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琪琪，何树远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很多西方观念涌入了中国思想界，其中尤为显著的便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随着政治实践和思想论辩的展开，知识分子对国家出路的观点分歧愈发明显。李大钊便是在此种情形下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且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革命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界对李大钊政治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主要着眼于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阐发①(1)①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等对李大钊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李大钊编写组的《李大钊年谱》和杨琥的《李大钊年谱》均是以时间为主线对李大钊生平进行整体梳理。，较少对其政治思想转变缘由及过程进行细致考察②(2)②关于李大钊政治思想转变的直接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戴鹿鸣《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发展》针对五四时期李大钊政治思想出现的转折进行论述，王永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政治思想发展》、刘民山《论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和罗芳芳《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研究1913-1921》，将李大钊在该时期的政治思想演变历程进行不同的阶段划分。张睿《五四前后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研究》分析了李大钊政治思想转变中的局限性。，本文期望通过详细梳理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探究其转变的缘由，揭示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关系。
“五四”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高度赞扬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不应附属于任何形式的奴役，李大钊在此期间对于自由主义的表述便突出体现在“民彝政治观”和“宪法自由观”中，总的来说，李大钊所崇尚的自由主义是在宪法之上的民主政治。
(一)“民彝”——“器”“常”“法”
近代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国人深受列强与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对于“民权”的呼声日益强劲。早在1913年《论民权之旁落》中，李大钊就指出百姓所忧虑的并不是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希望获得分享权力的能力；
也并非忧虑争权之人，而是害怕那些打着为人民谋取权力的人最终成为窃权之人。怎奈“民德”沦丧，“民力”衰微，“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1]74民力衰微是民权旁落的根本原因，权力犹如天秤，必须要衡量力量多寡以与之相适应，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发展国民教育才是培根固本之策，兴革命之精神，铸争权之魄力，彼时民力雄厚，何惧民权旁落。
这个时期，李大钊创造性提出了“民彝”思想。对于“民彝”，李大钊从“器”“常”“法”三个层面进行诠释。
首先，“民彝”是人们所固有的关于自由、平等的本能、意念，是存于人心中的普遍人性。李大钊通过引证龚自珍关于“宗彝”的论述阐释“民彝”与“宗彝”的联系。“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1]269，古时宗法社会，“宗彝”乃宗庙之常器，“器”是一个国家精神尊严的依托，“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
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1]269。李大钊高度强调了“民彝”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位，虽用“宗彝”譬喻“民彝”，从精神上讲，“民彝”是一种理念与信仰；
从现实层面看，它又强调个人遵循本性的逻辑行动。由此可见，“民彝”的内涵层次丰富，既包括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中所引发的意志、愿望等，还包含着社会、历史、传统等印刻在人民心理和精神上的心态。
其次，“民彝”是尊重人民意志与权利的常理。李大钊引用《尚书·洪范》中的“彝伦”和《老子》中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阐释“彝”，认为“彝”与“夷”两者相互通融。《尚书·洪范》中，箕子以禹遵循五行，成功治水的典故回应周武王对治国常理的疑惑，强调治国必须要顺应“天意”。这种“天意”实际上是人自身意志外化的表现，也就是说治国安邦必须要尊重人民意志。这种引证折射着李大钊的政治理念，治理国家不应该将“振奇幽远之理”[1]269奉为圭臬，而是要尽可能地贴近民众的实际生活，真正地考虑到百姓的需要，种种非常之法其根源有悖于民性，只会徒增迷惘，因此“民彝”政治应是用于维护民众的平常生活。
最后，李大钊强调“民彝”是“民宪”的基础。英国的宪法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遵循了“民彝自然之演进”[1]271，因此他倡导“民彝”下的“适宜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1]271。所谓的“适宜政治”是国家法律与“民彝”之间相互联系疏通的产物，以“惟民主义”为精神内核而外显为代议制度。民彝又有民权的意涵。李大钊揭露了统治者滥用权力以图苟安的丑恶面目，而与此同时,处于压迫下的人民并不知道要用何种方式与统治者抗衡。因此李大钊认为“吾人今日之责，惟在阐明政理,若者宜自敛以相容，若者宜自进以相抗，但期保其衡平，勿逾乎正轨，以求各方储有政治能力之分子，无论朝野仕学，苟不自外于政治关系，继兹各当率其良知之真，断然为决顿之觉悟”[1]178。
总之，“民彝”集中体现了李大钊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有机融合，其实质在于主张“人”的自由发展，强调个体与政治、社会历史的联系。
(二)基于自由的立宪政治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科进行研究学习。此时的日本民主主义思潮迅猛发展，大正民主运动高涨，就连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无不充斥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以英国立宪政治为理想的实证研究学风的影响，这些思想都是限定在肯定天皇制压迫其他民族的条条框框之中[2]。在多元思想的碰撞下，李大钊既在课堂上学习，也在革命活动中经受锻炼，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
李大钊高度强调立宪政治之必要，“不自由毋宁死”[1]401，认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努力无一不源起于对自由的追寻。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而宪法之上的自由乃是立宪国民生存之必然，价值之所在。想要实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求得“善良之宪法”——保障充分之自由。
李大钊痛斥阻碍人民自由的敌人——皇帝和圣人。他指出“抑知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1]402。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为近世提供了自由的保障，被各国宪法奉为泰斗，其中明文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信仰自由等等”[1]401。然而《天坛宪法草案》在模仿其模式时隐去教授自由等内容，这实际上是怀揣专制野心的人扼杀民族思想精神的恶毒行径。“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专)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除专制国民之根性”[1]346。李大钊认为想要冲破历史上积累种种权威重压以舒畅国民自由，不能仅仅依靠现存的力量求得宪法保障，而应当穷尽可能性地全量求得宪法保障的渊源——“思想自由”。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要真正保障自由不能仅凭借法制精神，还需要彰显舆论的价值，思想自由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专制社会所依仗的是强制力，宪法社会则是基于民意。李大钊认为自由是民主政统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基石，希望能够实现宪法上的自由政治，自由政治的精神在于发生问题时，人人得享自由公平的权力，通过充分讨论商榷出共同的认知[3]。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初步接触到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宣传的带有浓厚宗教和自由主义色彩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一定基础。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归国追随研究系干将汤化龙、孙洪伊等从事反袁及护法运动。李大钊极力抨击袁世凯违背世界政治离心力发展潮流的行径，“袁项城生当民主政权炽盛之世，不惜以豪杰有为之凭籍，而牺牲于黄袍加身之迷梦，卒之身败名裂，为世僇笑”[1]346。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他所贪图的不过是至高无上的集权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后来因汤化龙支持段祺瑞、依附于北洋军阀，李大钊逐渐与其拉开距离。他在思想上与国民党人越来越近，而且继续追随处在国内政争核心漩涡中的孙洪伊，参与了一系列反对北洋势力的政治活动。在张勋复辟以后，李大钊不得不离京南下上海避难[4]332。短短两年内目睹两次帝制复辟，李大钊深刻感受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根本不会尊重民意，保障民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举步维艰。
