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悦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在中国南戏发展史上，高明《琵琶记》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南戏之祖”“南曲之宗” 断语是对其历史作用的准确说明。
作为“经典化”剧作，《琵琶记》的成功当与作者“动人”追求紧密相关。
基于此，对《琵琶记》“动人”追求内涵进行剖析，有助于对《琵琶记》“经典化”成因作出有效解答，对高明戏曲观念与创作实践作出恰切理解， 对文学创作与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启示。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尚不充分。
基于此，本文拟展开具体探讨，从大的“枝节”着眼，其“动人”追求内涵在文本上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开掘。
“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
”[1]442小说戏曲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不断发展，凭借的是其故事的“新奇可传”。
作为戏曲之一的南戏，同样如此。
南戏本属“村坊小伎”，之所以能在江南的瓦肆勾栏赢得广大观众， 并进而走向全国， 发展为传奇，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其故事的“新奇可传”，这从“南戏”至“传奇”文体命名与内涵变迁可充分看出，不再赘述。
但立足中国古代正统观念来说，征实，尚信，重用，对虚妄无据、徒以“悦时耳目”为宗的谈“奇”述“异”，还是普遍持否定态度。
《离骚序》中，班固批评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2]49-50。
《文心雕龙·夸饰》中，刘勰指责司马相如、扬雄赋作“诡滥愈甚”“颠坠于鬼神”[3]522。这些判断，也都体现出对无关修齐治平、虚妄无据的谈“奇”述“异”的否定。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早期创作皆以“悦时耳目”为宗，以“搜奇呈异”为主，后来逐渐走上常中见奇、由奇入正发展道路；
世情小说日益大盛，神仙道化剧不断衰微。文学领域这一发展变化， 也正说明正统观念对文学创作有规引之功。
高明《琵琶记》创作，就呈现出对虚妄无据、徒以“悦时耳目”为宗谈“奇”述“异”的否定。
高明《琵琶记》创作，是立足于对当时文坛整体状况审视进行的。
《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中，高明云：“秋灯明翠幕，夜案览云编。
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
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
”这一自白，既表现出高明对当时文坛整体状况的不满， 也传达出其关于戏曲创作与审美的观念。
在高明看来，才子佳人、神仙幽怪之类题材“琐碎不堪观”，徒以“乐人”为宗，丝毫无关社会世风教化，这样作品就是写得再好，也不值得褒奖；
对戏曲创作来说，“乐人”是低层次目标，很容易实现，“动人”是高水准要求，很难达到；
好的戏曲作品，当是在真实可信平常题材叙述中，以“动人”内在魅力，承担起对世风的教化。
《琵琶记》创作，就是高明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的传达。高明“自奋读《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4]446。《春秋》“不语怪、力、乱、神”及对纲常伦理的高度关注，给高明以深刻影响。
在高明文学创作中，鲜有“怪、力、乱、神”及“才子佳人”类题材，表现更多的是对于孝子、 孝女、 贤妇之类故事的记述与褒扬。
《琵琶记》亦复如此。
这一剧本中，除第二十七出“感格坟成”略呈怪异外，作品里绝大部分展现的是主人公在“三不从”境遇中刻苦自励最终成为忠臣孝子、贤妇节妇的故事。
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型社会，身处社会中的每个人，尽管身份不同，职位有别，但总体来讲，每日行为都大多和忠、孝、节、义等伦常标准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以此而论，《琵琶记》对蔡、赵故事的拾取与重编，在题材内容上并不新鲜，甚至可以称得上庸常之极。
《惺斋五种曲》自序中，“客”与“余”一段对话，也颇能说明《琵琶记》题材这一特征。
“客”认为，“传奇，传奇也。
文工而事弗奇不传，事奇而文弗工，亦不传。叟是集忠、孝、节、义五种，庸行耳，何奇之有？ ”对于“客”观点，“余”并不认同，批驳说：“不然。
子以反常背道为奇，欲其奇之传也难矣。
天下惟事本极庸，而众人避焉，一人趋焉，是为庸中之奇。
庸中之奇，斯其奇可传，而其传可久。
元明佳曲林立，独高则诚之《琵琶记》，贤愚竞推无异辞。
余统观全剧，其事则纲常伦纪，其文则布帛菽粟，绝无纤毫惊世骇俗之处， 而识者谓南曲冠冕， 不能舍此别有他属，讵非不奇而奇，莫与京之明征耶！ ”[4]507在此对话中，尽管“客”与“余”关于“奇”选择标准互有差别，但都同以忠、孝、节、义之事为“庸行”“庸中之奇”。
以此辩论为据，更可看出《琵琶记》题材“庸奇”特征。
在中国古代，或囿于三纲五常道德规范，或出于现实利害考量算计， 人们不得不经常将自己个性压抑下去， 以假面形式活动于人间。
但尽管如此， 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 诗意生活的希冀，并未完全泯灭，并经常以文学艺术样式呈现出来。
以此而论，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实起着对人遭受压抑个性进行补偿的作用。
“文学出于游戏”的观点，戏曲、小说的动辄以“奇”标目，“情”类题材广泛演绎，“后花园”“大观园”意象层出不穷，如此等等，无不是在通“人情之好尚”基点上，对文学补偿作用的说明。
