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丹
随着远程通讯技术(telecommunication)的发展,人们实现了“足不出户、日理万机”的远程交往。通讯技术的泛在感知、即时连接、强交互和强黏性等特征,促使“在场(being present)”成为研究焦点。Kakihara(2002)说,通信技术对创造和组织有效的流动环境、互动模式起着重要作用,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交互动和移动。①利文斯通(Livingstone，2009)认为,“一切都被中介化”②,媒介进入且塑造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不同于为提供单一信息或刺激而在场的媒介(如无线电、电视、电影和广播等),网络化联结的通讯技术作为存在,参与塑造了人的多样化在场与交往现实。
基于媒介技术塑造现实,不少研究尤其关注技术中介化的在场(mediated presence)。Lee(2004)根据虚拟对象和实际对象之间的二元关系来定义在场,指出“在场”是一种心理状态。即虚拟(准真实或人造)物体以感官或非感官的方式被体验为现实物体。在场感有实体在场、社交在场和自我在场三种类型,人们在视频会议上体验的就是一种准真实的社交在场。③Jin(2011)提出了空间在场,他认为,在赛车游戏的虚拟导航中,生动性和真实感有助于增强用户在空间中的在场感。④由于用户全神贯注于虚拟现实的数码物、社交行为或游戏,其在场体验便由技术决定,且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形成。
一些研究则关注由远程通信技术中介的虚拟移动。阿迪(2002)认为,虚拟移动依赖大量已经固定和难以更改的基础设施网络、管道和密集的技术部件。⑤由于通信技术作为基础设施,已广泛融入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普遍依赖电子邮件、手机和社交平台等来实现虚拟移动,从而体验到远程在场感(telepresence)。这表明,人的移动不完全是肉身运动,还体现为文字、口语、影像和信息等作为身体之延伸的虚拟移动。身体的虚拟移动帮助人们实现远程社会交往,而在场感则由远程通讯技术调节。
就此,不少学者认为,技术中介化的移动让人们同时体验到在场与缺席,远程在场则是一种身体“缺席”(指肉身不在场)的交流。如Gergen(2002)认为,技术是造成缺席之在场(absent presence)的重要因素,人们会被计算机屏幕、电话和手机等中介化环境卷入,从而体现精神“在场”或意识转移,并忽略他人的在场。⑥此外,一些学者力图打破在场/缺席的二元区分。如Zahorik(1998)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和生态心理学,认为环境是确定在场的必要条件,环境既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拟的,在场感与环境中被成功支持的行动紧密相关,因此主体和客体在场的区分并不存在。⑦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2021)认为,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参与到空间边界的定义之中。它们可以穿过坚固的边界,同时要求我们调整关于距离和远近的感受,对连接和分离的体验,以及对在场和缺席的理解。⑧
通过梳理,我们看到,“在场”是远程通讯技术调节下身体对存在于具体地方或虚拟空间的感知。在场既体现通讯技术参与塑造人的虚拟移动,也表明技术中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动态交往关系。然而,这一术语虽然在知觉层面指出人们凭借通讯技术体验到在场感,但对人们的动态行为过程还不够重视,进而也未深入剖析移动中远程通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时空体验。换句话说,在人—技交互下,探讨人行动和知觉的耦合才是关键。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人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肉身“缺席”或身心分离的意识“在场”,毕竟无论身在何处,远程交往者的身体一直都在场。其次,将“在场”与“缺席”视为分离或对立的两极,不仅遮蔽了二者的相互转化,更忽视了在场感是人具身行动和知觉耦合的结果。正是在动态的耦合中,技术环境以某种方式成功支持了人的虚拟移动。最后,疫情期间沟通的独特性在于,人们不得不在居家隔离时更加依赖远程通讯技术,来突破物质性身体与地理时空的限制,展开远程交往。可见,在场理应被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由每一个具体场所中正当的行动者,遵循特定的规则而互动,进而激活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境,构成交往的语境性(潘忠党，2019)。⑨
