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丽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新文科背景下的民俗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不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各位同仁进行观点的互享，而且创造了一个开端，让大家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放到学科建设的框架下，甚至超脱出学术与教育的体系，放在社会发展的框架下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与前述的讨论略有不同，我们这个时段进入到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讨论。相较于前，我个人以为，在新文科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不仅涉及对民间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必要性的思考，还要关联到它与民俗学，现在正处于热议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平行学科的关系，乃至它如何协调并适应当前新文科建设的需求等问题。就这样一个时段的主题，我想简单谈两点。
前面的讨论都关系到当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即如何理解主体与学科的关联，且恰好分别侧重了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的两个群体：理论生产的共同体与文化持有群体。施爱东研究员对前者的讨论，关心的是理论生产的主体建构学科共同体的必要性与途径。陈连山教授对民众主体性的强调，则关系到民间文学的学科立场，即如何理解生活世界中知识生产主体的构成，以及如何理解研究者与文化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关注的是哪一个群体的主体性，我个人认为，这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说，都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常谈常新的重要问题。
回顾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学界对主体的关注经历了一个由侧重结果向关注过程的转向，即从对文本的坚持，到发现文化主体的实践对文本形成的重要影响，再随着对语境、过程视角的接纳，开始反思主体与文化空间的相互生产。在这样一个渐进的转变中，民间文学学科似乎是慢慢走向了文化中的主体，但随着文化现实的日益复杂，在面对主体异质性的挑战时，我们也遇到了迷失方向的危险。比如当我们已经认知到研究者在场会对民众(我们的合作对象)的知识生产造成影响时，如何思考并应对伦理问题带来的挑战？怎样认识个体主体跟群体主体之间的复杂张力？如何理解异质主体在学科建设中的相互关系？
在思考上述问题引发的主体论争时，无论是在思考的视角上，抑或是在分析的方法上，我们能窥见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受益于其他学科的贡献时，我们也需反问自身，民间文学这样一个已经有百年积淀的学科为其他学科、为人类社会的运行提供了什么呢？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对既往发展历程的总结，也关系到一个学科建设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如何构建自身研究自觉的问题。
截至目前，参与此次研讨的同仁们对民间文学学科当下的发展是具有共识的。回到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我的理解，新文科建设在价值导向、融合手段、研究范式上的求新，其本质是鼓励具体学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能自觉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临界或跨界的协同合作。从这样一个视角思考民间文学学科未来的建设方向，我们至少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学理层面上，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动超越经验研究进行范式反思与理论体系建构，为其他学科带来具有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学理贡献？二是在公共履职层面上，民间文学的学科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人类思想创造的成就，自觉地为生活世界不断变迁的时代需求提供支持？
在既往的学术和社会实践中，我们能看到前辈与同仁在回答上述问题上的努力。比如，近年来学界对民间文学遗产化进程及其保护趋向的讨论(7)民间文学界十分关注民间文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发展，如郑土有：《民间文学的遗产化保护》，《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版》，2020年4月13日；
林继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基本遵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对民间文学传续介入灾害、养老等社会问题的思考(8)萌发于21世纪初期的灾害民俗学，是域外都市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的转型产物。王晓葵在推动中国灾害民俗学研究的过程中，强调运用灾害民俗志的方法记录灾害常识体系，让“‘事件’通过记忆转换成‘传承行为’，而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这样，“民俗学就有了关注灾害这样的社会重大问题的契机”。见王晓葵：《灾害民族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王晓葵、李唐：《因忘记而发生 中日地震灾害记忆有何不同》，《世界博览》，2020年第20期。，对都市化进程中趣缘群体的形成及其传统生产的理解(9)详见徐赣丽对都市新兴趣缘群体的讨论与当代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思考。如徐赣丽：《当代中产阶层消费品味的制造——基于网易严选文案的文本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对媒介技术影响传统传承，尤其是重构年轻一代生活世界的认知(10)详见杨利慧对神话主义现象的关注与对神话资源转化的讨论，如杨利慧：《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
《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中国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研究》，《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都是学科直面现实需求的成果。但回到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当下对学科发展的焦虑，不只是因为学科建设要应对来自国家与社会时代需求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以往的实践成果尚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学术共同体“经世致用”、适时而动的热情与积极产出居多，但在整体上，为适应国家需求、满足民众期待而主动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自觉不够。
关于新文科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我尚未形成系统深入的思考，但有一个来自研究者的本能意识，就是要“遇热逐冷”。这个“逐”是追逐而非驱逐。我还记得在求学期间，钟敬文先生常说做学问要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他强调的是耐冷的韧性。可就像诸位老师都提到的，当下的社会现实变了。国际社会对文化保护与交流的倡导、国家发展的需求与民众受益的期待，共同促成了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热潮。在这样一个热情的时代，我们有投身热潮的动力与勇气。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需要冷静的思考。这也是学科建设中逆向思维的重要性。
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具有自觉意识的逆向思考应当表现在如何理解“新”与“文科”之间的关系，即在学科交互协作的框架下，如何理解新文科建设中文科的质性？在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深描文化事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对主体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11)徐飞：《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光明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10版。在新文科的建设中，多学科临界与跨界合作的基础是文科研究的基质。此处提及文科的质性，是想强调新文科建设中要权衡好新与旧的张力关系，不应一味求新而忽视文科的本质。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如果说新代表着“术”与“用”的更新，那么，文科应当意味着人文研究“道”和“质”的坚守。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那么，在新文科建设中把握文科的中心地位，以此为基础，做好“道”“质”与“术”“用”的兼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与会诸位老师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今天两位引言人讨论的民间文学研究的主体问题，就是民间文学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的重要的“道”与“质”。在我看来，需要在热潮中进行冷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在新的社会需求与学科壁垒面临解构挑战的当下，凸显对“人”认识的深刻性？现在处于热点位置的数智人文研究，若脱离了主体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记忆的视角，可能亦无法追求技术与知识产出之间的关系本质。
具体到微观层面，这种具有自觉意识的逆向思考应更多地表现为，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何把握学科本位，以及由之引发的学科保守性和新生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权衡学科边界的确立与消融的关系？怎么认识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与相关学科共生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学界共同体能将自觉的逆向思考具化在每一个研究实践当中，通过从事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的同仁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
回到新文科建设的框架下，无论是正向的推进还是逆向的反思，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要求我们要真正做到在微观学科认知与宏观体系需求之间“跳进跳出”、逡巡反复，创建出属于民间文学的学科想象力。这不仅仅是情怀的问题，也是光荣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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