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霞，宋德发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旅行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他的旅行脚步不止于美国，还迈入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古巴等。在众多旅行地中，海明威钟情于非洲这片原始大陆。少年和青年时期，对非洲的向往成为海明威少年英雄梦想的寄托和青年身心创伤的慰藉；
中年时期，在格斯叔叔的赞助下，他选择到非洲旅行，寻找创作的灵感，汲取精神的力量；
晚年时期，在接受了《展望》杂志的约稿后，海明威开启了第二次非洲之旅。非洲不仅见证了海明威的生命历程，还成为他笔端的文字，并与巴黎、西班牙、意大利一起，构筑成其笔下色彩斑斑斓的异国形象群。
少年和青年时期，海明威对非洲的向往散见于其书信集和部分文学作品中，此阶段他塑造了具有同质性的“伟大边疆”与“好地方”形象。在初次旅行非洲的艺术结晶（《非洲的青山》《一个非洲故事》《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海明威关注自然风光，见证了非洲的生机与活力，塑造出伊甸园般“苍翠美丽的土地”形象，不过，受美国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又沦为“西方人的王国”。在二次赴非的文学成果（《曙光示真》《乞力马扎罗山下》）中，他不仅将关注焦点转向非洲文明，而且试图融入非洲，建构真实的“非洲人的非洲”形象，但欧洲经济与现代消费文化对非洲原始文化的冲击与入侵，使海明威希冀建构的新非洲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形象呈现出显著的多变性与矛盾性，但文学评论者对此现象的关照存有不足，论者多从叙事艺术、死亡意识、生态主义等角度对海明威的单部非洲题材作品进行探析与阐释，鲜少将海明威的非洲经历与创作相结合，将其非洲题材系列小说作为整体来研究其笔下的非洲形象。而对此问题的探究，不仅可以解答“海明威笔下的非洲，是作为美国社会的集体想象物，用于映衬、确证西方的‘沉默他者’而存在，还是以保有文明特质的‘独立自我’而出现？”这类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个体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形象塑造与文化间的深层关系，为当今世界异质文明间的互融互通互鉴提供启示。
在赴非旅行之前，海明威与非洲的联结纽带仅仅是他单方面的向往之情。1915 年，16 岁的海明威首次表达了对非洲旅行的渴望：“我渴望去三个最后的伟大边疆——非洲、南美中部或其周边国家和哈德逊海湾，去从事拓荒或者探险的工作。”[1]在少年海明威的心中，素未谋面的非洲一改在殖民文学中、美国民众心目中被标签化了的“落后”“愚昧”形象，成为令人向往的“伟大边疆”。一个16 岁少年，为何选择从事拓荒或者探险的工作，非洲为何会成为他向往的地方？非洲形象在少年海明威心中的转变，究竟由于什么原因？这都留下了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海明威于1899 年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富庶的橡树园小镇。小镇人们对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非常尊重，以自由、自立、冒险为核心的西部边疆精神尤为他们敬仰。西部边疆精神是美国人在西部拓荒过程中形成的进取精神，而它“实际上又成为了美国民族精神”[2]。海明威自幼便受到了西部边疆精神的浸染，而父亲对他的野外训练，如捕鱼、狩猎等，则直接唤起了他对刺激性冒险工作的喜爱，对边疆拓荒、探险的好奇。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创造的“伟大白人猎手神话”促使少年海明威将非洲视为“伟大的边疆”、向往的远方。非洲作为欧洲的近邻，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他者”，其神秘色彩吸引着很多西方人前来探险。1909 年，罗斯福受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委派，前去非洲大陆为国家博物馆采取动物标本，这一事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当时美国人的认知中，非洲是一片神秘莫测、险象环生的荒野，罗斯福前往此地狩猎必定危险重重。当罗斯福结束了长达一年的狩猎活动，携带大约300 件动物标本满载而归时，他不仅创造了英雄神话，还向美国青年传递出一个信号：非洲狩猎象征着男子气概的彰显和对荣誉的追求，而这些正随着美国边疆的消逝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日渐失落。毋庸置疑，少年海明威将非洲大陆视为“伟大的边疆”，并种下前往此地拓荒、探险的英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罗斯福此次非洲狩猎的影响。
