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定
（四川省雷马屏监狱，四川 峨眉山 614200）
我国劳动教育的概念历经了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198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提出“劳动技术教育”；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明确提出了“劳动教育”概念，同时表明劳动教育迈入制度化轨道。2001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将信息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融入劳动教育。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并要求“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开展劳动教育也是履行《宪法》第42条关于“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和“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的规定。
劳动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手段，是体现社会正义的基础和依据，是我们获得社会权利和享有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劳动教育是指通过劳动方式贯穿融入劳动精神品质、端正劳动态度、养成良好劳动行为习惯的教育活动。就个体而言，其基本内容，包括劳动精神教育和劳动行为教育。劳动精神是推动劳动者积极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精神动力，其内容分为劳动观点（思想、认识、观念）、劳动品质（包括具有道德含义的热爱或厌恶的态度、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对劳动的情感情怀等），劳动精神是指劳动者为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而在劳动中所秉持的包括劳动态度、劳动理念、劳动伦理道德及其所展现的劳动精神风貌等方面；
劳动行为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制度规范教育、劳动纪律教育、劳动技术技能教育、自身日常和参与社会生活能力教育。按照劳动教育的范围或类型分，包括劳动思想认知教育、自身日常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劳动教育（或称自我服务性劳动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就个人所处的人际、人与物的环境而言，还包括劳动环境教育、劳动安全与保护教育等。
监狱作为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刑罚执行机关，积极开展罪犯劳动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能使罪犯改变不良的劳动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习惯，同时使罪犯在回归社会后成为热爱劳动、习惯劳动、积极劳动的自食其力公民。监狱罪犯劳动教育是指监狱对罪犯开展的劳动教育，或者简称为监狱劳动教育，其具有广泛的劳动教育外延，包括劳动的意义教育、劳动知识教育、生产及服务性劳动教育、个人生活劳动教育、社会性劳动教育等，而主要的表现是生产及服务性劳动教育。当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于一切劳动之中的。劳动之于人包括罪犯，从广义上说，就是要热爱劳动，不懒惰，不懈怠，喜欢和敢于善于做事，通过基本的社会劳动获得生存生活来源和基础，这是热爱生活。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上积极主动干事，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就是积极的、阳光的、幸福的，对罪犯就是需要加强这些劳动教育。在这里，需要明确劳动教育与劳动改造的关系。从劳动教育的广义上讲，劳动改造的劳动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劳动，因此，二者意思是一致的；
从狭义上看，劳动改造是指以生产劳动为方式和手段的改造活动，其中开展的劳动教育是指生产劳动教育，劳动改造就包括着劳动管理和劳动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重视把犯人当人对待，并将这个精神贯穿于生产劳动和与教育密切结合、寓教育于生产之中，充分发挥了改造人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教育”，总的来说，在司法实践和司法工作文件及制度规范中，还没有完全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使用，而且劳动教育也没有扩展为广义的范围。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在总结政府工作时指出：“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犯人当人。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1］同年10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在司法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使犯人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就要尊重他人格［1］。1945年11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在第二届司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什么是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假如不当人看待，这个观点是错误的。”［1］377-378对于把犯人当人看待、尊重犯人人格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管改造犯人工作将其贯穿于罪犯生产劳动教育之中。正如，司法部劳改干校劳改业务教研室在《解放区监所情况简介》一文中指出：“明确犯人生产的目的，把劳动生产看成是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反对单纯的经济观点”“寓教育于生产之中，开展劳动、学习、守法三位一体竞赛，把教育改造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
”［1］383杨永华、方克勤在《陕甘宁边区的狱政建设为改革旧中国的狱政管理奠定了基础》一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贯彻以教育为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404，等等。
对犯人参加生产劳动和与教育密切结合的称法或表述还有很多，比如：生产劳动、劳动生产、生产与教育相结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改造、生产知识教育、劳动生产教育、劳动改造、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等等。关于专门的罪犯“劳动教育”概念，在1946年《太行区司法工作概况》中第一次使用。
具体的表述和论述，比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1942年）》总结到：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但使犯人身体强壮，生活愉快，而且使他们养成勤劳的习惯改进了他们的品质，学会了谋生的技能”［1］300。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通知》要求：“生产与教育要紧密结合起来，在生产过程中教育犯人，使其能改过向上；