以此为据，《琵琶记》对忠孝节义之事演绎，对纲常伦理强调，不仅不近人情，甚至因说教之嫌惹人生厌。
题材平庸，主旨又不近人情，在此状况下，要赋予《琵琶记》“动人”内在魅力，可谓并不容易。
天隐阁丛书本附《前贤评语》中，王季重指出：“《西厢》易学，《琵琶》不易学。
盖传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艳，易于悦目；
传孝子贤妻之事，其文质朴，难于动人。
故《西厢》之后，有《牡丹亭》继之；
《琵琶》之后，难乎其为继矣，是不得不让东嘉独步。
”[4]411-412《三星圆例言》中，王懋昭云：“凡传奇家，主情者丽而易，主理者朴而难。
……高东嘉《琵琶记》，意在‘忠孝节义’四字，毕竟难于出色。
”[5]491-492诸家所论，皆看到了《琵琶记》创作面临非同一般“动人”难度。
但尽管如此，高明还是以非凡能力，赋予《琵琶记》“动人”内在魅力。
这一魅力，简言之，就是“庸中之奇”叙述中兼顾了经史之“正”与戏曲文学之“奇”，使读者在“庸中之奇”故事欣赏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产生震撼，并进而生发向“善”的伦理冲动。
具体来说，《琵琶记》这一“动人”魅力，主要由赵五娘形象来承载。
赵五娘家庭地位极为卑微：以“媳妇”的身份存在，使赵五娘在夫家不仅处于边缘地位，并经常被投以“责难”目光。
与夫成婚俩月，丈夫身体消瘦，婆母丝毫不考虑儿子原因，即将责任全归于五娘身上，指出：“孩儿，我不合娶个媳妇与你，方才得两个月，你浑身便瘦了一半，若再过三年，怕不成一个骷髅。
”公公逼丈夫赴试，考虑公婆年纪已高，家中别无男儿，自己一介女流，实难支撑起奉养公婆重任，五娘便想前去劝阻，但一想到这样公公会“道我不贤，要将伊迷恋”，便不敢前往劝阻。
大荒之年，五娘“衣衫首饰，尽皆典卖”，勉力供给公婆甘旨，只因早膳未有“果疏”“下饭” 便招致婆母训斥：“贱人， 你将来的饭教我怎吃？可疾忙便抬”，并怀疑五娘“犯着独噇病来”。丈夫前去赴试，想到可能会发生“十里红楼，贪恋着他人豪富”事情，五娘也不敢理直气壮要求丈夫从一而终，而是以公婆“桑榆暮景”为借口，乞求丈夫“早办回程”。
如此等等，均显示出赵五娘家庭与社会地位的“卑微”。
婆母“贱人”的训斥、赵五娘的以“糠”自比，皆是对赵五娘“卑微”地位的概括说明。但就这样“卑微”的人，却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善”举。
太平之年，殷实之家，男主外，女主内，媳妇在家孝顺公婆，对一般妇女来说，并不难做到。
可现实状况是：
年景大荒， 家中生计困顿丈夫音讯全无。
在此状况下，仍能做到孝顺公婆，便非一般媳妇能为。
剧中赵五娘，恰在此层面上超越了一般妇女。
丈夫赴试后，“一来要成丈夫之名，二来要尽为妇之道”，赵五娘对公婆“尽心竭力，朝夕奉养”“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时须与扶”。
饥荒之岁“典尽衣衫首饰”，将仅有粮食留给公婆，自己以米膜糠秕充饥，且面对婆婆“抵死埋怨”毫“不分说”。救济粮被抢，原想一死百了，但考虑这样会使公婆“忍饥”会给丈夫添“罪愆”，便咬紧牙关，勉为其难活了下去。
公公病重，“代尝汤药”。
为葬公公，“祝发买葬”，麻裙包土，自造坟台，致使“鲜血淋漓湿衣袄”。
赵五娘作为，不但一般媳妇难做到，就是亲生儿女，也未必全能做到。
故此，剧作借张大公之口称赞说：“这般荒年饥岁， 少甚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
这个小娘子，真个今人中少有，古人中难得。
”赵五娘公公也不由得赞叹说：“如今始信有糟糠妇。
” “卑微”的家庭地位、非同寻常的“善”举，赵五娘形象本身既彰显出“新奇可传”的故事性，也蕴含着“动人”的内在魅力。
赵五娘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通妇女一员，“媳妇” 的现实家庭处境， 广大妇女感同身受；
“成丈夫之名”“尽为妇之道”的职分认同，人们普遍接受；
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竭尽全力孝顺公婆的品行，让人叹服。赵五娘的“善”举，不仅成就了丈夫“全忠全孝”的英名，也使自己成为道德楷模。
人们在赵五娘故事欣赏中，自不难感受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格震撼。
天隐阁丛书本《琵琶记》附《前贤评语》中，冯梦龙说：“读高东嘉 《琵琶记》 而不下泪者， 必非孝子。
”[4]395《闲情偶寄·结构第一·戒讽刺》中，李渔断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芬。
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
”[6]6赵五娘“卑微”的家庭地位、非同寻常“善”举中透露的正气，自会在观众内心激起无限波澜，使观众在由她到自己的生存处境与所作所为相互观照中产生多重联想，并进而生发向“善”的伦理冲动。
赵五娘形象内含的这一“动人”魅力，既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的尊重，也表现为对中国古代“诗教”精神的继承。
所谓“诗教”精神，就是以《诗经》为典范而确立的教化精神，它既含有“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的教化目的[7]56，也蕴含着“温柔敦厚”的教化态度与方法。
《论语正义》中，刘宝楠引“焦氏循毛诗补疏序”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
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
自道理之说起，人各狭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情性，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
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
