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威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宋代钱荒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唐中叶以降，钱荒问题一直存在，两宋期间尤甚，直到明中叶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后，这个顽疾才基本上得到治愈。经历了中唐、五代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国家经济千疮百孔。北宋开国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紊乱的货币体系。宋政府尝试了各种财政或货币流通的手段，想稳定经济局面，但收效甚微。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北宋建国以后，不断增加货币的铸造量，但是货币短缺的怪象依然存在，严重危害北宋政府的统治。本文拟从货币流通和信用体系运转的角度探讨北宋钱荒问题，祈请方家指正。
（一）“铸币不足说”
论及宋代钱荒现象的成因，多位学者均持“铸币不足说”［1－5］，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持这种说法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货币流通次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带来的影响。据袁一堂先生研究，从北宋开国到宋太宗至道年间，每年的铸币量均不超过十万，与唐大历以降的铸币规模相当［6］。此后，北宋的铸币额不断增长，宋神宗熙宁末年（1077）达到370万贯，元丰三年（1080）则达到506万贯，这是两宋历年铸币量的顶峰［7］（P602）。北宋政府解决“钱荒”问题的思路非常简洁也非常实用：既然“钱荒”，那么就增加铸币量。增加铸币量，并将增加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上，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局部、区域、部分产业领域的“钱荒”现象。可是，为什么人们依然感觉到市场上铜钱的匮乏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市场上缺乏的究竟是铜钱的数量（或者称质量），还是铜钱的流通量？
货币学理论认为，铜币实际上是一种商品货币。北宋流通的铜币与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过的商品货币一样，都同时满足金属与有形货币这两个条件。铜这一金属本身便是一种商品，可以用来交换，本来就具有客观价值。所以对北宋政府来说，如何平衡和界定铜这一金属本身的价值与铜币的币面价值，才是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关键问题。袁一堂先生明确指出，北宋面临的钱荒，不是货币供应量不足的钱荒，而是高铸币量条件下的钱荒［8］。北宋市场上蕴藏着相当大数量和价值的铜金属，在这种情况下，支付领域依旧表现出货币匮乏，原因只能是铜币的流通不够充分。
关于这一点，宋人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比如张方平认为：“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辨。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9］（P6594）王安石变法时开了钱禁与铜禁，大量铜币流出。民间销毁铜币私铸铜器的行为，导致货币的实际流通量严重不足。沈括在谈及钱荒时也说：“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则钱之在者几何其不为器也？……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日轻。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
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10］（P6929）关于铜币流通不足的原因，除了张方平提到的铜币外流、私销之外，还有沈括提到的铜币贮藏和金银等贵金属退出流通领域等。宋代大户的存钱规模一般来说都不小，就是说，市场上的铜钱积蓄于少数人的手中；
而金银仅作器物之用，其流通手段的职能弱化。这两种情况导致市场上剩余的还流通着的铜币，其压力加大。
葛金芳先生经分析得出结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11］。这也是本文坚持的观点。此外，葛金芳先生认为，高聪明、汪圣铎先生对北宋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也是合理的［11］。这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诸如北宋都城开封和一些战略国防区域几乎没有钱荒现象［11］。这些地方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每年都会有大量货币投入市场，表面上看是提高了货币的数量，而实际上是强制性地增加了货币的流通数量。刘森先生通过北宋的商税收入来考察当时的商品贸易活动。若以五百万贯为年平均商税收入额，那么商品的交易额至少为五千万贯，货币流通量应该在五百万贯以上。按照货币流通公式，可以算出平均货币流通次数为5000/500＝10（次）。这个估算的数据具体从何而来已无从考证［12］，但可以看出，刘森先生已经认识到货币的流通次数和速度这些数据对北宋钱荒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至此，研究北宋钱荒问题的一个前提水落石出——北宋钱荒的实质是货币流通的不充分，而非过去认为的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货币数量的不足。
（二）“钱重物轻说”或“币轻物重说”