另方面用教育来巩固与提高犯人的生产情绪劳动热忱”［1］285“我们并不是从生产中剥削犯人，更不是奴役犯人，而是用他们生产的收获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改造他们的品质”［1］287“生产教育兼顾并重，不可偏废：犯人在执行徒刑中，所受的一切教育不仅是单纯的为他改正所犯错误……”［1］288-289“保证犯人开释后，成为勤勉爱好劳动的一个健全公民。”［1］2891944年3月，高等法院王子宜院长在边区司法会议上做的《司法工作报告》指出：“通过生产教育，以改造犯人的品质，不独在理论上讲得通，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1］313。1946年，《太行区司法工作概况》中指出：教育工作的范围，包括现实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时事教育、文化教育、思想教育［1］330-331；
对劳动教育的作用，指出：“生产对自新人的另一教育作用，则在于锻炼他之劳动观念，树立他今后正确的生活方式，”［1］321使犯人“在思想上了解到劳动生产是光荣，不劳动而享受是耻辱”［1］321；
同时要求“生产工作必须与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许多经验证明，从一个生产任务开始，直到结束，必须贯穿教育工作”［1］32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要求“对犯人应当经常地有计划地采取上课、个别谈话、指定学习文件、组织讨论等方式，进行认罪守法教育、政治时事教育、劳动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以揭发犯罪本质，消灭犯罪思想，树立新的道德观念。”在这里，谈论监狱劳动生产与教育改造，又不得不谈论以下关于“劳动改造”术语认可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上，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和1979年《刑法》保持使用了“劳动改造”术语；
但是，1994年《监狱法》和1997年《刑法》中没有使用“劳动改造”术语，在1994年《监狱法》中，称法包括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监狱生产、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其中没有使用“劳动改造”术语；
1997年《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其他执行场所执行；
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这一条，保持到了2015年的第九次刑法修正案，在条数内容上与刑法相同。因此，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没有再使用“劳动改造”术语。但是，在文件中始终是认可采用的，同时把劳动改造作为改造罪犯的三大基本手段之一是肯定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他多次围绕劳动、劳动者、劳动精神等内容做了很多论述和深刻阐述，倡导用脚踏实地劳动创造美好未来，在全社会营造起一种崇尚劳动的文化氛围。
从国家对学生和公民劳动教育的重视层面看，监狱需要重视开展罪犯劳动教育，可通过《监狱法》的修改，在总则中使用“劳动教育”术语，明确对罪犯开展“劳动教育”的内容形式。然后，在“监狱企业和劳动改造”专章中，明确开展生产劳动教育；
在“教育改造”专章中，明确个人劳动教育和社会性劳动教育内容。因此，监狱要全面开展对罪犯的劳动教育，充分凸显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其具体路径如下：
（一）让劳动教育成为监狱罪犯教育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劳动教育促进罪犯体力、思想、智力、精神和行为的改善与提升。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劳动知识及观点教育，让罪犯有理性认识、新认识、新观念，认识到劳动光荣、劳动是解决生存和带来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及手段，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开展罪犯劳动品质教育，通过劳动教育，让罪犯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克服怕苦怕累的不良劳动意识，塑造热爱劳动、勤劳简朴、艰苦奋斗、珍惜劳动成果的精神。开展劳动行为教育，包括规范规程教育、劳动纪律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以此矫正罪犯不良劳动行为习惯，让罪犯不厌恶劳动、不鄙视劳动，同时消除其攀比行为，消除其沉迷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让其自觉养成劳动习惯和热爱劳动；
同时要矫正罪犯不正确的劳动行为习惯，规范其动作习惯和严格按照规程操作进行；
严格要求罪犯自己的劳动自己完成，加强日常生产劳动自主教育和改造生活的劳动自主教育，要求罪犯自己的生产性劳动和日常服务性劳动由自己完成，不得由他人代劳，特别要严厉打击牢头狱霸让他人代劳的行为，营造良好的监狱劳动环境氛围。只有让罪犯在监狱劳动教育中获得较好的劳动行为锻炼，原有的好逸恶劳或不喜欢劳动才会变为积极主动劳动、热爱劳动，最后达到习惯劳动和实现有效劳动。这样，罪犯在回归社会后，就能充分适应和参与复杂的社会劳动和创业活动，从而真正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劳动者、创业者。
（二）充分把握劳动教育的特性开展劳动教育
1.把握监狱劳动教育的思想政治性
监狱劳动教育应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对罪犯开展扎实的基础劳动教育，端正其劳动态度，提高其对劳动思想的认知，培育罪犯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的观念，使其热爱劳动、辛勤劳动、敢于劳动、习惯劳动、诚实劳动、懂得劳动（劳动的德育品质）以及达到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有效劳动。应推行新时代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发挥劳动教育的思想政治功能和道德培育的作用，要确保劳动教育的思想政治性，坚持劳动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关于劳动教育的方针政策和目的及要求。因此，监狱劳动教育要切实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加强劳动教育的指示和部署，以及围绕监狱刑罚执行的目的、宗旨和任务展开，制定细致可行的监狱劳动教育制度、方案和措施，建立监狱劳动教育的实施机制，编制适宜的监狱罪犯劳动教育教材。
2.注重发挥监狱劳动教育的经济性功能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财富。监狱劳动教育也要求罪犯在监狱里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有效劳动，不是不讲求创造价值的无效劳动。这一点，2007年《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函［2007］111号）指出：“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是改造罪犯工作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为监狱改造罪犯提供岗位，为改造罪犯服务，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但也要讲效益。”［2］同时，通过罪犯积极主动参加监狱组织的生产劳动，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奖励，激发了罪犯的劳动获得感和对劳动价值高度认同感。在劳动教育尤其是生产劳动教育中，要做好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配，重视丰富罪犯在日常闲暇时间和“5+1+1”教育改造模式中的生活劳动教育内容和形式，激发罪犯自我服务性劳动的生活热情。当然，要消除经济功利至上的思想，积极贯彻融入劳动精神道德伦理的价值，警惕对劳动成果持有享乐主义而不思进取的态度和攀比炫富的思想意识。
