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波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笔记小说在宋代进入发展的成熟与演变时期，不仅笔记小说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宋人为笔记小说题写撰作序跋的现象也日益普遍，因之也出现大量的笔记小说序跋。据笔者统计，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有230 余篇。这些笔记小说序跋除了交代创作缘起、作者情况、版本源流、序跋撰写动机及背景等相关情况外，还常常关涉对笔记小说本身的看法、认知、理解与评判。这些看法与认知代表了宋人尤其是宋代笔记小说作者关于笔记小说的文体观念。戏曲小说研究者赵景深曾指出，研究中国小说史、古代小说理论，古代小说的序言和题跋是非常重要的资料［1］。本文即以“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为中心来探讨宋人视域中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通过解读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会发现其所述及的关于笔记小说的理论、文体观念虽然尚不成体系，呈碎片化形态，但依然呈现出宋人尤其是笔记小说作者对笔记小说整体的文体观念的认知与理解。
宋人在所作序跋中往往会对其所编撰的笔记小说性质进行一定的判定与归属，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这显现出宋人对笔记小说已经具有一定的文体认知。有的笔记小说作者会在序跋中明确表明自己所编撰的笔记小说的性质与归类。如乐史自序云《广卓异记》“虽不补三馆之新书，亦拟为·一·家·之·小·说”［2］，洪迈在自序中亦视《夷坚》诸志为“稗官小说家言”［3］等，这种笔记小说作者自觉地把所撰作品归为“小说”的行为，表明其已经具有一定的文体观念与意识。
另外还有些笔记小说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作品性质，但往往把所撰作品与其他小说相比附，其实也间接表明了对所撰作品性质的判定。如上官融《友会谈丛》自序中先是表明自己深受所读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影响，遂有跂踵小说纂述之意，故效仿唐人袁郊《甘泽谣》、李玫《纂异》而作《友会谈丛》［4］，把自己所作作品与唐人小说作品相比附，隐含着视其为“小说”的文体判断与归类。再如李献民《云斋广录》自序中首先提出“小说自行世也多矣”的看法，然后对杨亿《杨文公谈苑》、欧阳修《归田录》、沈括《梦溪笔谈》、师耽《杂记》以及唐朝袁郊《甘泽谣》、李浚《松窗杂录》、范摅《云溪友议》、韦绚《戎幕闲谈》进行评价，显然这些作品均为作者眼中“自行世也多矣”的小说作品，而自己所作《云斋广录》即是深受上述小说影响而“庶可跂而及也”［5］。可见在作者李献民心目中，所撰《云斋广录》与所列举作品性质相同，同属小说家类。
其他如自我评判所撰作品具有“小道可观”的价值，其文体性质归属为“小说家类”。如王得臣在自序中认为《麈史》“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览之者幸无我诮”［6］，孙副枢在为刘斧《青琐高议》所作序中亦认为《青琐高议》“夫虽小道，亦有可观”［7］，均是如此。自子部“小说家类”作品的价值被《汉书·艺文志》定性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8］以来，“小道可观”遂成为传统小说价值属性的经典定位。宋人自觉继承这一观念，以“小道可观”的评判标准来评价所撰之作，显然已把所撰之作归属为“小说家类”。同时，宋人在序跋中还常以“游戏笔墨”来定性笔记小说。如洪迈《容斋四笔》自序中借其子洪櫰之口云“《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9］，张岩在周《清波杂志》跋中亦认为“周君胸中该综群籍，莫可窥测，此志特其笔端游戏语尔”［10］等。所谓“游戏笔墨”之作其实还是把笔记小说与儒家经典相比较，视其为“小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其实质还是把笔记小说归为“小说家类”作品。
由上可以看出，宋人在序跋中无论是直接对笔记小说性质进行归类定位，还是间接定性其文体属性，均表明宋人已经具备一定的文体认知，有着一定的文体观念与意识。
所谓文体功能主要指一种文体所具备的价值与作用。宋人在笔记小说序跋中屡次提及笔记小说作品所可能具备的价值与作用。概括起来，宋人所作序跋中对笔记小说文体功能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资治体、寓劝戒的教化功能
资治体、寓劝戒指笔记小说所具有的有益世道、政教、社会的教化功能。由于受“小道可观”“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等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宋人看重笔记小说所具备的这种资于治体、寓以劝戒的教化功能，在所作序跋中反复提及与申明：
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11］。
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
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戒［12］。
至若鬼神梦卜率收录而不遗之者，盖取其有戒于人耳［13］。
类以意推派别之流，旁行合道，则造诡怪之理者，亦属于劝惩之旨焉［14］。