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明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
余读明史，每叹诗教之亡，莫此为甚。
”[8]375以此话为据，“温柔敦厚”中蕴涵的教化态度与方法，就是要“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
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通过或“人”或“事”或“象”自身的呈现，让“义”自己传达出来。
在此传达中，既蕴涵着对人之常情的充分尊重， 也体现为对读者判断能力的积极肯定。
中国文化中，《诗经》地位尊隆，无论是其“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的编订目的，还是“温柔敦厚”中蕴涵的“不务胜人而务感人”的教化态度与方法，都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琵琶记》“庸中之奇”故事叙述中对读者向“善”之情的感发，正是源于对“诗教”精神的继承。
《衡曲麈谈·作家偶评》中，明人张琦指出：“骚赋者，三百篇之变也。
骚赋难于乐而后有古乐府， 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作家如贯酸斋、马东篱辈，咸富于学，兼喜声律，擅一代之长，昔称‘宋词’‘元曲’，非虚语也。
大江以北，渐染胡语；
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
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鼎峙。
”《金榜山》传奇序中，近代□寿亭云：“古者，诗发乎情，止乎义，乃天地自然之乐也。
不拘四字成句，而古乐府作焉。
古乐府流为词曲，实根夫《三百篇》。
……明太祖独称《琵琶》如珍玉百味，富贵家不可缺者，以其有裨风教也。
”天隐阁丛书本《琵琶记》附《前贤评语》中，徐文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琵琶》有焉。”[4]482,532,401诸家所见，从文体流变、创作观念，均说明《琵琶记》与《诗经》的渊源联系。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琵琶记》“庸中之奇” 故事叙述中对读者向“善”之情的感发，正是源于对“诗教”精神的继承。
《〈芙蓉楼〉偶言》中，清人张衢指出：“金人董解元始作北曲，名《西厢记》。
《西厢记》，言情之书也。其后，元人多效之，故作传奇者多主艳体词。他如《荆钗》《琵琶》，独传节孝之事，其言粹然，于劝世为正，于词例为变风。
”[4]516十部传奇九相思，在“言情”“艳体词”居于曲坛主要创作背景中，《琵琶记》“传节孝之事，其言粹然”的创作的确显得与众不同。
对《琵琶记》这一与众不同，前人不仅多有论述，并普遍冠以“布帛菽粟”字眼进行评价。
如《答袁箨庵》中，张岱就烟水散人《合浦珠》发表评论说：“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
生甫登场，即思易姓；
旦方出色，便要改装。
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论根因，但要出奇，不顾文理……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跑，热闹之极，反见凄凉。
兄看《琵琶》《西厢》，有何怪异？ 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天隐阁丛书本《琵琶记》附《前贤评语》中，汤显祖断言：“天下布帛菽粟之文，最是奇文。
但不足以悦时目耳。
……东嘉此书，不特其才大，其品亦甚高。
”《惺斋五种曲》自序中，夏纶认为，《琵琶记》“其事则纲常伦纪，其文则布帛菽粟”[4]484,395,507。
近人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明人传奇》中评价《琵琶记》“与《西厢》齐名，而世多好《西厢》者，凡词章性质，多崇美而略善，孝弟之言，故不及儿女喁喁之动人。
实甫辞藻，组织欧、柳，五光十色，眩人心目。
则诚出以拙朴，自不免相形见绌。独明太祖比诸布帛菽粟，可云巨眼”[9]170。诸家所论中，均不约而同使用了“布帛菽粟”字眼。
缠尸布碎成了絮，纷纷扬扬地飘落，吹散了一地。尸体重新落回台面，脸面朝下，后背朝上，已一丝不挂。天葬刀并不稍停，锋利的刀刃在筋骨与关节间如龙游走。猩红的血顺着刀身上纤细的云纹倒流而上，所经之处，刀身闪现起荧荧红光。血水继续蜿蜒向上，直流入刀柄前端墨玉骷髅的口中。
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序跋中，“布帛菽粟”常与“山珍海错”相提并用。
如据徐渭《南词叙录》讲，朱元璋称道四书、 五经是 “布帛菽粟也， 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是“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以朱元璋这一对比使用为据，“布帛菽粟” 既指叙述内容、创作目的的稀松平常，也指叙述笔墨的朴拙和不华艳。
论者普遍以“布帛菽粟”形容《琵琶记》，显然也强调的是《琵琶记》这方面的特征。
站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创作主流来考量，《琵琶记》的确如此。
在《琵琶记》中，既看不到“儿女喁喁之动人”，也看不到“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跑”，所能看到的只是“三不从”境遇中“子孝共妻贤”的寻常内容。
故事叙述中，作者既未刻意将故事情节创造得扑朔迷离，也未在曲词“典雅华丽”上倾注更多功夫。
整部《琵琶记》呈现于观众面前的，确象“布帛菽粟”一样稀松平常，朴质无华。
《凌刻臞仙本〈琵琶记〉凡例》中，凌濛初曾以画图为喻指出：“《西厢》 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 是一幅水墨梅花；
