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高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乡绅，即“乡间的绅士”，是指封建社会中一个特定阶层。在皇权不下县、“双轨政治”格局下的乡村社会，乡绅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维系着乡村内部的伦理与秩序，又在乡村与官府关系中扮演乡村“代理人”的角色。然而，这个历史阶层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变动中遭遇了多次重创，并最终走向了消亡。虽然乡绅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却没有淡出历史记忆与文学书写，关于乡绅的文学叙事始终没有停止。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乡绅叙事有一条完整但又明显裂变的发展线索，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乡绅，无疑就是乡绅叙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在近百年来的乡土小说中，乡绅历来都是重要的书写对象，且出现过许多经典的文学形象，比如鲁四老爷、白嘉轩等。但是，乡绅首先是以虚伪、丑陋的面目出现在新文学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乡绅书写都延续了这种叙事范式。
首先，在启蒙话语中，乡绅成为启蒙作家的批判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只有在王权垮台之后，才轮到绅权要为社会危机负责，社会批判意识才指向绅权，反传统的锋芒才最后触及绅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儒家伦理。”[1]216因此，作家们普遍将乡绅作为封建文化与封建皇权的民间代表，通过书写乡绅来批判传统文化与礼教。他们抓住乡绅最为核心的两个要素——文化与道德，在文化上将乡绅塑造为不学无术的迂腐者形象，在道德上将其刻画为假道学、伪君子。如鲁迅笔下的乡绅形象，且不说最有代表性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如何迂腐、怎样冷漠，单单《孔乙己》中“他(丁举人)家的东西，偷得的么？”、《阿Q正传》中“你哪里配姓赵！”这两句说辞，就从侧面道出乡绅面目的可憎。鲁迅之外，诸如许杰的《赌徒吉顺》《子卿先生》、蹇先艾的《乡绅》《水葬》、许钦文的《鼻涕阿二》、孙俍工的《家风》等作品也将乡绅视为封建制度与文化的代表，有意刻画他们虚伪、丑陋的嘴脸。
其次，在革命话语下，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与运用，乡绅进一步沦为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阶级革命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革命对象，然而，“来自西方的阶级革命理论指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但是作为乡土中国，并没有一个像西方工业国家那样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2]，因此拥有一定田产的乡绅就成为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左翼革命文学也有相应的创作要求，即“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3]421。这无疑将乡绅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革命话语下的乡绅叙事有着特定的叙事策略：在文化观念上，淡化甚至剥除乡绅的文化身份，而极力地突出他们的经济身份，即“地主”属性；
在艺术处理上，将其丑化为在经济上剥削与政治上压迫农民的贪婪、狡猾、残暴的反面形象。叶紫的《丰收》就是一个典型，乡绅何八爷丝毫没有保护乡民免遭吏役的盘削，相反他勾结吏役，与“陈局长”等人沆瀣一气，成为剥削农民的“营利型经纪”。事实上，这种叙事范式成为20世纪30年代乡绅书写的主流，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都将乡绅置于阶级关系与斗争中进行表现。作为结果，乡绅不仅被脱去了文化与道德的外衣，更成为剥削、反动的地主，既没有一丝“绅”味，也不见一点“好”处。
从“五四”乡土小说开始，“无绅不劣”的乡绅叙事范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前后，党和国家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为地主阶级及其子女“摘帽”，这些重大政治事件不仅意味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也为重写乡绅提供了可能。在此影响下，作家们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进行反思，重新探寻历史的真理与真相。因此，1980年代以来，开始涌现出大量重写乡绅的文学作品，如《古船》《活着》《一个地主之死》《预谋杀人》《故乡天下黄花》《敌人》《白鹿原》《君子梦》《福地》《刀兵过》《旷野黄花》《红兜肚》《百年不孤》《裸地》《笨花》《绝秦书》《圣天门口》《软埋》《生死疲劳》《山本》《那二爷的战争》《长河谣》《船之魅》《文城》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改写了既有的乡绅叙事范式，表现出了另一种乡绅面貌与乡村图景。作家们的重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不同于传统乡绅叙事将乡绅作为小说次要人物，也即作为主要人物(如苦难深重的农民、“农村新人”)的陪衬乃至斗争对象，重写乡绅普遍将其作为叙事的中心人物，给予他们充分的艺术聚焦与文学地位。其次，也不同于“无绅不劣”的文化观念与乡绅叙事范式，重写乡绅相当正面地塑造了乡绅形象，试图为乡绅祛除“污名”，乃至“正名”。在一系列的重写实践中，作家们改写了以往固有的、符号化的乡绅形象，表现出重塑乡贤形象、重述乡绅历史以及重构乡绅文化的冲动与趋向。