在“美国梦”已然退去的年代，海明威这一少年英雄梦想，应该是对“美国梦”的传承与致敬，是“美国梦”在现代社会留下的清晰印记。美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美国人追寻梦想的历史，“美国梦”贯穿于整个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中，它鼓励人们为生存、梦想、荣誉去冒险。备受海明威推崇的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塑造的美国少年哈克，是典型的“美国梦”践行者。为了追寻自由与梦想，哈克勇敢地踏上了密西西比河冒险之旅。哈克就是少年海明威的一面镜子，他期盼像哈克一样追寻自己的梦想，并将非洲视为实现梦想的理想场所。
随着时间的流逝，海明威对非洲的向往之情有增无减，这“得益”于变迁的社会与动荡的时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一代青年的幻想和美梦”[3]，包括青年海明威的幻想和美梦。受威尔逊爱国主义宣传的鼓动，海明威与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奔赴一战战场，并在信中骄傲地告诉妹妹：“这身军服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了”[4]。但当亲眼目睹战争对生命的肆意践踏、人类在战火面前的渺小时，海明威才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荒诞。尤其是当他认清楚自己愿意为之洒热血、抛头颅的战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时，先前所有的荣誉感都被失落感所取代。当海明威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拖着身心的创伤重返社会时，伴随他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与迷惘，这是战争对他那一代青年的“最好馈赠”。与美国作为一战少有的获胜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收益颇丰不同，美国民众得到的仅仅是“精神荒原”。
这一时期，痛苦、迷惘的海明威，沉浸在有关非洲题材的英语狩猎文学作品中，靠汲取异质文化来疗救创伤。在劳斯·马丁整理的有关海明威的藏书目录中，涉及英语狩猎文学的书目有英国作家的《一个猎人的非洲猎记》《英属东非的狩猎游戏》《在非洲猎象》等，以及美国作家的《非洲狩猎行》《在最明亮的非洲》等。在这些作品的感染下，海明威对非洲的向往之情更加浓烈。在1925 年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中，他表露了想去英属东非打猎的心迹：“你想没想过到英属东非去打猎？”[5]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再次加剧了海明威对非洲的向往之情。大萧条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困扰，在写给盖伊·希科克的信中，他激愤地写道：“这次的经济萧条简直就是地狱。”[6]246在“上帝死了”的年代与精神危机的时刻，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象征自然本真状态的边疆荒原就具有了拯救功能。在美国文学传统中，从马克·吐温塑造的密西西比河形象到麦尔维尔建构的南海形象，再到杰克·伦敦打造的淘金地形象，都是主人公以边疆荒原为依托寻找到的上帝的替代物，其与表现“追寻”的作品主题密切相关。在海明威心中，非洲没有血腥的战争，没有物质化的消费文明，是一片净土。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见证了美国社会的信仰失落和精神荒芜后，他对非洲的向往更加迫切。在1933 年写给珍妮特·弗兰纳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了对非洲的向往：“我想回非洲去看动物和听它们在夜晚发出的声音，拥有一个回来的好地方。”[6]266这正契合了他信奉的人生信条：“我们没有必要活在过去，我们使用它们。”[6]248他将非洲视为“一个好地方”，希冀在那里实现对西部边疆精神的追寻，用美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来治愈新时期对人格完整性带来的伤害。
显然，在对非洲的向往阶段，海明威塑造的非洲形象具有同质性。无论是作为少年英雄梦想之地的“伟大边疆”，还是作为青年向往之所的“一个好地方”，都是海明威基于“自我”的需求幻想出来的乌托邦化的“他者”。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33 年，在格斯叔叔的赞助下，海明威如愿以偿地开启了初次非洲旅行，他带着向往非洲时形成的“前见”式认识，去探索这个未被西方文明同化的“他者”，去寻找创作灵感，以逃避和消除战争及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焦虑。
初见非洲，海明威目之所及皆是辽阔的原野、苍翠茂密的森林、蜿蜒不绝的群山，他不禁盛赞非洲是“一片苍翠美丽的土地”。显然，“前见”式的理想期待与真实见到的景象，皆突出了非洲的自然属性，表明海明威对原始自然风光的热爱与神往。在这片土地上，飞禽走兽的身影随处可见。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动物们自由驰骋、翻山涉水、寻食捕猎的震撼场景，飞鸟翔集、千鸣百啭的热闹景象，共同赋予了这片土地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与20 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非洲故事》中，令人钦佩的大公象，冒着被猎杀的生命危险，坚持纪念不幸遇难的伙伴，被猎手射伤时，仍奋起反击，展现出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映衬出战后美国民众的羸弱不堪。非洲所拥有的正是美国工业社会所缺失的。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非洲在渴望回归自然与人类本真状态的海明威心中，被赋予了拯救功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白人作家哈里，在非洲大陆得到了精神救赎，从异化堕落走向了新生；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白人男子麦康伯，在非洲重获男子气概，撕掉了胆小懦弱的标签。
