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利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在当今经济体系中，数字经济正在以创新商业模式的趋势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它所依托的虚拟技术以及物质载体正在提高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以数据为依托，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约平台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企业家还是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超越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依托于应用程序所建构的平台经济实质是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对数据信息进行提取、筛选、加工和组织，“算法实际上是数据使用的问题式，它决定了数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信息”［1］。以外卖行业为例，它以网约平台即应用程序的算法技术为中介所建构起来的数字劳动正颠覆着传统的劳动模式，似乎是一种新型的自由而非剥削的劳动方式吸引着众多的劳动者加入到骑手大军中，但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资本的剥削以及对劳动者带来的异化从未停止，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剥削和异化逐渐被遮蔽，并由机器时代中单纯对劳动者本身带来的风险性转变为数字时代网约劳动在公共空间中对社会带来的风险。当平台本身带来的风险性逐渐提高，社会大众过于关注由虚拟技术建构起来的平台却忽视了技术、平台背后的社会关系景观。以外卖员为代表的网约劳动者所遭遇的社会风险，是由“算法”所建构的有悖于劳动者本身的劳动能力所导致的，而在算法背后实际是由追求资本增殖的资本逻辑本身所决定的。但深挖网约平台中劳动者在网约劳动中的行为会发现，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并非完全受到平台算法本身的制约，“逆算法”的行为是网约劳动者主体性的彰显，更是人类面对技术永远作为主体的主体性的彰显。但劳动者“逆算法”的主体性行为在资本逻辑之下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面对网约平台所存在的社会风险、不稳定性和无保障性等问题，仍然需要国家在制度、法律法规层面规范网约平台经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2］以算法为中介的网约平台在变革着传统的经济模式，重构传统的劳动模式，数字时代新兴的劳动模式逐渐吸引着众多的劳动者。以外卖平台经济为例，通过对外卖平台运行逻辑的研究，揭示网约平台的算法技术对劳动关系、劳动管理以及劳动剥削的传统劳动模式的消解以及对数字经济劳动模式的建构。
劳动过程中传统的直接雇佣关系受到挑战。“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及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他不但把它作为活动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他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3］雇佣劳动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分离的产物，在雇佣劳动下催生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传统的直接的雇佣关系由此生成，这种雇佣关系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雇佣关系的直接性体现在空间或阶级地位的在场性，在直接性的雇佣关系下工人能够感受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剥削和压迫。在数字时代的网约平台经济中，以算法为中介的应用程序在劳动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卖平台经济中劳动者即骑手依托于点单应用程序进行收单、取单、配送，以应用程序为载体的劳动使得平台、算法成为劳动者的雇主。算法技术利用数据收集、整合和重新组织的能力为外卖员分配订单，考核业绩并进行等级评价。“算法式管理”和平台对资本家的遮蔽使传统的直接雇佣关系受到挑战，“算法”的在场代替了资本家的缺场，使得劳动者活在自由、不被剥削的“泡沫”下的劳动场所中，传统的劳动模式中的直接在场以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直接性的关系正在被算法重构。
算法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劳动模式中的人力监管手段。“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4］384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机器的应用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以人为主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结果是机器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排挤，但机器大工业催生了对工厂中从事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劳动者的需要。自现代工厂出现以来，存在于劳动过程中代表资本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劳动者便成为社会劳动和共同劳动中管理劳动者的群体。在网约平台经济中，这一群体消失了，评价和管理劳动者的群体转变为处在劳资关系之外的另一群体——消费者，“算法”隐身于平台背后统计着消费者的评价、骑手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等数据，并对骑手划分等级，计算骑手的工资。管理者和监督者作为资本家“化身”被消费者所代替，这一社会关系的变革使得“资本家—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转变为“消费者—劳动者”的关系。当被社会所揭露出骑手因配送时间问题出现一系列的交通事故问题时，某外卖平台巧妙的将平台本身和劳动者的问题转嫁到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关系上，将平台本身因算法而导致的时间困境问题转移到是否是向善的愿意多等外卖员几分钟的消费者。
数字化网约平台经济模糊了劳动的时间界限，扩展了劳动的空间范围。在数字化算法技术无孔不入的数据时代，在网约平台蓬勃发展的数据景观背后，是对传统的劳动模式中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的消解与重构。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为拥有“正常工作日”不断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最终“正常工作日”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得以规定，尽管贪婪的资本家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压榨劳动者，但总归是将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区别开来。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数字时代，劳动时间的界限被逐渐模糊，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资料和工人的分离使得生产过程必须依赖于工人在工厂中的在场，而数字经济时代对实体性工厂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网约平台经济仅仅依赖手机或电脑就可以随时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对劳动场所和劳动资料的依赖性的降低导致工作与闲暇时间之间的“三八线”被抹除。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网约劳动者，他们无法定义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这种时间的模糊性带来的是工作的不稳定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空间的扩张不断维持着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在数字时代，当网约平台经济打破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时间界限，这也就意味着生产空间跳脱出了传统工厂的限制，从固定的生产工厂进入到家庭生活甚至是社会公共空间。
