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吉存 贾旭卿 李文福 李青青△ 陈井婷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
2济宁医学院工会，济宁 272067)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新也称为创造性，指生成新颖和适用的产品或想法的能力[1]。家庭作为个体最早接触到的外界环境，对子女创造性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影响个体发展的家庭环境因素中，儿童期虐待是受关注较多的变量之一。儿童期虐待是个体经历的情感和躯体等方面的虐待和忽视等[2]。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经济状态较低的大学生其社会创造力较差[3]，在逆境中生活的儿童其创造性水平较低[4]。这表明儿童期虐待不利于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的系统观模型[5]指出，家庭、学校等外部环境通过人格、认知等多种内部因素影响创造性。人格是一个人在行为、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独特模式，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特质[6]。儿童期虐待对个体的人格形成具有长期不良影响[7]。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的神经质正相关，与外向性、宜人性和责任心负相关[8]，经历儿童期虐待的成人容易形成神经质人格[9]，开放性、责任心和宜人性人格得分也更低[10]。高创造性科学家比低创造性科学家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人格特质[11]，开放性、外倾性和责任心人格均与创造性正相关[12-13]。以上研究表明，儿童期虐待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而人格与创造性之间又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本研究假设人格可能在儿童期虐待和创造性间起中介作用，即儿童期虐待可以对创造性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人格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造性。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鲁西南某医学院校选取3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应用心理学本科生通过问卷星发放和回收。本研究程序符合单位伦理委员会要求，调查前获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
1.2 调查工具
1.2.1儿童期虐待问卷 采用赵幸福等[2]修订的儿童期虐待问卷，该问卷包括28个项目(25个临床项目和3个效度项目)，得到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5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评分，从“没有”计1分到“总是”计5分。得分越高经历的儿童期虐待越严重。参照Bernstein等[14]的标准，当分量表分满足情感虐待≥13分、躯体虐待≥10分、性虐待≥8分、情感忽视≥15分或躯体忽视≥10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则为中重度童年创伤者，本研究视为伴童年虐待经历者。当所有分量表分均不满足该标准，则视为不伴童年虐待经历者。本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
1.2.2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 采用林幸台和王木荣[15]修订的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50个项目，采用Likert 3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计1分到“完全符合”计3分。得分越高表明创造性倾向越强。本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5。
1.2.3大五人格量表 采用王孟成等[16]编制的大五人格简式版，该量表包括40个题目，得到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倾性5个人格维度。项目采用Likert 6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计1分到“完全符合”计6分。本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神经质、责任心、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倾性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0、0.72、0.67、0.81、0.7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显著性检验，随机抽样设置为5000次，计算95%的CI(Confidence Interval)。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一般资料
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0%。其中，男生57人，女生198人；
独生子女81人，非独生子女174人；
城市生源96人，农村生源159人。平均年龄(20.13±1.86)岁。伴童年虐待经历共检出127人，其中，情感虐待检出45人(17.65%)，躯体虐待47人(18.43%)，性虐待67人(26.27%)，情感忽视68人(26.67%)，躯体忽视95人(37.25%)。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一共34个，第一个因子的变异量占16.07%，小于40%的标准，表明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伴和不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
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显著低于不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t=-3.36，P<0.001)。见表1。
表1 伴和不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差异分析
2.4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儿童期虐待与创造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显著负相关(Ps<0.05)，儿童期虐待与神经质正相关(P<0.05)，神经质与创造性负相关(P<0.05)，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与创造性正相关(Ps<0.05)。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r)
2.5 人格在儿童期虐待与创造性间的中介效应
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以儿童期虐待为自变量，以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为中介变量，创造性为因变量，性别、年龄、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为控制变量。由于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对创造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以神经质和开放性为中介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
表3 儿童期虐待、人格、和创造性的回归分析
采用PROCESS提供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表明有统计显著性。儿童期虐待对创造性的直接效应(-0.13)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儿童期虐待对创造性产生的直接效应显著；
而神经质和开放性人格产生的总间接效应(-0.10)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儿童期虐待和创造性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包括两个间接效应：1)儿童期虐待→神经质→创造性；
2)儿童期虐待→开放性→创造性。两个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见表4。
表4 神经质、开放性人格在儿童期虐待和创造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首先探讨了伴或不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在创造性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显著低于不伴童年虐待经历医学生的创造性，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3]。另外，儿童期虐待、人格和创造性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儿童期虐待、神经质均与创造性呈负相关；
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均与创造性呈正相关；
儿童期虐待与神经质呈正相关，而与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呈负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其中，回归分析显示，儿童期虐待能够负向预测创造性，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即儿童期虐待经历不利于创造性的发展。不安全的生长环境是个体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具有长期虐待经历的个体可能会形成不稳定的情绪状态，体验到更多的生活压力。一项对955名8～13岁青少年的研究[3]发现，童年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亲子关系不良的青少年，社会创造力低。另一项研究[4]比较了搬迁移民儿童、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发现搬迁移民儿童的发散思维得分高于农村儿童但低于城市儿童，移民搬迁3年内儿童的发散思维得分也低于移民搬迁4～7年儿童的得分。这可能反映了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优劣对创造性的不同影响。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发现，专制、严厉、惩罚的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子女创造性[17-18]，这进一步印证了儿童期虐待对创造性的消极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期虐待还可能会增加恶意创造力，导致个体恶意使用创造性，对个人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使创造性展现出“阴暗面”[19]。生长在虐待和忽视等不良环境中的儿童，容易出现情绪失调，形成特质愤怒[20]。愤怒情绪可以促进恶意创造力的表现，调节愤怒情绪则削弱恶意创造力[20]。因此，减少对儿童青少年的虐待或忽视，不仅可以增加创造力有益的一面，还可以减少创造力的“阴暗面”。
本文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不仅能负向预测创造性，还能通过神经质和开放性人格间接影响创造性。中介作用包括两条间接路径，分别是神经质人格的中介作用和开放性人格的中介作用。个体对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源自生活经历，儿童期的虐待或忽视经历往往会让儿童形成消极认知方式和负性情绪体验[21]。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个体容易形成对压力的高敏感性[22]，逐渐形成神经质等适应不良人格特质[23]。另一方面，早期的虐待经历也影响开放性人格的形成。有虐待经历的儿童比没有虐待经历的儿童表现出更低的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以及更高的神经质人格[24]。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生理发展的重要时期，虐待和忽视经历容易导致儿童采取妥协的方式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而增高其敏感性，损害自我控制、人际适应等心理功能，逐渐形成非成熟的人格特质，比如增加神经质水平，降低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水平[25]。较高的开放性人格与创造性思维、艺术创造性和科学创造性有关[26-27]，较低的神经质与社会创造性有关[3]。本文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长期处于不良生长环境的个体，会逐渐增加神经质等不良人格特质，降低开放性等良好人格特质。较高的神经质人格和较低的开放性人格会影响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加工模式，降低人的创造性表现。本研究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父母或社会要为儿童营造一个关爱、理解、自由的生长环境，减少其感受到的虐待或忽视，这对于创造性的培养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研究仅测量了创造性倾向，没有涉及创造性行为和创造性思维等方面；
研究仅纳入了大学生被试，没能纳入不同年龄和学段的被试，仅控制了被试性别、生源地等变量，没有考虑父母学历、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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