由此,我们有必要引入“转场”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人们如何通过远程通讯技术切换多重社交场景、与他人共处并拓展交往实践。进而打破人与环境、地方与空间、实在与虚拟、在场与缺席等二元对立,推进对技术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之流动性的研究。
鉴于疫情期间,以视频会议应用“腾讯会议”“ZOOM”“钉钉”等为代表的远程通讯技术使人们的远距离视听与通信常态化,它使远距离社会交往具有了具身化、移动性和虚实交织的显著特征,本文将从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出发,采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场、转场与屏幕及其关系进行界定,然后从技术中介化的视角阐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远程通讯技术如何“在场”,成为人“转场”之前提;二是人们如何通过技术“转场”,达成远程在场的信息沟通与交往互动;三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层面,远程通讯技术如何组织人们的社会交往,影响人们的时空体验。
在本文中,“场”是社交场景(situation/context),既指人们社交行动发生的具体地方,又指人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目的与交往关系创造的虚拟空间,其体现为媒介化社会中实在与虚拟混合的交往情境和语境。由于虚拟交往空间由技术中介化的交往形塑,且决定人们社会交往的早已不是固定场景中面对面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而是互联网中介的“信息获取模式”,由此,“转场”是指人们虽身处“此在(here)”的地方,却通过远程通讯技术移动至“彼处(there)”——屏幕场景中共享的交往空间,与他人展开共时的(concurrent)社会交往。在移动过程中,由于身体要不断应对彼此相连的本地与虚拟交往空间的变动,因此,转场也是远程通讯技术支持下人在虚实交织的社交场景之间的往返、穿梭与停泊。
技术中介化的转场实践不断创新社交场景,打破了人、地方、钟表时间和社交场景的同构关系,使人们的交往与沟通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本地时空结构。在此过程中,屏幕是转场发生的场所,也是体现社会关系和交往实践的场景装置。屏幕通过将地方虚拟化、虚拟空间实在化,不断地生成远程交往的情境,进而使参与者感知到彼此的具身在场,并呈现同步观看、实时聆听与对话的交往语境。
屏幕作为远程交往的场景,具有稳定的物质性,正被广泛应用于支持远距离沟通的人—技交互、多视窗显示与多任务信息处理。由于人们普遍依赖电脑,并随身携带移动智能终端,屏幕便成为与人关系最亲密的媒介。它具身于人的身体,让人在“身体—屏幕”共生体的移动中全神贯注地观看、聆听和对话,进而以“禁锢身体”的方式不间断地接收、显示和沟通信息,并向人发出行动指令。经过长时间的交融与束缚,屏幕便营造出人能轻松卷入的社交场景,人们自然就会将屏幕作为身体的延伸器官,把屏幕场景中的社会交往当作现实。
