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网络青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在“网络中逐渐形成、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1]116。随着智能媒体的日臻成熟，网络青年亚文化本身也在不断荡涤、互融、重构，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青少年群体的行为、理念、情感提供可以奔放宣泄的文化载体，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全新的传播机遇；
另一方面它又极易产生非理性行为，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一定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220客观认识网络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功效与风险挑战，主动引导其走向健康、绿色、常态的路径，是加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载体功能：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与青少年群体的交互平台
从某种意义来说，网络青年亚文化是“青年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沟通和对话的中介”[1]120。作为青少年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重要交集场域，网络青年亚文化发挥着载体功能。
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需要适应智能技术赋能后青少年群体的审美习惯与认同。尽管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具有最佳导向性，但是在技术重塑的网络空间中会被崭新的传播秩序所干扰。例如，“弹幕”逐渐成为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一种流行的交流方式，主流意识形态却难以适应这种过于碎片化、即时化但极具交互性的表达。而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建构着当代青年生活方式，隐性表征与传递着观念形态的文化内涵”[1]116。作为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空间的重要文化载体，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扩张力、创新力、接受力，不仅能够彰显青少年群体的气质外放，而且通过智能媒体技术赋权衍生出结构层次更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传播的创新需要。
另一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载体功能体现在能够主动创造引导青少年群体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有利环境。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可能会产生叛逆行为，但长期以来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仍然促使他们有着主动“皈依”的倾向。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青年亚文化组成的互动仪式中，情感要素将伴随着三者之间的频繁接触而不断跃动。青少年群体将会亲身感受到原初信息数据经由视频化、图片化、文字化所带来的全新感触体验，对主流意识形态将会有新的了解与认识；
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良性互动，将这种试探与接触逐渐升华为熟悉与喜爱，以青少年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织就了信息内容传输的感应网络，完善了交互情感上的满足、内容对话上的均等、信息传输上的稳定，为青少年群体接纳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驻场提供良好的契机。
(二)传递优化：稳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关系
传播关系是指人们通过信息交流和分享而在传播活动中构建起来的相互关系。建立传播关系需要依靠三个基本要素：共同经验范围、契约关系和反馈。[3]“网络青年亚文化不断对主流文化、主导文化进行整合与创新，并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1]121，以传递优化作用帮助主流意识形态稳固了传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在网络空间对青少年群体的传播困境。在网络空间提供的虚拟场景中，网络青年亚文化以特殊的符号交流与共享的情感基础吸引并聚集了相当规模的青少年群体参与创作。青少年群体既是文化发展的催生者，也是文化传播的接受者；
既在遵循自我经验中衍生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形成良好的主观意向。借助于此，主流意识形态与青少年群体的共同经验范围通过网络青年亚文化提供的平台载体逐渐形成，并且在智能技术赋权中缔造相对稳固的契约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网络青年亚文化背后的趣缘群体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网络空间提供的虚拟社会情境中实现了自我话语权的充分表达，形成交流意见广为汇聚的“公共论坛”。在这种情形下，主流意识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信息碎片化、分散化的阻挠与困扰，取得更加集中高效的传播效果。如此一来，即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引导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会通过不断活跃的反馈机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适与纠偏。
(三)情感增幅：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魅力
在主流意识形态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的过程中，倘若仅仅运用文字等符号形式输出信息而缺乏必要的情感渗透，那么其主观形象则会“大打折扣”，甚至引起受众群体的心理排斥与反感。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良好形象建构既需要依靠稳固的传播关系，也需要形成丰富多彩的情感渗透。相较于主流意识形态在传统视觉经验中塑造的刻板形象，网络青年亚文化则具有非常丰富的情感要素，在相当的程度上丰满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格形象。例如，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是让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动漫形式完成出场，用诙谐有趣的动物形象与真实丰富的故事情节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史诗。这种情感丰富化的形象表达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了良好反响，既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又丰富了青少年群体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方式，进一步推动了青少年群体爱国主义情绪的空前高涨。主流意识形态借助这种动漫形态出现在网络空间中，不仅在形式上更容易被青少年群体所接受，并且可以主动营造充满“正能量”的情感态势，有利于青少年群体在正向积极的教育情境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魅力将会不断绽放出来。
