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卫丽 叶海涛
(1.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2.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血液”。自人类大规模使用能源以来，化石能源一直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化石能源的使用会产生大量负外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明显也最受关注的能源负外部性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近年来，海水变暖、冰盖融化加剧，热浪、洪水、干旱、野火、破坏性飓风等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的灾害频发，以至于联合国秘书长与全球科学家多次发出“地球逼近多个气候临界点”的警示，呼吁人类采取有效行动进行能源治理，以便应对气候变化。但是，由于种种缘故，全球能源治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全球“碳中和”战略遭遇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阻力，全球大国政治博弈与地缘政治博弈对于能源治理也产生了巨大冲击，今天的俄乌冲突对欧盟的石化能源需求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就是典型的案例。综观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治理策略，可以发现，其中或隐晦、或显著地存在着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激进低碳主义这三种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当今全球能源治理的困境都与这三种思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摆脱当代全球能源治理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对其进深入的剖析与梳理。
所谓能源治理中的市场中心主义，就是突出强调市场调节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反对政府对能源生产与流通的干预，把全球能源危机归结为作为自然物的化石能源的价格核算体系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确立，把能源负外部性归结为生态损害长期被排除市场、生产成本以外，由此导致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而人类只需要把绿色能源产品纳入市场、把生态损害纳入生产成本，就能够从根本解决问题。长期以来，这种主张主要在经济界与政治界比较流行。
在根本上说，能源治理的市场中心主义就是对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西方经济学的“金律”，也成为西方各种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根据。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曾经揭露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市场中心主义在能源治理界获得天然的合法保障。在解决生态危机、气候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能源治理问题上，“自然资本论”(Natural Capitalism)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中心主义思潮至今仍然非常流行，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按照所谓的“自然资本论”，造成当代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没有把工业生产消耗能源所造成的生态损害纳入成本范畴，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生产成本，通过市场调节的手段在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商业生态学(Business Ecology)的大力倡导者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人就曾明确指出：人类挽救自身与生态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种以自然资源定价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中，保护气候“有意义且能赚钱”，能够为关心气候的人提供“乐趣”，而为不关心气候的人提供“利润”(1)[美] Hawken P., Lovins A., Lovins L. H.：《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王乃粒、诸大建、龚义台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年，第279-309页。。后来，该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自然资本论”。当代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也倡导将资源使用和生态破坏转化为成本，主张“创建起实事求是的市场，也就是能反映生态真实情况的市场……从而将间接成本纳入市场价格”，只有这样，才能打造有能力保证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经济。(2)[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4.0：起来，拯救文明》，林自新、胡晓梅、李康民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在霍肯和布朗等人看来，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资本”只包含货币与商品价值，但是，这种资本概念忽视了自然的价值，没有将资源消耗和生态损耗纳入资本计算，因而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反之，如果将自然生态进行资本计算，将能源负外部性纳入成本分析，交由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能源结构调整，就能将市场变为消解能源负外部性的工具，进而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自然资本论者和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在解决能源及气候问题中的中心地位，这是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市场中心主义传统在能源治理领域的凸显。可是，市场调节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乃至生态危机问题吗？对此，姑且不论单纯的市场调节本身就存在先天的调节失灵隐患，目前的各种理论研究与能源危机的现实状况也已经表明，能源治理的市场调节，尤其是能源治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后果难以乐观。
首先，单就能源治理的市场调节本身而言，它就面临困境。(1)在现实中，现有的市场机制在能源治理中已经出现了调节失灵的现象。世界气象组织的观测数据显示，2020年，大气中的CO2浓度达到工业化前水平的149%，而导致大气中CO2浓度创下新高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水泥生产的排放(3)世界气象组织：《温室气体公报(第17期)》，(2021-10-25)[2022-05-06]，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m_id=10931。。对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控制CO2排放的现象，国内有学者尖锐指出，“使用传统化石能源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规模和最大范围的市场失灵”(4)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2)在理论上，如果将“以市场为中心”的原则应用到能源治理领域，也面临如下理论上的难题，包括能源资源的产权归属问题；
能源资源负外部性的责任主体问题；