联网的计算机屏幕也是一扇外在的“窗口”,其兼容鼠标、摄像头和麦克等,“参与到我们的对话之中”,且让我们“通过观看一个平面的、矩形的、离眼睛有一定距离的屏幕,体验到漫游虚拟空间、身体在别处的幻觉”。于是,屏幕作为媒介,显现虚拟交往空间的存在,而这个技术框架化的空间模拟现实,与我们身处的地方相连、共存且混为一体。屏幕虽分离了实在与虚拟、地方与空间,但也将二者连接了起来,让人能动地“存在于一个单一的连续性空间中”,并能在之间自由运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历时性层面也阐释了屏幕对人知觉的影响,他说,经过十到二十年时间大脑的深度内化,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屏幕来生活。屏幕被用于视听和信息接收,也可以截取数据,并能让人参与自我—痕迹的追踪,却浑然不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认为,“身体—屏幕”共生体的实践创造出虚实交织的在世交往现实。当人们转场时,屏幕作为中介,不仅像窗一样连接与分离、显示与隐藏、拓展与限制,它还凭借一种人性化的技术时空结构融通了虚实空间,交织了线性与非线性时间,从而引导人的虚拟移动、交往行为与体验。由于屏幕场景中的时空坐标在根本上定位了流动的身体,以及个体的社会性存在,所以屏幕场景成为远程交往发生的“地方”,其安置人的转场、在场与信息沟通,且必然会要求人将身体行动投入构造有意义的社会交往实践之中。本文将此图示如下:
图1 远程通讯技术中介化的转场时空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在转场实践中,人们的虚拟移动与远程在场感由屏幕时间决定。屏幕时间是一种通过时间轴(timeline)将时间空间化体现的技术装置,它既抽象也具体,整合了时区、日历、钟表和数字时钟,通过标准化的技术参数兼容不同的媒介物,从而保证人与各种数字媒介,以及媒介物之间的行动一致。基于屏幕时间的同步协调,人们才得以克服地理障碍,忽略彼此的时区、地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轻松转场、交往与共在。因此,在虚实交织的生活世界中,屏幕时间有效组织了人们的转场行动。
作为与人交互的外显技术部件,屏幕与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数据库、智能程序和其他各种软硬件相联,并通过普适计算、通用标记语言、数据和电子信号的传输与交换聚集在一起,组成了用于远距离通讯的技术系统。人之转场,显然离不开上述媒介物的存在,及其社会化“在场”。它们彼此中介与联结,与人交互,“构成了此在烦忙的存在,占据了此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从而在中介化的现实中承载人的远程交往。
在技术层面,远程通讯技术是“各种大型的、具有力量放大的能力系统,它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将人和机构联系起来”。其端到端的架构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介点到面的信息传递方式,把人、计算机、移动智能终端与智能程序等物质性要素整合起来,组成了不断变化的信息流动、存储、沟通的技术环境,进而在实践中压缩交往时空,承载且催生各种屏幕社交场景。以腾讯会议为例可知,该技术系统由云服务器群、会议室终端、电脑/手机终端、网关、互联网和数据库等组成。其中,服务器是技术系统的核心,它协调各子系统的兼容,并保持运行的自动化、连贯性和同步性。与会者则必须在电脑或手机上配置摄像头和麦克风来可视化交往信息,进而实现会议中的音视频交换、电子白板、动态PPT、多媒体文件播放、视频录制和流程控制。由此可见,远程通讯技术系统具有即时连接、自动运行和远距离沟通的意向性。它不仅向人提供标准化远程办公、学习和会议的技术环境,营造流动的社交场景,还具有与参与者互动的潜力,因为技术随时准备就绪。
在社会层面,远程通讯技术系统显然无法完全决定自身的用途,也不能自由决定其适用场景,它的应用需要人的接受和使用,并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语境的影响。生存在媒介化社会中,远程通讯技术系统搭建起信息传递的渠道,不仅关系到人的虚拟移动与远程交往等问题,而且由于“在场”决定了特定技术的社会应用,技术系统的“社会化编码”会影响“表达、表征和交流活动的实现”,因而远程通讯技术系统掌握着“界定社会现实和社会互动的条件模式”的权力。它必然对人们的社会交往行动产生深远影响；
而人也不得不将该技术环境作为理解现实的前提来把握。