(一)趣缘群体的固层化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介入
网络青年亚文化背后的趣缘群体结构呈现复杂化形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青少年群体基于兴趣爱好、情感需要等因素逐渐形成了拥有“共识、共趣、共为”的趣缘群体。很多趣缘群体已经形成独特的价值共识与参与气氛，与其他群体之间也是处于“互不交流”的状态，很容易导致网络青年亚文化内在结构趋于复杂化、阶级化、固层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则难以介入其中。
基于兴趣、爱好所产生的趣缘群体，拥有固定的圈内文化与规则。在网络空间里这种趣缘群体现象愈发普遍，尤其是随着智能媒体技术的日臻成熟，趣缘群体的个性分化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在高度自由的网络世界中，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将不断地被打破，在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青少年群体看来，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种族差异与道德伦理不能成为阻碍兴趣交流的因素，来自不同阶层、民族、国家、人群固有的偏见与排斥都可能在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趣缘群体交流中崩溃瓦解，逐渐形成话题共议、情感共享、审美同步的新型“共同体”。但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最初的兴趣爱好可能逐渐演化成共识的价值准则，自由交流开始受制于固定的内部秩序，经验主义、意见领袖往往能够起到主宰一切的统治作用。基于这种情形，主流意识形态不仅难以发挥原本的价值引领作用，反而被这种堡垒式的圈层隔阂拒绝在外，更为严重的是，趣缘群体之间产生的疏离感进而会隐性颠覆青少年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不信任感等负面情绪将会逐渐蔓延，对整个网络空间甚至现实生活的和谐秩序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智能算法推荐的运行逻辑加剧了这种趋势。青少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审美偏好、价值标准等因素经由算法推荐的助推后逐渐形成更加难以突破的自我束缚，不断加固着趣缘群体的“堡垒”。青少年群体在网络上的出场形象也会在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里被强制定义，即使在未来有形象转变的意愿，也会因为长久的算法推荐影响而“积重难返”，最终在潜移默化的信息投喂中沦为软性技术的俘虏。不仅如此，青少年群体本身的思维模式也会陷入固化泥潭中无法自拔，对其他任何新信息、新事物、新思维的输送都产生漠视心态，主流意识形态将难以进行正向渗透。
(二)参与网络话语革命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失语”
不间断地参与网络话语革命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另一显著特征。网络青年亚文化需要不断更新的网络话语宣泄情感，与此同时，网络话语也凭借通俗易懂、新颖奇特等特点在青少年群体中迅速传播，形成一种特殊且广泛的话语共识。但是其频繁参与网络话语革命，则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一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在革新话语表达的同时容易陷入低俗化。与日常现实生活不同的是，网络用户凭借碎言片语甚至是一串数字、一个表情包、一个符号就能够“精准”实现话语表达。在网络空间中，话语符号的生成逻辑被重新设计，所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话语本义被随意替换与解读，同时话语组合与排列也会趋于简单化、紊乱化，以“谐音”、“玩梗”、“恶搞”等方式不断冲击主流话语体系的表达，但在青少年群体看来却能更加形象地描述事物现象。这些新颖词语更多的是带有负面情绪的显性表征，例如“工具人”(指单纯地被利用)、“白嫖”(泛指无成本获取)等词语，以新颖、恶俗、形象化表达且容易理解的特点迅速流通，看似给网络青年亚文化补充“新的话语”，却在无形之中利用青少年群体尚未成熟的审美价值标准，借用极具渲染力的表达不断浸染青少年群体的道德素质。在享受“语言发泄”的同时，青少年的个人价值取向与真实情感会被隐藏在“新颖靓丽”外衣下的恶趣味词语所诱导变质。在缺乏积极健康的主流话语引导的情况下，原本通俗的话语逐渐在曲解与变革中沦为低俗的代言，青少年群体在参与网络行为的过程中也容易被这种话语表达所侵染，“不约而同”地沉浸其中，“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规范”[4]。
另一方面，频繁参与网络话语革命容易在狂欢化的情景中形成负面情绪漩涡，使网络青年亚文化更加难以摆脱劣性话语束缚,“狂欢让人们暂时从普遍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
它标志着所有等级差别、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暂时中止”[5]。相比“沉默”于现实社会的话语权缺失，网络语言的夸张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群体的气质外放。通过对情绪的渲染与调节，网络话语革命营造出“万众瞩目”的话题热点，而青少年群体的开放个性为不同趣缘群体的话语传播创造了潜在条件。但这种共性的话语互动交流同时也为不良思想、负面情绪传播流动提供渠道，精神污染往往会随之弥漫全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话语革命往往没有建立良好的对话秩序，反而为自身贴上无法消除的负面标签。更为严重的是，带有负面情绪的网络词语一旦产生规模性的传播态势，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净化、根除，会长久性地损害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将会被“弃之不顾”。
(三)发起“去中心化”运动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
在纷乱繁杂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会在网络青年亚文化发起的“去中心化”运动中被逐渐消解与分散。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来临，“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表达空间”[6]，青少年群体得以有更多的平台与机会彰显自我个性，传统的权威秩序被打破，新奇古怪的思想反而成为受追捧的对象。然而，自我理性的消减与价值共识的约束往往引起巨大冲突，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中被边缘化。