而哈里的被救赎其实就是海明威自己的被拯救，海明威曾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是他“最真实的自我描写”。作为一名作家，哈里为金钱所惑，出卖自己的爱情和写作才华，他“所以上这儿来，为的是要重新开始……这样他或许就能把心灵中的脂肪去掉”[7]168。而在1936 年创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时，海明威自身也正面临腐化堕落的危机。一方面，自《永别了，武器》之后，他的创作陷入瓶颈期，接连几部作品都口碑欠佳；
另一方面，他依靠妻子波琳的财富过着奢侈、安逸的生活，逐渐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这样看来，哈里就是海明威的缩影：哈里非洲之行的目的，就是海明威的个人意图；
哈里在非洲大陆的重生，就是海明威对自我理想人格的重塑。哈里坚信西方消费文化是导致其异化的根源所在，而“非洲是在他一生最佳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7]68；
海明威也认为，迅猛发展的现代文明是造成精神危机的“元凶”，并宣称：
我热爱这个地区，在这里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如果一个人对他出生地以外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如在家里的感觉，那这就是他该去的地方了[8]232。
可见，海明威借以重塑自我而书写的异国他乡，实际上一处能唤醒他“在家的感觉”的场所。“家”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安全感和归属感，与普通的生存空间相比，它被赋以特殊意义：不单给人提供居住生活的地方，还是人们精神的栖息地。显然，在海明威的笔下，非洲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在现代社会中逝去了的前工业社会自然和谐生活的隐喻而出现的，是理想家园的化身，具有弥补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缺陷、缝合身心创伤的功能。
在这一理想家园的启示下，海明威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破坏性和入侵性：“土著人民原本在这里与一切和谐共生。但外来者大肆破坏，砍下树木，抽干河水……我们是入侵者，我们在死前也许已把它毁掉。”[8]233此时，其个体思想意识有悖于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国的集体意识处于分离、矛盾的状态。
海明威宣称自己热爱这个地区，并发誓要将它打造成理想家园，但同时他也表明：“我一生热爱乡土；
乡土永远比人民好，我一次只能关心极少数的人。”[9]他之所以将非洲与生活在它上面的土著人民分离开来，主要是为了实现自我意识中追寻理想家园的目的。只是，他这种按照自我需求将现实的非洲与自己构想的非洲割裂开来，并一味地强调非洲的自然属性而有意忽视非洲的人文景观的行为，已经剥夺了非洲的个体独立性。这不仅让非洲沦为一个被审视、被利用的“他者”，还使他建构理想家园的美好希冀化为乌有。
海明威并没有注意到，他在注视、利用“他者”的同时，也将“自我”的形象展露无疑。如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0]因此，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又直接成为彰显西方白人个体欲望的载体。
在欧洲被同胞抛弃的西方白人康迪斯基，在非洲却享受到了国王般的待遇，他一再向海明威夸耀，“事实上我是这里的国王。……早上醒来，我伸出一只脚，那个土著小伙子就替我穿上袜子。穿好后我把另一只脚伸出去，他又给我穿上另一只”[8]29。非洲作为“西方人的王国”，是典型的西方话语模式的产物。当我们注视“他者”时，不自觉地会以原有的思维模式、文化观念看待“他者”。在西方的话语模式中，“黑”与“白”不仅只是肤色差异，还暗含着经济、能力、智力等方面的不同，而这正是地位与权力等级划分的标准和依据。西方白人凭借自己的肤色，享有与生俱来的种族优越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明威对非洲的接受屏障，使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用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对非洲进行解读和书写，造成所谓的“文化误读”。
