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儒，杨胜荣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地理环境被看作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但是，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不同的看法。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视为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以他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包括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在内，通常被看作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本文立足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文本，对普列汉诺夫是否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这一问题进行辨正，阐述他的地理环境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并分析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今环境危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气候、土壤等会影响民族性格和社会特性。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两位思想家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作用问题持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孟德斯鸠强调气候对各民族的生理、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等起决定作用；
伏尔泰则认为地理环境没有一点影响。深入考察普列汉诺夫有关地理环境理论的文本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既不属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属于地理环境无用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把地理环境看作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论述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1]168此外，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2]165很多学者由此将这些论述作为普列汉诺夫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依据。但如果结合上下文便不难发现，他的论述有一个限定条件，即在早期人类社会，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在非洲，当某一地方人口过剩或者被其他部落驱赶时，一部分居民或整个部落就移居到别的地方，结果就让新居留地的地理环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向来从事农业的部落现在变成游猎部落了，或者相反，游猎部落改事农业”[2]164。即是说，在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人类社会的性质。普列汉诺夫对此有明确的阐述：“人类的部落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就相互发生关系……不过，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和保持的难易也是依地理环境的特性为转移的。”[2]165显然，“人类的部落”这一限定词，意在表明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的观点是针对早期部落社会而言的。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在著作中提到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看法：“显然，‘气候’，一般而言地理环境，对人们的习惯和思想方式的直接影响完全不像孟德斯鸠和他的学生们所以为的那样巨大”[2]165。这表明普列汉诺夫是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界限的。在《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中，普列汉诺夫指出：“初看之下，认为自然环境影响民族气质，更通过民族气质而影响民族的心智发展史与审美观念发展史，这个想法，似乎简单之至、正确之至。不过拉布里奥拉只要回想一下他本国的历史，就会深信这个想法的错误。”[2]277也就是说，作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拉布里奥拉有关地理环境的论述是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普列汉诺夫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所以他才会批判拉布里奥拉的观点。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像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学者那样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没有像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学者那样陷入地理环境无用论，重要原因就在于普列汉诺夫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贯彻到底，强调“人类社会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变化多端的’”。
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运动有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在论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之后，普列汉诺夫指出：“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不愿意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的话，必须同样还要注意到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2]178普列汉诺夫注意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这使得社会运动具有独立于地理环境影响的特有逻辑。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对唯物史观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和贡献。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一是生产力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
二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可变的量”；
三是地理环境和国际社会环境对各国民族历史具有多样性影响。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的主导作用。他以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阐述了生产力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类历史是一个能动的生活过程。人类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漫长历程中，总会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总有问题需要解决。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都看到了人与周围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论述的地理环境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自然，而是气候、土壤、植被、山川、河流等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外部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过程。”[3]202即是说，物质生产是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中介。在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中介因素实现的。“在迈入历史发展之途的那些社会里面的复杂的内在关系决不是受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这些关系的前提，乃是某些劳动工具的发明，某些动物的驯养，提炼某些金属的能力，等等之类”[1]271。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一个中间环节——生产力，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一是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又以生产工具为主。“因此更准确些，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手段、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完全无疑的，在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属于或至少至今曾是属于劳动工具的……但是从历史哲学的观点上，极端重要地是要指出：从人的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跟着他的生产力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着”[4]677-678。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地系统。在人—地系统中，人代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生产者，地代表生产对象，人—地系统中的中间环节则是生产工具所代表的技术以及生产关系所代表的社会制度。无论是周围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还是物质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改造，都要置于人—地系统的动态平衡与历史演化之中进行考察。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要抓住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等中介环节，分析社会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机制和发展规律。
其次，普列汉诺夫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看作一个“可变的量”，它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可是，因为这样，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种关系都和以前不同。地理环境对于凯撒时代的不列巅人的影响和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大不相同。”[4]766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细化、深化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论述。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相一致的地方在于二者都探究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是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一个构成要素；
二者的差别在于，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以实践的自然观为基础，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一样，将唯物史观称为“科学的社会学”，将实践自然观当作一种方法论原则，进而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普列汉诺夫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作为探测器，历史地、实证地考察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何以是一个“可变的量”，而不是“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普列汉诺夫基于“科学的社会学”，围绕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所阐述的观点，不仅贯彻了唯物史观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原则，而且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必然受周围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生产活动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制约着地理环境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地理环境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5]84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与辩证规律，在他的理论中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最后，在肯定社会运动有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同时，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和国际社会环境对各国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有巨大的影响。“地理环境和国际关系联合起来的影响，说明了我们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中所遇见的那种巨大的差别。”[1]204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通的规律，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国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原始渔猎部落要转变到畜牧业和农业，必须有一定特点的地理环境，如相当的动植物区系。”[2]164普列汉诺夫这段论述意在说明，一方面要注重地理环境条件在形成人类早期生计方式和经济文化类型多样性过程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研究人类历史，既要看到其发展的共同规律，也不能忽视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是普列汉诺夫在继承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规律和不同民族历史特殊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因此，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理论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而且对我们认识当今社会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以及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理论，能够使我们更加全面、正确地把握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普列汉诺夫阐述的人—地系统，其中介环节是生产力所代表的技术和生产关系所代表的社会制度。从这一理论逻辑来看，之所以会出现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原因不仅在于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对自然进行无休止地开发；
还在于环境危机具有制度根源，即在资本的统治下，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盲目追求利润。如果经济发展以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就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合理地进行物质变换”的原则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理想。这启示我们不仅要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渐由直接影响转变成间接影响，但如果自然生态系统因人类的过度开发和无休止的攫取而无法恢复，即使有发展水平较高的生产力，人类社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因此，以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理论为基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前提条件。
其次，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出发点，正是对唯物史观地理环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特别指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事实”[6]107-112。人类生态学的实证研究，确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事实，即“无论人如何与众不同，也只是一种生物”。生态学家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中能量的流动，以及人在食物网中与其它动物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看法，生态系统乃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物(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因素之间，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如气候、水、土、阳光等)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各种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相对平衡关系，进行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变换。人类同其它生命一样，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人类由于适应和改造环境而创造的文化，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因此必然受到生态平衡规律的制约。[7]191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就是要让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普列汉诺夫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社会生态学实证分析方法，在当今依然具有理论穿透力和现实针对性。在全球化时代，地理环境和国际关系造成的民族多样性和特殊性，不应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交往的限制和藩篱。各国家、民族应当通过加深国际交往，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享全球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各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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