稗官小说虽曰无关治乱，然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补于世也［15］。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强调笔记小说作品应该具备资治体、寓劝戒的教化功能方面，宋人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无论是志怪类笔记小说还是轶事类笔记小说，宋人首先看重的是其应具有一定的劝戒功能，这也成为他们搜集整理材料的原则与标准。一方面所记之事必须达到“劝戒”“劝惩”“劝善惩恶”的目的；
另一方面，即便是面对那些涉及“鬼神梦卜”的异端者，只要有益于劝戒征惩者亦皆以载之。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笔记小说编撰者对此达成了普遍性的共识，甚至连笔记小说的阅读者与批评者（在此主要指宋代的阅读者与批评者）也把是否具备教化功能作为评价笔记小说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如作为李季可的同乡好友，王十朋十分赏识李季可的博学有识，特为其所撰的笔记小说《松窗百说》作题跋曰：“皆大有益于风教，前辈议论所不及也。”［16］绍兴年间（1131—1162 年）尹大任也因该书有补世教而特意刊印梓行，并为其作跋曰：“《松窗》乃复杰出，其说简而尽，曲而通，洞见事情，有补于世，前贤未之及也。”［17］可见是否具备教化功能俨然已经成为宋人评判笔记小说文体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补史阙、备遗忘的史料保存功能
笔记小说本身是在史官文化这一母体的孕育中而产生的。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列入“小说家”门类，在此门类中著录《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等共15 种作品，并对所谓“小说家”进行了一番阐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8］《新唐书·艺文志》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19］在此古人所云的“小说家”“小说”其实主要指的即是笔记小说。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胪列正史之外的“偏记”“小录”“逸事”“琐 言”“郡 书”“家 史”“别 传”“杂 记”“地 理 书”“都邑簙”十种类型［20］，其中“逸事”“琐言”“杂记”等都是典型的笔记小说，都归为“史事流别”。可见，这些史志目录均明确指明笔记小说与史官文化、史传的血脉联系。不仅如此，这些史志目录在实际目录载记上也把笔记小说长期隶属于史部。如《隋书·经籍志》虽然把轶事类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但却把《搜神记》《搜神后记》《齐谐记》《洞冥记》《幽明录》等志怪类笔记小说列入史部杂传类；
一直到后来的《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及明清时期的官私目录著作中都受此影响，还把一些笔记小说著作列入史部。
总之，笔记小说最初是基于“史官末事”“史事流别”而诞生的，为正史拾遗补阙并与之参行是其存在的根本价值之一。宋人深受这一观念影响，也非常强调笔记小说以补史阙的价值与功能。如魏泰《东轩笔录》自序中称其载录的目的即在于“有补史氏之阙”［21］，张贵谟为周《清波杂志》作序亦称“可补野史所阙遗者”［22］。正是因为笔记小说所具有的“以补史阙”之功能，所以宋人在编撰笔记小说时自觉与正史相比照，往往选择正史未记载或虽记载却有所差异、讹漏者记录，真正发挥为正史拾遗补阙的史料保存功能。如景焕撰《野人闲话》，对于“功臣瑞应、朝廷规制可记之事，则尽自史官一代之书，此则不述”，而“事件繁杂，言语猥俗”者，则多是正史所不屑载录者而载之［23］。欧阳修《归田录》更是明确表明“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而录之［24］。
另外，宋人还强调笔记小说“备遗忘”的功能。通过文字记录与书写以备遗忘，这实际也是史料保存功能的一种体现。在宋人看来，一些见闻经历若不能及时记录下来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不闻，对之总是充满痛惜与遗憾之情。如释文莹认为“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自己所闻见的前言往行不为不多，但随着“岁月浸久”也还是“虑其湮堕”，因之而编《玉壶清话》［25］。叶梦得《避暑录话》自序亦云，该书在儿子、门生多次以“幸有闻，不敢不识，以备遗忘”的请求下才得以成书［26］。为了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见闻经历及各种史料，宋人自觉地对之进行记录，从而也赋予笔记小说备遗忘的史料保存功能。
总之，补史阙、备遗忘是笔记小说重要的功能之一，宋人在具体的笔记小说编撰实践中不仅使这一功能得以强化，而且对此也形成了最为普遍和清晰的认识。
（三）以广见闻的博物功能
