化解机制可以为丧失劳动能力者、低技能劳动者、创新创业失败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化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完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救助帮扶,加大社会保障相关的公共服务支出,发挥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作用。第二,通过政府的补贴和帮扶,切实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是改变贫困状况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效的方式,教育也是低收入群体向上跨越的“助推器”。公共服务要保证低收入和贫困阶层的子女从生命周期开始阶段就获得良好的营养和认知能力,为积累在全生命周期参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打下坚实基础。通过教育制度的安排,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发展,重点解决教师结构性缺员问题,提高教师福利性待遇,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山区教育质量。发挥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教育机会的平等来实现致富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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