重写乡绅之所以构成一种叙事潮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缘于作家们重述历史的冲动，特别是此前的乡绅叙事对这一段历史、这一个阶层有所遮蔽。因此，对历史真实的探寻，促使作家们重返历史、重写乡绅。另一方面，重写乡绅也是对乡村现实的回应。如有学者指出：“当面对现实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人们往往乞灵于过往，试图从中鉴往知今、返本开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国度，这是一条习见而自然的思路，内在于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的底部。”[4]显然，重写乡绅、重建乡绅文化是被当作有望破解当下乡村难题的方法而提出的。
考察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乡绅叙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作家们是从怎样的维度来重写乡绅的。重写乡绅主要有四种维度，分别是“故事化”“道德化”、重述历史以及人性剖析。当然，这四种维度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也有交叉或重合，部分作品也可能展现出多种叙事维度。
首先是“故事化”的维度，这也是早期重写乡绅的一个重要特征，诸如《活着》《一个地主之死》《故乡天下黄花》《预谋杀人》《敌人》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山本》《文城》等。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小说中，乡绅大都是以“地主”的面目出现的，错综复杂、跌宕起伏乃至传奇化的故事情节才是作家们着力表现的。例如《活着》就有很强的故事性，人物命运坎坷，故事情节也相当波折。《活着》的主人公是地主少爷福贵，但小说并没有沿着地主这条线索展开，它首先通过福贵赌博输光家产来剥夺他的地主身份。正因为家庭破产、一贫如洗，福贵才能够凭借佃农身份在“土改”中幸免。苦难是《活着》的主题，可这苦难并非来自他的地主身份，而缘于时代的艰难与命运的不可测量。与之相似，刘震云叙述历史的意愿非常强烈，他的《故乡天下黄花》甚至成为“向故事蜕变的‘历史’”[5]。这不仅在于作者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观，更在于他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把握是建立在一种偶然性的基础之上——他更多地借助偶然因素来叙述历史，将历史处理为故事或寓言。池莉的《预谋杀人》也写到了一位乡绅——丁宗望。从故事开始，丁宗望就成为佃农王腊狗的复仇对象，小说正是以“复仇”的故事模式来架构全篇。此外，苏童的《罂粟之家》与格非的《敌人》也塑造了刘老侠、赵少忠这样的地主形象。不过，这两位作家对于历史真实缺少兴趣，也无意于还原地主的历史面目，他们更愿意聚焦于家族内部的故事，这些故事又包含了许多惊悚、悬疑、神秘的元素。苏童就曾直言：“我的兴趣并不在历史本身”“在我的小说当中，始终回避史料和历史记载”[6]，实际上，苏童的小说表现出对于故事的“虚构的热情”。
其次是“道德化”的维度，也就是从道德方面来重塑乡绅形象、重构乡绅文化。道德是乡绅文化的重要内涵，正如同现代小说中的乡绅叙事是通过“去道德化”机制来塑造乡绅，重写乡绅也遵循着类似的反向逻辑。实际上，乡绅“道德化”书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地主之死》《故乡天下黄花》《预谋杀人》等小说中就初见端倪，这些作品都写到了一个“并不坏”的乡绅形象，比如他们的发家不来自于剥削，与乡民关系比较融洽，在个人道德上能够保持一定的自律。不过，真正标志乡绅“道德化”塑造达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品是《白鹿原》。其中，白嘉轩就体现出儒家文化讲仁讲义的精髓。作为族长，他维护着白鹿村的秩序，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如办学堂、修祠堂、立乡约、正民风，又如率民抗税、祈神祭祖、抗灾济困……当然，白嘉轩形象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复杂性。小说没有回避白嘉轩的局限性，比如他的绝情与杀戮手段。在这一正一反的叙事中，小说充分表现了白嘉轩的道德高度与人性深度。
作为重写乡绅的一座“高峰”，《白鹿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乡绅书写，但它对于乡绅的反思与批判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诸如赵德发的《君子梦》、李伯勇的《旷野黄花》、叶炜的《福地》、老藤的《刀兵过》以及陶少鸿的《百年不孤》等小说中的乡绅几乎成为“绝对善”的圣贤形象，甚至成为道德的符号。其中，《君子梦》中的许正芝、许景行毕生都在推行“古之圣贤之德”，他们的“君子梦”实际上就是要建造一个道德的“理想国”。《百年不孤》也是一本关于道德的大书，它的扉页就特别标明了“德不孤，必有邻”的文化主题。小说中的三代乡绅岑吾之、岑励畲、岑国仁无不具有崇高的道德，他们对于德性的追求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福地》也是如此，正如乡绅“万仁义”名字的寓意，他其实就是传统文化、仁义道德的象征。可以说，“道德化”既是这些小说塑造乡绅的方式，也是它们的目的所在。