《西厢》是一幅艳妆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4]563《曲律·杂论》中，王骥德认为：“《西厢》如正旦，色声俱绝，不可思议；
《琵琶》如正生，或峨冠博带，或敝巾败衫，俱啧啧动人。
”[10]284两人所论，均以比喻方式说明《琵琶记》题材庸常笔墨朴拙诚如“布帛菽粟”一般的审美特征。
一般来说，“布帛菽粟” 的东西过于平常、朴质，它对人的吸引力远不如“山珍海错”那样强烈。以“布帛菽粟”形容《琵琶记》审美特征，似乎隐含着对《琵琶记》“动人”魅力的否定。
可事实并非如此。
《琵琶记》虽然题材庸常笔墨朴拙，但其故事叙述本身却包孕着丰富深刻的内涵， 远远超越了作者最初“风化”主旨的设定。
内涵的丰富深刻耐人寻味，是《琵琶记》又一“动人”内涵。
这首先体现于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琵琶记》中，造成赵五娘、蔡伯喈人生悲剧的，固有“天灾”方面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人祸”。“义仓赈济”中“丑”扮演的“里正”上场，他以自报家门形式指出：“我做都官管百姓，另是一般行径。……到官府百般下情，下乡村十分豪兴。
讨官粮大大做个官升，卖食盐轻轻弄些乔秤。
点催首放富差贫，保解户欺软怕硬。
猛拼打强放泼，毕竟是个毕竟。
”这一篇夫子自道，借“里正”之口揭露出当时整个官场媚上欺下、 徇私舞弊、 强取豪夺普遍状况。
“强就鸾凤”中，牛丞相招赘蔡伯喈，筵席极为豪奢，又与“糟糠自厌”中蔡家凄苦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此对比中，社会贫富悬殊昭然若揭。
政治腐败， 贫富不均， 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难以温饱，大灾之年，他们既无多余资财应对日常需要，也得不到政府部门有效救济， 生活不得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琵琶记》叙事对这一政治现实的着意暴露，体现出对主人公悲剧命运成因的考究，也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
对“孝”伦理观念本身的内在冲突及在实践中的困境，《琵琶记》也有展布与反思。
作为高才博学知识分子，蔡伯喈虽然有“骅骝欲骋，鱼龙将化”功名思想，但面对白发之双亲，还是愿意以“孝”为先，且“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
对此，蔡父并不认同，并由此引发父子间关于“孝”的争论。
在蔡伯喈看来，凡为人子“冬温夏清，昏定晨省；
问其燠寒，搔其痾痒，出入则扶持之，问所欲则敬进之”“父母在，不远游；
出不易方，复不过时”。
蔡伯喈对“孝”这一理解，依据的是《礼记·曲礼上》《礼记·内则》《论语·里仁》里的有关阐述。
其中“孝”所指，即是对父母日常生活的切实照顾。
但在蔡父看来，“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蔡伯喈所说的“孝”，其实“都是小节，不曾说着大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只是“孝”的开始，真正的“大孝”，是“脱白挂绿，济世安民”“扬名后世，以显父母”。
蔡父对“孝”这一理解，与《孝经·开宗明义章》对“孝”阐释如出一辙，表现出对蔡伯喈光耀门楣的热切期待。蔡父的认识， 在蔡母那里又遭到反对。
在蔡母看来，“自古道曾参纯孝，何曾去应举及第？ ”“只有一个孩儿，要他供甘旨”“披麻带索便唤做孝”。
蔡母的理解，是民间遍有的“养儿防老”观念的反映。
蔡家对“孝”这一论争，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那里，又有了新解释：“孝道虽大，终于事君；
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并命令蔡伯喈“恪守乃职，勿有固辞”。皇帝对“孝”这一理解，虽同蔡父一样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但却将其中“中于事君”变成了“终于事君”，从家庭层次进入“王事”范畴，即一般所讲的“忠”的领域。
百善“孝”为先，同一个“孝”字，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理解， 每个人理解不仅有 “经典”支撑，并各有难以辩驳理由。
在此状况下，蔡伯喈分身乏术，要同时满足父亲、母亲、皇帝等各自关于“孝”的期待，显然并不可能，他由此陷入了对各层面“孝”难以周全的矛盾冲突中。
《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学者殷海光先生根据克罗孔观点将文化区分为“理想文化”与“实际文化”两大类，并断言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理想文化是“法古今完人”，是“希圣，希贤，希天”，但实践中，“实际文化是否能够完全合规于理想文化？ 我们的答案是：实际不可能的”[11]75-76，这一不可能，在《琵琶记》中作者通过黄门官之口有所表述。
他劝蔡伯喈留任时唱道：“何须虑，不用焦，人世上离多欢会少。
大丈夫当万里封侯，肯守着故园空老？ 毕竟是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 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
”话说得很明白，在“孝”伦理实践中，自古以来忠孝很难达成两全。
《琵琶记》通过人物具体行为对此的展布与反思，正说明“全忠全孝”的标准陈义过高，太过理想。
从此角度来说，《琵琶记》又不啻一篇关于“孝”的学术论文。
《琵琶记》对“孝”伦理观念本身内在冲突与实践困境的展布， 既能强化读者对蔡伯喈的同情理解， 加深《琵琶记》的悲剧内涵，提高作品的批判力度，又能开人心智，启动读者对“孝”伦理文化本身的深入思考。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对此冲突与困境的展布与反思，并不妨碍作品整体“风化”关怀的实现。