能源资源的绿色产品“搭便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驱动背景下，市场机制的失灵会被进一步放大。(1)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在根本上是围绕资本逻辑展开的，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会严重削弱市场调节机制，导致市场机制的严重失灵。宣称以自由竞争原则为“铁律”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资本统治下的市场追逐利润，而当前化石能源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可再生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竞争起点有差距，相较于可再生清洁能源，化石能源具有基础设施完备、技术成熟度高、短期相对成本低廉等优势，更受讲求成本-效益的市场青睐，这对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构成阻力。以美国为例，截至2021年底，化石能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达到76.91%(6)美国能源信息署：《一次能源概述》，(实时更新)[2022-05-07]，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browser/#/?f=A&start=1949&end=2021&charted=4-6-7-14。。更重要的是，化石能源的既有优势致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锁定并进一步固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在全球化矛盾冲突愈发明显的当前形势下，“全球帝国主义参与者出于国家和资本的利益还将深化这种化石燃料经济，除非被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所阻止”(7)苏珊娜·杰弗瑞：《化石能源、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盛国荣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8期。。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依靠市场并不能解决具有公共领域特征的能源治理结构性问题。(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调节是被动滞后的，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表现之一就是绿色能源技术攻关过程中的市场寻租。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而全世界能源行业民间筹款开展研发工作的比例异常的低，因为能源技术的高成本是民间投资能源技术的巨大障碍。(8)Prins G., Galiana I., Green C., et al., The Hartwell Paper: A New Direction for Climate Policy After the Crash of 2009,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LSE, 2010, pp.24-25.市场中的大多数主体只有有限的动力进行绿色能源技术创新，除非它们能获得一些保证以应对市场的高风险。然而，奉行自由放任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难以主动引导和预先引导市场主体开展绿色能源的技术攻关，即便“垄断新技术以获得暴利”的动机驱使部分市场主体推进能源技术改革，这一动机也同时驱使它们为实现垄断利润而进行寻租活动，影响甚至操纵不正当的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失灵。(3)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具有“唯利是图”的特征，这决定了它不会以充分满足人们的能源需要为根本目标，难以公正分配能源资源。可以说，公正享有能源资源是促进当代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关注和满足能源贫困群体的能源需求，保障和实现能源贫困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当代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然而，直至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能源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通电率为90.097%(9)世界银行：《通电率(占人口的百分比)》，(2022-04-08)[2022-04-25]，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G.ELC.ACCS.ZS?view=chart。，这意味着世界上数亿人口无法用电，被排除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之外。无法用电人口与贫困人口存在密切相关性，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无法满足这部分群体的能源需要。在当代社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求便捷、低廉、稳定的能源保障。可是，唯利是图的市场，其能源交易的根本遵循是“资本增殖”，无论能源贫困群体生存发展的能源需要，还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能源需要，都无法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得到保障。因而，在充分满足人们能源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缺陷。
最后，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能源治理的市场机制还受到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的各种利益的制约。事实上，频繁的周期性危机早已使这些国家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所以，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隐伏在其经济体系之中，在社会消费需要被刺激提振的时候显现。但是，这些国家能源治理中的干预措施，不是为了引导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而是为了维护化石燃料集团的利益，在某些时候则是为了维护新能源集团的利益；
不是为了保障民众的能源需要，而是为了保障能源市场的利润需要；
清洁、绿色、低碳不是这些国家的持续性目标，“低碳”口号是出于政党政治赢得选票的需要。政府干预能源治理的最终目的，是维持以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运转。可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界、政治界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对此不加甄别，不顾本国国情，僵化奉行市场崇拜，盲目追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治理中宣扬市场中心主义，实际上不利于本国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
不可否认，市场机制在能源治理中一方面存在失灵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辩证对待，既不能一概否定市场的调节作用，也不能由此而夸大、盲目崇拜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毕竟是要在总的社会调节下才能合理实现和有效发挥。