再次是重述历史的维度。事实上，乡绅历史一直都被“言说”。在“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与合作化小说在政治观念下论证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由此乡绅历史被简单图解，历史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与之相反，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又致力于解构历史、颠覆历史，它们拆解了乡绅历史叙述的原有机制，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重新“言说”历史，但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展现出书写历史真实的自觉。值得注意的是，《白鹿原》可谓是重述乡绅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它超越了观念化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简单演义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揭去覆盖在历史生活上的层层观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揭示存在于本体中的那个隐蔽的‘必然’”[7]。
21世纪以来，作家们对历史的解构趋于冷静，他们“在摹写客观宏大历史的同时，又注重祛除过去附着其上的政治属性，把历史叙述、文化叙述、个体命运三者结合；
在摆脱碎片化地随意切割历史的同时，注重现象学上历史真实的还原与重述”[8]。比如李伯勇的《旷野黄花》，它以“前本”“还是前本”“续本”“不是正本的副本”的命名方式表现作家有意回避历史的“正本”。他认为，文学“应该原生态地展现和表达‘被宏大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因此这就决定了《旷野黄花》“并非对宏大历史主调的应和与重复，而是对被宏大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个人生命和精神历程——的深刻体验之表达”[9]304-306。季桂林的《长河谣》也试图对乡绅历史进行还原。作家注意到乡绅阶层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既写到了像赵世禄这样的汉奸乡绅，又写到像尽德先生、张弘畴一类的贤明乡绅的抗日义举。季桂林的创作意图就是“想把乡绅阶层抗日以及他们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之间的正常关系还原出来，揭示那些曾经被过度政治化的叙事话语所遮蔽的历史真相”[10]。
最后是人性剖析的维度。也就是将乡绅叙事的重心放在人性的剖析上，去揭示并呈现乡绅的个体生命与心灵世界。不过，真正对乡绅人性进行深度剖析的作品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黄复彩的《红兜肚》、葛水平的《裸地》与张浩文的《绝秦书》。在乡绅人性剖析上面，《红兜肚》是一部可以与《白鹿原》媲美的作品。如果说《白鹿原》是借白嘉轩的个人命运来展示民族的秘史，那么《红兜肚》则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揭示乡绅的心灵史。小说的主人公朱子尚就是一个具有人性深度的乡绅形象。实际上，《红兜肚》正是从人性欲望的角度来阐释乡绅消亡的历史，如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隐喻——“红兜肚”，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欲望，导致朱氏家族自身瓦解，朱子尚也在“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中折断了乡绅的“脊骨”，他赌博、吸食鸦片、与他人姘居，最终在自我放逐中毁灭了自己。
葛水平的《裸地》也借盖运昌这个形象勘探了乡绅的人性深度。对于盖运昌而言，乡绅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身份，在乡绅身份以外，盖运昌更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这三种平常的身份，足以支撑起盖运昌这个形象。作为儿子，他的出身非常尴尬，养父是一个给他乡绅身份的太监，而生父却是盖家的长工；
作为父亲，他在子嗣上也有难言的苦楚，他娶了四房，想要延续香火，却总不如人意；
作为丈夫，他又以强掳的方式，将他人的妻子领进盖家。在这一系列的叙事中，葛水平将作为“人”的盖运昌的心灵世界与复杂人性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张浩文的《绝秦书》亦是如此。其中，乡绅周克文不仅展现出人的弱点，而且诠释出这样一个“理”：“善”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面对民国十八年的大饥馑，周克文在救灾与否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乡绅身份以及对灾民的恻隐之心，都提示他应该救济乡民，然而他对于那些不愿种粮食而只种“经济作物”(罂粟)的乡民以及推卸责任、毫无作为的县政府感到气愤。他清楚地知道，面对这场大饥荒，赈灾不仅不能救下所有人，反而会倾家荡产；