剧中赵五娘对丈夫的回护，恰在理想层面化解了蔡伯喈现实中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而使其成为“全忠全孝”的人物。
中国文化以经史为尊。
经史的编撰不仅在于“发明公理”“记载现象”，也同时体现出资治体、寓鉴戒、辨疑惑、探物理的深刻用心。
《琵琶记》叙事对“风化”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对“孝”伦理观念本身内在冲突与实践困境的展布与反思，说到底，都是对文坛上文学创作徒以“乐人”为务的超越，体现出对经史精神的皈依。
这一皈依，使《琵琶记》在“品格”上达到了很高境界。
《琵琶记》同时体现出浓郁抒情特征。
《文史通义·史德》中，章学诚云：“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
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 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
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
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
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12]220《琵琶记》虽以“风化”为本，却也同时体现出“气积”而“情深”的行文特点与叙事风格。
文如其人，《琵琶记》叙事这一特征，又恰是高明人生体验的积淀与反映，此用作品的话来说，就是“成人不自在”的人生体验。
这一体验，在《琵琶记》中主要由蔡伯喈来传达。
就蔡伯喈本意来讲，“本欲甘守清贫， 力行孝道”，然而却为父亲所不许。
在父亲看来，蔡伯喈不去应举，无非是“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
在父亲威逼下，蔡伯喈不得已踏上了科考征途。
考中状元后，只因牛丞相想成就女儿“做个贤妇”，蔡伯喈便被网罗其中。
蔡伯喈予以谢绝，却不料被牛丞相看成是“将人轻觑”，并立即“写表奏与吾皇知”“务要来我处为门楣”。
对蔡伯喈辞官家去要求，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
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给予冠冕堂皇拒绝，并要求蔡伯喈“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
在此“三不从”中，无论父亲、丞相、皇帝，没有人对蔡伯喈意愿进行认真思考，也没有人对其意愿给予必要尊重，每个人均是从自己立场出发， 居高临下对蔡伯喈发布命令。
对他们的命令， 蔡伯喈虽也给予必要反抗，甚至苦苦哀求，但除了换来他们的雷霆之怒与更为坚决的要求外， 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
王国维曾将叔本华悲剧类型概括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
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 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13]11蔡伯喈“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成空”悲剧，与叔本华第三种悲剧差相仿佛。
《琵琶记》中造成蔡伯喈人生悲剧的人物主要有三：蔡父、牛丞相、皇帝。
蔡父对蔡伯喈钟爱有加，寄予厚望，要儿子赴试以图光宗耀祖的行为， 既符合中国古代家长对儿子的一般期待， 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男子立身扬名的有效途径，自无可厚非。
牛丞相为女择婿，要女儿嫁个状元既是人之常情， 也体现出对蔡伯喈的格外赏识，其强行招赘蔡伯喈、甚至“先去奏知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的行为，虽有几分欠妥，但为了女儿，似乎也情有可原。
得知五娘遭遇，又经女儿劝谏，牛丞相不仅最终答应蔡伯喈夫妻团圆， 并主动为二人请取封诰，这又体现出他的大气及知错就改。所以总体来讲，牛丞相为人虽有瑕疵，但也不失为“好人”。
皇帝御笔钦点蔡伯喈为头名状元，既表现出皇帝的明辨人才，也同时对蔡伯喈有知遇之恩。其不准蔡伯喈上表的行为， 虽有卖牛丞相人情之嫌，但总体来讲，也是基于国家需要做出。
上述诸人，于伦理关系来讲，是蔡伯喈父亲、官长及君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规范中，蔡伯喈必须服从他们，否则会被视为不忠不孝；
于人情关系来说，他们对蔡伯喈有养护之情、知遇之恩、提携之惠，对他们断然拒绝，意味着为人不识好歹，此用黄门官话来讲，是“这状元好不晓事”。
在此状况下，蔡伯喈除了无奈接受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蔡伯喈由此陷入了“一点孝心对谁语”“这怀怎剖？ ”的告语无门之境。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诸如此类观念，自古以来激生了不少士子读书梦想。
通过读书， 有人幸运考取了功名， 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未来生活光明一片。
在功名追求道路上，家国不能两顾、身心俱疲情况屡见不鲜；
人情复杂多有掣肘、难以尽意情况时有发生。
诸如此类，皆易引起人们尤其是读书人士对科举功名追求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隐逸诗、道化剧大量存在。
这一存在，不正说明读书人士面对科举功名追求的困惑与反思吗？ 读书人如此，一般人的生活也不见得自由，人生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的俗言，也正是对人生普遍“不自在”的概括说明。