中国古代博物之学源远流长，自《山海经》即奠定其传统，至魏晋张华《博物志》而日渐成熟。博物之学不仅是中国古人对万事万物知识的汇集，更是其体察万物、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博物”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孔丛子·嘉言第一》及《孔子家语·辩证第十四》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博物”一词其本意为动词，指通晓万物，见多识广。后来词义变化也泛指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小说的产生与这种博物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不能说没有关联。产生于街谈巷议的小道之说，是万物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具有“可观”价值。因之，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增广见闻的博物属性。笔记小说增广见闻的博物功能更为明显。内容广泛驳杂是笔记小说的突出特征，举凡“天文地理、国章朝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27］等无不包含在内，而这也正是其增广见闻博物功能的体现。宋人对笔记小说这一功能有着清晰的认识与定位，往往以广、杂来命名其编撰的笔记小说。如《广卓异记》《云斋广录》《明道杂志》《甲申杂记》《随手杂录》《独醒杂志》《癸辛杂识》《杂说》《倦游杂录》《江邻几杂志》《青箱杂记》《见闻杂录》《碧湖杂记》等，这样的命名方式不仅标示着内容题材上的特点，也表明宋人对笔记小说自身所具有的增广见闻博物功能的期许。除了在小说集命名方式上彰显笔记小说这一文体功能外，宋人在笔记小说序跋中也常常提及。如钱明逸在《南部新书》序中云：“其余机辩敏悟，怪奇回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28］；
晁载之为汉代郭宪《洞冥记》所作跋云，此书虽不乏“荒诞讹误”之处，但并不影响其具备以广闻见之功能，“故并钞之以广闻见”［29］；
石京序《茅亭客话》云“足使览者益夫耳闻目见之广识乎”［30］。可见，宋人多视笔记小说具备载录传播知识、以广闻见的博物功能。
（四）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
除了教化、补史、博物等功能之外，笔记小说还具有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宋人在序跋中亦指出笔记小说具备一定的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特别是许多笔记小说创作于作者归田、老病或闲居之时，是其排遣孤独、打发时光、自我娱乐的重要方式，也是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官融《友会谈丛》自序云“身闲昼永，何以自娱，因发箧所记之言百余纸”［31］，可见视《友会谈丛》具有消磨时光、精神娱乐的价值与功能。宣和五年（1123年），叶梦得归隐湖州，在卞山石林谷筑别馆，“无与为娱”，与故人亲戚多谈论故实旧闻、古今嘉言善行、田夫野老之言以及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32］，遂编为《石林燕语》一书。可见消遣娱乐是其编撰《石林燕语》的重要目的与功能。叶梦得的另一部笔记小说《避暑录话》更是其隐居生活、精神消遣娱乐的产物。绍兴五年（1135 年）五月，叶梦得退居湖州卞山时，每日与二子叶栋、叶模及门生徐惇立于“泉石深旷”“竹松幽茂”之处，谈论古今杂事，读书避暑而作《避暑录话》。正如其在《避暑录话》自序中所言“间质疑请益，时为酬酢，亦或泛语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33］，《避暑录话》的成书实乃其精神消遣娱乐的结晶。周密在《癸辛杂识》自序中曾云，每读自己所编《癸辛杂识》就如与平生好友抵掌剧谈一样，带给其极大的精神娱乐与满足：“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与友相与抵掌剧谈哉”［34］。总之，宋人在笔记小说序跋中对其所具有的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进行了自觉肯定与记录。
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还从多个方面对笔记小说的文体特点进行了阐述与说明，体现出宋人对笔记小说文体特点的认识与把握。
一是从编撰与成书角度，认为笔记小说应秉持据见闻实录，求实传信的创作原则。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笔记小说作者以创作者的身份在所作序跋中屡屡提及“实录”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王明清《挥麈前录·自跋》云“可记者归考其实而笔录之”［35］，《挥麈后录·自跋》称其所载170 则条目“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在编撰的过程中若遇到暂时无法求实的情况，则会多方考证之后才谨慎书写载录，“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取书。”［36］可见宋代笔记小说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对笔记小说讲求实录特点的坚守与发扬。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笔记小说作者即便是面对虚幻荒诞的故事材料对象，也强调故事来源的可靠可信，讲求据见闻实录，反对虚构设意。如章炳文《搜神秘览》本是搜奇志怪之作，所载神仙、异人、道术、梦兆、征验等故事本身不乏虚幻荒诞之说，但其在自序中云“稽灵朗冥，搜神纂异，遇事直笔随而记之”，“博采妖祥，不类不次，不文不饰，无诞无避”［37］，可见也是强调要据见闻实录。宋代志怪类笔记小说的集大成者洪迈《夷坚志》，虽然“颛以鸠异崇怪”［38］，但记录这些故事时，洪迈强调要追求故事来源的可靠可信，这在《夷坚志》自序中屡屡被提及：“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39］，“盖每闻客语，登辄记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40］在这样讲求据见闻实录，最大程度保存故事原貌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下，宋代笔记小说必然会形成实录的文体面貌，而迥异于唐代传奇小说随意装点、设意作奇、叙述婉转的文体面貌。