相反，粮价疯涨为他发家致富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正是在这种种现实的顾虑下，周克文迟迟不能抉择。最终，他之所以选择赈灾，不过是受到洋人的刺激，而并非出自道德的自觉。事实上，虽然周克文(也包括朱子尚、盖运昌)在道德与人格高度上远不及《君子梦》《福地》《百年不孤》中的“道德化”乡绅形象，但是在人物性格的真实以及人性的深度方面，却有着明显的意义。
在近40年来的文学实践中，重写乡绅有一个从发生到走向深化的过程。作家们通过不同的叙事维度，对乡绅做了多方面的书写，不仅改写了现代小说中的乡绅叙事范式，而且丰富了乡绅叙事的整体面貌。但也应该认识到，既有的重写仍然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足与限度。
一是作家们在解构历史和重构历史之间的失衡。在近40年来重写乡绅的文学实践中，呈现两种相反的历史观念：一方面是解构历史，这以八九十年代刘震云、池莉、余华、格非、苏童的“故事化”乡绅叙事为代表；
另一方面是试图在“祛魅”与“揭蔽”中重述、建构历史，这以《白鹿原》《旷野黄花》《长河谣》等作品为代表。在前者中，作家们虽然解构了历史，却没有参与历史的重构，而是以一种游戏化、戏谑性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对历史真实造成了另一种遮蔽与曲解。正如贺仲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作家在“土改”题材小说书写(乡绅叙事是其中的主要方面)的批评：他们在对历史的深入上有明显的缺陷。年轻作家对传统历史观念进行了解构，却缺乏必要的新的建构，一些作家将历史的意义停留在传奇故事和一味嘲讽的层面上，事实上是将历史之轻等同于完全的虚无。这是对于历史责任的逃避，也与历史本身的沉重形成明显的分离[11]。
如果说“故事化”的乡绅叙事缺少了建构历史的自觉，那么以“祛魅”与“揭蔽”为创作追求的《旷野黄花》《长河谣》《刀兵过》等作品，就表现出强烈的重构历史的冲动。这些作品普遍将乡绅置于民族历史当中，强调乡绅的历史作用，揭示乡绅的历史面貌。作家们的立意无疑是真诚的，然而他们在重写乡绅的历史观念上也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即在重述历史中走向了另一种偏至。历史无疑是复杂的、多面的，处于社会变动时期的乡绅阶层尤其如此。事实上，据历史学家的考察，在科举制废除与清王朝灭亡以后，乡绅阶层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是阶层的流动与分化，另一方面是乡绅“权绅化”或者劣化[12]119-120。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乡绅历史从来就不像乡绅叙事呈现的那般纯粹和简单，它一定是多面的，从任何单一的维度去诠释历史，都将遮蔽历史真实与全貌，从而成为一种观念化的历史。
二是乡绅形象道德塑造方面的问题。在近40年来的重写实践中，虽然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乡绅形象，但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因为重写乡绅形象是与重塑乡绅道德捆绑在一起的，这种“道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在21世纪以来的乡绅叙事中尤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写乡绅就特别注意乡绅在道德方面的表现。如果说《故乡天下黄花》《预谋杀人》《一个地主之死》中的乡绅形象仅仅是“并不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还兼有善恶，那么在《君子梦》《百年不孤》《福地》《刀兵过》等小说中，乡绅形象就完全是一种“至善”的面貌，成为在人性上毫无缺陷的道德完人——这却构成了一种艺术上的缺陷。
笔者认为，与现代小说中的乡绅叙事相比，重写乡绅虽然在道德理想上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乡绅形象，却没有实质性的超越，它同样落入了现代小说乡绅叙事的窠臼之中。“道德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13]，正如《祝福》《丰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对于乡绅的“无绅不劣”的价值判断，当下相反的“道德化”的乡绅叙事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人物“真实性”(包括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以及人物深度的问题。从历史真实性来看，乡绅“道德化”的书写不完全符合这个阶层的真实面貌与性格，它更多的是作家们对乡绅进行艺术想象、主观美化后的结果。作家们过分追求乡绅之“善”，从而导致人物失“真”。“道德化”可以是人物塑造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但绝非目的。此外，乡绅道德行为的发生一般是有条件的，而不尽是必然的。许多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清醒的认识。以一个常见的情节为例，乡绅叙事常常写到乡绅的赈灾之举，乡绅赈灾是有现实根据的，但是作家们在叙事中往往忽略了细节的真实与心理的刻画，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乡绅将自家的粮食拿出来赈灾(为了强化乡绅的道德感，作家们还特别强调乡绅捐赠的是自己的救命粮)，并且没有丝毫的犹豫。作家们的目的是想表达一种天地之间的“大善”，只是他们没有将乡绅道德行为的内在逻辑与心理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而仅仅是一笔带过。这导致乡绅成为一种道德符号，虽然“好看”，但却不够真实：既在历史真实中站不住脚，也禁不起艺术真实的推敲。作为结果，巨大的道德光环的确使乡绅形象耀眼夺目，却十分空虚；