也恰恰是在李大钊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感到苦闷迷茫的时候，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李大钊的视线开始转向俄国。这一年，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面包与和平》《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等》等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的文章，积极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战争态度，赞颂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欲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增强中国共和政治势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他开始将民主主义阐发为民治主义——一种基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概念。1917年8月他写给友人李泰棻的信函中认为：“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Democracy,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俾其他‘贤人政治’‘有限民主’诸说，皆不得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5]357。李大钊已经认识到民主并不仅仅是改变国体，更主要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1918年1月中旬，李大钊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这在其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章士钊就认为“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6]83。李大钊注重对各国革命运动材料的搜寻和整理，在此过程中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大学图书馆近年发现李大钊在担任馆长期间留存的该馆的《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此中记录了两年间北大图书馆购进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22种，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45种[7]。这从一个方面能反映出作为馆长的李大钊对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热切探求。
随着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认识的加深，李大钊开始逐步倾向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把握，开始用社会主义思想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1918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开始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强调了俄国革命“立于社会主义之上”[8]330的重要地位，但是他仍是从“人”和“自由”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阐发，并不代表着向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转向。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颂扬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救国救民新方法、新道路的指引。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迫切地寻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门径。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所发表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李大钊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10]443。同年李大钊利用编辑《新青年》6卷5号的时机，将该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马氏资本论释义》等译文[10]442，为社会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李大钊政治思想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诱因，他认识到社会问题只有靠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秉持统一趋向的理想和主义进行共同活动才能得以解决。同时也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研究怎么在实境的基础上使主义成为改造世界的实际物质力量。
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整体学习与把握，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发展。1919年9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连载发表，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较系统和较完整的介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李大钊高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地位——“世界改造原动学说”[4]666，这也标志着他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李大钊坚持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组织，并将其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即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进而概括出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经验的说明，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10]5。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构造取决于经济的构造，即基础构造。就基础构造而言，其变动源于自身内部的最大动因——生产力。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揭示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密切关系[10]5。社会组织就是社会关系，是人类凭借生产力作用下的产物，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当社会关系适应其发展状况时，对生产力的发展便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会产生消极的阻碍。因此在黑暗腐朽、秩序崩坏的年代，只有敢于改造经济组织、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博得一线生机。
李大钊逐步感受到工人、学生群体蕴含的强大力量。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关注家乡唐山工人阶级的状况，发表《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这是中国较早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文章。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亲身到唐山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11]。在《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的生活方向》中，李大钊强调青年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中国作为农业国，农民是劳工阶级的大多数。李大钊认为要真正求得全体国民的解放，中国青年必须开发农村。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不仅利于农村生活的改进，更有助于推进社会组织进步。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专门设立名为“亢慕义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图书室，到1922 年2 月，亢慕义斋已有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在内的60余种中英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2]。李大钊于北京大学相继在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