二是从内容题材角度，指出笔记小说在内容上具有琐细且博杂的特点。内容琐细指的是笔记小说多载录经典、正统史学著作所不载录的琐碎细小之事。博杂指的是笔记小说所涉题材极为庞杂，举凡神鬼怪异、轶事遗闻、人物品评、职官选举、典章制度、学校科试、诗词丛话、文章琐议、碑帖器物、天文地理、风俗节令、动植物产、佛学禅理、医卜星象、灾祥术数等靡不毕记。宋人所作序跋对笔记小说内容上的这一特点多所提及，如孙光宪把自己所作笔记小说取名为《北梦琐言》，在自序中解释其命名缘由：“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41“］琐细形言”，即是指其所载内容多为琐碎细小之言事，是难登儒家经典及史传殿堂的不经之说。宋人在序跋中还常用“丛脞”“脞说”等字眼来表明笔记小说内容上的琐杂细碎，如李上交《近事会元》自序云“联此篇联，无诮丛脞”［42］，周密《齐东野语》自序云“乃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43］等。所谓“丛脞”“脞说”，即指琐碎细小的言谈杂录，这是笔记小说作者对所撰之作内容特点的定性。除了笔记小说作者在自撰序跋中指出笔记小说内容上具有琐碎细小的特点外，他人所撰序跋中还常常品评笔记小说内容上的丰富博杂性。如丘《容斋随笔》跋文指出，《容斋随笔》关涉阴阳象纬、经籍传注、古人古事、典故沿革、姓族谱牒、诗文品评、仙梵医数等多项内容［44］，正是对其内容丰富博杂的品评判定。何异《容斋随笔》序所云：“（《容斋随笔》）可以稽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45］。虽然是从文体功能角度说明《容斋随笔》的价值及作用，但其多样复杂的文体功能与价值的形成最终也是基于内容丰富博杂的基础之上的。
三是从著述体例角度，指出笔记小说在形式上具有自由、灵活、随意的特点。笔记小说作者在序跋中常常提及自己自由随意的创作状态以及笔记小说随手记录、不加诠次的形式特点。部分宋代笔记小说作于作者不官隐居或辞官闲居之时或年老致仕之际。如范镇《东斋记事》作于其辞官闲居东斋之时，马纯《陶朱新录》作于其宦游不偶、侨寄陶朱山之时，释晓莹《罗湖野录》完成于隐居罗湖之时，赵叔向《肯綮录》作于其闲居之时，赵与时《宾退录》作于宾退闲暇之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洪迈《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均作于作者年老之际。无论是隐居、闲居抑或老居，基本都是远离官场的自我闲暇之时，脱离了官场的羁绊与桎梏，笔记小说作者往往拥有更多自由、随意的创作心境，往往意之笔之，随心随意随事所记，完全不必考虑外在体例、形式上的要求。正如洪迈《容斋三笔》自序所云：“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为自喜。”［46］如范镇《东斋记事》自序云：“予既谢事，日于所居之东斋燕坐多暇，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俚俗传说，因纂集之。”［47］在这种自由随意的创作状态中，笔记小说作者不必也不加考虑严格的著述体例，只是随手随笔记之录之，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汇集成书。因此，在序跋中，笔记小说作者也屡屡指出所撰之作随手记录、不加诠次的特点。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云“其事随所录得之，故无先后之序”［48］，洪迈《容斋随笔》自序云“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49］等。随手随笔而记，不复诠次，汇集成书，固然使笔记小说在形式上缺乏严密而精深的体系结构，但却也使其打破外在形式的束缚，可长可短，前后不必考虑和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文本形式更为自由、灵活、随意。对于此文体形式上的这一特点，诸多笔记小说作者在序跋中不约而同地进行强调说明，由此见出笔记小说作者对这一小说文体形式特点所达成的普遍性认识。
宋代之前，笔记小说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宋代笔记小说也是在继承前代笔记小说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繁荣和成熟。对笔记小说自身发展过程以及发展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继承汲取前代笔记小说创作传统与经验，不仅是宋人创作笔记小说的前提，也是前代笔记小说影响与传播的必然过程。宋人在笔记小说序跋中不乏对前代、本朝代表性作品的认识与评价以及对笔记小说自身发展过程、历史传统的回顾与总结，充分表明了包括笔记小说作者在内的宋人对笔记小说发展所具有的一种历史意识与评判。
宋人所作序跋中，有17 篇专门为前代笔记小说所作序跋（主要根据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进行的统计）。涉及前代笔记小说有《山海经》《十洲记》《洞冥记》《述异记》《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殷芸小说》《酉阳杂俎》等，这些均为笔记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序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人对笔记小说代表性作品的推崇与关注。宋代笔记小说深受前代笔记小说影响，不少作品是对前代笔记小说的直接模仿、续补以及追摹下而产生的。如李石《续博物志》续仿张华《博物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模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例，乐史《广卓异记》续补唐代李翱《卓异记》，欧阳修《归田录》是对唐代李翱《国史补》写法的借鉴，上官融《友会谈丛》是对唐代袁郊《甘泽谣》、李玫《纂异记》的效仿等，不一而足。更为重要的是，笔记小说作者毫不讳言此种影响，在所作序跋中总会多加说明与交代：如李石《续博物志》自序言“次第仿华”［50］；
