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许正中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历史成就，关键的一招就是释放资本这一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资本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经过40多年的发展，资本要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踵而至，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世界棋局加速洗牌，数字经济赋予资本新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只有精准把握资本的时代特性，才能抓住战略机遇窗口，永立时代潮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对于释放资本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必须全面认识资本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用哲学的思辨目光看待经济学问题，通过对资本认识的深化实现资本为我所用。
资本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而且资本市场也成为把人的意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投融资场所，与此同时，资本逐利性带来的危害也浮现其中。
深刻认识和把握资本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作了深刻剖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待资本的，是基于19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展开的，揭露了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从历史全局观来看，资本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而是人类发展阶段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资本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资本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够创造财富、实现价值增值的客观存在，是能够增值的价值。
资本与生产力发展。资本是“烈马”，时善时恶。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由于人们对资本的属性认识不足，也由于资本的特性和功能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惊雷一般激起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认资本的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
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这给社会主义借鉴资本发展生产提出了启发性的思考：“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资本的强大力量在于它擅于把一切自然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它自发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并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可以说，资本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驾驭资本是社会主义经济腾飞的关键一招。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并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正确深化对资本的认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资本写进报告，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突破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新突破。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在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打破了思想的桎梏，开始了有益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尝试，极大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截至2022年4月，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总数2726家，上市证券总数42480个，上市股票总数4803支，总市值738,998,960亿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基金数量为9669只，基金规模为250,845.56亿元。1978年到2021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114.37万亿元，实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强调，“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互动被称为20世纪的主旋律之一。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不同，各国都会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找到最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中国也是在探索中找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底色，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资本来建设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
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因此无法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页）。资本家作为人格化具有无限追逐利润、扩张的天性，导致了目的驱动型的资本家的先天不足。
资本无序扩张和金融过度膨胀扭曲资源配置。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品。”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部门迅速膨胀，资本异化问题严重。资本应通过合理的配置服务于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需要，但是，资本不管归谁所有，在谁手中，就其本质而言，都要实现其价值的增值，部分产业资本相对独立运营，以资本投资集团、资本运作平台、产业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计划等方式参与到资本无序扩张之中，乱私募、假信托、伪基金等现象较为普遍。各种无序的资本扩张大多具有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特点，在扩展对应市场主体资产规模的同时也将相应的风险转移到了银行体系。一些机构利用资本监管的薄弱点，选择各种方式绕开资本制度的约束。资本的无序扩张将诱发重大风险，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危及金融稳定。
不良资本的泛滥。快速扩张的资本为了聚金敛财不择手段，不良资本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率、获得巨额财富，不良资本充斥着市场，通过强大的资本力量获取暴利。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不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与核心利益，唯利是图；
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目光短浅，只注重经济利益、短期利益，产生了大量的负外部性，破坏了市场的健康良性秩序；
在法律领域表现为不遵守法律，偷税漏税，同时进行监管套利，钻法律空子；
在文化领域表现为金钱化趋势明显，牺牲了人民享有喜闻乐见文艺作品的权利，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污染源。
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数据资本出现新问题。任何形式的资本都具有相同的本质。数据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重要生产资料，并同资本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目前形势下，数字经济的资本积累出现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新特点，数字技术的包裹增强了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隐蔽性，但表面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竭尽所能地占有数据资源并实现价值增值的本质。
资本逐利的本性引致数据资本的扩张，数据资本通过数据要素垄断化实现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数字时代背景下，数据资本竭尽全力占据数据，淡化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属性，获得对数据的控制权，以数字技术作为手段，并通过数字平台连接的数字工人的劳动实现价值增值与资本积累，实现自身经济势力的扩大。
资本具有盲目性，因为它以逐利为唯一的、绝对的目标。数据资本为了占据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价值，产生了诸如过分采集用户数据、侵犯用户隐私、损害消费者福利以及制造信息茧房等问题，使得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数据资源禀赋的差距、数字资本的不均衡，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的倾斜，最后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引发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40多年，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探索创新，不断完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
既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又要激发其生产力和活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资本设“红绿灯”的目的是有序管理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于资本的管理应该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设置负面清单模式，法无禁止即可为，充分调动资本活力、积极性。要在资本高速公路上设置远程监控，包括行为监控、限速监控。对于一些违法行为及时、坚决予以纠正，对于资本的超速运行、无序扩张，也必须叫停。也就是说，在不影响资本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对资本进行必要的调控、管控。数据资本的价值创造特点决定了网络平台企业必须吸收足量的用户，数字经济下的竞争特点决定了数据资本的国际属性。未来，我国要保持数字经济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平台反垄断不在于其价格水平，更在于其垄断行为，一味打压平台企业的规模将会损害本国经济的根基和长远的竞争优势。
激活资本活力应把握自觉底线。把握自觉底线就是掌握底线思维，对于不危害党和国家领导、不损害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资本，不影响国家安全、不损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以及不腐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资本，应该让它们充分释放创造性，充分挖掘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对于资本的危害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并要保持关注、及时感知潜在的风险，让资本不越红线、不触高压线、不碰底线，限制其消极作用，充分引导其往自觉方向发展。数据资本兼具扩张性与发展性，其基于技术实现自身扩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通过提升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进知识传播、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数字资本发展性的一面，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激活其发展潜能。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社会主义对于资本的创造性引入证明，不管是何种社会制度，最后都要落实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社会福祉上来。资本管理更要顺应人性，响应人民对于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市场存在失灵情况，既要利用市场自觉配置资本资源的优势，又要进行必要的政府调控。资本具有盲目性，对于不自觉的地方，要通过国家介入的方式予以管制、干预，在充分激活市场潜力的情况下，配合“看得见的手”，保障资本通道的安全无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资本无国界，风险同样也没有国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主要面临的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这需要我们精准把握国际国内资本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增强全球资本的治理能力，这样才能提高预见性和敏捷度，发现风险早处置、早化解。
利用好我国的经济韧性与国际信任盈余。我国的抗疫成果以及自身强大的抗冲击、抗打击能力赢得了大量的国际信任盈余。我国被视为全球最坚挺的经济体之一。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起因于资本转移，以产业转移为形式，过程中伴随着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的转移。2020年我国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163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外资流入第一大国。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达到1734.8亿美元，以人民币计算首破1万亿元。全球经济中心转向东方的趋势越发明朗。我国应利用好这一历史大变局，大国兴衰、一国国运往往就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之中。
以制度性开放减少资本大鳄的冲击。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直接取决于资本本身”。开放使得我国一步一步走向富裕与强大，因此我国必须坚定开放的大方向不变，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围绕世界经济秩序责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我国要保护好现有的发展成果，并通过继续开放来扩大在世界的话语权。要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国内，把我国打造成新的全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利用全球资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全球资本活动的加剧还会产生大量的全方位治理问题，要将我国打造成一个全球资本治理规则的交点、协调点，通过制度化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模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全球资本治理体系。
互联融通世界资本市场，保持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与逆全球化趋势强化背景之下，我国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提升抗外来冲击能力，强化经济运行的弹性与韧性。价值观贸易愈演愈烈，针对性也逐渐加强，我国与世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了我国经济抗制裁能力。这说明，开放有利于“浇灭”少数西方国家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意图。
我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唇亡齿寒，加强与世界资本的联系给我国的经济安全留下安全底牌。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与世界上广大国家的共同利益，开放能够带来安全。要提升我国资本系统的免疫能力，加强治理全球化的能力，用竞合多赢来完善和创新二战后的世界和平发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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