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 端， 葛倩倩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南京 210023)
《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是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皇甫谧在《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古医书的基础上整理合编而成共128篇，成书于公元282年前后。该书前六卷论述基础理论，后六卷记录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包括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取穴、治法和预后等。该书前附皇甫谧的自序，详细回顾了医道的产生和针法的起源，阐述了作者带病著书的原因和过程，勉励后人精勤医道，救死扶伤，不仅是针灸学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详细记录了魏晋时《素问》《灵枢》《明堂经》的流传、版本、卷数等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医案，在医籍文献目录学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年代久远，辗转相传，该文中存在个别文字的错讹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原文十分重要，须仔细辨明。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先将原文部分载录如下：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仲景见侍中王仲宣……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1]
该段文字历述了医道的源流和针法的起源，其中“汉有华佗、张仲景，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一句中的“其他”二字当为“华佗”之形讹，今天的传世版本于此皆讹。此刘季琰医案当归属华佗。以下我们将从字形考辨、医案归属、逻辑义理分析、异文考证等4个角度来论证这个结论。
佗在文献中最早除作人名以外，一般都用作负荷之义，此是其本义。《说文解字·它部》：“佗，负何也。从人它声。徒何切。”段玉裁注：“佗，加也。此佗本义之见于经者也。佗之俗字为驼、为驮。隶变佗为他，用为彼之称。[3][561]”因此可以认为，“佗”本为“负荷”之义，与“他”相混，是秦汉之际隶变的结果。
历来学者多将刘季琰医案归于张仲景。如著名语言学家吴金华在《〈三国志〉发微》一文中就说到：“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故事，只有三则，一则见于《太平御览》所引《何颙别传》，何颙说‘韵不高’，这个故事并不光彩。还有两则见于医书的医案，一则跟文学名人王粲有关，另一则跟名不见经传的刘季琰有关。[16]”魏子孝在《中国古代医药卫生》一书中也说到：“张仲景曾至京师，颇有医名。《甲乙经·序》述其两案，认为‘虽扁鹊、仓公(淳于意)无以加也’。其一，祭酒刘季琰发情志异常疾病，经仲景调治而愈……其二，仲景遇侍中王仲宣。[17]”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刘季琰病愈后数年复发而死之事，实则《后汉书·方术传》《三国志·魏书·方伎传》皆有载，只是均未明言其人。
《后汉书·方术传》记此事为：
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18]。
《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此事为：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19]。
结合《三国志》《后汉书》和《皇甫谧序》所言三事，区别仅在一作9年，两处作10年。《皇甫谧序》中作“祭酒”者，于汉魏时当系博士官，而《三国志》作“士大夫”也相吻合。两书所记医案中的经历和梗概则几乎完全相同，当视作一事，因此我们认为刘季琰医案当归之于华佗而非张仲景。
为便于从逻辑义理上对这段文字进行分析，进而证实我们的推断，我们先将该段文字以句为单位标上序号并作标点。
(1)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
(2)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
(3)黄帝咨访、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
(4)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5)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
(6)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
(7)汉有华佗、张仲景。
(8a)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
(8b)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9)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
(10)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文字的逻辑是按照时间的逻辑顺序来记述的，从上古的神农、黄帝、岐伯、雷公、伊尹至中古俞跗、医缓、扁鹊、医和，再至汉代的仓公、华佗、张仲，各句都有主语。而在“汉有华佗、张仲景”之后，唯独长句8a明显缺乏主语，使得该医案的归属不明。同时该句中几个分句的谓语动词“知”和“云”等皆没有主语，最后“终如其言”的“其”也不知所指。