欧阳修《归田录》自跋称其直接效法唐李肇《国史补》的写法，“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51］；
洪迈《夷坚辛志》（洪迈《夷坚辛志》原本未存，赵与时《夷坚志洪迈序大旨》存留大概）《夷坚支甲》自序都曾言及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对其书名及卷目的影响：“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52］“又以段柯古《杂俎》谓其类相从四支，如支诺皋、支动、支植，体尤崛奇，于是名此志支甲”［53］。另外，还有些笔记小说的创作与产生受到本朝笔记小说的影响，如王质《夷坚别志》乃因钦慕洪迈《夷坚志》而作，“余心尚未艾，书当如之，则将浸及于《夷坚》矣”，书名及书写体例一并全袭洪迈《夷坚》“其名仍为《夷坚》，而别志之，辨于鄱阳也”，“于《夷坚》之规皆仍之”［54］。
与宋人为前代代表性笔记小说专门作序跋一样，宋人序跋中述及前代或本朝笔记小说给予其创作影响时，所关注的依然是各类典范性作品。如晋张华《博物志》、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唐李肇《国史补》、段成式《酉阳杂俎》及本朝洪迈《夷坚志》《容斋随笔》、范镇《东斋记事》、苏轼《东坡志林》等，均可谓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典范作品。序跋谈及其对笔记小说创作之影响不仅表明宋人对笔记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隐含着宋人对笔记小说发展史上典范作品的体认与接受。
除此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序跋还对前代及本朝笔记小说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最典型的就是洪迈《夷坚支癸》序中对宋以前笔记小说发展历程的回顾［55］。洪迈以班固《汉书·艺文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所著录的小说为例，追溯、回顾并总结了宋之前笔记小说的起源及发展状况。洪迈把小说起源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十五家，认同并沿用《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观念，认为十五家中《黄帝》《天乙》《伊尹》《鬻子说》《青史》《务成子》为“迂诞浅薄，假托圣贤”之书，虞初《周说》为“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些托古人之书与记古事之作共同构成了小说的起源。在笔记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洪迈认为唐代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小说家数量日益增多，《唐史》标榜为百余家，在这百余家小说中，其重点列举了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陈翰《异闻记》、胡璩《谈宾》、温庭筠《乾子》、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卢肇《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等志怪小说作品，给予这些作品“班班其传，整齐可玩”的肯定评价，同时也认为其余作品虽“多不足读”，但仍然具有“可资谈暇”的价值，这依然是“小道可观”传统小说观念的体现。总之洪迈在这篇序文中对宋之前笔记小说起源、发展史的回顾总结深受传统小说观念影响，带着传统小说观念的烙印。除了对前代笔记小说的回顾，宋人序跋中也涉及对本朝笔记小说发展的梳理，如范镇《东斋记事》自序云：“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证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56］范镇认为相比于唐代笔记小说创作的繁兴，其生活的“近代以来”笔记小说创作与发展则不免寥落，只有杨文公《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等作品产生。
通过上述对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宋人尤其是宋代笔记作者已经具备一定的文体认知与文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宋代笔记小说作者认为笔记小说在编撰成书、内容题材及著述体例方面具有明显的文体特点，具体来讲就是秉持据见闻实录，求实传信的创作原则，内容上琐细而博杂，形式上自由、随意、灵活；
在文体功能方面，笔记小说具备资治体、寓劝戒的教化功能，补史阙、备遗忘的史料保存功能，以广见闻的博物功能以及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
笔记小说自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宋代笔记小说深受笔记小说传统及典范作品的影响，与子部“杂家”、史部“史家”都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