面对具有优越感的西方白人，非洲“天然”地被剥夺了话语权，沦为没有自己声音的“沉默他者”。斯皮瓦克认为：“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11]59这准确地揭示出非洲在海明威笔下沉默无言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非洲由于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只是海明威借“他者”来考查西方文明实质的一个工具，所以不需要说话，处于“无言状态”。在《非洲的青山》中，非洲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西方白人的优雅与高贵、西方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而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非洲凸显出的是西方文明的裂痕与缺陷。二者虽然显示出海明威在对待“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洲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凸显西方。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的集体想象物，非洲位于从属地位，不配说话，处于“失语状态”。虽然海明威没有明确说明种族与文化的等级是存在的，但是，土著黑人在西方白人面前的“失语”是显而易见的。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黑人奴仆存在的价值只体现在为哈里夫妇提供服务，他们的语言只有“是，老板”。他们尴尬的处境，根源于海明威深层意识中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观念，它使非洲“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缩减为空洞的能指而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和盲点之中”[12]。
在非洲沦为“沉默他者”时，其组成部分——动物，则成了美国白人放纵自我欲望、征服自然、彰显男子气概的主要对象。在《非洲的青山》中，海明威描绘了许多刺激的狩猎场景，其不仅彰显了男子气概，满足了自己的征服欲，还迎合了美国民众的阅读趣味。正如英国学者伯吉斯所言：“在前往非洲狩猎之前，海明威已经发展出一套男子汉哲学，需要在行动中验证。但是，由于美国的边疆早已封闭，在斗牛场上海明威也只能是一名观众，因此非洲狩猎就成为海明威实践这种男子汉准则的最佳选择。”[13]在一定意义上，非洲狩猎揭开了西方文明堕落羸弱的丑陋面目，复活了西方白人失落已久的生机。只是，这种为满足自我欲望而肆意践踏动物生命的行为，既有悖于生命伦理，又给非洲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预估的破坏，一定程度上还加强了殖民主义的合法性。
显然，个体意识的有意选择和潜在的美国集体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致使海明威的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相偏离，造成其塑造的非洲形象呈现出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矛盾面貌：非洲在显性描写中是具有拯救功能的、伊甸园般的“苍翠美丽的土地”，但在隐性描写中，却是带有殖民化色彩的“西方人的王国”。
海明威对首次非洲之旅无限怀恋，他在1935年致卡希金的信中回忆到：“我们去非洲，在那里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6]312之后，他又表达了希冀再次去非洲的意愿：“非洲和大海，是我见过的两个最讨人喜欢的妓女。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钱，并且不用还债，我觉得玛丽和我应该去非洲。”[6]357终于，1953年，在接受了《展望》杂志的约稿后，海明威实现了盼望已久的第二次赴非旅行，并收获了作品《非洲日记》。1998 年，《非洲日记》经其儿子帕特里克的删改与整理，以《曙光示真》为题正式出版；
2005 年，完整版《乞力马扎罗山下》刊发。
首次非洲旅行，海明威只是一名普通的白人旅客，但此次，其身份发生了改变：他既是肩负创作任务的白人作家，又是非洲猎物部的猎区管理员。第二种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纽带，加深了海明威与非洲的联结，促使他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成为一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主义者。受20 世纪50 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非殖民化进程”大潮的影响，海明威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种族观念，形成了种族融合思想；
并且，多次穿梭于巴黎、西班牙、意大利等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的经历，也让他逐渐拥有了尊重异质文化的能力。
自我身份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促使他抛弃此前白人旅客的“猎奇”视角，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感知、书写非洲文明，更可贵的是他“试图”通过融入自然、融入土著等方式，建立一个“新的非洲”——“非洲人的非洲”[14]340。