钱荒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是东南区域。苏辙指出：“然方是时，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13］（P9165）苏辙将钱荒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推行时官方收取现钱的行为，认为民间流通的现钱在官库积蓄，导致东南地方市场上钱币数量的严重不足，导致“钱重物轻”。但是，物真的轻了吗？这里面有一个钱币购买力的问题。
钱重物轻的本质是商品供大于求。不难理解，当大量商品停留在市场上难以流动的时候，钱币的购买力就提高了，这时的市场属于买方市场。关于宋代钱荒问题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知泰州田锡的上书里：“臣又以江南、两浙，自去年至今，民饿者十八九……臣问彼处米价，每升六十五文足，彼中难得钱。”［14］（P1003）他认为，米价与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数量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这才会导致钱不够用。他的记述过于简单，无法深究。若当时钱荒的本质当真是钱重物轻，那么钱的购买力应该提升，相对的，粮食价格应该下降。但事实不是这样。开宝三年（970），每斗米 20 文［15］（P4380），这是整个北宋阶段少见的低价，它由特殊情况引起，没有参考价值。大中祥符六年（1013），两浙米价为每斗60文；
庆历三年（1043），“江浙之米”每斗60文至77文足；
熙宁五年（1072），在越州，可用400文买到5斗米，即每斗80文；
元祐五年（1090），杭州米价在每斗60文、95文和75文之间波动。整个北宋期间，两浙的米价都在每斗100文以下，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米价有提高的趋势［16］（P113－114）。不难发现，咸平年间，泰州每斗65文的米价至少在整个北宋时期处于一个平均水平，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相比，还略高。这样一来，“钱重物轻”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不说“钱重物贵”，至少是“钱重物正常”。由此看来，宋代钱荒问题的产生另有原因，不是“由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供求关系引起”这么简单。
持同样说法的还有李觏：“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
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滞。”［17］（P145）他认为，钱与物二者就是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才是市场上供求的常态。对此，苏辙有别的说法：“陕西岁铸钱，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为货，非换盐钞，则负铜钱以出，故铜钱日少，铁钱日多。”［18］（P49）他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即“币轻物重”同样能够引起钱荒。虽然李觏与苏辙的看法正好相反，但二者都是针对市场流通当中缺乏货币的现象来说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二者提出他们的看法时，市场的货币本位是什么。
宋代实行铜本位制，官方通行的货币是铜币。只有少数地区由于特殊情况流行别的钱币，比如陕西以及川峡通行铁币。不难看出，李觏正是站在铜本位的立场上，认为“钱重物轻”引发钱荒；
苏辙着眼于宋代特殊的货币流通区域——陕西，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而陕西实行的是铜铁钱并行的币制。显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北宋钱荒现象的成因有其内在的流通和币制方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将钱的购买力与商品的实际价格生硬地划分成两个阵营，对立起来看。
一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金属的有形商品，二是以国家法律规定、官方认可的原本无法作为货币的物品。对北宋市场而言，铜币铁币属于前者，而在特殊区域流通的交子盐钞等钱币属于后者。那么在实行铜本位制的北宋，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多种形式的货币？这是研究北宋钱荒现象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铜币价值的松动
北宋开国以后便面临着唐代遗留下的钱荒问题，所以铸币额不断增加，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为了改变五代遗留下的紊乱的币制，宋廷坚定地实行铜本位制，在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钱禁、铜禁等原则，严禁私人铸币、严禁铜钱外流。在建国初期，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铜币的正常流通。但时间一长，铜本位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最明显的结果就是私销成风。宋代严禁私自销毁铜钱，但是宋真宗时，社会上熔钱为器的问题开始变得突出，尤其是寺庙中的僧侣，其私自铸钟的情况不少见［19］（P176）。宋仁宗时期，朝廷颁布条令：“禁毁钱铸钟。”［20］（P178）这一政策得到贯彻，并一直延续下来。“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21］（P4380）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盗铸之事已不罕见。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政府为了扩大金属来源渠道而开了铜禁，这又助长了私销盗铸之风。李觏、张方平、沈括等人都将盗铸视为钱荒的成因之一，事实也是如此。“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9］（P6594）“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10］（P6928）“而又至于销毁法钱，盖缘钱者和炼之已精，其工费尤简，变而成器，又有数倍之利。”［22］（P112）史料中对铜器获利的记载很多，至于其具体的利润率，“五倍”“十倍”“数倍”等数字都有，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润巨大。“工费尤简”说明，私铸铜器这种违法获利行为的门槛较低。