能源治理中的技术至上主义认为，无论是传统石化能源存储有限与新能源开发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短缺危机，还是能源(包括传统能源石化能源与各种新能源)开发与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暖危机，在根本上都是一个技术问题，都是由于新能源开发技术、能源保护技术以及传统能源的减碳技术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特别是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相关能源开发技术、减碳技术的突破，能源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最终也能在根本上得以缓解。著名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秉持这种乐观态度，他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技术抱持极大信心，认为“一旦我们把这许多的新技术综合运用，可供选择的有利机会将按指数律而上升，这将引人注目地加速第三次浪潮能源基础的建设”(10)[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89-194页。。此类观点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中并不鲜见，如在学界、政界和科技界等领域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赫尔曼·希尔 (Hermann Scheer)就强烈主张可再生能源技术具有强大效应，他称可再生能源是“永不枯竭”的能源，提出：“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坚持关注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面对如今全球所遭受的气候变化威胁，就不会因为争夺能源而发生战争……”(11)[德]赫尔曼·希尔：《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王乾坤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目前，这类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强调技术进步能不断实现新的能源效率革命、造就污染更少的新能源，从而减少甚至消除能源使用对气候变暖的“贡献”，挽救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好的未来。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将这种思潮描述为：“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环境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1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6页。与能源治理的市场中心主义思潮主义在经济界与政治界流行不同的是，这种思潮主要在新能源开发、传统能源改造以及气候治理的工程技术领域流行。
平心而论，能源治理确实与技术开发、技术改造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能源治理涉及经济发展、民生福祉、能源市场博弈等方面。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涉及地缘政治博弈与大国政治博弈，比方说著名的阿富汗问题、波斯湾战争问题、俄乌冲突问题，背后都有地缘政治博弈与大国政治博弈的影子，并非微观的能源技术开发与技术改造的革新就能够解决。所以说，技术进步只是能源治理的一个方面，它是解决生态危机与能源危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在微观的能源开发与技术改造领域，技术至上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技术魔杖”消除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负外部性，其思路和方案大体有两类：一是希望以技术进步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可是，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早就打破了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技术神话(13)叶海涛：《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化和经济学解决方案批判——以“杰文斯悖论”为中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已经通过研究证实：技术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如人所愿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因为伴随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是能源消耗的中长期增加，而不是减少。因为，“效率的进步只有在演化过程中响应效率进步但不改变现有行为组合时，才会引起资源的节约”(14)[美]约翰·M.波利梅尼、[日]真弓浩三、[西]马里奥·詹彼得罗等：《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能解决资源难题吗》，许洁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在当代能源治理中，技术进步确实有助于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然而，这不意味着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耗量降低。事实上，当代全球化石能源需求和依赖呈现增强趋势，化石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显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全球煤炭、原油、石油产品、天然气的最终消费总量(total final consumption)由1801万万亿焦耳增加到2772万万亿焦耳，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468百万吨增加到33392百万吨(15)国际能源署：《1990-2019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能源》，(2021-12-09)[2022-04-25]，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browser?country=WORLD&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ource。。这再一次验证了杰文斯悖论。况且，资本逻辑一刻不停地驱动全球消费社会的运转，驱动技术实现社会消费的不断扩张，驱动社会系统快速赶超能源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攫取一切可能的利润，最终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二是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新能源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进而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达到减排减碳的效果。可是，这一方案至少有两点缺陷。首先，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并非一蹴即至，至少就目前而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存在明显短板。新能源开发中存在大量较难攻克的技术难题，如风力发电机组效率低，电解水制氢技术性能差，生物质能转化利用技术滞后，光伏发电的关键设备性能衰减严重，且当前各类新能源开发大都面临转化率低、储存困难等问题；