网约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的经济模式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和算法等智能化的模式逐渐发展壮大，从事网约平台经济的劳动者的数量不断上升。据某平台研究院在2020年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在该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已经达到398.7万余人，①本数据来自于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gonesGA 2nWcqQ1NGI0AIEQ，2020-6-28.外卖行业已经成为就业的“蓄水池”。网约平台经济以“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为特征吸引了大批的劳动者，然而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却揭示了这种行业被自由景观所遮蔽的“不自由”的真相。在这种“不自由”被揭露后，“算法”被推到大众视野之内成为了“罪魁祸首”，但“算法”作为一种技术从来都处于中立的立场，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的应用。
1.网约经济自由景观遮蔽下的“不自由”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模式不断朝着共享数字经济的方向发展，依托于网约平台所兴起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正在吸引着大量的劳动者。而在这些外卖骑手中，大多数认为工作时间的自由性是其最看重的原因。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否是如此这般的美好？2021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的发表，将外卖骑手推向了大众视野，让我们重新反思从事看似自由、高薪酬职业的劳动者是否已脱离了雇佣关系的异化。事实是，网约平台经济营造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实质是以一种温和和隐蔽的方式设立让劳动者欣然接受剥削的条件，外卖骑手仍然被雇佣关系异化，这种异化或数字化正朝着全面性和隐蔽性的方向发展。
被弱化自主性的劳动者。回顾外卖平台的派单调度系统的演变过程：从1.0版到4.0版，系统的派单方式从人工派单发展到智能算法派单，在智能派单调度系统演变中最终呈现的是“算法为主，人工为辅”的派单规则。骑手本身所拥有的具有自主选择权的劳动者的身份逐渐被平台剥夺，当劳动者拒绝派单或不按照流程派送，其结果是降低工资或被淘汰。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在于劳动者必须要接受资本家的统治，否则他将被驱逐出劳动过程，而工人的反抗带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数字时代资本家以算法为媒介制造了被迫的“同意”，劳动者本身仍然处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依托于智能化的算法技术资本家的管理和监督达到了极限，从而弱化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
被剥夺生命权的劳动者。阿甘本指出，“‘生命’不再是一个医学和科学的观念，而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神学的概念，我们必须对我们哲学传统的许多范畴进行相应的重新思考。”［5］福柯所提倡的社会对生命权力的关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资本逻辑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当下社会中，资本逻辑将生命作为投资对象开启了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其目的在于挖掘生命本身的潜在的劳动力，但还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生命政治所关照的范围之内。人是目的还是工具？外卖骑手在平台系统中被算法一次次压缩的时间和对送餐路线的直线规定是对骑手本身生命安全的忽视。“算法”所规定的时间和路线的背后实质是企业本身的人文关怀的缺失，资本家将劳动者看作是机器而非人，从而仅仅将外卖骑手作为利润产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非将其看作是平等权利的主体。
2.算法背后的“看不见的手”：资本逻辑
当我们身处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周围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惊叹这个时代的智能与先进，但现实的情况却不禁让我们反思技术到底是服务解放人类还是剥削人类，它的发展和应用剥削了谁，而又服务了谁？当外卖行业存在的问题被暴露在大众面前，其问题的最终源头是消费者的“不善良”，还是外卖平台技术问题？当某平台将解决措施展露在大众面前，外卖行业的困境最终交由消费者来承担，“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成功将自身的责任推脱开，进而将平台和劳动者的矛盾转嫁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矛盾，而事实是外卖平台所谓的“将心比心”的按钮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多给骑手5分钟”的从来不应该是消费者。系统不是“死”的，也不可能是死的，在算法技术的背后，是资本家追求资本增殖的原则，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是一群人利用算法技术对另一群人的剥削和压迫。
算法技术本身具有个人主观性。“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劳动工具本身的发明和制造是为满足人本身的要求，蕴含着意识形态的特性。人们通过利用技术改造外部的环境，实现自身对外部环境的掌控，因而技术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随着算法不仅仅是应用于数据的筛选与整合，而是进入到社会治理、商业模式中参与决策时，算法本身具有的主观偏差逐渐凸显。在网约平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应用程序背后的算法技术对数据的筛选、规则的制定和使用者的监控具有最终的决策作用，但行使决策作用的算法是由算法设计者创建的，当算法设计者是为满足某种需要进行算法设计，个人主观性便植入到算法的运行过程中满足主体的需要。在外卖行业中，算法技术作为中介被纳入到资本的行列中，以资本家的资本增殖作为其运行的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算法”不断压缩外卖骑手的时间，一方面凭借“快速和高效”占领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进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
另外算法技术以工具理性作为标准，外卖骑手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谋利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以资本增殖为原则的资本逻辑其特征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与视劳动者作为主体权力的个人的背离。