由于技术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它还会或多或少地迫使运行该系统的机构平台遵从它的技术逻辑。一些数字巨头进而开发出以技术为核心的运营制度,来有组织地管理、协调和控制生产劳动。比如,谷歌采用的就是“数据提取和分析”“用于更好的监控而形成的新合同形式”“个性化和定制化”以及“连续体验”四种计算机中介化的运营方式。可见,物质性存在的技术系统是与社会关系、话语和权力/利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且组成了“资讯—媒体—监控三位一体的技术科层体系(techno-bureaucratic)”。技术系统的“在场”必然会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构筑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交往关系与组织结构,进而向人施加权力/利的影响。
当人们的远程交往普遍经由该技术系统之时,便会形塑特定的技术文化。伊德认为,技术文化呈现人与技术的关系；
而人与技术的关系也总是体现该技术文化。这表明,如今人们接受的不仅仅是无处不在的远程通讯技术系统,同时也接纳了一种新的技术文化逻辑,这会深刻地影响人的日常生活、交往实践与社会心理,同时形成一种无意识依赖的文化氛围。毕竟远程通讯技术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重构了人的沟通方式、交往关系与组织结构,而且“总是在与它嵌入的文化母体的关系中成其所‘是’”。
由此可见,远程通讯技术系统是技术、社会与文化同构的产物,其“在场”必然会以自动化的技术逻辑改变人的社会交往,进而凭借泛在的技术环境形塑人流动的交往实践。在远程办公、学习与会议时,这主要体现为,作为背景在场的Wi-Fi、路由器、基站和网关等虽不被人上手或注目,却通过不间断的强信号让人产生对技术环境的依赖；
屏幕、摄像头和麦克风等媒介物在兼容与交互中让人全神贯注,促成远程在场、同步视听和信息沟通；
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则凭借与人身体的交融,转变人的交往行动并让人获得实在与虚拟混合的知觉体验。简言之,远程通讯技术系统作为实践在场,已成为疫情期间人们社会交往与信息沟通的一个结构性条件。由于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且以自动化逻辑连接起各技术子系统、人与媒介物,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一技术系统就必然会授权人展开动态的转场实践；
而且,当远程通讯技术系统靠资本、平台和人来增值时,它还会产生拓展交往的动能,进而向转场者施加特定的方向、力量和加速度。
通讯技术虽然以自动化且闭合的技术系统组织起人们的远程交往,但由于技术环境人为搭建,屏幕社交场景由身处地方中的个体参与创造,因此,“转场”也是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展开的能动实践。那么,人们的转场实践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本文中,身体是人实践的基础,“转场”是人通过数字媒介展开的具身化(embodying)交往行动。“具身化”一词源自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言之“现象身体(phenomenal body)”,既指人客观存在的物质性身体(实在具身),也包括人体验到的身体(虚拟具身)。现象身体是人作为实践者的行动与体验、物质与精神、实在与虚拟、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虽是含混的,但对于阐释人的远程交往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转场”作为一种技术具身的行动,不仅与物质性身体有关,而且涉及人们通过技术扮演多元社会角色的体验。凭借现象身体,人们就可以在虚实交织的社交场景之间往返、穿梭与停泊,进而体验与探索身体的潜能,并拓展以身体为纽结的社会交往与关系网络。在挖掘自身能动性的同时,转场者还必须承担技术环境施予身体的限制,这是因为,现象身体虽能凭借技术在真身、化身与多重分身之间变化,但技术也模糊了主客体,消解了自我的稳定性。因此,可以说,转场也是身体主体通过技术不断调整、改写和重塑自我的过程。
在转场时,这一动态过程首先体现为“身体—屏幕”共生体的运动。当人们参与远程会议时,通过将屏幕、摄像头、麦克风与本地身体相关与联动,就能具身转场,体验到远程在场感。如果人们通过屏幕感知到适当的身体运动视差,会很容易意识到你、我、他或她的身体移动和共同参与；
而且,良好的通讯信号、带宽与滤镜特效还会增强屏幕交往场景中的虚拟共在感；