汪圣铎先生在 《两宋货币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认为，铜器丰厚利润的来源是铸造时所包含的艺术性与工业性。但是，铜钱的制造也需要相当质量的工匠们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困难性与复杂性并不比一般铜器差。那么，二者的利润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呢？汪圣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铜钱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低于其实际价格［19］（P219）。前述刘挚的记载中有“工费尤简”一句，说明当时铜的冶炼与铸造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与工业性。那么，铜器与铜币的价值差别如此之大更加令人想不通，只能说明铜金属本身的价值和币面价值没有保持平衡，宋廷没能使二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政府基于构建整个国家货币体系的需要，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固定铜币的质量与数量。但现实的问题是，铜是一种金属，故铜币的日常磨损和消耗是不可避免的。沈括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上尝问：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对曰：‘……又水火沦败、刓缺者莫知其几何。此不可救者二也。’”［10］（P6928）沈括认为，铜钱的自然损耗不可避免，是“不可救者”，人们必须面对，他把铜钱的自然损耗当做钱荒的原因。其实，现在来看，这一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磨损后的铜币，其价值应该随着铜的重量质量的下降，按比例减少，否则就会造成铜币本身的价值逐渐小于币面价值的结果，“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就会出现。当时，盗铸成风。“初，上封者言二州接壤，而置场市铜，复行新钱，民间缘此盗铸者多，故禁之。”［23］（P2562）虽然官方不乏禁令，但其行动力还没有强大到回收市面上流通的磨损铜币的程度，因此盗铸行为屡禁不止。况且，哪些情况属于磨损，磨损到多大程度才能回收废弃？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确认和解答，所以磨损铜币的价值问题在北宋难以解决。
不足值的铜币回收难度较大，于是宋廷想到了民间流通的铜器。北宋共有三次大规模的铜器收缴行动［19］（P139－140）。第三次是在宋徽宗年间，当时抑佛扬道，收缴的多为佛寺的铜钟、铜像等。除了这一次，前两次都与铜禁有关。第一次是在宋太宗时期。“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尙多，复申干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21］（P4378）这次收铜规模较小，未见后续记载。第二次发生在宋哲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带来了铜禁大开，其影响日深。“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累朝所行，令勅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9］（P6593）朝廷的当务之急是限制民间铜器的无序流通，于是诏令：“铜、锡、鍮石，依旧禁榷，有犯并私造作及与人造作器用，罪、赏依嘉佑编敕法。除诸军官员器用、鞍辔及寺观士庶之家古器，佛道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等许存留外，余铜器限一百日赴官送纳，每觔支钱二百文。限满不纳，杖一百，物没官。”［24］（P9103）这次收缴规模大了很多，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明文规定，重新强调了开国以来实行的铜禁政策。
无论是盗铸铜像，还是不足值的铜币在市场上大规模流通，都说明单一的铜本位货币流通制度已经难以保证北宋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也能用来回答汪圣铎先生在其《两宋货币史》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宋朝，为什么铜钱到了海外，其购买力远远高于境内呢？［19］（P219－220）先生最后给出的结论是：铜钱在宋朝境内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自身价值。这是正确的。因为宋政府以官方权力强制规定了铜钱的质量、发行数量和规模，币面价值被禁锢在一个固定的比例当中，但是对海外市场而言，宋廷的规定并不适用。宋朝的铜钱到了海外，之所以购买力会提高，是因为对当地市场来说，宋朝的一枚铜钱就相当于一块铜金属。表面上看，铜钱在行使流通手段这一职能，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铜金属的内在价值。这样看来，一个国家的铜币在流往海外之后，影响其购买力的唯一因素就是铜金属的含量和质量。这并不是赵宋一朝的特殊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铜币的购买力之所以逐渐显露出危机，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铜本身高昂的价值。由此可见，无论是销币为器还是使用劣币，都是民间根据金属本身价值与币面价值不平衡这一现实情况进行的投机行为。当投机成风时，铜币在市场上就难以继续履行其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其流通更像铜金属的供应。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同等重量的两块金属铜，铜更高的内在价值使其中一块实际上成为劣币，它自然会驱逐由官方规定了币面价值、购买力较低的官方发行的铜币，也就会造成铜币的流通不足。