故此，《琵琶记》中对蔡伯喈“不自在”处境呈现及对其凄婉感情抒发， 自然会激起观众内心固有的“不自在”体验，并进而生发“动人”的叙事效果。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琵琶记》《西厢记》叙事“文才”经常被置于相互比较观照中。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中，王骥德认为两作“无大轩轾。然《琵琶》工处可指，《西厢》无所不工”[10]454。
《焚书·杂说》中，李贽断言《西厢》是“化工”，《琵琶》是“画工”，并感言“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14]96。在相互比较观照中，诸家虽同以《琵琶》《西厢》为“大家”作品，但在“文才”展现上，普遍认为《琵琶》不如《西厢》。
诸家所论，诚为恰切。
《西厢记》作为元代曲坛“天下夺魁”作品，无论独具风神人物形象的塑造、曲折多变故事情节的安排、 典雅不失清亮语言的运用、情韵缅邈艺术画面的开拓，皆体现出他曲莫及的神韵天然特征。
李贽的“化工”之论、查嗣馨的“妙庄严”之说、朱权的“花间美人”之叹，皆是这一艺术成就的明确说明。
较之《西厢记》任情越礼易成“化工”来说，《琵琶记》是“抑情就理通古今”（钱本《琵琶记》第四十出语），展现的只能是“画工”之才。
但尽管如此，《琵琶记》在“画工”之才展现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吕天成的“神品”之断、何良俊的“绝唱”之说、胡应麟的“绝到”之叹，皆包含对其“文才”的积极肯定。
《琵琶记》评点中“才子书”命名更是对其“文才”醒目而直接的说明。
《琵琶记》虽在情节安排、 格律运用与曲词写作方面如前人所论不无“瑕疵”，“才”的运用也多人为雕琢痕迹，但总的来说，“文才”动人也十分明显。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严均整、醒目别致关目情节安排。
四十二出规模中，《琵琶记》 叙事牵扯到了不同人物，涉及了众多场面，但故事叙述本身却繁而不乱。
究其原因，就在于故事叙述的关目突出、主脑分明。
《闲情偶寄》中，李渔曾以“重婚牛府”为《琵琶记》“主脑”，并断言“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6]8-9。
李渔对此“主脑”识别与指称，无疑是准确的。
整部《琵琶记》中，所有人物均以蔡伯喈为中心，所有事件均由蔡伯喈“辞试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生发而成。
这一切，说到底，又皆与“科举功名”有关。
所以可以说，整部《琵琶记》主脑与关目设计，皆围绕“科举功名”展开。
作品叙事对此的突出，使得整个故事叙述形散神聚，也使每一关目意蕴传达得到最大限度拓展与深化。
在整体情节安排中，《琵琶记》虽存在如李渔、吴梅批评的情理逻辑上的疏漏，但总体来讲，却也谨严有致。
如《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中，毛纶曾以“善奕”为喻，对《琵琶记》叙事有专门总结，他说：“凡下第一着时，先算到三着四着，未足为善奕也。下第一着时，不但算到三着四着，更能到五、六、七、八着，亦称高手矣，然而犹未足为尽善也。
善弈者，必算到十数着，乃至数十百着，直到收局而有已。
……《琵琶》之为文，亦犹是也。
尝见其闲闲一篇，淡淡数笔，由前而观，似乎极冷极缓，极没要紧；
乃由后而观，竟为全部收局中极紧极要极不可少之处。
……文章有步骤不可失，次序不可阙者。如《牛氏规奴》为《金闺愁配》张本，《金闺愁配》为《几言谏父》张本；
《临妆感叹》为《勉食姑嫜》张本，《勉食姑嫜》为《糟糠自厌》张本。
若无《才俊登程》，则杏园之思家为单薄；
若无《激怒当朝》，则陈情之不许为突然；
若无《再报佳期》，则《强效鸾凤》为无序；
若无《丞相教女》，则《听女迎亲》为无根；
若无《路途劳顿》，则《寺中遗像》为急遽；
若无《孝妇题真》，则《书馆悲逢》为无本。
总之，才子作文，一气贯注，增之不成文字，减之亦不成文字。
”[15]268-269毛纶这一总结，道出《琵琶记》情节安排中“无一着是闲着”、彼此关联照应的谨严思致。
《琵琶记》某些故事情节的创造，让人叹为观止。
如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情节，显然是从“糟糠之妻”“结发夫妻”等常用俗语生发而成。
作者将其作为叙事重要关目予以表现，既体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也有利于主人公在因“物”起“兴”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情感抒发， 同时有助于对夫妻义务进行生动阐释，使观众在故事欣赏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获得启迪，进而实现对世风的教化。对此，明人李贽心领神会，他特别称赞说：“如剪发这样题目，真是无中生有，妙绝千古。
故做出多少好文字来。
有好题目，自有好文字也。
”[16]55
故事情节安排中，《琵琶记》 双线结构尤为人称道。
《琵琶记》叙事存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围绕蔡伯喈展开，写其应试、中举、封官、招赘、忧思，过着珠围翠绕、锦衣玉食而又愁肠百结富贵生活；
一条线索围绕赵五娘展开， 写其临妆感叹、 勉食姑嫜、糟糠自厌、祝发买葬、乞丐寻夫，过着饥寒交迫、愁苦不已凄惨生活。
两条线索交错并进，有利于增强作品叙事情调丰富性多元性， 使观众在故事欣赏中获得不同审美感受， 也有助于增强作品意蕴传达丰富性深刻性，使人物命运、生活场景具有的悲剧内涵得到最大限度开掘。
《琵琶记》叙事“文才”“动人”的第二点是心理描摹、情态刻画的成功。
《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序》中，王思任指出：“传奇一书，真海内奇观也。
事不奇不传，传其奇而词不能肖其奇，传亦不传。
必绘景摹情，泠提忙点之际，每奏一语，几欲起当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遗憾，此非牙室利灵，笔巅老秀，才情俊逸者，不能道只字也。
