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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2-12-19 12:50:03 点击:

    朱 荟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1]这一重大论述,实际上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由初步探索阶段转向实践建设阶段[2],实现了从理论政策到实践应用的转向,也意味着对新时代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体来讲,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两个重要维度:其一是政治根基;
    其二是社会支撑。所谓政治根基,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蕴,集中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要求;
    所谓社会支撑,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深刻体现了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不是西方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二元割裂”,而是各民族共同发展中的两个“关联方面”。

    回顾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大多聚焦于政治根基,对社会支撑的探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如果不重视政治根基,将不能准确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深刻内涵;
    另一方面,不理解社会支撑,则无法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因此,从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的双重维度理解与解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洞察与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也将有助于分析与找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改进方向。在实证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着眼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期望从小切口与具体经验中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与此同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也有必要结合大规模调查数据进一步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方面的构成要素、形态表征及关系特质。综上而言,本文旨在根据近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多源数据,明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的现状,分析各项指标是否存在族际差异性,以期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及加强方向。

    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政策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发现其呈现从高度重视政治根基到并行重视社会支撑的演进轨迹。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提法有一定的“局部性民族工作策略”意味[3],突出了在新疆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政治意义。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之视为一项“全局性的民族工作”,旨在凝聚民族大团结力量,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政治意义之外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其正式成为全党的意志遵循及工作方略。次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华民族”写入国家宪法,标志着中央以制度之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全领域的贯彻实施。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紧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政治表述外,提出“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4]7-8,凸显了从社会支撑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会议提出的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明确要求要从巩固政治根基和强化社会支撑两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5]这一论述重申了夯实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的重要性。从侧重政治稳定到并重社会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及时准确回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方向以及各族人民的现实关切。

    从政治根基来讲,政治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政治的功能在于对国家意志的表达。”[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总体意志,只有首先明晰这一点,才能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两个层次上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理论,绝非一蹴而就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回顾历史,从初始全盘接受苏俄民族理论,再到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现实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构建稳定的“国族”命运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路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族意义上的民族都是构建起来的。”[7]各民族千百年来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的实体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在中华民族实体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全新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穹顶,使得中华民族与国家形式紧密结合,中华民族也就此成为“国族”。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在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政治建设过程中,逐步凝结为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各族群众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人民立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各民族共同富裕等基本原则,是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这些基本原则的内涵指向,概括起来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持续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种种举措,无一不是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至上,夯实政治根基,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

    从社会支撑角度来看,社会性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中华民族共同体除了是政治共同体之外,也是社会共同体,共同体中蕴涵的共同价值、情感、利益、文化、仪式、身份等纽带属性,均来源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持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9]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从学理角度看,“民族交往的本质是社会交往,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前提”[10]。这其实就意味着要在社会层面,实现各民族在空间、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化过程中,将自我视为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在于构筑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也就是说,“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一定程度上,这种认同是各民族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强化而成的。各民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本民族的群体认同逐渐转变为社会认同,在获得社会归属感、认同感之后,再由社会认同积淀为内在的自我认同,逐渐形成深层、持久和强烈的认同意识,继而主动维护共同体的稳定、投入共同体的建设。有学者认为,“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11]。由此可见,社会支撑也是各民族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重要方面。

    夯实政治根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多民族与统一国家之间的张力问题。国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民族国家的目标是实现民族与国家的高度融合,因而国家就成为“族群以及其他集体性身份认同的起源”[12]。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国家在运用政治权力夯实政治根基的过程中不断被深化的。有别于西方民族自决、多元文化主义、同化主义等二元对立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意识根基与实体根基。意识根基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在阶段,广大成员就已经具备了共同体的意识,如古代中国人自称的“炎黄子孙”,显然包含着对华夏民族的整体认同。再如有学者考证发现,“宋朝就有显著的‘中国’意识,已经产生了集体身份的自觉”[13]。可见,早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华民族就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正统性,对其的认同也由此形成,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居后,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早已存在。实体根基方面,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延绵演变过程中,各民族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不仅是意识上的“共同体”,也是事实上的“共同体”,是真实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实体民族。实体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族群抗争或族群撕裂现象,也非张扬“我者”与“他者”的族群区别意识,而是要在统一国家之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之下,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的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包括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三个维度。各民族正是在政治认同、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认同层级递进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

    政治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层级的政治根基。“政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础的内涵层次,它体现为各族人民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根本归属,其本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道路、制度、治理的认同,它是文化、情感、价值等一切认同的前提和保障。”[14]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下,各民族政治认同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命题。时至今日,世界各地不断上演的民族冲突纷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建构起各民族对本国政治系统的认同,从而引发认同危机。不论学界对认同的冲突严重程度如何判断,可以确定的是,政治领域的认同危机真实存在,并成为威胁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体现为对国家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认同,只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及法律法规等政治性内容受到各族人民普遍的认同,才能持久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基于此,着眼各民族对祖国认同、对中国共产党认同以及对国家认同三个方面的政治认同维度,依据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差异性。由此可以判断,各民族在政治认同上并不存在显著的认同差异,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第一层级的根基稳固。