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虽然提高了乡绅的人格魅力，但也遮蔽了人物的心灵世界。无论如何，这是得不偿失的。
三是缺少足够的审视与批判意识。或许因为作家们重写乡绅、重述历史、重构文化的意愿过于强烈，因此普遍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作家们在重塑乡绅时缺少必要的审视意识，除《红兜肚》《裸地》《绝秦书》等少数作品外，很少有作家真正触及乡绅在人性上的幽深一面，没有发现(或没有展现)这一群体可能存在的人性张力与裂变，作家们或许写出了历史的悲剧，却没有写出真正的人性悲剧。究其原因，是作家们的重写还停留在对乡绅身份的想象上。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乡绅群体的共同社会身份，却忽略了乡绅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与其说作家们是在写具体的个人，毋宁说写的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身份。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重写乡绅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类型化”特征——故事情节、叙事模式相似，人物性格与人物面貌也大致相似。说到底，作家们还没有卸下乡绅身份带来的写作负担，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更没有突入到人性深处，将作为“人”的乡绅的心灵世界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对于乡绅及乡绅文化的负面性，作家们同样缺少审视与批判意识。作家们潜意识认为乡绅是道德的完善者，乡绅文化是一种完美无瑕的道德文化，因而缺少了审视的自觉。实际上，乡绅更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乡绅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封建制社会的文化产物，它有可取的一面，也有落后、保守乃至反动的一面。这些方面作家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始终回避这些问题，因而没有对其中一些不合理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进行甄别与思辨、审视与批判。比如说，对于“礼教”扼杀人性、封建迷信思想等不合时宜乃至错误的文化观念，作家们在重写的过程中没有表达出应有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立场。这实为一种遗憾。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对人性的剖析、对问题的揭示、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一直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层面，也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素质。显然，重写乡绅的作家们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事实上，包括现代小说在内，近百年来的乡绅书写都源于某种文化观念，其背后又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倾向促使乡绅叙事的发生、发展，并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潮流，但它又导致了“赶潮”式的写作现象以及类型化的创作面貌。无论如何，身处其中的作家们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审视意识。重写乡绅虽有将近40年的历史，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而是仍将继续重写下去。需要注意的是，“重写”并不是重复书写，要取得乡绅叙事的深化，就必须超越简单的历史观念与道德的臧否(这恰恰是当下重写乡绅用力所在)。重写乡绅是对乡绅阶层的回望与观照，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写“人”，即作为“人”的乡绅，它最重要的命题不是别的，而是表现乡绅身份下的个体生命，以及他们沉潜着的人性世界，也即心灵的世界。
猜你喜欢 乡绅人性道德 “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2期)2022-03-16“狗通人性”等十一则杂文月刊(2021年11期)2021-01-07逼近人性摄影与摄像(2020年12期)2020-09-10文化分裂与秩序失落：《好兵》对英国乡绅文化的反思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2期)2020-02-06人性的偏见地图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跟踪导练（五）（2）时代英语·高一(2019年5期)2019-09-03道德是否必需?——《海狼》对道德虚无主义的思考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2期)2019-08-24婚姻的尽头，藏着人性的底色海峡姐妹(2018年4期)2018-05-19画痴民间故事选刊·下(2016年11期)2016-11-29道德认同感提高≠道德包容度提高中国德育(2016年13期)2016-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