新能源开发极其依赖自然条件，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严重受制于地方性的自然禀赋，且目前的储能技术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从而导致用电高峰期无电可用、发电高峰期被迫弃电的双重困境。当前新能源开发中存在的诸种难题致使它的成本居高不下，很难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其次，新能源技术革命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从实验室诞生到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必须经历政治决策、公众接受、方案执行等多个环节，“技术魔杖”并非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另一方面，即使部分新能源技术实际上已经取得相应进展，国家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政治等方面的壁垒，也会顽强阻击新能源技术的全球流动和推广。所以，新能源技术进步只是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能源效率方案只是低碳化的一条路径，而且只是更根本方案的补充”(16)Prins G., Caine M. E., Akimoto K., et al., The Vital Spark: Innovating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for All, London: LSEAcademicPublishing, 2013, p.21.。而技术至上主义有意忽略技术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将能源负外部性简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原因在于，“技术与资本存在逻辑共契，技术通过‘资本化’转化为技术资本”(17)高剑平、牛伟伟：《技术资本化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资本逻辑的视角》，《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第6期。，由此，技术异化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纯粹工具，不是服务于人的真正的能源需要，而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可是，资本的增殖本性是无限的，极易导致对能源的滥用和浪费。综上，“技术魔杖”实际上只能解决能源治理领域的部分技术问题，而不能解决能源技术推广普及的公共政治问题，也不能解决技术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的根本制度问题。
既然单纯依靠能源技术进步并不足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化，为何西方发达国家仍然热衷于在能源治理中强调技术至上呢？从技术垄断与全球争霸的角度讲，其根本的政治目的恐怕是为了巩固自身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领先水平和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固化当前全球能源秩序。“领先水平”为“领导地位”制造合法性。整体而言，由于较早开始和完成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能源技术水平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而在能源治理的技术至上主义逻辑中，先进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领导地位。因此，强调技术至上主义也就能帮助发达国家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垄断地位。在现实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封锁能源技术、建构绿色壁垒来巩固其在当前全球能源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而对于《巴黎协议》等国际气候协议中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与能源开发方面增援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的规定，西方发达国家总是百般拖延、敷衍了事，也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其目的。
当然，认识到技术的固有局限及资本逻辑下技术运用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否定技术在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反对现代社会将一切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的危险倾向。“科学引诱我们想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政治，把人类境况转变为一系列可以用确定方案来解决的技术问题。”(1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二版)，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序言第1页。但能源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问题、技术问题，更是事关全人类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尊重这一问题的科学性，更需要慎重分析该问题的政治性。科学技术能够回答(或部分回答)化石能源负外部性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而政治行动才能扫除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执行阻碍。在这个意义上，根源于工具理性传统的能源治理的技术至上主义，存在着浪漫主义的盲目乐观倾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西方发达国家维护其垄断地位的真相。
近些年来，受温室效应理论影响，在气候界、经济界与能源界流行着一股激进的低碳主义思潮，强调工业经济发展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导致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认为这是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暖乃至人类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人类生存临界点”，必须实施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甚至提出二氧化碳“零排放”的设想。所谓“碳中和”战略由此而生。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碳中和”战略，人类必须迅速放弃使用煤炭、石油与天然气，大力开发新能源，通过各种方式快速节能减排，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中和”。
从温室气体理论的角度说，全球通过节能减排实现“碳中和”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淘汰石化能源、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欲速而不达。姑且不论新能源发展滞后，如风电、光电严重受制于天气和季节、新能源储能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也不论化石能源仍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即便致力于净零排放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也承认世界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并给出“2050年化石能源仍在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展望(19)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能源转型展望》，(2021-06-06)[2022-05-06]，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1/Jun/World-Energy-Transitions-Outlook。，更不用说激进的节能减排有可能严重影响民生，引发民众对能源减排政策的不满与抵制，近年各国出现的能源供应吃紧以及石化能源的价格上涨，新能源开发冲击，甚至造成衍生灾难，就是典型的例证；
