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严西南 李成秀
（1.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2.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服务业是贵州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居民就业的容纳器和稳定器。贵州省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贵州省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出第二产业，2018—2021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连续4年超过50%。2020年，贵州省服务业增加值907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0.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3.2%；
服务业就业784万人，占全社会就业的41.5%，凸显服务业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意义［1］。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因防控疫情蔓延所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对聚集性接触性产业冲击巨大，服务业首当其冲［2］；
此后新冠疫情区域性散点性反复爆发及其常态化防控措施，对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冲击仍在持续，如何缓解疫情冲击，针对性采取纾困帮扶措施，促进服务业恢复性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需破解的难题。
为深入了解新冠疫情对贵州省服务业的影响，2022年4月，课题组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将拟定的调查问卷对全省服务业企业进行线上推送，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77份。经统计，被调查企业涉及所有的服务业门类、地域覆盖到全省所有市州，其中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直报系统的企业达805户，超过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的1/4。同时，在实地走访中获得各市州代表性的经营困难企业相关资料，梳理归纳问题40余条、发展诉求30余条。统计分析表明，当前贵州省服务业整体发展有如下特征。
（一）贵州省服务业发展整体仍呈现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为贵州省经济社会稳定和谐等提供有力支撑。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较2019年增长4.1%，2021年服务业从疫情中稳步缓慢恢复，较2020年进一步增长7.3%。调查问卷统计表明，2022年第一季度的服务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水平总体平稳；
业务订单、用工需求则相对稳定，其中34%的被调查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28%持平，二者合计占到62%；
近1/4的企业利润和业务量保持增长，超过九成的企业近期无裁员计划。
（二）新冠疫情对贵州省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服务企业的冲击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性。就被调查样本而言，从行业门类看，46%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和利润保持双增长，总体增长占比位居各行业第一位，显示出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景与潜力，其中大型企业对行业贡献度较为突出，彰显了规模以上企业在成长性产业方面的“顶梁柱”作用。调查同时也显示，超过四成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和利润均下降，即意味着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行业受疫情冲击影响及当前面临的经营困难尤为突出，部分经营困难的行业及中小企业难以维持（如旅游、餐饮等），甚至出现注销等情况。
从地区分布看，9个市州参与调查的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或是“持平”的占比均超过50%，其中遵义市最高，达73%，铜仁市最低，为55%。利润增长企业占比最高的是贵阳市（31%），利润下降企业占比最高的是六盘水市（50%），显示出全省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企业经营差异分化大等现实。这也与全省服务业发展结构的合理性、区域的平衡性等有关。与此同时，较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展现出经营的稳健性和良好的增长性，亦为全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亟需重视［3］。
（三）贵州省服务业企业的业务订单量及产品单价总体稳定，但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受到较为明显的冲击。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企业产品、服务订单数或业务量同比增长的企业占比25%，基本持平的占38%，合计63%，同时也意味着37%的企业出现同比下降情形。其中，疫情对依赖客源聚集和特定经营场所的传统服务业冲击最大［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的业务订单量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如批发和零售业订单量较同期减少的企业占47%。民营企业业务订单量同比下降企业占38%，比国有企业高5个百分点。
从产品单价看，有62%的被调查企业产品单价保持稳定，但也有23%的被调查企业产品单价同比下降，主要是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显示出需求下降、消费萎靡等问题，为应对疫情等影响，不同行业服务业企业选择清理库存、降价促销等途径维持运转。
（四）各级政府出台减税降费和纾困帮扶措施，对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和恢复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比如，2021年贵阳市对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新增减税降费分别超过5亿元和4亿元。此次问卷调查结果亦表明，76%的企业享受过不同的纾困帮扶政策措施，其中49%的企业依旧在享受上年度的帮扶政策，对政策激励效果总体认可度较高。在受益的政策措施中，企业受益于减税降费政策比例最高。
（五）虽然仍需面对“三重压力”和疫情散点式爆发等挑战，但多数服务企业对本年度预期总体向好，被调查企业认为本年度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企业利润、业务量将会保持同比增长或持平的占比有明显提升。被调查企业认为本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占33%，认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的企业占34%。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与盈利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认为利润增长和持平的企业占到64%。但不可忽视，此轮上海疫情爆发，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异常深刻，对各地疫情防控及服务业发展都造成事实性或心理预期冲击，因此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对行业恢复预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当前，贵州省服务业企业既面临宏观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又受自身结构性、区域性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制约，再叠加疫情多点散发等诸多不确定性、服务业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等多重原因，使得疫情持续冲击影响下贵州省服务业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集中于市场需求萎缩、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难回款慢等多个方面。