他对首次非洲狩猎作了深刻反思：“我第一次来非洲时，……为的只是猎到更多可以当纪念品的猎物。……猎取野兽作纪念品的时光在我的生命中早已成为过去了。”[14]110这与20 年前为了满足自我欲望而残忍猎杀的行为截然不同。当猎杀了对玛丽具有独特意义的狮子时，他“在狮子旁边躺下，请求它原谅……用食指在狮子前方的尘土里画了一条鱼，然后又用手掌擦去”[14]197。这颇具部落风俗的举动，表明他摒弃了原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战利品狩猎原则，以平等的态度尊重生命、对待自然。他还明确表示要抛弃白人身份，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土著”：不仅从外在形象上模仿非洲土著，用染色粉将自己的衬衫和狩猎背心染成马赛人的颜色，发型换成与非洲人相同的样式，效仿坎巴人用长矛狩猎等，还注重培养与非洲土著之间的内在情感，摒弃以往的傲慢态度，与非洲狩猎伙伴像兄弟般共饮酒、同吃肉，跟他们一起守卫非洲，驱逐破坏庄稼的野兽。“融入他者”的行为，不仅说明海明威希冀通过抛弃自己的白人身份，在土著文化中重塑理想人格，还流露出他对非洲自身价值的认同。但这遭到了妻子玛丽的反对，因为，“土著化”是他者建构中最忌讳的西方人“他者化”转向，它颠覆了欧洲的种族主义观念，打破了严格的种族主义界限，破除了“黑”与“白”、“主”与“仆”之间的等级划分。
长期以来，非洲以无可比拟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明吸引着西方的目光，而西方世界在意的却是如何对其进行剥削和掠夺。非洲土著被贴上野蛮人的标签，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文明的缺陷早已暴露，它无法遮掩这一“异”质文明的光芒，而非洲之前被遮蔽的“声音”在海明威此次非洲书写中被释放了出来。
对于非洲人来说，舞蹈和音乐是他们传递自己“声音”的重要方式，载歌载舞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也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海明威作品中的狮子舞和恩戈麦鼓会十分引人注目。当土著人民用充满民族特色和仪式感的狮子舞庆祝玛丽猎获一头狮子时：
他们从帐篷后冲出来，高唱着狮子歌跳起舞来，他们弯着腰，舞姿粗犷。……他们将她抬起来，先是绕着篝火舞了一番，接着将她抬到营房那里绕着躺在地上的狮子转了一圈……[14]198
海明威不禁由衷地赞叹，“这是场狂野精彩的狮子舞”[14]198。而用于迎接宾客、庆祝胜利的恩戈麦鼓会同样精彩绝伦：
他们穿着短裤跳舞，所有人脑袋上都插着四根鸵鸟毛，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两根是白色的，两根染成了粉红色……他们戴着脚铃，……优美的舞姿中透出从容和训练有素。鼓有三只，一些人在铁皮罐子或是空气油桶上击打……[14]224-225
热闹非凡的舞会和鼓会，充满了野性的魅力，映衬出西方文明的堕落与虚伪，表明“西方文化并非衡量其他文化的唯一价值尺度，西方语言也绝非是表达情感、说理的唯一工具”[15]。有趣的还有非洲男子印刻“伤疤”的习俗，它象征美与雄武，“一则可以使自己博得姑娘们的欢心，再则使自己在战场上争得头角峥嵘”[16]。土著男子穆秀卡，为了讨好女孩子就在脸上留下了新的比较漂亮的“伤疤”。
从认为“乡土永远比人民好”到主动融入非洲、关注非洲的风土人情，表明海明威试图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平等态度对待异质文化。这不但有益于建构立体、多元的非洲形象，还有助于为被标签化、污名化的非洲文明“正名”。
在吸取非洲文化质素的基础上，海明威还“创立”了一种理想的“宗教王国”。它被冠以极具戏谑色彩和反崇高意味的名字——“圣战肉食者与饮啤酒者快乐猎场和山地宗教”，其终极目标是“实现非洲人的非洲”：“没有白人能踏足这片快乐的狩猎场，没有代理领事、传教士或者移民的骚扰。气候有益健康，没有人会生病”[17]。在这里，人人平等，被殖民的非洲土著可以重获自由，幸福地生活。这无异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中西方两位智者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见，海明威醉翁之意不在“创立”“宗教王国”，而在宣扬一种新的观念和准则，实现“自我”与“他者”的融合。
只是海明威建构的“非洲人的非洲”，在本质上并没有实现与西方世界的平等。他在思想上有意识地超越狭隘的种族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无意识地依赖于自身的经济地位，一度背离了新的种族融合思想，使其建构的“非洲人的非洲”形象在经济话语权的影响下和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下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战”结束以后，旧有的政治殖民逐渐瓦解，但新的殖民形式——经济殖民却在美国主导下出现了。“在1945 年到1967 年间，美国每一年都对第三世界进行过干涉。……这种干涉含有‘一个强大帝国的贪欲……一种使命感、历史的必要性和传道般的热情’的一切因素。”[18]408此间，美国自诩为“慈善家”，对“第三世界”施以“善的‘高贵的拯救’”[19]100。