3.注重发挥劳动教育中罪犯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管理和教育是相伴的、对应的，从管理和教育的主体与客体而论，人，当处于别人或组织的对象时，则处于管理和教育的客体地位，即是作为被管理和教育的对象；
而当作为自我管理和教育对象时，则处于管理和教育的主体地位，即是作为自我管理和教育的对象。同样，监狱劳动包括劳动管理和劳动教育两个层面，罪犯既是受监狱组织管理和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监狱劳动中自我管理和教育的主体。那么，罪犯劳动就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具有自我劳动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积极作用的发挥，在强制劳动之下逐步达到自觉劳动、习惯劳动、学会劳动和实现有效劳动，获得劳动管理教育的积极效果，激发罪犯产生积极劳动的内生动力，改变他们不愿劳动、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思想行为。
4.把握监狱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和科技性
对罪犯开展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的，需要及时更新劳动教育要素，提高罪犯的现代劳动教育素养，不仅是传统的单纯体力性生产劳动和生活劳动，还需包括提高罪犯对现代信息科技社会劳动的认识、适应能力和获得一些新科技、新业态、新服务的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元素知识及能力，需要适应体力和脑力并用并重的现代劳动模式。要开展社会创新性劳动教育，要充分结合新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新形态、劳动新形态，实时更新劳动教育的内容、改进劳动教育的方式、丰富劳动教育手段，并运用现代科技拓展劳动教育的范畴，提升监狱劳动教育的效果，树立其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高其劳动素养，培育其劳动创造性和适应现代社会劳动的能力，让罪犯回归社会后真正成为热爱劳动、习惯劳动、懂得劳动的自食其力的社会劳动者。使其同时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新要求，增强其社会生产、生存和生活能力。尤其是在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生产方式已经从标准化规模向个性化、精细化、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劳动的创新性要求更高，劳动技术的精准程度、符合程度要求也更高，劳动和工作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官僚式科层制工作体系转型为扁平化、网络型的劳动或工作体系，劳动或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其分工程度加深，这对罪犯回归社会后的劳动专业知识能力水平和技术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考验与挑战。
5.重视监狱劳动教育的融合性
一是构建“大劳动教育”实施体系，在劳动教育中，要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生活实践教育等，形成大劳动教育实施体系；
同时，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让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生活及就业需要。二是注重在监狱企业和劳动改造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劳动文化，比如，弘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3］的劳动奋斗精神，传承“利者义之和”［4］“义，利之本”［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6］等而不能“为富不仁”［7］（意思是：利益是仁义、道义的聚合，人不是唯利是图的，要以仁义、道义、正道取利）的正确义利观，领会“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8］的劳动技能谋生观，树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9］的劳动成果珍惜观；
还有关于互助关爱和谐统一的劳动人际观和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动精神品质，等等。通过劳动教育的系统多元化融合，使罪犯不仅在生产车间只是埋头劳动而完成劳动任务，还应有意识地强化劳动的精神价值作用和如何学会劳动以及为什么要劳动等，在产业升级、产品换代中懂得现代劳动和提升劳动能力。
6.加强监狱劳动教育与社会的协同性，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共育合力
对罪犯开展劳动教育，在监狱主导下，向外拓展，需要发动罪犯家庭、社区和其他有关劳动教育的社会资源力量，共同协调深入开展劳动教育，形成常态化、机制化的劳动教育实施体系。
7.强化监狱劳动教育的规范性，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机制
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劳动教育的重要标尺，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指南和手段，需要采取平时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狱内评价和狱外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建立档案，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监狱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以确保监狱劳动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和实效化。
8.发挥监狱劳动教育与劳动文化的双向促进作用
劳动教育具有文化功能，通过劳动教育，保存、传递、选择和创造监狱劳动文化，促进监狱劳动文化持续健康发展；
及时更新创造劳动文化，用优秀的劳动文化促进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使劳动教育得到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融合。通过劳动教育的实施，更好地促进罪犯个体身体、思想认识和精神品质的提高与改善，同时在监狱企业形成积极的企业园区文化和劳动文化体系。劳动文化体系，包括在劳动态度上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在劳动品质上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在劳动目的上培养热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的社会公民，在劳动观念上树立劳动最光荣、最伟大、最美丽，在劳动精神上大力弘扬劳动典型模范作用，在劳动行为上学会劳动、习惯劳动、积极主动劳动，在劳动效果上实现有效劳动（即在有效的、有限的劳动时间和空间内创造较好的劳动效益）。因此，让罪犯理解和践行高尚的劳动精神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可以培育罪犯对劳动的正确思想认识和良好情怀，增强罪犯的劳动权利和责任意识以及劳动道德品质，矫正其不良的劳动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