同时,由于远程会议平台为参与者的虚拟具身提供了场景化的交谈氛围,规制了屏幕场景中的身体位置、姿态与交往语境,因此转场时人们就能通过屏幕“窗口”停泊身体,在视听和对话中体验虚拟具身的表演、互动和共在。
其次,转场是通过实在具身与虚拟具身的映射与互动来实现的,转场者由此体验到远程在场的真实感。具体而言,虚拟具身及其在场以实在具身为前提,没有实在具身,人们无法展开社会交往；
反之,如果没有虚拟具身,人们的远程面对面就无法进行。同时,技术中介化的实在具身与虚拟具身的行动是交织在一起的,虚拟具身虽然是数字化或想象的,但转场时虚拟具身会延伸实在具身,在超越身体局限的同时,塑造人的社会形象。比如,我们在参与远程学习、会议时通常会输入姓名、职业与手机号码等身份信息,来确认和呈现自身的社会角色、身份与归属。这即是说,转场时虚拟具身是为社会交往且在他人的注视下设定的,人们在屏幕社交场景的互动中塑造出他人眼中的交往形象,从而定义了个人的角色和社会身份；
同时,虚拟具身与实在具身的交互,也让转场者们实现对自身及其交往行动的自我监控,以更好地融入社交关系网络。由此,转场者达成了物质性身体、符号化身体与社会化身体的统一,而通讯技术系统则有效地中介且安置了转场者在虚实交织的社交场景中的远程交往。这无疑表明,身体既是“一种生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库”,也“被赋予了某种结构形塑潜力”。
最后,在远程通讯技术系统的安置下,人们的转场行动已成为社会交往的“惯习(habitus)”。疫情期间这一技术系统已深刻地形塑人的远程交往,这一方面表明人们必须通过与技术环境的频繁交互来认知、接受(潜)规制且习得经验,才可能“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的远程交往普遍受制于技术环境的结构形塑机制。不容忽视的是,人们的转场惯习存在差异,在媒介使用偏好之外,还由社会角色、对工作的认知、组织制度、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决定。如果在一个快节奏的行业中工作(如新闻、物流和快递等),那么,作为一名能动的实践者,就必须对各种通过通讯技术系统安排、传达的工作任务做出快速反应。
上文已论及,人们的“转场”实践在社会层面有赖于远程通讯技术系统的在场、闭合和驱动；
在个体层面,人们通过数字媒介能动地往返、穿梭与停泊,获得具身化移动与远程在场的交往体验。那么,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层面,技术系统究竟如何塑造转场者的时空体验？
(一)身处此在与彼处之间
转场时,远程通讯技术系统会压缩社交距离,为交往者营造出近距离的共享空间和真实的在场感。Rettie(2005)在关于移动电话沟通的研究中早已指出,通讯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新的交流模式,改变了人们对地方和空间的认识。人们在打电话时,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同时进行,却可以通过在电话上生成一个共享的虚拟空间,来承载人们的远程交往。这一空间对应着地方且伴随着对话、沟通存在；
同时,虚拟共享空间没有尺寸,仅仅提供人们对共同在场的想象。
如今,随着技术图像的分辨率提升与传感技术的交互性能增强,这一想象的虚拟共享空间已越来越普遍地被计算机屏幕所取代,屏幕也就中介且成为了人们近距离互动的社交场景。转场时,由于屏幕具身于人体,这便使身体与屏幕融为一体,模糊了实在地方与虚拟空间的边界；
同时,随着身体与屏幕“窗口”的交互,屏幕社交场景中的视听、对话和展演,就合理化了人的虚拟移动、远程在场,以及实在具身与虚拟具身的转换。简言之,身体与屏幕、地方与空间、实在与虚拟边界的模糊,使人们能够轻松转场,在屏幕营造的近距离共享空间中,模拟面对面的交往互动。接下来,本文将以网络视频会议为例,详细阐释在远程交往中技术如何形塑身体的面对面。
在参加视频会议时,人们会在屏幕前端感知到身体瞬间(被)转移至社交场景,这种身在本地(此在或彼处),仿佛又在屏幕上相聚的感觉,主要取决于屏幕显示技术及其后台运行的传感器、智能程序与成像技术。首先,在设计之初屏幕就预设了模拟近距离交谈的功能,其力图还原本地的面对面交往场景,让人能够轻松体验虽“远隔重洋”却仿佛“近在咫尺”的感觉；