（一）经营成本上升，支出压力加大。企业经营成本包括员工工资与福利、原材料、房租、税费等。调查数据显示，服务企业经营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企业占比达到42%，其中增长20%以上的占10%，增长10%—20%的占13%，增长10%以内的占19%。
服务业企业最主要的支出压力在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即“五险一金”），73%的被调查企业反映工资刚性支出压力大，占企业支出的比重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例如，贵安新区云漫湖某景区每月仅员工薪资发放就约70万元左右，2022年一季度平均每月收入仅比员工薪资高出40%，若加上景区运营的各种成本，亏损较为严重。其次是房租、水电、疫情防控成本增加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如，苏宁集团在贵阳市11个门店每月房租达600万元；
贵阳市某农产品物流园防疫费用每月在80万元左右；
由于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物流企业运行成本攀升，贵州某物流公司反映每月多支出运行成本60-70万元。一般情况下，房租、原材料等成本上涨能够通过单价、业务量或营业收入来弥补，但因疫情冲击、市场需求萎缩、消费低迷等，上述成本上涨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疫情持续散点爆发、常态化防控，疫情防控成本已经成为企业新增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货款回收难，融资难融资贵。由于疫情冲击持续时间长，不仅是服务业受到冲击，建筑业、制造业等也遭遇冲击，产业链主体资金流普遍受到影响，上下游企业货款结算困难，并在不同行业领域进行扩散。如，疫情以来贵州省部分市州房地产市场低迷，受房地产企业融资全面收紧、大型房企债务危机等影响，一批在建工程受到较大冲击，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面临款项结算困难和生存挑战，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波及建筑、建材、装修装饰等关联企业。
被调查服务业企业反映，现阶段企业货款、项目款等回款难问题比较突出，应收账款占企业流动资金比重可能达到50%以上，部分应收账款实际已形成呆账、坏账，当前资金周转成为重大难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部分企业承接政府工程、政务服务项目、投融资平台建设项目等，受财政收入下滑或投融资平台融资等影响，工程项目结束后款项结算困难，导致企业日常经营和正常生存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如拖欠下游企业关联费用、房租物业费用甚至员工的工资福利。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长期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5］，服务业企业面临的贷款难问题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服务业企业多数属轻资产类，申请贷款时缺乏有效抵押物，同时面对抵押程序繁杂、评估费用高、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延伸出“贷款贵”问题。超过36%的被调查服务业企业反映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安顺市某公司反映其贷款年化利率达13.5%，贷款利息支出已成为重要负担。
（三）服务消费低迷，市场需求萎缩。服务业需要严重依靠人员的流动和聚集，2020年新冠疫情对贵州省文化旅游、餐饮住宿、批发零售、休闲娱乐等实体接触性服务业冲击巨大。2021年和2022年疫情散点式爆发次数多，疫情防控要求减少非必要外出、聚集等活动，再次冲击处于缓慢恢复的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涉及行、游、住、食、购、娱等多行业，是民族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受疫情冲击尤为严重［6］。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贵州省旅游总人数由疫情前11.35亿人次减至6.18亿人次，下降45.6%，旅游总收入由12319亿元减至5785亿元，下降53.0%［1］；
2021年旅游总人数6.4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6642亿元，同比增长仅4.2%和14.8%［7］，表明疫情冲击影响依旧突出。这些行业由于疫情的连续冲击，市场持续低迷、经营成本提高、营业收入下降，部分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甚至选择停业注销。部分外贸企业则面对国外需求大幅减少、仓储物流成本增加，对外业务持续大幅萎缩；
部分会展、培训等服务企业因疫情连续冲击业绩大幅下滑，也面临较大的生存困难。调查问卷统计也显示，批发和零售业（49.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46.4%）、住宿和餐饮业（46.4%）、房地产业（40.7%）利润下降的企业占比超四成。其中，住宿、餐饮、零售、旅游、交通运输等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如贵阳市63家重点住宿业企业3月份平均出租率仅15%，商场、超市、餐饮等传统行业客流减少30%左右。
分析表明，以线下经营模式为主的服务业企业在疫情中遭受较大冲击；
线上经营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业企业因为不受地理空间的制约，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从长远看，企业加大对技术方面投入，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融合，将是加速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8］。
（四）纾困帮扶政策精准度有待增强、覆盖面仍有待扩大。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以及市州、区县层面，都积极采取一系列纾困帮扶措施。国家层面包括提高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事项等。省市层面有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存比例下调、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缴费费率下调，对省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新春留岗、增产新增等进行补助或奖励，对符合条件的商贸企业给予水电补贴、民生补贴，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发放奖励扶持资金，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等。
总体上，各级政府都能够较好落实省市各项纾困帮扶政策，帮助企业积极申报有关税费减免、奖励补助；
而且，这些纾困帮扶措施对于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恢复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调研也反映，对减税降费和纾困帮扶政策的宣传还不够，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政策及申报程序不够清楚；
政策兑现时间偏长；
专项贷款、低息贷款及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帮扶政策覆盖面仍然有限。24%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没有享受过纾困帮扶等优惠政策，反馈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不知晓政策或对政策的理解有困难，占比20%；