首先，“去中心化”运动所彰显的是个人主义的极端释放，基于这一基本前提，网络青年亚文化所强调的“凸显自我”、“个人英雄主义”成为青少年群体追捧的崇高法则。在智能媒体的过度赋权下，政府主体的“把关人”角色功能遭受消减，“去中心化”运动中个人的绝对自由超越了理性束缚，所有思想热点都会碰撞爆炸，任何荒谬想法都可能在虚拟网络中得到认同或追捧。基于这种逻辑，习惯以传统权威形象出场的主流意识形态将更容易受到诋毁与质疑。
其次，智能媒体操作更加助推了这种趋势。智能媒体操作的背后是资本权力与技术合谋的暗中把控，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群体非常容易受到资本逐利的“重点关照”。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网络平台，通过诱导消费、劣性价值植入等手段不断影响青少年群体的主体自觉，使之在潜移默化中陷入“被奴役”的精神洗脑。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使得原本就处于情感懵懂阶段的青少年群体更加容易陷入认知陷阱，原本对事物的理性思考也会在舆论喧嚣中被粉碎，并且这种思维惯性也会伴随着信息重复输入而不断延续，最终形成无法摆脱的桎梏牢笼。
最后，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在“去中心化”运动中被不断分散。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但是在网络建构的虚拟社会中，以往的社会人际关系将会发生变动甚至颠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身份关系分崩离析，青少年群体面对的往往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教育，而是在夹杂着各种思潮的繁杂信息浪潮中复杂化本身的价值观认同与形成。尽管在这场“去中心化”运动中青少年群体的个性与情感得到宣泄与解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信仰迷茫与价值缺失，逐渐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产生巨大的错位与断裂。
(四)产生不良文化形态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风险
网络青年亚文化与当下不良社会现象相互耦合，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被”疏离。青少年群体在现实生活遭遇的种种现象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带来“生动的素材”。例如近段时间突然流行的“躺平学”，背后显现的是青年群体难以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非暴力式抵抗，其表面上是为了躲避生活压力，实际上是宣传一种不作为、不奋斗的消极思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群体因为普遍存在的来自社会、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哀叹“内卷”严重，不如“躺平”，自我价值观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逐渐扭曲。这种精神荒芜、价值崩塌的现象在网络青年亚文化与各种不良社会现象的耦合冲击中比比皆是，并且借助网络迅速实现扩散传播，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不良社会思潮的入侵使得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相较于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网络青年亚文化本身结构偏向脆弱，主要缘由是网络提供的虚拟空间弥合了青少年群体的情感依托，在文化创作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而产生主观臆想盲目扩大，而由此对网络产生过度依赖,往往也极易遭受各种负面情绪的浸染。基于这种情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生产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缺陷，而诸多负面社会思潮则凭借极强的侵染性，通过表达夸张化、内容虚无化、议题争论化、价值扭曲化公然实施侵染，不仅干涉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还可能随时制造网络舆论矛盾，煽动青少年群体抵抗与排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一)情感心理维度：在认可与包容中走向情感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主动消除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偏见，充分肯定其积极的影响方面。“青年发展的不安全感有时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偏见，并在亚文化的发展中不断体现出来。”[7]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与思维，而青少年群体作为备受关注的成长中的一代，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产生了更多新颖有趣的想法与行为。习惯于传统审视方法的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主动做出改变，建构起“辨识—认知—肯定”的体系流程，更加清晰地把握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逻辑。
首先，要对网络青年亚文化做出正确辨识。中国庞大的青少年群体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可能性。有必要建立“精准化、细腻化、智能化、持续化、系统化”的认知体系，有效针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繁芜杂乱的影响因素形成理性判断，将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不良文化、负面思潮区分开来，特别注意要“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8]，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通过对网络青年亚文化基本范畴上的精准化、辨别内容上的精细化、辨别技术的智能化、辨别时长的持续化、辨别流程的系统化等“五化一体”的体系建构，更加明晰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来龙去脉”。
其次，要通过建立相对合理的沟通机制，主动倾听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真实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完善运用体制机制，打通并用好同群众信息交流的新渠道。[9]政府主体可以主动培养意见领袖，在各种网络文化平台上设立话题板块，以主流文化印象为引子，与青少年群体产生平等交流互动，在交流中注意收集其中的有益意见并做出及时反馈，在平等对话、交换意见、互相倾诉等过程中逐步走进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心理主场，更加全面地了解其内在结构与发展走向。