”[5]231此话的为准确，戏曲虽以叙“事”为本，“事”却靠“人”来传，对戏曲创作来说， 以细腻生动文笔使其形象本身传达出丰富的意蕴、动人的内涵，当是创作的重要任务。
《琵琶记》正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功。
《曲藻》中，王世贞指出：“《琵琶记》四十二出，各色的人，各色的话头、拳脚、眉眼，各肖其人。
好丑浓淡，毫不出入。
中间抑扬映带，句白问道，包涵万古之才，太史公全身现出，以当词曲中第一品无愧也。
”“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
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17]33诸如此类评判，体现的是对《琵琶记》心理描摹、情态刻画的折服。《琵琶记》第七出《才俊登程》中，面对同一景色，别的士子看到的是绿阴红雨、 画桥烟柳， 想到的是“欲待共饮芳樽”；
蔡伯喈看到的却是飞絮沾衣、残花随马，想到的是“叹当时恩爱轻分”。
在此不同物象选择与对比中，刻画出各士子不同教养、性格、心态，也体现出蔡伯喈对父母依恋、妻子愧疚、科举无奈复杂心曲。
第三十五出《两贤相遘》中，赵五娘进府寻夫，因不明牛氏心意乔装试探，表现出机智、沉稳、执着性格。
牛氏不知五娘来历，让院子仔细探听，体现出她的精细。
当得知五娘真实身份，她热情接待，并多有自责，又体现出她的善良与通情达理。在这一相遇中，两人性格均得到了突出表现。
《琵琶记》“文才”“动人”的第三点是体现出本色与文采兼具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古代戏曲实践中， 存有本色与文采两种不同语言风格。
本色风格以关汉卿杂剧为代表，其中语言呈现出“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的自然特征。
文采风格以王实甫、白仁甫剧为代表，其中语言虽也有本色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出入诗词乐府，呈现出文采华艳、体兼赋颂的抒情特征。
对戏曲创作来说，从雅俗共赏角度来评判，理想的状态当是两者合一，但说到容易做到难，在戏曲实践中，作家往往也只能偏取一端，很难达到对两者的兼容。
《琵琶记》恰在此方面获得成功。
《曲律·论家数第十四》中，王骥德指出：“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
……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
纯用文调，复伤雕镂。
《拜月》，质之尤者。
《琵琶》兼而用之，如小曲语语本色，大曲，引子如‘翠减祥鸾罗幌’‘梦绕春闱’，过曲如‘新篁池阁’‘长空万里’等调，未尝不绮秀满眼：故是正体。”[10]154《曲论》中，徐复祚云《琵琶》“传其词耳。词如《庆寿》之〔锦堂月〕、《赏月》之〔本序〕、《剪发》之〔香罗带〕、《吃糠》之〔孝顺儿〕、《写真》之〔三仙桥〕、《看真》之〔太师引〕、《赐燕》之〔山花子〕、《成亲》之〔画眉序〕，富艳则春花馥郁，目眩神惊；
凄楚则啸月孤猿，肠摧肝裂；
高华则太华峰顶，晴霞结绮；
变幻则蜃楼海市，顷刻万态”“他如〔四朝元〕〔雁鱼归〕〔二郎神〕等折，委婉笃至，信口说出，略无扭捏，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办矣！ ”[17]234这些论断， 或站在整个戏曲创作高度，或从具体作品鉴赏出发，均指出《琵琶记》本色与文采兼具的语言风格。
总体来说，《琵琶记》 在语言使用中能根据人物不同身份不同环境采用不同语言风格。
如赵五娘、张大公、蔡公、蔡婆等，他们属于社会中的下层人物，语言以朴实自然的家常口语为主。
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属于社会中的上层人物，具有较高文化修养，他们语言呈现出典雅清丽的特征。不管何种语言风格，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高明都能赋予其自然真切、凝练传神的表达特征。
如《瞷询衷情》中，蔡伯喈挂念家人，愁眉不展，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引起牛氏关切，两人有以下对话：
（贴）莫不是文人性气乖？（生）不是。（贴）莫不是妾跟前缺管待？（生）不是。（帖）莫不是画堂中少了三千客？（生）不是。（贴）莫不是绣屏前少了十二钗？（生）也不是。（贴）相公呵，这意儿教人怎能猜？这话儿教人怎解？ 我今番猜着你了，敢只是楚馆秦楼，有个得意人儿，闷恹恹常挂怀。（生）夫人，不是。
此段对话全由寻常口语构成，却淡而有味，其中表现力让人折服。
牛氏话语絮烦，既体现出对丈夫的关切，也表现出她的好奇、大度、甚至略带几分娇羞，同时还体现出她知书达礼的人文素养。
与牛氏话语相比，蔡伯喈对答显得短促生冷，这也正符合他孤寂、愁思、烦躁及对牛氏有所保留的真实心境。
所谓繁有繁的妙用，短有短的好处，这在两人对话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琵琶记》“文才”“动人”的第四点是对典故的恰贴使用。
《曲律》中，王骥德指出：“词曲虽小道哉，然非多读书以博其见闻，发其旨趣，终非大雅。
须自《国风》《离骚》、古乐府及汉、魏、六朝、三唐诸诗，下迨《花间》《草堂》诸词，金元杂剧诸曲，又至古今诸部类书，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
于抽毫时掇取其神情标韵，写之律吕，令声乐自肥肠脑满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10]152这一指出，说明典故使用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文学创作来说，巧妙使用一些典故，能体现作家修养，使作品行文不流于野放浅薄，也有助于作品情感抒发、意义传达在前有成果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加强。