以句8a和句8b相对情况来看，两句的内容恰好是句7的分述。8b所记是张仲景给王仲宣治病的医案，则8a必然属于华佗，如若是张仲景的话，作者理应在前提及张仲景而省后，但作者仅在后一医案开头提到张仲景，则更加说明前一医案的医生不是张仲景，以示区别。同时句9句10继续评价和总结华佗和张仲景两位同期名医的事迹。因此从逻辑上来看8a句的句首毫无疑问是“华佗”二字。
另据文意来看，符合“奇方异治”这一评价的医生在当时非华佗莫属。因为我们知道，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就已经建立了天地人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构建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讲求系统性和整体观，在临床治疗上多以内科和汤药疗法为主，这是因为中医学的主流治法是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擅长外科的著名中医在中医学的历史上也是为数寥寥且事迹疑点较多。而华佗治病多用麻醉、针灸等方法，擅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等高难度外科手术，其用药如其麻沸散。据日本汉方医家华冈青洲考证并复原，其组方的主药是“曼陀罗花”，该药原产自印度[20]。因此，无论从理法还是方药的角度来看，唯有华佗的医术完全符合“奇方异治”的特点描述。
由于年代久远，宋代以前的《针灸甲乙经》旧本不存，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之底本亦无从得知。据马继兴先生《经典医籍版本考》《针灸甲乙经》的主要版本有北宋刊本、南宋本、元刊本、正统刊本及其抄本影印本、嘉靖刊本、《医统正脉》刊本系统、明初抄本、明末蓝格抄本等，其中最早的是正统二年吴勉学翻刻的《医统正脉》本及明末蓝格抄本，影响最大的当属于明代吴勉学《医统正脉》本[21]。据张灿玾先生考察，自清初至近现代，国内外众多翻刻本、重排本皆属这一版本系统[22]。今天常见的《针灸甲乙经》以及中医院校的各类相关教材内容也多据《医统正脉》本。
今将各刊本《皇甫谧序》的内容进行复核，发现于此条文下均无异文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校勘学上常用的对校法和本校法失效。然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总论》所载：“按皇甫谧《甲乙经·序》：‘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终如其言’”[23]，则或许是陈梦雷编书时见到了《针灸甲乙经》的另一传本。
前文已言，《针灸甲乙经》的最早刊本始于北宋，现存刊本皆为明代以后。其中明末蓝格抄本保留了熙宁二年4月及5月的两处衔名，清代藏书家戴霖曾评价该本：“此本讹字虽多，然其不讹处视今本大胜，真古抄本也。[24]”马继兴和张灿玾也认为该版保留了宋版的痕迹，最接近宋本样貌。若果如此，即可能在宋时“华佗”诸本已讹为“其他”。
由于今本均将“华佗”讹作“其他”，使得对于下句“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的理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的核心在于因讹字导致该句缺乏主语，同时也使得该句的谓语动词不能确定。
对该句最常见的理解一般是将“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的“若”解释为“比如”，将“知”解释为“主、主管”，将“直”一般解释为“轮值、代理”。合在一起大意为“比如当时主管轮值祭酒的刘季琰病了”。如《针灸甲乙经校释》释作：“若知直祭酒，知，主的意思，直同值，祭酒，官名。[25]”《医古文语法》：“象主值祭酒职务的官。‘祭酒’，官名。‘直’，通‘值’，轮值。‘知’，主。[26]”另外也有学者将“直”解释为“主管的”，其文曰：“句中‘直’通‘值’，亦为主持之意。《诗·陈风·宛丘》：‘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毛传曰：‘值，持也。’孔颖达疏云：‘鹭羽’，执持之物，故以值为持。”又说：“知直在本句中皆为主持、执掌之意，为同义复用。‘知直祭酒’即为‘主持博士祭酒这一职务(的刘季琰)’。[27]”
综合各本的今译来看，多将“知”翻译成“主管”，将“值”翻译为“轮值”，这样一来该句在句法逻辑上是不通顺的，在语义上也存在赘余。何谓“主管轮值的祭酒官”？祭酒一名起初虽非官职，但至汉则逐渐定为博士官，至于东汉种类稍繁，一些组织机构的主管官员称祭酒，如郡掾祭酒、京兆祭酒、东阁祭酒、军师祭酒等，这些重要机构的主管岂有轮值的道理？
而如果能改正“其他”之讹，明确该句的主语是华佗，则这句话的谓语很容易确认为“知”，用其常见意义“知道”，如此则文从理顺。
又“畏恶”一词义为畏惧厌恶，表现为心多畏恶，时愁日惧。如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杯弓蛇影”，此事见于应劭《风俗通义》：“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28]，可见“畏恶”是古人情志病因的一种常见描述。
因此，全句可翻译为“华佗知道主值祭酒官刘季琰病发于情志不顺”，与后句“治之而后瘥”形成正确的逻辑关系，正是因为华佗明确知道刘季琰发病的病因，故而能药到病除，治之而愈。
综合以上四方面的证据和推断可知，《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序文中的“其他”二字乃“华佗”二字之形讹，当为确诂，今传世版本于此皆讹。刘季琰医案是华佗医案。《针灸甲乙经》的今译本和部分医古文教材中对于其后句的注释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若当据此改正后，这些问题也就相应涣然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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