（二）铁币等特殊货币的出现
铁币与铜币一样，也是有形金属制品，属于商品货币。宋代只有铜禁没有铁禁，这说明社会上还没有大规模使用铁币。宋仁宗时期爆发了宋夏战争，边防财政紧张，货币需求激增，宋廷这才允许在陕西路使用铁币，以满足财政需求。从本质上来说，铁币应该属于辅币，对它的使用其实是为了弥补现行铜本位货币体系的缺陷。“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25］（P3071）其建议被采纳，陕西开始铸造并流通铁钱。该政策一直延续下来。“陕西沿边专行铁钱。”［26］（P576）陕西因此成为特殊货币区。
铁钱铸造方法与铜钱类似。“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27］（P16）可以看出，铸造流程也是被政府严格把控的。熙宁十年（1077）以前，铁钱的铸造与铜钱类似，要严格按照宋廷颁行的标准执行。熙宁十年后，则大多以省样钱为标准式样。铁钱铸造相对来说成本较低，工艺也较为简单，关于铁钱内各种金属成分的占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衡量铁钱价值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它的重量［28］（P403）。
若两种货币同时流通在一个区域内，在两者之间就会生成一个兑换比例。对铜币铁币这样的金属钱币来说，决定其兑换比例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它们内在的金属价值。理论上来说，一种金属钱币的购买力必须严格按照该金属的价值来判断。只有结合市场物价，才能够确定两种货币各自的供应量。关于铜铁钱之间的汇兑比例，多位先生均有过完整的统计。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不是固定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它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北宋初期，四川极度缺铜，铜铁钱的交换比例能够达到1∶14。其余时候，1∶10、1∶1.2、1∶5、1∶6 等都有，交换比例比较混乱［28］（P406）。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宋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干预了铜铁币之间的兑换。如时任陕西都转运使曹颖叔曾言：“铁钱轻而货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榷铁乎？请罢铸诸郡铁钱，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29］（P10071）曹颖叔认识到“铁钱轻而货重”，认为铁钱的过多流通使得其购买力下降，于是建议人为调整铜铁币之间的比例，“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宋人这样的记载不在少数。对铜铁币之间兑换比例的调整是政府在观察某个区域的市场状况，觉察到现行币制的弊端之后进行的一种人为干预。这种干预行为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反映出宋政府对地方市场的密切关注。对两种钱币兑换比例的调整也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市场状况，保持供需平衡。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人为的估算，政府确定的兑换比例并不一定符合两种货币内在的实际价值。在没有严格的专业计量的条件下，人为地强制变动货币汇兑比例，有可能造成市场的混乱。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货币的购买力都不能承受多次强制性的行政打压，强制性的修改会加剧币制紊乱，使货币投机者有机可乘，也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国家信用的崩塌。
铁币作为一种辅币，其发行应该受到多方条件的限制，比如流通区域、流通时间、流通数量等，不能任意、无节制地投放。当它跟铜钱同时流通时，官方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严格限制其铸造量，防止其数量超过商业需要。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执行，否则就会使更多的辅币进入流通领域。当市场上的铁钱达到一定规模后，它就会摆脱辅币的身份，不再作为货币的对等物，而是实现价值的独立，最终成为一种民间信用货币。北宋政府对商品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认识不足，不断夸大自身所支配的立法权力在货币政策制定上的重要性。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实现币制本位的转换，而是增加自己的资源，满足某种特殊需要（比如宋夏战争的军事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铁钱购买力的下降是一定的。在铜铁钱之间有兑换关系的情况下，铁钱购买力下降，必然会导致铜钱购买力上升。富家大户为了使钱币保值，多会选择储蓄铜钱。“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30］（P2545）随着大规模的铜钱逐渐退出市场流通环节，钱荒就蔓延开来。
（三）大钱等信用货币的出现