最后，要在认识的基础上理解与肯定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意义。主流意识形态要选择性地包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个性”绽放，不能依据传统审视习惯将其钉上“叛逆”标签。可以通过在微博、贴吧、微信、短视频等青年群体热衷于浏览、交流的网络平台设置常驻平台，以“长辈式”的赞美语气去肯定与鼓励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成长与贡献，引导青少年群体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参与到文化创作、发展、传播的各个过程中。
(二)主体行为维度：在管控与治理中消除“疑难杂症”
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可以从意识形态管控、法律制定、技术治理等层面积极疏通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症结，更及时地把控好背后的风险态势，主动输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正能量”，完成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积极引导。
一是从意识形态管控层面，剔除负面社会思潮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依附与蛊惑。青少年群体具有情感丰富且容易冲动的特点，在网络空间更容易受到负面社会思潮蛊惑，因此应当助力提升青少年群体的审美价值标准与思想道德涵养，帮助他们主动识别与抵抗负面思潮的侵染。官方媒体可以主动进行网络宣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揭穿负面社会思潮的虚伪性，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输送教育来抵抗负面社会思潮的恶意侵染，帮助青少年群体提升负面社会思潮的识别能力、抗压能力、免疫能力，不断化解负面社会思潮引发的演变风险。
二是从法律制定层面，主动运用法律行政手段规范与整顿网络空间秩序。为维护网络生态安全，政府主体对网络信息的内容和传播路径必须进行定向干预。[8]与其他文化形态不同的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属于一种生存于网络虚拟空间的特殊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完全依靠传统行政手段进行整治，而是需要构建起完整的引导、纠正、严防、问责的法律体系，确保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外在健康与内在优化统一于良好的治理框架之中。应当精细化法律制定，针对网络青年亚文化变化迅速、情感丰富、互动频繁的特点精准实施，要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群体心理敏感、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认知经验有限等现实因素，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采取以教育引导为主、处罚惩戒为辅的实施准则，促使网络青年亚文化走向健康化发展。
三是从技术治理层面，匡正智能算法推荐的运行逻辑，主动打破信息茧房对青少年群体的理性束缚与情感桎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318应当在智能算法推荐设计之初就注重主流价值观的输入，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使青少年群体能够在网络空间中更广泛地接受积极教育的洗礼。同时要协助青少年群体由“人脸画像”的被动转换为“自我画像”的主动，突破“信息投喂”的隐匿陷阱，逐渐平衡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趣缘群体阶层对立差，以多向化的传播手段、清澄化的情感态势、一体化的价值引导、健康化的信息输入“打通”智能算法推荐对网络青年亚文化造成的技术性隔阂，让其在“共享、共同、共融”的网络环境中走向健康化。
(三)价值引领维度：在自臻与引导中实现教育感化
网络青年亚文化确立积极的价值取向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帮助，但仅仅依赖传统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激起青少年群体的“逆反”心理，加剧对其教育纠正的复杂度。有鉴于此，主流意识形态应当避免网络治理中的“塔西佗陷阱”，进行积极的形象建构，以改善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主观印象，努力推进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主动收编话语权，使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在交流与理解的氛围中获取情感认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具有理论性、政治性、严肃性、规范性等特点，往往在互联网领域传播中处于“曲高和寡”的状态。“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融入现实生活，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它、领悟它。”[10]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主动创新话语表达，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框架，能够照顾到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11]。通过网络青年亚文化提供的“中介”平台，主流意识形态应以更受青少年群体欢迎的出场形象参与其中，通过互动、互融、互通产生“平等对话”，主动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插入“语言芯片”，引导其走向良性的话语表达规范，有效化解碎片化的负面信息话语表达背后隐藏的不良思潮荼毒。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要在情感引导与价值引领中实现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教育感化。通过良好形象的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获取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信任感，两者之间的情感交融将会在好感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与此同时，“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将会进一步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主动把握互联网创造的“全息模拟”教育空间，利用传统教育优势重新定位与发挥自身角色内涵与意义。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充分发挥智能媒体的技术优势，以精准化定位、数据化传导、角色化赋情、全景化播送、多元化互动完成相关优质内容的输送与供给，通过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让青少年群体逐渐匡正以往非理性认知产生的心理隔阂，在积极健康的双向情感互动中接受正能量的洗礼，使网络青年亚文化在正确引领下完成价值认同与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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