其次,一些视频会议开发者还设计各种软硬件来提供更“真实”的面对面在场感。比如,微软的设计工程师就将摄像头放在屏幕下,来弥补摄像头位于屏幕上方出现的交谈者仰视状态,使身处各地的交谈者们视线一致,产生类似眼神接触的交流。在模拟交谈者的相对位置之外,人工智能程序被用以塑造彼此之间的“近体距离(proxemics)”。微软的技术人员就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定位、识别和分割出交谈者的身体图像,将他们与背景分离,以相对合理的社交距离重新显示在各自的屏幕场景中。之外,为了弥补摄像头拍摄时无法避免的二维图像不真实、质量下降等问题,技术人员还使用三维全息视频技术,使处理之后的身体成像更接近肉眼所见。
正如我们在谷歌正在研发的Starline视频会议系统中所看到的,它通过光场显示器、深度传感器、眼睛追踪与实时渲染成像等,在远程视频通话中展现三维社交场景,让人无须佩戴任何VR或AR装置,就能裸眼体验超真实的近距离交谈。这就将身体的虚拟移动、在场位置、近体距离与社交氛围控制在了技术框架之中,从而动态地模拟出近距离交往中的面对面。
(二)即时与实时沟通的协调
技术在拉近转场者的同时,必然伴随时间体验的变化。那么,技术又如何在时间层面形塑人们的远程交往？在本文看来,远程通讯技术不仅压缩时空,还通过屏幕时间规制了人们的信息沟通。
正如前文所言,屏幕时间是一种融合了传统时钟与数字时钟的技术物件,它不仅兼容身处各地的人、媒介物和各子系统的同步行动,还协调了人们的远程交往。这表明,屏幕时间是转场得以实现的核心技术装置,具有组织转场行动的能力。具体而言,这一能力体现为在与人交互中“即时”转译人的身体行动,且同步协调转场者的共在体验；
同时,屏幕时间还通过时间轴赋予人“实时”沟通的能力。由于时间轴嵌入图形用户界面(GUI),在屏幕上以“网格化”和“去线性”的编辑方式供用户自定义填充,这便让人能够轻松上传、展示和管理本地的身体表演,通过可视化的交谈信息、过程和语境,实现与他人的实时互动。
屏幕时间不仅协调人即时与实时的沟通,还凭借时间轴的“无限”延展和信息存储能力,打造出人可以“永远”在场的社交场景,这便拓展了人的共时性社会交往。在本文中,“共时性(concurrency)”是指交往行动在本地“即时”展开,同时人们通过时间轴体验到远程共在,并进行“实时”的交往互动。在实践中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人们跨平台或视窗同时参与不同虚拟空间的互动；
第二,与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同步参与同一虚拟交往空间的社会交往。在此过程中,屏幕时间一方面对人们的转场实践进行精确测量,以显现各个具体的地方、时刻和事件,以及各转场行动之间的时间间隔；
另一方面,屏幕时间也为人提供了更多的交往空间和互动时间,来展演流动的自我与信息沟通过程。而人们则凭借“身体—屏幕”共生体的行动,在时间轴上达成了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容忽视的是,即时与实时沟通的协调,会形塑转场者的社交行为。通常,人们在远程办公、学习和会议时会主动调整虚拟具身的外貌、行为举止和言说,来实时监控自我的呈现；
虚拟具身的行为举止还会直接反馈至本地,影响实在具身的行动。因此,如果说自我监控是现实世界人存在之常态,那么屏幕时间无疑加剧了人对自我持续的反思性监控,同时,也为他者的监控提供了可能。
(三)虚实交织的加速
转场在拓展和形塑人的共时性社交的同时,更突显为历时性的动态身体移动。这体现为,人们通过远程通讯技术体验到自身瞬间移动至屏幕社交场景,与他人一道即时目睹、同步参与和实时互动。
“瞬间”“即时”与“实时”是身体快速移动中的时间体验。如果说疫情期间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技术推动本地身体的虚拟移动,来展开远程交往,那么,嵌入屏幕的数字时钟(包括数字日历、时间管理类App、智能配送的时间管理系统等)无疑就是测量和促发身体移动加速的技术装置。一般而言,速度由技术时间测量(如从A城飞到B城的飞行速度,比乘坐火车快),而转场者身体的加速则是数字时钟测量的结果。首先,数字时钟在设计与开发之初,早已铭刻了关于时间量化与有效管理的现代性意图,其延续传统钟表视时间为金钱、不允许人浪费的现代道德意识,进而监督与调整人的社会生活,来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不仅如此,数字时钟还是智能化的,它被各种应用程序、移动智能媒介与平台机构用以自动采集和统计用户的屏幕使用时间、频次和效率,分析和管理用户的身份和消费数据,最大程度地挖掘数据价值。可以说,转场时身体移动的加速,是数字时钟施加作用力的结果,也是“根据目标导向而有意的加速”。人们崇尚技术理性，相信技术能有效管理时间、控制人劳动效率的信念由来已久,这便激励了人们对数字时钟的想象。管理者与设计者也就会开发出各种以智能化时间管理为目标的技术装置,来有效地组织人们的远程交往实践。