二是认为政策门槛高、不满足申报标准，占比16%；
三是认为申报后不会获得过多资金帮扶，所以没有申请的占比8%；
四是认为申报审批时间过长的占比7%。
面对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等影响，贵州省服务业加快恢复、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从政府视角，一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高质量经营主体的引进培育力度；
二是精准防控疫情，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防控对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的冲击影响；
三是提升纾困帮扶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打好减税降费、促融资、降成本、拓市场、优环境、强服务等“组合拳”，切实帮助服务业企业度过难关。从企业视角，则要积极应对疫情挑战，适时调整经营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因时因势开展线下线上融合等新模式新业态。
（一）营造风清气正营商环境，加强高质量服务业主体招商引资力度。服务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产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文化和旅游等行业因进入和退出门槛较低，创新创业主体大量涌入，同质化竞争尤为激烈，优胜劣汰加快了市场主体“更迭”速度。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竞争必须充分有效，经营主体必须有活力和竞争力。这就要求有效发挥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作用，加强服务业各行业各领域有实力、有竞争力、高质量的经营主体引进和培育。
为此，各级政府需抓紧研究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核心问题抓牢抓实抓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新型亲清政商关系和风清气正营商环境。特别是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在市场准入、要素保障、项目建设、税费优惠、政务服务、产业配套等方面需综合施策、精准施策，全力打造数字政府、高效政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一网一窗一次”改革，便捷高效地服务市场主体。一方面加大创新创业支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加强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打造创新创业“服务超市”，提供代理记账、中介代办、产销对接、管理咨询、法律、金融商务、商标专利等专业化服务。另一方面要立足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实际，科学、精准、高效招商引资，加大高质量市场主体的招引力度。
（二）科学精准防控疫情，更加精准实施纾困帮扶政策。一方面，新冠病毒与人类共存已成事实，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也是现实。今后一个时期，要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科学精准防控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恢复发展的影响，这是最关键的举措。亦即，坚决防止“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倾向，既要避免“放松防控”可能引起疫情局部反弹对服务业的影响，也要避免“过度防控”、层层加码对人员流动或聚集限制冲击服务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努力打破政务大数据、行业大数据、企业大数据之间的藩篱，加强对大数据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加快用于对行业发展和经济形势的研判预测，同时加强重点服务行业、重点服务企业尤其是限额以上服务企业的监测评估，以此增强宏观调控和纾困帮扶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就服务业纾困帮扶政策措施，要打好减税降费、促融资、降成本、拓市场、优环境、强服务“组合拳”。一是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确保相关企业“应享尽享”［9］。二是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延续并优化已有的促进服务业恢复和发展的普惠性纾困帮扶措施，如延续企业社保降费缓缴、房水电气费用减免缓缴、专项奖补等纾困政策。三是针对旅游、餐饮、零售、交通运输、房地产业等困难行业“一业一策”制定专项纾困扶持措施，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四是加强政策宣传，推进政策申报便利化。发挥政府职能部门、政府门户网站、政务信息平台、新闻媒介、行业组织、产业园区、企业服务机构等作用，创新宣传方式，广泛开展政策宣讲解读、培训辅导，同时应用融媒体、新媒介、短信息等方式将纾困帮扶政策高效精准地推送给市场主体，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优化政策申报流程，简化程序和材料，减少重复性审查，提高申报便利化水平和办结效率，推动政策及时落地生效，更好发挥政策纾困效能。
（三）创新金融支小机制，拓展中小服务企业融资渠道。系统研究破解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根本举措是长久之计。一是创新应用大数据、区块链、金融科技等手段，实现金融综合服务、金融产品和企业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政银税保担企”联动，逐步破解中小微企业“信用缺失”问题，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二是引导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推出针对性强的普惠金融产品［10］，比如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和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给予质押贷款支持等。三是创新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与风险补偿机制，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银行、产业风险基金等分散分担信贷风险、分类分比例补偿，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破解支农支小金融政策“落地难”问题。四是探索“降去补”措施，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上限利率进行约束，通过去担保、去评估减少中间费用支出，补贴保险、担保或利息部分费用，加快破解“贷款贵”问题［11］。五是对金融机构采取税费减降、以奖代补、年度考评指标增设等临时性举措。如，支持金融机构实施中小微企业信贷增量、扩面和降价行动，对其向中小微企业发放小额贷款的利息所得免征增值税、减征所得税，将普惠性金融落到实处。
（四）引导和支持服务业企业节本增效与转型发展。培育发展大数据服务、共享经济、文化创意和社交服务、在线新零售和生活服务等平台企业，壮大服务业平台经济。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文化旅游、商贸等服务企业实行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云直播、云购物、云体验，发展夜经济、宅经济、线上经济等新经济新消费，壮大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加强网络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行为治理，降低平台使用费用和企业经营成本，帮助服务业企业节本增效和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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