资本逻辑下算法技术的应用混淆了责任的主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似乎机器的出现导致工人阶级处境的恶化：对生产过程丧失了控制权、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以及不断增强的劳动强度等，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卢德运动从工人阶级中爆发，工人通过摧毁机器、罢工等挽回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机器自降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便不仅仅是作为机器技术本身而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被纳入资本行列成为资本家剥削、统治、镇压工人的武器，当技术逻辑服从资本逻辑时，技术便成为资本家实现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指出，工人应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家，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而非机器本身。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机器的存在由人工体能发展为人工智能，当技术的实体性运转由有形的机械型的齿轮发展为无形的算法技术，资本与算法技术的合谋昭示着智能时代劳资关系的隐蔽性，颠覆传统的劳动模式的网约平台经济凭借其APP、算法技术模糊了资本家、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劳动关系。因此，当网约外卖平台中骑手所遭遇的困境被曝露在大众面前，责任的主体究竟是谁？解决问题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最终由消费者按下“等待5分钟”的按钮，还是下架APP应用程序，还是重新设计“为人”的算法技术？回归到马克思思想的视域中，被算法困住的外卖骑手的问题在于算法的设计即资本逻辑至上的问题。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网约平台系统以可视化的操作性的应用程序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算法作为技术性的虚拟的存在重新又一次被大众认为是剥削工人的源头，消费者被一封声明拉入到劳资关系中被道德“绑架”成为社会问题的承担者，唯有真正的“幕后黑手”——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被技术、平台、消费者等遮蔽了其作为责任主体的角色。
“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4］493工业经济时代机器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使得资本家将资本的剥削掩盖在了机器之下，将工人的斗争矛头转嫁给机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家处于数据或算法的背后将资本的剥削掩盖在智能化技术之下，将劳资矛盾转嫁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同时将社会后果归因于技术本身。
在数字技术无孔不入的智能化时代，我们已经被各种智能化的设备、技术所控制，在强大的技术面前我们是否是处于一种无力反驳的失语状态？数字时代网约平台经济中被算法困住的外卖骑手是否是彻底的丧失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人？孙萍的田野调查显示，外卖骑手并非是完全服从于算法的规训，而是会在熟悉算法的运行规则后利用算法的漏洞，采取各种方法，例如外卖员之间的转单、信息沟通等实现自我劳动权益的最大化，从而提高配送效率和工作量［7］。这种“逆算法”的劳动实践本身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彰显。但在网约平台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带来的劳资关系的恶化，仍然需要国家从行业规范、政策以及规章制度等层面解决。
我们应正确认识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必要性。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资本奴役和剥削问题，提出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建构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但共产主义的实现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逻辑——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为发展和应用算法技术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利用资本发展和应用算法技术，并寻求新型经济形态的建立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目前劳动仍然是主要的生存手段、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具有着现实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对在资本驱动下发展的网约平台经济应做到鼓励和规制并举，规避网约平台经济成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私人手段，防止网约平台经济中劳资关系的恶化。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兴起了一批以外卖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业态经济，网约平台经济作为新兴业态经济缓解了就业的压力，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监管，它带来的劳动者和社会的双重风险也逐渐凸显。国家应建立负责网约平台经济的监管部门，目前网约平台经济问题的出现在于监管主体的缺失，资本家将国家对待外卖平台经济包容审慎的态度转变为逐利的开放环境，因此国家应明确外卖平台经济的监管部门；
要趋利避害的完善算法技术在网约平台经济中的应用，在可实施的范围内推进算法技术的开放共享，健全算法治理，规制算法垄断、算法谋利等行为；
着眼于资本驱动下的网约平台经济带来的劳动奴役、劳动者的无保障性、网约劳动者劳动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等问题，优化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的网约平台经济，应立足于实际，充分发挥价值理性的引导作用。当外卖行业逐渐发展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时，一个行业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整个社会需要关注并承担自身的责任，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引导参与的各个主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资本家应该在逐利的同时，在算法的设计中融入人文关怀；
消费者统筹各方面的因素应给予外卖骑手一些宽容。
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享受着被智能技术服务的同时，受资本逻辑统摄的技术依然是被纳入到资本的行列之中，行使着资本的权力，成为资本家统治、剥削劳动者的代言人。当数字化技术逐渐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并将生产空间由工厂扩展到家庭进而侵入社会公共空间时，我们应该重视并加以反思。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际，技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在社会上逐渐凸显，我们不应该拒绝技术，而应看到技术本身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我们应该发挥的是“科技向善”而非“科技向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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