更棘手的是，激进低碳路线甚至造成地缘能源博弈与大国霸权博弈，引发能源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冲突，煤炭、石油等传统石化能源因紧缺而导致盲目开发，与“碳中和”战略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在现实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强调的激进低碳路线，是“特定构型的低碳化，以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既存的或已然萌生中的绿化现实为摹本”(20)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这种“特定构型低碳化”的不合理之处突出表现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高”“能源单位利用率低”等方面攻击发展中国家，并以此为由使用技术标准、碳排放标准、反倾销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设限。可是，这种“特定构型的低碳化”，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碳排放量高、历史碳排放量高、消费碳排放量高，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低、历史碳排放量低、消费碳排放量低等事实，是帝国主义行为逻辑的当代凸显，是能源帝国主义霸权的现实表现，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霸权，我们可以从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创立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那里管窥一豹。在基欧汉看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有必要“构建一个完整一致的国际治理体系”，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管制宽松地区进口的产品征收特殊税费”，例如“印度和中国这种仍在新建大量燃煤电厂”国家的产品(21)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谈尧、谢来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不幸的是，类似主张在现实政治中已经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2021年3月，欧盟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议案，这意味着欧盟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的设想进入法律实施阶段；
美国则在更早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了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相关内容。这些行为是借“低碳”名义施行贸易保护主义，以便继续维持长期以来国际能源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等级差异和不公正秩序。
绿色低碳本应是世界各国及全球能源治理的实质性目标，可是在追求能源霸权、构建国际能源帝国秩序的背景下，低碳叙事却被西方发达经济体用作维护某些资本集团特殊利益的话语手段。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利用低碳话语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以发展中国家高碳排为理由开启碳关税，以碳关税的“绿色壁垒”维护本国资本集团利益。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某些利益集团利用低碳话语谋取利润，罔顾本国普通民众的能源需要。202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大停电事件有力说明了这一事实。2021年2月，北极气团携带冷空气一路南下，引发得克萨斯州百年难遇的极端严寒，致使为该州提供主要电力服务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发电机遭受重创，导致停水、停电，以致数百万居民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电力公司趁机涨价，而政府束手无策、毫无作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低碳话语在根本上是围绕资本逻辑运行的，并不能充分关注全球社会以及本国民众的能源需要。
从根本上看，当代西方能源治理流行的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以及激进低碳主义三大思潮，实际上就是对市场、技术、低碳发展的崇拜。可是，全球能源治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系统过程，甚至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稳定问题。上述三大思潮分别局限于市场治理、技术治理与低碳治理，不能全面、综合地分析与处理这些问题，只在局部领域进行激进处理，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最为值得警惕的是，虽然在西方政治界、科学界以及社会各界，许多人实际上是知道市场治理、技术治理与低碳治理的局限性的，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与改进建议，但是，在全球发展意识形态化、资本逻辑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上述三大思潮的流行不仅没有能够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维护西方霸权的内在驱动下全球推广，导致全球能源政治的纷争现实与不利后果，不利于维护全球正义与能源正义。
那么，全球能源治理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呢？放眼全球，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能源治理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新路径。目前中国在风能、水能、核能等新能源开发以及能源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新对策。这对于全球能源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治理，也许是一种能够给人类带来绿色希望的新政治。
第一,当代中国在风能、核能、氢能等能源开发以及化石能源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治理打下良好基础。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以及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且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均处世界前列。在核能方面，中国在三代压水堆核电、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等多项核能利用技术方面突破瓶颈，领先世界。在氢能方面，近年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迅速，在氢能加注方面取得突破，已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250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且这一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约五分之二(22)国家能源局：《我国加氢站数量位居世界第一》，(2022-04-15)[2022-05-12]，http://www.nea.gov.cn/2022-04/15/c_1310559924.htm。。在化石能源污染治理方面，中国的煤电排放技术取得相当进展，截至2021年底，中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10亿千瓦，节能改造规模近9亿千瓦，灵活性改造规模超过1亿千瓦(23)国家能源局：《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十亿千瓦 煤电将转向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2022-04-29)[2022-05-12]，http://www.nea.gov.cn/2022-04/29/c_1310579713.htm。，极大地提高了化石能源清洁化改造能力。总体而言，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及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方面取得相当进展，引领了全球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中国的能源治理强调“人民至上”，以适合国情的“双碳”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能源治理道路。