当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的情况时，发行大钱也是北宋政府采取的补救方式之一。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缓解货币流通不足的压力，其二是为大宗贸易和长途贩运提供便利。北宋的大钱包括大铜钱和大铁钱两种。从性质上说，北宋的大钱应当属于信用货币。货币与商品不同，它不会在交易完成后退出市场流通而投入生产环节，在生产中被使用。大钱实际上承载着一种直接的债权关系，这种债权关系以同等数额、随时支付以及绝对安全三个条件来支撑，这三个条件能够保证这种货币不断地流通，为商品交换服务。以当十钱这个大钱为例，其身上承载的这份债权意味着当十钱这个凭证的拥有者获得了十文铜钱的兑换权。但是，这份凭证具体的币面价值不能由拿着这种货币的商品交易者独立评估。换言之，人们只能把它当作一般交换媒介来使用，大钱的评估和发行、流通依旧需要政府以法律为基础，强制执行。
与普通铜钱一样，大钱也具有商品货币的性质，因为金属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普通小平钱的币面数额和其内在价值之间尚且有无法解决的矛盾，何况面额更大的大钱。以折二钱为例，它源于陕西大钱——当十钱。“陕西铸康定大铜钱，颛曰：‘坏五为一，以一当十，恐犯者众。’”［31］（P10617）正如任颛所预料的那样，当十钱一出现，便显现出弊端。“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文铜钱，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
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32］（P5381）时任陕西转运使的皮公弼认为，由于边防战事对资源的需求，陕西路铸行了当十钱，但随即引来众多盗铸者。盗铸原因与上文所述劣质铜钱、磨损铜钱的使用原因相同。大钱实际上属于不足值的货币，正是由于它以不足值的金属表示了过高的价值，才引起市场投机者的强烈追捧。但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它才能够作为官方认定的信用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33］（P4552）宋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改变了当十钱的面额，“以一当三”，但仍有盗铸行为存在，后又改为“以一当二”，盗铸之风才得到平息。当时陕西当十钱的料例，由于缺乏史料，难以考证，但从宋廷的对策上基本可以判断，一枚当十钱的质量可能相当于两枚小平钱，绝对不会超过三枚［34］（P174）。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铸行的当十大钱，每一千枚用铜9斤7两2钱，用锡1斤9两2钱［21］（P4387）。按照天禧年间的料例，小平钱每十贯用铜36斤4两，用锡 5 斤［35］（P2261）。仅看含铜量，一枚当十钱的金属价值大概等于2.6枚小平钱的价值，却在市场上以10枚小平钱的价值流通，这无疑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大钱的贬值趋势显而易见［36］。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蔡京集团也不改变政策，依旧顽固地强制推行当十大钱，导致市场严重紊乱，北宋政府信用危机产生。
官方以信用为担保，以法律为后盾，发行了大钱这样的信用货币。盗铸者看到有机可乘，纷纷仿效私铸，导致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悲剧不断上演。作为基础货币的铜钱，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不断弱化，钱荒由此而来。
研究北宋钱荒时，不能套用那些理论化的货币模型。北宋的货币体系复杂且多变，必须结合当时的政策和社会状况，综合考察。可以明确的是，北宋的钱荒现象实际上是由市场交易当中需要的铜币，其流通次数和速度不足引起的。导致铜币流通不充分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政府。政府规定了铜钱的币面价值，并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这实际上等于割裂了铜金属与商品市场的联系，割裂了铜金属内在价值与铜钱的币面价值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币制混乱。民间盗铸行为屡禁不止，实际上反映出政府的一种信用危机。其实，北宋时期，铸币并不缺乏，因为铜金属并没有过量减少，只不过许多铜币以其他形态存在于市场当中，没有充分参与流通，淡化了自身的职能。大户贮藏一些，铜像制造中使用一些，流向海外一些，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铜币显得少了一些。
北宋钱荒的成因，可以追溯到中唐货币市场的凋敝。钱荒给北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影响北宋市场的平稳运行与繁荣兴旺。宋政府难以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建设一个完善的货币体系，钱荒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出来，可以说，它是这一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钱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信用危机，但是并不能掩盖北宋经济发展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北宋钱荒的教训，所以南宋开启了币制改革。
猜你喜欢 铜币钱荒铜钱 花喜鹊的铜钱好孩子画报(2022年4期)2022-06-08铜钱为什么中间有方孔文萃报·周二版(2020年20期)2020-06-01铜钱草故事作文·低年级(2020年5期)2020-05-14廖仲恺因“钱荒”被迫向军阀要钱红岩春秋(2017年1期)2017-02-14小品中的数学问题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2期)2017-02-08王戎·随波扬子江(2016年1期)2016-05-19铜钱草学生天地·小学中高年级(2015年5期)2015-06-15阿凡提分饭钱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5年5期)201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