    政治信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层级的政治根基。“政治信任是衡量公众对政府之治理资格及其治理绩效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的重要理论工具。”[15]各民族既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政治信任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与政府间良好互动的纽带,关系到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和公信力的肯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对政治信任的关注,按照族群理论的观点,如果现代国家不能建构起族群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那么族群将转向对自身群体的政治信任,导致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乃至分离主义意识,这与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严重威胁到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政治信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根基,有学者就此指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信任是凝聚复兴伟业共识,汇聚建设强国力量的政治密码。”[16]从政治信任的角度来看,有必要考察各民族对国家行政体制、政府职责体系与公共服务能力等信任度。通过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各民族在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新闻媒体信任及工作单位信任四个方面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一调查结果证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理念背景下,各民族对我国政治信任十分稳固,有力驳斥了民族地区可能存在政治信任危机的错误观点。这种超越了狭隘民族差异性的政治信任,既来自于我国长期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的工作方针,也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效能的可靠性、制度供给的稳定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毫无疑问,政治信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根基构筑了第二层级的坚实基础。

    表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根基维度上民族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政治参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层级的政治根基。“在多民族国家,没有政治参与就不可能有效处理和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也不可能实现这些群体的政治代表性。”[17]中西方观点普遍认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各民族是否公平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形塑民族精神、强化公民责任与引领公共行动的整体观念,不仅有助于引导少数民族群体参与投票选举等正式政治参与活动,也适用于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民主生活中的参与积极性。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正式政治参与,还是参加所在村(居)委会或单位重大决策的非正式政治参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倡导公共政治文化与构建多民族政治参与的政策方针,有效作用于各民族共同参与公民民主生活之中,将隐性的国家认同上升到显性的公共事务参与。少数民族通过政治参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化心理转化为行为结果,在此过程中既增强了个体对其所处政治生活环境的情感接纳,也进一步提升了对国家公共意识的认知归属。以少数民族政治参与作为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看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层级的政治根基坚实稳定。

    夯实社会支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在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或民族国家,被看作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以这种民族的形式,带来了一种新的高层次文化以及捍卫这种文化的国家”[18],导致了民族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新的单位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各民族成员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其身处现实的社会结构中,不仅包括经济、政治结构,也包括上层的意识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也属于这一范畴。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受到现实社会发展的驱动或制约,其铸牢过程当然亦离不开社会支撑。想要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支撑维度,首先要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在2020年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2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支撑的历史方位,只有对这一历史方位进行准确回应,才能在社会支撑路径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实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需要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来建设和巩固,进而在发展中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成就表明,社会支撑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政治根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如果说政治根基是在抽象的意识层面铸牢,那么社会支撑就是在具体的物质层面铸牢,二者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维度。

    各民族的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层级的社会支撑。保障社会公平,是产生社会信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时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1]社会发展中需要确保公平正义,否则,即便取得再好的发展成果,如果不能为各族人民所共享,也势必会影响各族群众对当前社会的信任。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2]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的转向,标志着党中央将更加注重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铸就各民族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高度信任。当各族群众的社会信任巩固之后,又可以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动力,公平与信任也就步入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在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上的差异,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依据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无论是对当今社会公平的总体判断,还是对社会的普遍信任,各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社会认知差异(如表2所示)。

    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体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层级的社会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序言首句便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23]可见,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相较于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宏观语境,社会支撑视角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更加贴近于各族群众的现实情境。对各族群众来说,社会发展的成果真切体现在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体验两个方面,如果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提高,自身的社会生活体验不断得到改善,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不再是抽象的表征,而是成为实然的感受,就更能促使各民族人民在内心深处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生活体验上已经不具备显著差异。这种情况表明,在两个变局的交织时代,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成功践行了“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发展理念,并且这一追求目标还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势。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往往直接反映在各族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体验上。这两个方面与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可以直观反映出各民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取向的高度认可。

    表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支撑维度上民族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各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层级的社会支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价值追求,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2019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4]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1]当前,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已无本质差异,在国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兴边富民等政策机制下,民族地区享有更多的发展红利,年均经济增速长期位列全国前列,这充分表明民族地区正在快速迈向现代化。与此同时,受限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民族地区表现得相对突出,现代化水平与各族群众的美好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方向。根据调查数据的反馈来看,除了刚性的“社会保障现代化”无明显差异外,其他的“劳动生产现代化”“养老模式现代化”“交通设施现代化”“即时通讯现代化”等子项都存在着差异性,这也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现状相吻合。这些差异性子项虽然局限在社会的细微层面,但均与各族群众日常的现代化需求密切相关,各族群众对现代化水平的感受也常体现在以上子项当中。由此反映出,在各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层级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做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顾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程和研判两个大局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论断,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主流理论长期将“国家”和“社会”置于二元对立的语序,认为政治的“国家”与市场的“社会”难以相融,这实际上人为地将“国家”与“社会”进行割裂,在虚拟的理论建构中,走向了“单一维度”的话语困境。黄宗智认为:“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24]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融合而非对立的,据此,他提出应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重视“第三领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均衡良性互动,推动现代中国走向“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治理体系。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层面夯实政治根基与在社会层面夯实社会支撑,两者同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不排斥引入其他层面的有利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只要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就要多做,并且要做深做细做实。”[5]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的“十二个必须”中,既有“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根基维度,又有“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社会支撑维度。可以看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进程中,“政治根基”与“社会支撑”是双维并重、互嵌互构的综合过程,也将是未来衡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评判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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