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
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课程。
他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掀起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的热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重要的人员储备。
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建立一个革命的、进步的政党的极大必要性。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后，李大钊便着手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筹备工作。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召开“共产党小组”成立大会，后派人员指导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的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工作[13]111-112。1921年3月李大钊撰写《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呼吁中国C派朋友迅速组建一个强固精密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政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10]350。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李大钊作为会议发起人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由此观之，李大钊在该时期实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将李大钊政治思想放置在辛亥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变动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不难感知其思想巨变的缘由固然有自由主义本身的弊端，李大钊对自由主义进行全新阐释，实现了“扬弃”，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李大钊本人的家国情怀。
首先，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不具备厚植的沃土，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其不懈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这个外力因素在中国一直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态。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给予人民群众的压迫是极其深刻的，虽然外国帝国主义列强运用暴力手段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各种西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击溃长久以来封建社会下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所谓“宗彝”可迁，“民彝”不可迁。自由主义者在此期间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英美为蓝本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实现宪法之上的自由。但是无论是其思想武器还是蓝图设计都并不适用于中国基本国情，这也预示着失败的命运。但是自由主义的传播促进了民族精神的解放，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胎胞中孕育成熟的，吸收了自由、平等、人权等优良传统与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审视时局的全新视角。面对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政治变动，在仔细观察后，李大钊在1918年就热切地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的道路。后来与李大钊走向不同道路的李璜就回忆“1918年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14]34，“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14]34。1919年8月初李大钊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近3万字的长文，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较系统和较完整的介绍。李大钊正是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李大钊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实现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一片爱国赤诚。李大钊自称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面对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李大钊自小就立志要实现民族的复兴。他回忆早年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5]297。1916年在为《晨钟报》撰写的创刊词中，李大钊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思想，希望与慷慨悲壮之新青年“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知曙光”，“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表达了其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15]。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其用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方法。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废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5]298。这个新政策，因在狱中，他只好表述为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扶助农工的主张，实际上他真正想说的恐怕是俄国革命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最后，李大钊由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必然结果。面对民国初年人民权利无法真正保障的现状，李大钊1916年发表《民彝与政治》，主张保障民权，尊重民意，为民主政治寻求理论依据，体现了其对如何真正实现民主的思考。李大钊非常关心民众疾苦。1917年2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认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是赢得数十枚之铜圆”，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希望关心社会者图之[1]454。他还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作环境，研究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正是坚持解决人民的现实需求问题，认识到在一战结束后的世界中，社会主义革命将席卷全球，必须用新的革命方法和手段才能解决人民疾苦，才促使李大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纵观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李大钊始终胸怀天下，为人民谋幸福，致力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孜孜寻求救国的真理，最终在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经历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他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坚定信仰在风雨如晦的时代探索民族复兴之路；
他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始终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
他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忠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