在非洲，海明威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和拥有充足的医药品，成为身染疾病的非洲土著的“救命稻草”，为他们提供“专业”治疗。这种显性描写是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宣扬与践行，是海明威进行的“善的‘高贵拯救’”；
但在隐性层面，其人道主义思想却大打折扣。当身患梅毒的男孩儿很自豪能够打上一针；
当他“慷慨”地为非洲情人戴巴和寡妇买裙子时，她们“都垂下双眼，满脸的得意换成了崇敬的表情。她们的双颊容光焕发，仿佛我刚刚发明了电，让灯火照遍了全非洲”[14]348。这里，海明威那种救世主的心态与优越感表露无疑，证明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不可能面对帝国的政治挑战”[18]296-297。其“善行义举”与当时美国殖民扩张采取的“援助-发展”政策异形同质，本质上都是“运用刺激措施来代替西欧压抑、收缩的老办法”[20]，实现对贫穷非洲的经济殖民。
在被殖民的过程中，“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遭受着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11]58。戴巴作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典型代表，在与海明威的跨种族爱情中，她不过是海明威借以融入非洲的手段，在爱情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戴巴每次都站在很远的一棵树下，望着海明威的营地默默地等待他的发现。“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之下。”[11]57这是戴巴卑微处境的真实写照，带有明显的殖民化印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落后的非洲与发达的欧洲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致使得非洲人在心理上有意无意地接受欧洲文明，在行为上刻意模仿欧洲文明。为了逃避被遗弃的命运，戴巴主动舍弃“自我”，模仿西方“他者”。她以海明威送给自己的周刊上的照片为参照物，严格约束和设计自己的言行，期待以此获得海明威的认可；
但她拙劣的模仿和自觉的西化，却让“自我”丧失了主体性，陷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显然，无论是作为被拯救者，还是作为缺乏独立性的依附者，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强势入侵，欠发达的非洲根本无力“自保”。它逐渐丧失了原始的自然风貌，异化为消费性的大陆，欧洲工业文明的复制品——城市——在非洲应运而生。城市完备的设施，与非洲原野的贫瘠荒芜形成了对比；
这是一种无声却有力的说服手段，体现了欧洲殖民者的实力与威严。因为，“事实上，任何一种显示出文化差异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19]6。青年一代的被物化和在民族心理上的自轻自贱，成为了对土著部族的最大打击。公告员为了金钱选择自我奴化，充当“狗腿子”，公开表示对宗主国的臣服，称自己“真正热爱并信仰的是白人绅士”[14]33。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殖民是非洲的不幸，但主动抛弃传统、臣服于西方文明则是非洲土著的不争。
经济地位的悬殊带来的新的等级区隔，意味着海明威重新认识非洲的愿望彻底落空，其塑造的“非洲人的非洲”最终沦为个体的乌托邦化想象。他试图在思想层面上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的桎梏，实现种族融合，建立“非洲人的非洲”；
但在实际的言行中，却又无意识地沉醉于优越的经济地位，让新的非洲蒙上了一层“阴影”，造成矛盾的非洲形象。这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海明威笔下，福柯提出的“空间-知识-权力”[21]模式演变成了“非洲大陆-欧洲经济文明-帝国权力”的模式，在“大量隐性的文化偏见背后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介入与渗透”[22]。
海明威对非洲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目睹了非洲的辽阔与野性之美，见证了非洲文明的独特与丰富。虽然受潜在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使其对非洲的感情沦为肤浅的表演，但不可否认，他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白人中心主义的藩篱，试图通过吸纳非洲的异质文明，实现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个体人格的重塑。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反思和批判，打破了西方人的固有认知，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他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的关怀，体现了一名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