中国在关注国内民生与反对西方霸权的同时，“逐步地走向为了人类的真实的需要而进行生产”(24)陈学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能源需求迫切的现实状况下，中国顶住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和外部国际交往的压力，制定“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发展战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关系民生福祉，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关键举措。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能源治理不以追求资本增殖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双碳”战略的方案设计充分考虑自身能源禀赋，协调好当前民众的能源需要与长期的生态改善需要之间的关系。多煤、缺油、少气、可再生清洁能源有待发展，是中国能源禀赋的基本现状，它决定了煤炭是保障中国能源供应的基础资源。2021年，煤炭消费仍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6%(25)国家统计局：《能源消费总量》，(年度数据)，[2022-05-04]，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虽然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较高，但是，为保障能源安全、满足民众能源需要、掌握自身的发展命运，中国并没有将“低碳”与“减煤”简单等同，而是抵制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霸权式激进低碳道路，立足当前高碳能源结构、高碳产业结构和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的国情(26)贺克斌：《碳中和，未来之变》，《光明日报》2021年6月26日第10版。，设定适合中国能源现状的“双碳”战略，布局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应稳定可靠”(2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03-13)[2022-05-12]，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的能源目标，达到保障能源供应与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转型的双重目的，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能源治理道路。
第三，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综合处理市场治理与政府治理、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低碳发展与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充分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之间存在暂时性矛盾，解决这一暂时性矛盾要求发现矛盾双方的内在统一。实际上，双方统一于绿色发展的交集点。目前，绿色发展已经写入中国“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为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努力做到：(1)既完善有效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能源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推进有为政府建设，主动发挥政府在能源治理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不完全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分配不公等，实现能源的充分稳定供应和公平合理配置；
(2)不仅把能源结构转型理解为技术的创新发展过程，还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既给予能源技术革新以充分重视，又着眼于能源转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广泛动员民众开展社会治理，使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成为一项汇集民智与凝聚民力的共同事业，真正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
(3)既重视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的实质性进展，制定明确而清晰的“双碳”战略路线图，又重视辩证对待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低碳转型与能源保供的关系。
第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能源治理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通过革新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低碳能源技术、完善低碳转型体制机制，不断提升自身能源治理的实力和能力，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治理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经济和技术合作平台与机会，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增加能源基础设施绿色项目投资，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在合作共建国家落地，以便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能源和气候治理中，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积极承担责任、始终主持公道，执行与主权国家进行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号召各国一道促进全球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共创一个清洁美丽的和谐世界。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能源治理还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升到世界首位，受到全球严重关注。在西方能源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治理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通过中国在能源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启示：西方社会流行的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激进低碳主义思潮并非全球能源治理的普遍“救世良方”，各国应大胆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治理道路，以人民利益为上，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能源霸权主义的基础上精诚合作、凝聚共识，共同构建能源治理方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猜你喜欢 能源 德国：加快推进能源多元化节能与环保(2022年3期)2022-11-24国际能源署：今年清洁能源投资将再创新高节能与环保(2022年7期)2022-11-09我家换了绿色能源车快乐语文(2021年27期)2021-11-24甘肃建筑业将采用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12期)2021-07-22论点●民主与法制(2020年7期)2020-11-17第六章意外的收获小学科学(2020年5期)2020-05-25能源问题妇女生活(2019年5期)2019-06-26绿色清洁能源军事文摘·科学少年(2017年5期)2017-07-17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当代县域经济(2017年6期)2017-06-06丰富的能源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6年7期)2017-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