在转场中,身体移动的加速呈现为沟通事务的数量、频率增加,以及交往节奏变快。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体移动、交往频率和节奏由日历、钟表时间和交通工具来组织,但随着疫情期间社会停摆,上述技术装置与协作制度的大部分计时功能就被屏幕时间替代,人们更普遍地在本地电脑或移动智能终端上设置待办事项,标注沟通事务的顺序、起始时刻与时长,让智能化的数字时钟来安排社交活动,这便使人们体验到的时间不同于本地的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和社会时间,任何违背计划安排的行为都会被谴责和惩罚,或使人们产生自责；
而且,随着单位屏幕时间中远程沟通事务变多、节奏加快,人们花费在远程交往中的时间会相异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这体现为:人们虽客观上在更短的时间内转场、交往更多,但主观上却普遍焦虑于自己的时间匮乏。工作中依靠远程通讯技术系统分配时间的劳动者,尤其会感知到智能数字时钟的压迫,进而遭受由社会时空结构改变导致的工作紧张和生存压力。由此可见,智能数字时钟作为资本、平台或机构的代理,实施了“时间政治层面上的监控”,这让一些劳动者体验到自己的时间并不完全由自己作主,从而丧失时间主权。
进一步看,身体移动和交往的加速不仅使我们丧失自由时间,还会增加劳动强度,使工作更辛苦。对于劳动者而言,远程交往时空的增加并不会减轻工作压力,相反,随着虚实交织的加速,人们在面对本地物质性身体局限与各种地方限制的同时,还必须及时应对线上社交场景的工作要求与行为规范。可以说,转场间隙的每一次停顿、喝水、吃饭、上卫生间和休息等短暂行为,都是在为下一个日程与下一刻辛劳作准备。如此,人们便会在频繁的转场中将智能数字时钟的加速逻辑扩展到日常生活,让身体行动配合技术加速。如参加视频会议时,线上争分夺秒、停顿焦虑、分心或自我监控等都会使人产生视频会议疲劳；
外卖骑手在马路上快速奔跑也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以身体的加速运动和算法分配时间赛跑；
年轻人对“996”“007”“社畜”式始终在线工作的焦虑,更体现出身体被智能数字时钟精细管控的困境。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身体与交往的加速则体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连接网络,进行碎片化的信息沟通。这就必然会加剧资本、平台或机构对人的监控、压榨和剥削。
屏幕、时间轴与智能数字时钟在技术环境中人为构成,但它们已深刻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并有效地组织了我们的远程交往。在拓展沟通的过程中,上述数字媒介本应有助于我们突破身体、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获得交往自由,但它们却将时空律令及其道德、行为规范内化于我们的交往实践,进而使工作、家庭与休闲的界限模糊,促逼人的身体加速。这即意味着,远程通讯技术系统虽帮助我们超越了传统的实体领域,但也凭借屏幕时间反制了我们的社会交往实践,进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奴役方式。
在媒介化社会中,泛在的通讯技术系统,正在加速信息沟通并组织远程交往,从而改变人对社会生活的时空知觉。本文聚焦远程通讯技术中介化的转场实践,探讨了疫情期间人们远程交往的具身行动和体验,揭示出:远程通讯技术系统既延伸人的交往空间和共时性社交,又形塑人的时空知觉。远程通讯技术中介化的社交拓展与操控呈现出“技术系统的交往建构”与“交往的技术系统建构”的互构关系。