《琵琶记》典故使用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琵琶记》浓郁的“学究气”，但总体而观，却也体现出很高水平。
对此，王骥德《曲律·论用事第二十一》中有专门总结，他指出：“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
好用事，失之堆积；
无事可用，失之枯寂。
要在多读书，多识故实，引得的确，用的恰好，明事暗使，隐事显使，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
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方是妙手。
《西厢》《琵琶》用事甚富，然无不恰好，所以动人”“用得古人成语恰好，亦是快事。
然只许单用一句，要双句，须别处另寻一句对之。
如《琵琶》〔月云高〕曲末二句，第一调「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须信家贫不是贫」，第二调「他须记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区区陌路人」，第三调「他不到得非亲却是亲，我自须防人不仁」，如此方不堆积，方不蹈袭。故知此老胸中别具一副炉锤也。
”[10]173-174
《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并解释“因文生事”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8]1。
作为“亡往而非戏” 的表演形式，《琵琶记》“因文生事”特征更为明显。
在“因文生事”中，《琵琶记》叙事“文才”的上述展现，说到底，展现的是作者行文运笔的“奇思妙想”。
这一“奇思妙想”，有对材料的锻造与布局，有对人情的揣摩与传达，也有对语言的提炼与使用。
这些方面的能力，非普通文人所能达到。
在中国古代，文墨通达之士通常被泛称为“才子”。
文学批评中，“文才”是历来鉴赏的重要内容之一。
诸如此种，都不难看出世人对“文才”的推崇与肯定，也说明它在现实中的稀有及难以达到。
以此而论，《琵琶记》“因文生事” 中展现的非凡 “文才”，自然让人惊叹，蕴涵着“动人”的艺术魅力。
“动人”作为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 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的故事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出观众向“善”的伦理意志；
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出丰富深刻内涵；
三是 “因文生事”中体现出杰出“文才”。
这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达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
它们促成了《琵琶记》对当时文坛整体状况的超越， 形成了它非同凡俗的“格调”。
“格”高才能“调”远，也正为此，《琵琶记》获得了经典存在。
《琵琶记》“动人”内涵同时呈现出对观众、读者审美情趣的尊重与迎合。
《试论中国艺术精神》中， 高友工断言：“创作的贡献几乎可以视为偶然的因素，作者的意旨当然更可无关宏旨。
倒是欣赏者、批评者、诠释者的活动成为肯定艺术内涵世界的关键。”[19]150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作者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倘没有读者与观众的接受，恐怕也会珠沉大海，泯灭无闻。
《琵琶记》能够成为“经典”，与其“动人”内涵展布中追求与观众、读者审美情趣相一致有紧密关联。
虽然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一直不乏怪、力、乱、神书写，但就主流接受者来看，人们更倾情于现实日常生活之“奇”欣赏。
《今古奇观序》中，明笑花主人慨叹“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
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20]793。笑花主人这一论断很能代表读者、观众对“奇”的取舍。
从此角度来说，《琵琶记》对“庸中之奇”故事的叙述，自是对观众与读者审美情趣的自觉迎合。另就中国大多数人审美喜好来讲，更倾向于“寓教于乐”，对文学作品在娱乐功能而外传达出丰富深刻、耐人咀嚼内涵抱有强烈期待，对作家在朴拙题材与笔墨中展现非凡文才予以高度赞扬。
关于此，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批评中大量论断可充分看出，此不需再赘。
从此角度来说，《琵琶记》在“庸中之奇”故事叙述中对读者向“善”之情自然而然感发、在朴拙题材与笔墨中传达出丰富深刻内涵、在因“文”生“事”中展现出非凡“文才”，自然也与观众、读者审美情趣相应相和。
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许子文存》中，清许浚感叹“才由情生，奇从庸出，……苟风教不关，兴感不作，虽才与奇奚益哉！ ”[5]468《琵琶记》“文才”展现虽然不如《西厢记》“化工”之妙，但在行文的目的之正、 内涵的丰富深刻与抒情内涵的深刻动人上，显然更胜一筹。
也正为此，《琵琶记》在后世发展中不仅没有遭遇到《西厢记》的“禁毁”横祸，反而取得“南戏之祖”“南曲之宗”的宗主地位。
综观古今中外，凡在后世文坛发展享有盛誉、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无不兼具上述若干之长或着重其中某一方面的特别发展。
对作家创作来说，若真想要创作出百世流芳的作品， 还当在充分尊重文体特征与人们审美喜好前提下， 注意以上若干方面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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