“技术系统的交往建构”体现了技术系统由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建构。虽然技术对人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人们的媒介选择也存在差异,但整体上,人们只能与技术系统交融,才能习得经验,拓展社会交往。一旦远距离沟通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之惯习,不断往返、穿梭和停泊的实践感就会催生出“内聚力”,引导人们驾轻就熟地突破虚实的边界,将技术系统组织下的社会时空体制烙印于人的生活世界。“交往的技术系统建构”则表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被技术系统形塑,这是社会时空体制内化于人及其交往实践的结果,而转场则是人以技术具身的“惯习”对社会时空体制作出的回应,且明显受制于技术系统为集体表演量身订造的社会时空体制。由此,现实中的人们会体验到由技术环境的闭合与驱动带来的监禁感。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人的行动策略“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
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
基于对上述互构关系和经验现象的剖析,我们不难推测,让人不可抗拒的远程通讯技术系统将会通过空间生产来增强操控时间的能力,进而驱动身体加速成为人之生存常态。由于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利,加速技术已普遍且有效地被开发、应用于监视、劳动纪律和社会治理,于是,资本、平台或机构会进一步通过掌控加速技术来创造出更灵活的远程工作制度。这必然会使人屈服为“速度的囚犯”,让人的自主性“消逝于速度的空虚之中”；
更为严峻的是,权力/利已使身体与屏幕啮合紧密,各种精心设置的力量与监控便随之渗透进身体,为每个身体动作规定方向和加速度。在加速技术的支配和规训下,人俨然成为一种新的客体对象。
这即需要我们对远程通讯技术系统的权力/利政治提高警惕,通过赋予人“断网权”,来重建工作、家庭与休闲的边界,以保护私人生活空间和时间主权,避免技术对人的奴役；
同时,鉴于远程交往无法改变,我们可以尝试超越技术系统寻找新的关系,或对技术系统进行结构性修改,来改善人与技术的融合,抵抗技术系统对人的异化。
注释:
① Masao Kakihara & Carsten Sφrensen.Mobility:AnExtended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3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2002.
② Sonia Livingstone.OntheMediationofEverything:ICAPresidentialAddress2008.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9，no.1,2009.p.1.
③ Kwan Min Lee.Presence,Explicated.Communication Theory,vol.14,no.1,2004.p.27.
④ Seung-A Annie Jin.“IFeelPresent.Therefore,IExperienceFlow”:A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ApproachtoFlowandPresenceinVideoGames.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vol.55,no.1,2011.p.114.
⑤ [英]彼得·阿迪:《移动性》,戴特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7页。
⑥ Kenneth J.Gergen.TheChallengeofAbsentPresence.In James E.Katz,Mark Aakhus.PerpetualContact:MobileCommunication,PrivateTalk,Public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27.
⑦ Pavel Zahorik & Rick L.Jenison.PresenceasBeing-in-the-World.Presence,vol.7,no.1,1998.p.78.
⑧ [澳]斯科特·麦夸尔:《手机、游戏、电子屏……媒介如何建造城市？》,《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9月27日,专栏。
⑨ 郭建斌:《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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